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书院志编纂绝不是一般的材料集合或事实纪录，而是有着明确目的，即为建立、传承、发扬理学道统而服务的。书院志编纂是历史演进中多种要素交合的产物，涉及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许多重要命题，有待于我们展开更有深度和广度的思考。
一是可以将书院志放置于对道统资源的建构与争夺的话语体系中理解。透过人物序列的形式来看，理学道统实质上是基于特定文化的一种心理认同，具有话语权的力量，在明清以降传统社会文化软实力中长期占据核心地带，反对力量则称被为“异端”。因此，在书院志编纂过程中，刻画其学派代表人物比如朱熹时，便极尽可能地使用各种尊称和赞语，以及各种材料如传记、图像，并辐射其先世、师长、学友、生徒，甚至修改原有史料，总之都旨在塑造朱熹至高至圣的形象、捍卫其在儒学史中的正统地位，说服读者产生心理认同。作为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在建构道统时具有先天优势，国家法典权威是其重要的依托力量，而相关书院志在编纂时就特别强调朱熹被作为官方思想的作用和地位。未能跻身庙堂的王学则转向民间认同寻求资源，其志书时以“聘君”“征君”“隐君”等符号自我标榜，进而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汉学既无意识形态之尊，又无聚众讲学之习，其书院志主要从学理上解构理学道统基于四书学的话语体系，亦可以此与宋学一争雄长。
二是可以将书院志放置于王朝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融合背离中理解。书院志是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中形成的，地域文化波及范围广大，甚至得到朝廷认可，即为“大传统”，局于数地一隅的可称为“小传统”。程朱理学发端于洛学，由地域性学说发展为国家意识形态，其影响及于全国各地域，朱熹藉此成为大传统的标志性符号。朱熹作为大传统符号进入到各地之后，又与地方性人物结合，建构起某书院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结合的复合性学脉。其尤为典型者，比如岳麓书院修志以朱熹以及湖湘文化圈的代表人物张栻建构其学脉的重心，诗山书院则以福建区域文化代表欧阳詹匹配朱熹。大传统、小传统背离的情形，一种是因不同学术形态对抗而产生的实际背离，比如王学在明清时代巨变之际落潮而去，散为地方小传统，姚江书院在清初程朱理学复兴的汪洋大海中以讲学修志为王学摇旗呐喊即是如此；另一种情形是形式上背离，以《嵩阳书院志》为例，区域性学者耿介、窦克勤、李来章、冉觐祖等超越程朱构成了志书的主体，表明清初中州诸子传承地方文化的热望。
三是可以将书院志放置于儒学变迁以及学术升降的时代语境之中理解。儒学在明清五六百年变迁过程中形成过不同的形态，其中，程朱理学凭借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长期占据主导，而王学、汉学又相继起而与之争衡。现存不少书院志修成于明清鼎革的战火之后，时值程朱理学复兴，王学被批判，时代语境由“虚”转“实”，王学在书院志的历史叙事中悄然隐退。为了批判王学，重振朱学，相关书院志在编纂过程中或以明确语言反复申明朱熹的正统地位，或以暗示手法悄悄为朱学一派增添光环，这些都无不传递出特殊时代学术转变的讯息。事实上，很多书院志修纂正是基于书院本身讲学的变化，如徽州还古、紫阳书院志之修纂即是程朱理学取代王学之后。乾嘉以降，汉学倾倒王公士庶，应运而生的新式书院志修纂则完全破除了理学以人物为中心的撰述体例。然而道光以后政局动荡，程朱理学再次复兴，相关书院志之重刊、补刊或修志不绝如缕，即是时代语境变化的回响。(www.xing528.com)
四是可以将书院志放置于考察文本背后意图与实践的文化视野中理解。中国史学自《春秋》而始就主张笔削、褒贬，学人藉此“笔法”实践其“成一家之言”的文化理想。书院志编纂也说明，中国固有的史学传统具有普遍意义，它永是与作为编纂者的儒家士人所追求的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为一体而具有生命活力的。因此，编纂本身实为一种基于信仰的创作，倾注了编纂者的巨大精力，也展示了其卓越才华。从基本思路来看，书院志编纂以序、跋申明总旨，以内容简择、材料编排确立主体框架，又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符号并加以文本诠释进行细节渗透。尽管编纂者刻意或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意图，但其动机和心态仍然可以窥而得之，如尊朱之院志称朱熹为“夫子”“文公”“徽国公”背后的得意或自豪，而《姚江书院志略》的编纂者以“聘君”“征君”“隐君”冠其王学诸子时流露出的倔强和抗争。作为编纂者的士人群体，无论朱陆、汉宋，将自身的信念和理想包括对儒学知识体系的诠释等都有意投射到这一文化实践中。因此，可以如此认为，书院志不仅是一种记录已往事迹的史书，更是一部彰显编纂者文化信仰的历史哲学。从理学道统建构的角度来看，书院志编纂可以作为“书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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