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以序为多）是一部书院志的“总纲”，编纂者的核心理念、主要意图都可以在其中纵情发挥，因此序、跋可以提纲挈领，为整部书院志确立“中心思想”。因此，书院志往往不吝篇幅地大量收录序、跋。序、跋作者有书院山长、学者及襄建书院的官僚等。书院志序、跋集中表达了这一文化群体传承理学道统的用意和心声。
（一）绍述往圣前贤，建立学脉谱系
对于为什么要编纂书院志，常有各种质疑，编纂者在志序、跋中往往从理学道统角度对此进行回答。比如，有人即曾质疑岳麓书院修志，认为省、府诸志对本地材料搜索已是“罔有或遗”，书院志似无再修之必要。偏沅巡抚丁思孔作序指出：
《通志》合一省之郡邑，故多而不及备；《府志》列十二州县之名物，亦略而不获详……岳麓之重系于书院，皆诸儒明道继统之地。[29]
也有人质疑嵩阳书院修志，学者郭文华作序指出嵩阳书院乃二程过化之地，修志则可“表曩哲之踪，崇正距邪”[30]。总之，序、跋通过反复申明书院与理学道统之间的关系，以突显书院志编纂的意义。
理学道统就形式而言是由一系列人物谱系构成的，具体则以孟子为分界，孟子以前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人，宋代以降又接续以程朱、陆王为大宗的诸学术流派，不同学派均以书院为中心发展出自身的学脉，确立自身的道统传承。如岳麓书院尊崇程朱学统，其志序就每每追述朱熹等人聚徒讲学之事。这种模式的追述被普遍运用于书院志序之中，其用意不在于进行历史叙事，而是以强调书院讲学的关键人物，支撑其学脉传承和道统传递的建构。并且，作序人往往在整篇志序的转承处如此追述，彰显这一道统谱系的合法性以及与书院历史的合一性。毛德琦、周兆兰《白鹿书院志》（宣统二年补刊本）序言中大量的述朱、赞朱之辞，更是典型。谨据原文本略举如表一。
表一 毛德琦、周兆兰《白鹿书院志》序文述朱、赞朱之辞一览表
序文有十四篇均提及朱熹，或述其建书院之活动，或赞其学术乃正统之传。其实，王学与白鹿洞书院关系匪浅。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特意从赣南寄去《大学古本》《中庸古本》，次年又集门人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之后心学渐渐在白鹿洞占据了优势地位。[31]阳明高足邹守益还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讲学其中。而诸序文几乎都在忽略王学一脉与白鹿洞书院的关系，自是有意为之。王学一派则在序、跋中关照自身的学术谱系，学者沈国模在给《姚江书院志略》作序时即大赞王阳明、刘宗周“绝学”“微言”，认为王阳明如“一灯炳然千古，岂特斯世斯民之幸，亦前此诸圣诸儒之幸也”[32]。姚江书院志序的追述与岳麓、白鹿洞一样，均是对其既有讲学传统的“写实”，也是以此传统确立道统的体现。
还有一种近乎“虚构”的叙事，即虽无实际历史事实可述，却依假借或“攀附”与道统相关的要素去组织材料，进行志书编纂。以四川潜溪书院为例，该书院虽然是为纪念明儒宋濂（号潜溪）而建，但是事实上宋濂并未到该书院讲学，而是被流放四川茂州，中途病死于夔州，最后迁葬于成都附近的华阳县。职是之故，清人在华阳县静居寺建潜溪祠，奉祀宋濂，后建为潜溪书院。学者龚巽序其书院志说：
或有问于予曰：潜溪书院曷为乎志也？事皆已事也，文皆古文也，曷为乎志也？余曰：霞堂先生盖不得已也。曷为乎不得已也？有所见，无所托。述古者，思复古也。[33]
“有所见”，即指清代潜溪书院之讲学，是现实中的活动；“无所托”，是无以作为终极关怀的理学道统渊源可以追溯。因此，潜溪书院志在编纂过程中就将这种寄托放到宋濂身上，以之为媒介，将自身纳入到儒学道统谱系之中，从而在儒学话语体系中获取独特的地位。正如邵廷采在谈到刻《姚江书院志略》的端由时认为该志“采入姚江”，“蒐之同人”，“以起文成之绝脉，并阐蕺山之微言”，因这种道统谱系决定了此书“非一邑之书，而天下之书；抑非一时之书，千百世之书”的独特地位。[34]又有湖南宁乡玉潭书院，数次修志过程中，某些志序就备述其与岳麓书院的关系，盛赞张栻，或延及朱熹。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刘绍濂首修书院志时（时名玉山书院），山长周增瑞的序就讲“考麓山书院，肇自炎宋郡守朱公，沿及晦翁、南轩两夫子讲学之后，遂毁于烽火，历三百余年，至明成弘间始修复其旧。今吾宁之书院亦久废方兴”[35]。这种对比体现了时人纂修书院志时“攀附”道统，以张声望的用意。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时山长周在炽序、嘉庆五年（1800）再修时知县朱偓序，仍然援引岳麓朱、张讲学之事，借以自重。事实上，玉潭书院长期以汉学研求为重，而宁乡与张栻的关系也仅仅在于宁乡是张栻卒后所葬之地而已。(www.xing528.com)
（二）阐述今人讲学，突显道统传承
在建构书院与前代学术传统关系的同时，书院志序、跋也着力以理学道统的关怀统摄当时讲学活动的记载，强调今人讲学对道统的传承，以达成纳讲学入道统的目的。于是书院志中呈现出来的理学道统便不再是玄妙、缥缈，不可捉摸的“事”与“理”，而是切近身心、可触可及的学者和讲学。
纵观诸书院志序、跋阐述今人讲学对道统之传承，主要方式有二：
其一，通过称颂山长（或讲学者）的学术取向，以表示对前代理学道统的继承。比如，明万历间常熟知县耿橘重建虞山书院，先请顾宪成主教，尔后身自任之，立讲会、定会约，讲学盛极一时，然而由于朝廷毁书院、诬东林，时人对讲学已颇有诟病，是故孙慎行在志序中不仅大赞耿橘“锐意道术”，更为其讲学而“正名”[36]。最为典型的是，清初以嵩阳、朱阳、紫云、南阳等书院为阵地，中州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洛学复兴运动，耿介、李来章、窦克勤等著名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书院志编纂也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志序、跋多有赞其山长者。谨据嵩阳、朱阳、紫云、南阳等书院诸志序、跋制表二如下，以见其概。
表二 清初中州地区书院志山长赞述举要表
如上可见，书院志序每每不厌其烦地出现此类对山长的近乎夸张的赞述之辞，实均意在暗示绵延不绝的理学道统已然通过这些学人的讲学活动落实在书院中。
其二，将传承道统的厚望寄托于书院生徒，将书院志作为指示学生传承道统的津梁。比如明人李应升序《白鹿洞书院志》时说：
试涵咏斯编，反观自得，有正襟危膝卓然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觞浩歌旷然坐我于春风者乎？有冥心寂照悠然对我于屋漏者乎？……则斯编也，岂非学道之津梁哉？[37]
及康熙十二年（1673）清人廖文英补刊，也称书院志为“育材养贤之籍”；而毛德琦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再次增修时，仍将书院志作为生徒登堂入室、学有所成的“津梁”。清人丁思孔对岳麓书院修志也作了相类似的期许，在其看来，诸生按此志以寻，即可“得先儒精神志气之所在”[38]。虞山、东林等书院还在志序中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为学方法，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编志者对生徒承继道统的希冀。因此，书院志为书院收藏是自然之事，如毛修《白鹿书院志》卷九《藏书》载有“新修《白鹿书院志》一部五本”，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也记载书院公置有《岳麓志》（八卷）、《续志》（四卷）共八本四函，又有《补编》一卷共四部，《共学书院志》卷上《典籍》则载其时习堂藏《共学书院志》板刻。就一般情况而言，载入书院志藏书者必是已刊出之书，书院志载入时就逻辑而言事实上未曾刻毕，如此安排自是特殊重视使然。总之，在编纂者看来，书院志系统地梳理了作为价值导向的理学道统以及书院学脉包括为学方法等，为生徒与先贤的精神沟通提供了一个超越的意义世界，生徒寻此以往，即可优入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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