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献研究：书院志表与理学道统

书院志作为志书，一般都是运用既有材料，议论性文字很少，编纂者自己也表示“只述旧而已，不敢一语臆造，以诬先贤，盖仿班袭于马之例也”^[56]。因此，对于文字、图像等符号的运用往往暗示编者的意见倾向和文本诠释的路径，这成为建构理学道统的表意方式。

（一）文字符号与理学道统

具体来看，书院志文字符号以“称谓”最为突出。古人特别重视称谓，这既是传统社会礼文化的体现，也寄托着儒学“正名”的价值指向。书院志涉及人物众多，称呼如何，即暗含褒贬在其中。严珏《东林书院志·凡例》即讲：

《先贤传》原志俱称“先生”。然如龟山先生传中，备载事实，则不得不旁及于二程诸先生之姓名，而在龟山反独称先生，似非师前弟名之义矣。^[57]

作为二程的门徒，杨时称“先生”，二程称名，于礼确有不妥。于是该志将原《先贤传》正文中称“先生”者皆改称名，如“龟山先生”改为“杨时”，其他如罗从彦、胡珵、喻樗等人传记皆同此义例。又，毛修《白鹿书院志》卷十六录五言古诗，特尊朱熹称“朱子”，他人如王阳明即称其名“王守仁”。另有赵宁《岳麓志》所载朱熹诗称名，而同治六年（1867）最终完成的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收录朱熹诗则皆称“朱子”，若司马光、张栻、施润章、旷敏本、罗典、毕沅、吴荣光等则仍皆称名，这与丁善庆作为程朱理学信徒的文化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姚江书院志略》独重王学一脉，其“祀典”部分称王阳明为“王子”，徐爱、钱德洪、管州等人亦各以“徐子”“钱子”“管子”等称，杨珂、邹大绩、赵锦及其以下皆称“先生”，再次则称“公”，亦皆为褒崇。

为了突出对前贤的尊敬，编纂者还往往将原有史料中姓名改以敬称、谥号、封号之类，如书院志使用广泛的《宋史·朱熹传》即是如此。以施璜《还古书院志》为例，其所用《宋史·朱熹传》乃熊赐履《学统》修改本，熊本凡朱熹皆改“先生”，《还古书院志》虽号称悉照熊氏原本，实却将“先生”又悉改为“夫子”；《诗山书院志》则改朱熹名为“朱子”，将其父朱松改称其谥号“献靖公”。

标题中称谓的措辞往往也采取以上这种思路和方式。如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五标题为《至圣先师孔夫子》，卷六标题为《徽国文公朱夫子》，封号、谥号都有表尊重之意，卷七、卷八诸子之传标题皆称“某先生”，亦有褒义，其《凡例》也明确指出这种安排是“用表尊崇之意”^[58]。《姚江书院志略》之《史传》部分标题皆不称名，而作《沈聘君传》（录有沈国模）、《管征君传》（录有管宗圣）、《史隐君文学兄弟传》（录有史孝咸、史孝复）、《王征士传》（录有王朝式）、《韩布衣传》（录有韩孔当）等。与程朱理学攀援政治不同，“聘君”“征君”“隐君”“征士”“布衣”等名号鲜明地表现出王学志在民间传道的理想。

（二）图像符号与理学道统

图像是一种特殊符号，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征。由于与主体文字区别较大，具有视觉冲击，图像基本都要与附录文字一体表意，附录文字可将图像的背景尤其是其重要意义更直接地揭示出来。史志修纂用图是既有传统，故《问津书院志》编者就讲“古者称志为图经，图、书并举，本撰著家正体”^[59]。从现有书院志来看，图像符号分为人物、书院、形胜等数种。

人物像既有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朱熹，还有地方性的学人如张载、欧阳詹等，旨在从音容笑貌去展现圣贤的气象，皆辅以像赞、题跋。赵宁《长沙府岳麓志》有《大禹像》《朱文公像》《张南轩像》，并都题有编纂者赵宁的题跋，落款为“山阴后学赵宁敬识”。《诗山书院志》有《朱子遗像》《朱子后像》《欧阳先生像》，只录三副，认为是“所以重其主而舍其客也”^[60]，亦即突出朱熹、欧阳詹。其中，《朱子遗像》是朱子六十一岁时的对镜写真，并附有朱熹自题铭语；《朱子后像》则身着朝服、头戴冕旒，是康熙朝朱熹升配十哲之次所塑祀于孔庙正殿之像。前像、后像对比，展示出朱熹在儒家道统中具有的学术、政治双重意义。《朱子像赞》集有陈亮（宋）、赵汝腾（宋）、林兴祖（元）、吴澄（元）、邱浚（明）、杨四知（明）、李光地（清）等七人的赞辞，如“全体大用之学、继往开来之儒”“道衍濂洛、统承洙泗”之类。^[61]诸赞作者时间纵跨宋、元、明、清五六百年之久，暗示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朱熹是道统话语体系中最具势力者的事实。欧阳詹是福建第一位进士，通过像赞也被赋予“一身倡道”“理学津梁”的“重任”。(www.xing528.com)

书院图、形胜图也是图文一体的，主要为了再现道统传衍和道统人物活动的场域。如《嵩阳书院志》即录有《嵩山总图》八幅、《嵩阳书院图》一幅，并有编纂者山长耿介的《图说》，其文为：

考《白鹿书院志》，中辟礼圣殿祀先圣，旁建宗儒祠祀先贤，重道统也。今嵩阳书院亦仿此制，别为三贤祠，祀二程、朱子……览斯图者，其知渊源之所自已。^[62]

所谓“渊源所自”即是指程朱理学脉络的传衍。《嵩阳书院志》还将山川形胜与理学的“天地万物一体”观联系起来，说“托兴自远，即一丘一壑、一动一静，居然有山水仁智之乐，则假象见意，其亦不可缺者”^[63]。很多书院如朱阳、岳麓、还古等纂志者都有类似的观念。

（三）文本诠释与理学道统

尽管志书体例限制了编纂者对文本的过多诠释，但是编纂者仍然设法寻求可以将自己的见解渗透到既有文本中的方式。第一种是“题解”“按语”，或申明主旨，或添加史料，或进一步深化主题，“协助”读者依编者的思路去理解文本。题解一般位于卷首，先声夺人，指意明确，意在从整体上“给定”读者对该卷文本的特定理解。以《还古书院志》为例，其卷四题解开首为“建院必先所尊祀孔子，配朱子，尊道统也”^[64]，卷六传题解开首为“继孔子者唯我朱子，尼山之后一圣人也”^[65]。按语一般在文中或文末，常以既有材料为之，既可对具体语句进行引导性解释，也可总结全文，不惜篇幅。比如该志在朱熹传之后附以熊赐履的评论，小字共43行之多，内容主旨就是“尊朱辟王”。又如卷五《孔子传》题解之后复加按语提及朱熹并讲“孔子上集列圣大成、朱子集诸儒大成”^[66]，极力令这一道统符号反复出现。

第二种是在既有史料中直接插入句子，与原文连贯为一体，有时字数较多，有如“隐形”按语，代表着编纂者对既有文本的附加诠释，另外还包括对个别语句进行删汰，以突出关键部分。再以《宋史·朱熹传》开首部分为例，对比戴凤仪《诗山书院志》进行分析，探看编纂者的改动和诠释。

表四 《宋史·朱熹传》与《诗山书院志·朱子列传》比较（开首部分）

由上表可见，虽然编者说“朱子已见于《宋史·道学传》”^[67]，言下之意其材料似乎是照搬《宋史》，但事实上改动不少。具体来看，首先，植入了朱熹曾祖父、祖父的史料，突显出儒家的宗法关系；再者，加入了朱熹生年，将其看作一件要事，而关于朱熹出生，该志还描绘了一个“山火”“紫气”的极神秘、玄幻的背景，旨在说明朱熹上应天命，道统传衍自有上天主宰。朱熹自己也曾指出宋儒开启道统是天命所归，是“五星聚奎”的结果。^[68]事实上，理学道统一再寻求“天人合一”的理论支撑，《诗山书院志》对朱熹的神秘化正是这一逻辑的发展。细节改动也颇值得玩味，如将朱熹“幼颖悟”前加“庄重”一词，仿佛这样才有“道学模样”。总之，都是为了给朱熹之类的道统人物增加光环，以吸引、说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