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或许会被很多人看作包豪斯历史上的伤疤，按照格罗皮乌斯和密斯的看法，这是“完美图景中的一个污点”。正如很多人以类似的方式去看待苏联之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无论怎样，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人们是如何尽其最大的可能去探测、去捕捉那个新与旧相互转换的历史瞬间。正是在诸多的可能性中，不同的人对何所谓新、何所谓旧，有着相当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在现实中对这类问题的探测既义无反顾，亦一意孤行，不惜以注定失败的宿命告终，甚至走向了原本所期望的反面。迈耶的部分经历或许是一种悲观的预兆：只有在总体的社会革命之后，建筑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奠定其对未来的作用。如果对于格罗皮乌斯而言，从1919到1928年是他的“包豪斯九年”，那么对于迈耶而言，他的“包豪斯”从1928开始，直到1936年，他离开苏联之时才真的关闭了。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悲情色彩的建筑师，迈耶更为积极的另一面一直持续到了他去往墨西哥之后。在那里，他对自己此前的理念做了一次总结：“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武器，当然，历史性地看，它一直掌握在人类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手中”。或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已经不再只是新旧之辩，更是现实中的“武器”之争，想要夺取权力，就必须掌握建筑这一武器。由此，当我们再次回溯迈耶不同阶段对建筑的认知时，还是能透过表面上的不稳定看到其中的持续之所在：承认建筑与政治这一前提关系，让建造成为建筑的政治本身。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他希望克服“新建造”的偏差和现代主义运动的贬值，让客观的知识不断扩大，以便带来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变[1]。在当下的时代，尤其是政府权能与民主程度的地理分布极度不均衡的状况下，建造成为没有计划的项目，组织与合作也早已不是建筑学的专门议题，消费引导的信息网络资本主义和金融经济的全球流动成为当代的技术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如何获得新的总体冲力，以及这一冲力的基础从何而来，迈耶再也无法给我们以任何具体的回应。但是，我们仍可以从迈耶随着时代噩运降临而不断变化的主张及其个体的生命力中看到他勉力维系的原则。
当迈耶欣喜雀跃地来到苏联的时候[2]，苏联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中期，整个国家已经成为巨大的工地，政府召集了成千上万名外国专家，来帮助其工业化的建设。因此，迈耶赴苏之举，不需要被归结为某种具有过度象征意义的独特行为，尽管他所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社会形式的示好、期许与憧憬，以及实际工作中的热情，相较于另一些知名的欧洲专家，的确更为强烈。
迈耶除了向苏联的同行们宣讲自己在包豪斯时的工作，组织包豪斯的展出，甚至还感慨道，自己为什么没有从1917年就在这里生活，言辞中饱含着由此前所遭受的挫败所强化的激情与热望：“我请求我们的俄罗斯同志，不要把我的团队和我自己看作那种没有情感的专家，那种要求各种特权的专家，我们是同志般的同行，我们将用所有的知识、力量、经验，我们已有的关于建造的技艺，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献礼。”[3]
的确如此，迈耶刚到苏联时的工作与他在包豪斯的状态并没有什么两样[4]。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更重要的是，比起不得不接手并做出改制的包豪斯教学体系而言，这里的环境似乎完全符合迈耶此前一直倡导的建筑的科学化，甚至还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步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正在重构创造新建筑的方法[5]。迈耶从中看到了更为坚实的希望。
从苏联建国之初解决眼前十分严重的住房紧缺问题，到之后以各种手段和政策鼓励建造，都还无法形成专业理性化的建造体系。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下达之后，终于有了更为精准的定位，建筑生产的计划成为附属于农业集体化与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摆在建筑师面前的任务是相当惊人的：五年计划设想建成一百多座新城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着眼于内部发展与外部斗争同时兼备的统合目标，在理论政治与现实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理论上的国家发展战略具体到社会理念的实践中，问题立刻复杂起来：一方面，执政者希望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够针对具体的项目表达各自的意见，但前提是必须服从于这一总体目标；而另一方面，由于财政短缺，管理者又不得不动员全民都参与到住房的建设中来。因此，在这样一个由多民族联合起来的苏维埃新政权中，想要完成如此规模的共建，就不能过多地与原有的制度相抵触，尤其是必须坚持对民族传统的尊重。这种互为掣肘的复杂情形也预示了1932年前后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乃至即将兴起的威权民粹主义。
但是，在大多数从1928年开始陆续去往苏联的西方建筑师眼中，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番全新的景象。根据统计，1933年到1936年期间，总共有约800至1000名外国建筑师在苏联工作，大多归苏联建筑师工会管辖，其中几乎有一半来自德国。德国建筑师之所以如此众多，并不能单用通常的经济与政治的因素加以解释。在经济方面，1929年在美国爆发的大萧条确实在第二年就影响到了德国。1932年左右，德国的失业人数创下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最高，600万人，几乎接近劳动力人口的半数，45%。相应的是，魏玛共和国此前最为主要的成就之一——社会住房项目已停滞不前。但是同样陷入经济危机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建筑师，并没有选择去苏联，美国仍是当时的首选。在政治方面，尽管德国的右翼势力正在快速占据主导地位，但此时离纳粹上台尚有时日，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建筑师就已经陆续移居苏联，其中很少有犹太人，年轻的犹太建筑师大多会选择巴勒斯坦。
因此，在宏观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之外，真正让德国建筑师更愿意前往苏联的原因，恐怕还是来自信念上的认同感。在德国称之为“新建造”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信念，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看作现代建筑的基础，将民众看作建筑师服务的主要对象。图76在这一点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德国的社会住房在总的政策上是相近的——历史地看，这也包含着组织的社会主义与组织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共通性。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在这一信念的内在冲动中合流了。
图76|德国柏林胡夫爱森住宅区［Hufeisen Siedlung］鸟瞰 布鲁诺·陶特，1925
尽管在迈耶看来，仍维持在民主与市场化制度的西方国家到了那个历史阶段，已经没有能力为有志于新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一个更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但是，对于大多数刚到苏联的西方建筑师而言，此时的苏联是一个更适合将无法马上在西方实现的既定理念进一步推进的地方。只不过他们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以为自己踏上了一个官方都大力支持现代建筑的国度。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现代建筑理论甚至还追随过苏联建筑师的专业意见。我们可以从1928年6月在瑞士拉萨拉兹［La Sarraz］堡举行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成立大会上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迈耶也参与起草并签署的正式宣言为现代建筑的总体原则奠定了基础[6]。此外现代运动中的许多建筑师也在不同的场合公开地对苏联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表达了巨大的热情。如果再往前推至20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俄罗斯建筑师在捍卫“新建造”的想法时，甚至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为彻底。柯布西耶就曾对此有积极的回应，他认为西方的建筑师能做的只是整形手术，想方设法用过去的学科知识去恢复前世的荣光[7]。反观苏联的革命潮流，现代运动与民众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成为客观的事实。换言之，苏联的建设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一下子就抛出了答案本身。对此，建筑师们不仅需要响应，而且需要快速地响应，创造出新的建筑类型和组织。无疑，对于外来者而言，当时的苏联处处预示着新的契机。
然而，这个正在落向实处的乌托邦的未来却并非一片坦途。在尘埃未定之前，已是暗流涌动，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程度即使是身处其中的很多政治人物在那时也无从捉摸。如果说创建反映革命的和布尔什维克愿景的理想建筑是所有建筑师们的契机，那么存在于这种契机中的内在错位，则源自于由此引发的形式与内容之辩。概言之，苏联先锋派内部存在着两种趋向：早先成立的ASNOVA（新建筑家协会）试图寻求先于功能的形式，其创建者坚持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主张保有一定的自律性，以找寻形式中的征兆；而稍后占据主导的OSA（现代建筑师联盟）则认为，形式应当完全取决于功能和结构自主生成的结果，由此主张放弃艺术与美学，或者说将其任务扩展到实际的建筑工程问题中去。不管这两种趋向有着怎样的区别，都不能仅仅被看作艺术上的先锋运动，它们本身都从属于社会和政治的总体运动。
与西方建筑师只是在市场上接受项目委托不同，苏联先锋派所要面对的更为紧迫的议题，是如何与无产阶级一起工作，参与到新的生活方式的建设中。在这种新条件下的建设必然包括如何去塑造新的社会关系。建筑所要具备的共同特性并不是为了遵循现有的状况，而是为了反映社会和生产内容将要到来的样貌——无论是建筑物，还是整个城镇，都注定是为了去成就社会的变革。
但是到了1930年间，实际正在发生的情况是，构成主义的杂志被接替，曾经的支持者纷纷倒戈转向。另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新组织，VOPRA（全俄罗斯无产阶级社会建筑师），既批判ASNOVA在视觉感知上固化了某种绝对的规律，同时又批判OSA丧失了带动群众的创建力。总之，两者都被指责为“表面文章”，极端主义原则下的不切实际。
VOPRA在此前出版的政治文艺期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主张“无产阶级艺术应当表达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深刻的愿望，无产阶级建筑是形式和内容共同结合的艺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过往文化中的历史经验展开批判性的利用。”[8]迈耶去了苏联之后，加入的正是这个组织。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似乎也只有这样一个组织可以加入。而他又恰恰特别能从这类批判中感受到存在于乌托邦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因为这些矛盾在此前的包豪斯大多已经发生过，我们不妨将VOPRA看作魏玛时期伊顿的翻版，而OSA恰恰就是他自己在包豪斯被迫离职时所处的境地。
之后不久，苏联政府决定合并各个文化组织，并进行统一管理，这类辩论就此终止。理论上的争议必须放到实践中去调整，必须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方针回应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尤其必须尊重苏联内部各个民族经济、文化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传统。仅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种以建设为目的的计划转向，多少也有它的合理性。
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中。与迈耶接手包豪斯时的任务相似的是，通过政府权能的提升，在建筑这一基本议题解决之后，工作的重心必须尽快转到国家层面的建设，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城市规划构想中做出抉择。换言之，如何去理解马克思的名言“集体化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消除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对抗”这一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城市”应当是怎样的面貌这一现实命题。在这些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观点：“城市化”与“去城市化”构成两个阵营。一方主张集中的城镇建设，另一方主张沿着基础设施分散布置；一方主张以工作为单位，另一方主张以家庭为单元。到了1930年5月16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相同的行政手段发布了法令，不仅以财政困难为由，否定了“城市化”与“去城市化”各自计划的现实可行性，还对双方都展开了严厉的批判[9]，认为这些构想都以充满幻想和危险的尝试，阻碍了社会主义正在改造的生活方式。
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况是采取了某种折中方案，遵循经济集中计划的原理，直接反映出苏联当时所处的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但是，与这些具体的理念之争成功与否无关的是，实际上这一折中方案宣告的是政府权能逐步加强的开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明显改善的民众生活条件，似乎可以用来证明政策上的成功，却也最终加速了总体上的集权化运作。以1932年为界，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际，斯大林的压迫和专制政权已经得到巩固。与此同时，掌权建筑学会的一小圈子人，强行通过了新古典主义原则的决策。仍在苏联工作的国外专业人员发现周遭疑云密布，而四年之后，情况更是急转直下，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直至政治上的大清洗[10]，西方建筑师寄予此地的现代主义抱负，最终落下了帷幕。
迈耶一直到1936年，他的一名亲信被逮捕并驱逐出境之后，才离开了苏联。他完完整整地经历了这一系列变化的全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迈耶所做的各种回应，究竟是设法延续他在包豪未竟的事业，还是最终背离了此前的理想呢？公正地来说，迈耶在苏联的特殊处境和选择，并不完全取决于整个外部政策的急剧变化。因为从一开始，苏联在认可了国家建设的目标之后，对引入的外国专家的实际态度就一直比较暧昧，既有表述层面上意识形态的防御性批判，也有操作层面上悬置这些批判的实际技术需求[11]，这一点几乎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多大的改变。
无论在展望新世界的意识形态上有着多么不同的冲突，一旦建筑师被安置在实际的运作程序中，其先锋性也就自然降格到技术实验的层面。换言之，对未来世界的预言自然降格成对现实体制的强化。当然，我们可以在去往苏联的西方建筑师的政治谱系中，列举几位完全出于政治原因做出选择的人物。比如第一位去苏联的德国建筑师，奥斯瓦尔德·施奈德雷特斯［Oswald Schneideratus］，他在柏林就是一位军事共产主义者。另一位法国的建筑师安德烈·吕尔萨［André Lurcat］，他在大部分德国著名建筑师及勒·柯布西耶等人与苏联专家的关系破裂并且离开的两年后，才于1934年正式定居苏联。作为一个共产党，出于党性原则上的服从，他于此时去了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回法国，又是出于政治上的信念，他拒绝了去苏联前曾经维护的现代主义原则，坚持以苏联建筑为代表的“新趋势”，继续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但是其他知名的建筑师大多并非如此，因而也大多在1932年官方发布苏维埃宫竞赛结果的这一决裂时刻之后，不再投入与苏联相关的工作。话说回来，起初赶赴苏联时，他们的心思本就各有不同。比如恩斯特·梅［Ernst May］就宣称并不关心政治，“我为苏联政府工作，希望能在工作的同时，对德国的经济有所帮助”。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能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项巨大的不可预测其成功与否的国家实验中去，个人安危算不得什么。当然，在这种实验中，也还存在着德国新建造一直以来的人道主义救赎论：建筑师应当联合起来，不要考虑国籍上的区别，以他们的同情心去满足人类的需要。
梅到了苏联之后，享受着外国专家的特殊待遇，也接到了相当多的项目。不过在他离开苏联时，也照例受到了苏联官方的严厉批判，这看上去就像苏联对待外来专家通行的潜规则。与看重实际项目的梅相比，在理念上更加认同苏联社会的陶特却是铩羽而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迈耶个人表现出来的对新社会的热望更显得与众不同。迈耶的“大队”（工作团队）并不像梅的“大队”那样只不过是一个外国公司而已，迈耶更希望能够全身心地融入苏联的社会环境，盼之心切。不仅如此，他还专门为苏联的建筑和社会做宣传，周游欧洲讲课，在国际性的建筑出版物和杂志上写作，为苏联的事业推波助澜。
让我们仍旧以1932年为分界点，看看迈耶前后的变化。此前的迈耶试图证明建筑并不是一种艺术，而在1933年的苏联建筑协会上，迈耶明确表态接受新秩序：“最近，我再次对古典的，更一般意义上的古代建筑萌生了兴趣，这可以帮助我探索社会主义建筑中的‘民族表达’的命题”。但是对于迈耶而言，从泛国际到民族表达不能仅仅被看作建筑形式上的转变，其中仍是认识上的延续，关乎根源的问题：即必须从具体的社会政治出发思考建筑。他在访谈中将资产阶级社会中所谓的“进步”时期与当前社会的衰败并列在一起，认为对一些当代资本主义建筑师而言，对艺术的拒绝恰恰应当被看作一种“资产阶级”文化崩溃的迹象，这些建筑师当然也包括此前的自己。
由此，他的认识更加清晰了：此前自己之所以拒绝艺术，实质上是在拒绝资产阶级的文化。相应地，这样的建筑师当时所强调的建筑“功能”，实际上是对建筑之社会维度进行反思的统称。因此，毫不奇怪，这些试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建筑展开的改良，归根到底，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成为纯机械的产物。据此可知，迈耶仍然从捍卫社会进步的角度去看待建筑的进程，“不是在画板上，而是在发展的荆棘之路上，去分享政治上的构想”。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尽管迈耶去东方，去苏联，乃至去了苏联的更东方，他都以同等的热情投身到社会的现场，投身到建造的现场。只不过在离开苏联之时，就像不少外国建筑师那样，他的很多方案并没能在他的主导下建设完工。
迈耶离开苏联之后的种种言行，也让许多人不解。一方面，即使受到过如此近身的政治压迫，他仍然通过一些写作继续支持苏联。而另一方面，他实际的方案又退回到他在包豪斯时期建立的方法，在其中丝毫看不到他在苏联最后几年中探寻的并为之辩护的建筑原则。我们有必要将这一系列的反差放回他1931年的一篇当时并未发表的文章中，去理解内在的某种持续性。
这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建筑的十三项原则”[12]的文章，或许也是迈耶用来回应VOPRA主导者之一莫尔德维诺夫［Mordvinov］针对他策划的展览“德绍包豪斯1928—1930”的批评：格罗皮乌斯的学校是将技术审美化，而迈耶的学校仍缺乏社会意识形态的关联，在方法上纯属机械。对此，迈耶在“十三项原则”中做出了回应，顺带表达了他对VOPRA华而不实的纪念主义的不同意见。这一局面和他1928年接任包豪斯校长时的境况颇有相似之处。(www.xing528.com)
一开篇，迈耶就明确定型了一种转向——一种从物、客体到人、主体，再到组织、体系的进程。由此，“建筑不再是建造的艺术，而是建造的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否认建筑存在艺术的维度，而只是更强调当下必须偏向于科学。“科学”［Wissenschaft］一词在德语文化世界的含义十分宽广，并非狭义地指向自然科学或技术语境中的知识，而是指对知识的整理、提炼和系统化，是“知识的集成”。如果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认识上的科学性，迈耶使用此词的意图就是召唤科学的组织者。建造不再是由感觉构成的行为，而是作为“一种预先计划好的组织”推进到社会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建筑师是建造科学的组织者，而并非字面意思上的科学家”。
作为组织的建造，必须严格地遵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科学结构，以此担负起将组织发展为建筑的最高形式的责任。按照迈耶的这种看法，如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科学性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某种自律，那么内在于这一体系的建筑理所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律，从而有可能达到其自身的最高形式，纯然的建造。因此在这种“自律”的经济结构中，建筑师与人们将获得一个标准的空间，符合规范的尺度要求。而组织这些标准化的元素，将构建出某种社会生活的既标准又有机的建筑实体。图77迈耶为此设定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直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就是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时候，需要稳步地减少标准元素的多样性，化冗为简，以此获得稳定的社会化的生活质量”[13]。换言之，社会革命必须先于建筑设计的革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迈耶的这种想法仍然是奠基在非常物质性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上的发展观念，而非某种理念上的先验形式。
图77|德绍包豪斯组织框架，1930 1987年HAB重新绘制
迈耶相信在这个稳健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建筑的最终目标是工作和娱乐的中心，是有组织（有机）的建筑实体”，以此来替代资本主义中的竞争关系。一旦这种计划经济的科学化过程是可以预见的，那么在迈耶看来，社会主义城镇的建造体系恰恰是更具弹性的，而不是如人们现在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死板”。因为只有“工业，住房、教育和娱乐中心的弹性越大，具有大众生活质量的社会交往活动持续的效果才会越大”。
这就是迈耶给出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承诺，一种新的文化运动，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建筑作为解决方案是为了最大化地让无产阶级艺术可以表达出来……比如，大众的电影、大众的剧场、大众的运动等”。因此，迈耶得出结论，房子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而是去除自身物化意识的空间载体，“它取决于整个社会构建的维度与随之而来的功能，而不是任何用来满足悠然感伤的装饰物”。如果一定要认为建筑仍具有艺术维度，那么这一“艺术之用途，也只是用来鼓舞大众艺术的载体”而已。
建筑无关乎美丑，它总是要么暂时完美，要么还不足够，或者说，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在这一大胆的判断中，迈耶排除了审美，用重新与社会的实际运作相结合的程度，置换了对建造的评判标准。这种艺术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强调的是透过对大众心理的分析来替代阶层化的特权，“城镇和建筑物必须通过组织，找到符合这一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必须排除那些只是基于个体情感的艺术家式的建筑师”。这样一来，迈耶也明确地提出了如何从整体建制上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规律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引入建造过程。先由此情入理，破除原有的建筑法条，进而在组合中形成教义，这些教义必须通过再理性化的过程成为建造的组织原则。因此，面对建筑教育中的个体，必须让学生从分析生命历程开始，让他将这些经由建造而形成的知识，转化成基于社会组织的统一体。这个过程中不必过分强调每个人的差异性，恰恰相反，正是在共同抵达所谓标准化的基础上，真正意义的大众的艺术才有可能生成。
最终，迈耶将建筑师角色看作在根据经济计划建造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组织的“助推者”。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建造，对建筑师而言，都不是个人化的工作，这种工作结构的特性是由大众的要求、规范、类型和标准来决定的。因此，在这一理性化的方式和流程中，要尽可能地避免使用那些供应不足的建造材料。支配着建造的“不是革命的激情，也不是技术的激情，而是不断尽其所能，科学客观地在建造的过程中导入各种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这一社会运动的科学化才有可能让建筑不再沦为审美上的刺激，而是跃升为“阶级斗争中锐利的武器”。
当我们现在再回溯这篇文章时，其中赋予建造的政治想象似乎过于直接，直接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然而这显然不只是迈耶为了紧扣当时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和建设热潮的应景之作。图78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所展望的是还有可能需要持续很久的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以及其应当具备的前提。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有将建筑超越性地看作有组织的建造，并且考虑到1932年之前的苏联还可能提供一种具有弹性的群体计划经济模式，人们才有可能对迈耶所谓的“作为斗争武器的”批判性建筑形成更为准确的认识。也正因为此，十多年后，迈耶并没有强调个人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怨恨，而是继续为可以将社会政治与建造有组织地结合的那一“契机”进行辩护。这也可以说明他此前在具体主张上的改弦易辙，并不只是屈从于某种强势权力。
图78|西伯利亚的犹太人自治州管理中心规划方案首页 汉斯·迈耶，1933/1934
跳脱开自身利害关系，历数当时基于国家组织中的基础设施，以及基于集体组织中的建筑师之联合，迈耶试图抵达的是：深入这场变革风暴的中心，召唤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去捍卫人类已经取得的文化和人性的那一时刻，并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考察视野出发，抛开局限在建筑自身发展进程中的貌似先见实则狭隘的视野，以便在真正意义上切合那段历史地理中的实际状况。借批判当时的构成主义及其他先锋派之机，迈耶再次表明，建筑师的政治使命是，也只能是，服从于终将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因此，必须以实现无产阶级文化为目标，换言之，即使以付出所谓建筑自身的历史为代价，也要去共同开创尚未成功的革命的未来。
【注释】
[1]在迈耶看来，社会决定了生活内容，而这样的内容被放置在建筑的框架内，就是特定的社会制度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手段、特定的地方的真实情况。建筑如果要成为这样一种社会宣言，那么它与社会结构在给定的时间点是不能分离的。正如克劳德·施纳特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将迈耶看作通常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者，那么完全是因为人们在还不了解功能主义的真正意义时，就将这个词给抛弃了。当然我们更不能滑向其反面，抛开具体的政治处境直接进行倒转，走向个体，走向对理性的反对。重点在于，那一被批判的“功能主义”究竟是因为过于庸俗功利而集体化得不够？还是仍然不够理性而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的转变之中？
[2]1923年时的魏玛共和国，失业率从前一年的3%猛增到25%，1924年1月1日接受救济的失业人数达150万。虽然此后在道威斯计划和美国的资助下，工业复苏，失业减少，然而随着1929年末经济危机的来临，1932年德国的失业率已高达44%。1930年，汉斯·迈耶离开德国的时候，包豪斯校内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从1927年的7名上升到36名。1931年的2月后，在一位著名记者［Milhail Kozlov］的帮助下，7位包豪斯的学生（Béla Sheffler，Anton Urban，René Mensch，Klaus Meumann，Konad Püschel，Philip Tolziner，Tibor Weiner）追随迈耶去了苏联，并加入了“红色包豪斯大队”，简称为红色前线。
[3]Anatole Kopp.Foreign architects in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first two five-year plan.1988.
[4]汉斯·迈耶到莫斯科后的第一年，就被任命为中等技术院校建造联合会［GIPROVTUS］的首席建筑师，全国城镇规划研究院［GIPROGOR］的顾问，并在国立建筑大学［VASI］执教。这些国家级的设计组织，在当时的苏联都属于重大的创举。
[5]苏联时期这种新型的体制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工作“旅”或“大队”。其中配备了手艺人、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等，以集体的工作方式，让建造的各个阶段的计划能够有组织地监管，更合理地相互配合。
[6]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得以成立，间接地受到了1927年那场竞赛丑闻的影响。勒·柯布西耶是其中主要的“受害者”。遭受到失败的进步建筑师团结起来，希望能够共同去定义建筑中存在的问题，调整并传播现代建筑的理念，为技术、经济和社会化的现代生活提供解决方案。那时已经是包豪斯校长的汉斯·迈耶，积极地投身到了1928年6月25日至29日的筹备会议之中。正式的宣言确立了四个必须密切关注的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原则、城乡空间、建筑师与公众的关系，以及建筑师与国家（教育）的关系。
[7]柯布西耶曾经夸赞过，莫斯科的人们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致力于发明新的建筑，找寻最具特色、最纯粹的解决方案……无论出于人为，还是出于更深层的动机，在莫斯科能够感受到新世界即将到来的迹象。……在苏联，可以自由地规划，在苏联，正在尽情地挥洒。
[8]“无产阶级”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这样的主导口号下，将原有统治阶级的公共建筑交还给人民使用，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国家层面上形成凝聚力的手段。如果从拉康的肉身与结构的两次死亡的理论框架来看，这种“占领”只是第一次死亡。而结构性的死亡意味着破除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一组对立的关系，远比肉身的死亡来得更为复杂和辩证。换言之，没有了资产阶级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也就失去了它自身得以立足的位置。而在齐泽克对马克思文本的阐释中，就此严格区分了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一方面，这可以让我们重新去理解迈耶对“人民”与“新世界”这组概念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之后解构主义风潮的所谓“先锋”中，有不少人不仅对当时苏联构成主义时期的创作感兴趣，而且还从中取用了相当一部分的形式语汇。
[9]“城市化”阵营的主张认为农业是附属于城市的功能，因此，农业的机械化和合理化必须要求土地集中，以便扩大生产。原有的村应当逐渐变成镇。所谓的“农业镇”与工业镇遵循相同的发展路数，将此前的生活方式转化为组织起来的住宅和生产区。大量的工业镇和农业镇可以取代城市群和村庄，其中的消费方式完全集体化。而“去城市化”阵营提出的构想是城镇带，偏重于沿着交通路线连接全国范围内提取和加工自然资源的地方，人口均匀分布，以便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废除家庭住宅单元，以公共房屋取而代之。这相当于在乌托邦概念的基础上，以公共生活废除家庭生活，直接解决过量人口的居住问题。而后者并不认为这种集中的城镇足以作为自成体系的生长体。因此仍然以每个家庭为单元，有归属于自己的批量生产的房屋。但是这个构想最大的弱点在于，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太差，必须重新建设，遍布苏联全境的公路网络无疑增加了大量的建设成本，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最重要的是，对于苏联当时所处的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而言，这一构想还违背了经济集中计划的原理。如果我们再从伊尼斯“帝国与传播”的理论框架来看这两种城市构想之间的分歧，那么在西方，因为没有重大的国家层级的革命，仅从建筑顺推到城市的一体化的确更容易实现，而在苏联，建筑与城市各自的作用相对来说是分离的。城市在苏联的国家建设中能起的作用是更为坚实地推进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建筑，尤其是标志性的建筑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象征物，比如纪念碑主要就是用来加强国家层面的凝聚力。因此，相较于欧洲国家各自的版图范围，苏联从帝国主义竞争体系中退出之后，回到“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引发的（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的）党内政治斗争，在之后对这两大阵营的批判中也有所体现。
[10]苏联肃反运动，也称大清洗，或译为“大整肃”“大肃反”，是指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时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而之后的1937年至1938年，则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最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使苏联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了一大批优秀的骨干。
[11]当时德国的新建造有三项职业标准，包括技术上，以简化的建筑形式和技术，适应新的建筑材料和其特定的用户；社会上，借助社会民主党的平台，建设大量的社会住宅，工人住宅；人文上，基本的人道主义是专业实践的伦理底线，并非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的最低标准，人的幸福成为最重要的计算指标。事实上，苏联规划师对这些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中心的不受控制和恶性蔓延，归咎为资本主义发展下的罪恶，认为这不是技术和方法层面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使然。
[12]931年夏天，迈耶组织了名为“德绍包豪斯1928—1930”的展出，并于同年9月巡展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公众和专家对此表现出不同的负面反应，前者认为没能看到期待中的包豪斯，而后者认为，展出的内容进一步证明了所谓包豪斯的斗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艺术框架中兜圈子，还不足以撼动资本主义的统治。
[13]Hannes Meyer.On Marxist architecture.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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