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对阳明心学流弊的深刻反思带动了程朱学说的发展。倡导较为质朴的朱子学、反对虚妄空疏的阳明学已然成为一时风气。在此背景下，钱德洪、王畿所作瀛山书院记文因明显的尊王贬朱取向而被书院志、地方志编纂者有意忽略、删改甚至批判。以王畿为例，他不仅亲赴瀛山主持讲会、倡导阳明学说，更有数篇与书院密切相关的文献，四、五、六刻瀛山书院志却仅收录《梦征篇》与《观方塘用晦翁韵》。王畿批判朱熹，试图以阳明学取代朱子学的《瀛山书院记》，因与书院尊朱旨趣背离而被有意忽略。民国《遂安县志》则收录了康熙年间方迈所作《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民国初年陆登鳌所作《瀛山书院记辩》两篇专门讨伐钱德洪、王畿之辩文。两篇文章主旨相同，前者在言辞上更为激烈，且属于清前期朱王学术转换阶段，故下文选取方氏记文再做解读。
《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作者方迈为福建侯官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曾任萧山、兰溪知县。[18]方氏博极群书，长于经史之学，曾与毛奇龄往复问难于经，史称“善破析疑，滞于奇龄亦多纠正”[19]。方迈致仕后以著述自任，有《四书讲义》《春秋补传》《古今通韵辑要》等经史著作。记文开头，方氏即直接表明其主旨在于揭露钱、王所作瀛山书院记以微言阳尊紫阳，阴奉阳明之行径。“瀛山书院为紫阳讲学之所，而作记之者王龙溪、钱绪山则皆阳明之徒与紫阳为敌者也。故其记中之语，阳尊紫阳，而实阴奉阳明，所谓微其词以见意者，毫厘千里之辨，安可习之而不察乎。”[20]由此可见方氏所持辟王崇朱的坚定态度。
针对王畿所构建的心学学统，方迈通过对宋以来儒学学脉的梳理，直接将陆王心学排除在外。“诸儒正传孰非以德性为事，而世独外象山、阳明以为异学”。方氏认为象山之学传自孟子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可互补印证，两者之差异主要在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先后次序及彼此轻重上。方迈认可陆九渊之学，目的在于解决多数儒者“不知象山之学非阳明比也”的问题，为集中批判阳明学做铺垫。“阳明少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苦紫阳格物穷理之事为烦难，乃究心于佛老之学，炼习伏藏得其见性抱一之旨，自谓有悟。”[21]宋明时期理学家大多对佛老之学有所汲取，但方氏指责阳明学来源于佛老之说，将其判为异端的倾向已十分明显。为进一步论证其说，方氏认定阳明良知学说是对孟子、颜回之学的片面截取与曲解：
于儒书中取孟子中良知一言合之大学致知之解自立一说。非孔非孟，援儒入墨而其立论，则偏与程朱相反。程子以为孟子才高难学，学者须是学颜子有准的，而阳明则以为颜子之学不传，惟孟子犹为可循。顾于颜子之学，凡所为博文约礼，克复四勿，择中得善，诸切实工夫，皆置不讲，而独举其不迁怒，不二过，以为颜子之学。[22]
从源头上将阳明学排除于圣贤之学后，记文以朱熹、王阳明在理学核心话题上的对立，驳斥王畿、钱德洪肯定朱子晚年存在的悔悟之说。方迈对阳明及其心学思想的批判在某些层面已超出学理范畴，含有明显的诋毁与歪曲。他认为陆九渊在为学上存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但对阳明的指斥则上升为“以为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皆不必学”。除学术上认定阳明与朱子截然对立，与陆九渊分属不同门户外，方氏还指责其蛊惑蒙骗士人。“是阳明不特与紫阳为冰炭，亦且与象山分门户，盖其才似商韩，其学兼释老，是以当时日为功名之士，即不觉欣然喜之者，诚有以深中其隐也。”[23](www.xing528.com)
方迈从儒者流于狂禅的角度对以王畿为代表的左派王学予以清算。记文谈到宋明诸儒倡言心性者虽对禅学多有借鉴，但对其弊更有清醒认知。王畿、李贽等阳明后学将良知作佛性看，其学不仅流于玄虚，甚者一路狂禅之行径，方氏视其为对儒家名教的叛离，予以猛烈抨击。“然阳明犹善为修饰，至其徒龙溪则登堂说法，满口禅元，至卓吾则公然披剃髡首，儒服名教灭尽，李斯之凶焰，谓为荀卿教之，岂诬也哉。”[24]
客观而论，方迈《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对王守仁、王畿之批判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部分评论已然失允。方氏似乎也意识到其评说难以服众，遂在文末承认当下儒者对朱、王学说多存在门户之争。“今之护紫阳者或欲推之于颜曾之上，而相阳明者亦欲引之于孔孟之徒，各阿所好，聚讼不休，然而皆非其正也。”方迈所生活的康熙年间，朝廷已将程朱学说确立为王朝统治思想，对朱子在儒家学统中的地位予以不断拔高。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升朱子位居十哲之后。康熙帝在为《朱子全书》撰写的序文中褒扬其“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25]方迈主张以朝廷对朱、王二人之评判为定论。“夫治法即道法，经正民兴，其权自上皇朝，考德论功，无偏无陂。崇祀庙廷，升紫阳于十哲之后，纂修国史列阳明千勋爵之班，可以息百家之横议，定子秋之邪止矣。”[26]以朱子为孔孟正传，将阳明划归事功勋臣，是方迈撰写此记文的主要意图。
明清时期瀛山书院在学术上经历了一个由朱趋王再辟王崇朱的往返历程，每次转向背后均透漏出书院士人在学术嬗变大背景下趋利避害的抉择。隆庆年间（1567—1572），阳明心学正风靡全国，身为阳明后学的遂安县令周恪有意建复瀛山书院以传播王学。周氏意愿在方应时家族积极响应下很快付诸实践，并产生了延请王畿、钱德洪为书院撰写记文，主导讲会之举。钱、王记文透漏出二人欲以阳明学取代朱子学，占领瀛山书院这一学术阵地的豪迈意图。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禁毁阳明讲学书院，瀛山书院在方应时努力下以朱子过化之地方免于毁坏，开启了书院由王返朱的趋向。明末清初王学流弊日深，尊朱辟王渐成学术大潮，在此背景下瀛山书院在院志编纂中有意删抹王学痕迹，与之相应地方志编纂者也对钱、王记文加以删改与批判，遂安再次以朱子过化讲学之地相标榜。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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