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首次组织肃奸成果及京剧演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戴笠由上海、北平转来天津，随行人员有军统局北平、华北办事处长马汉三、军统局总督察严家诰、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四处系电信）、司法处处长毛惕园、英文秘书黄天迈、秘书程克祥（该员系军统局派在南京汉奸周佛海身边的特务，随戴同行准备派往东北负责工作）、毛钟新、警卫吴安之、王鲁翘以及帮会工作负责人金玉波等。抵津后，由天津军统局特务头目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组成招待组，负责一切活动和警卫事宜。戴住马场道七号吴泰勋（系前黑龙江督军吴俊陞之子）家，同时借用睦南道六十一号张学铭（前天津市市长）住宅，作为开会会客之用。此两处均设置便衣警卫（也称内卫），天津市警察局派侦缉队于住处四周警戒巡逻（称为外卫），由登瀛楼选来上好厨师制作宴席。

布置的特务工作有：

1.将日伪时期在津潜伏的特务组织，统予撤销，建立军统局天津站。这是军统局在津的最高特务秘密机构，统辖市内各机关团体的军统特务，任陈仙洲为站长。

2.改组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该处系军统局控制下的公开特务机构，原来是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份成立的，派该军谍报队队长曹强任处长。戴笠认为曹的资历不够，经与牟廷芳协商，免除曹强职务，改任陈仙洲为处长，另由牟推荐第九十四军一团长刘乾元（字天一）任副处长。刘不是军统分子，一切均凭陈仙洲之命是从。

3.组成天津肃奸机构。经与天津地方党政军首脑协商，联合组成肃奸机构，参加单位有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天津市政府、天津警备司令部、宪兵第十九团的一个营、中统局天津区、军统局天津站等六个单位。把肃奸机构定名为“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任务要肃清沦陷时期叛国投敌日伪汉奸，并查封其财产。由天津市长张廷谔任主任委员，戴笠任副主任委员，时子周、牟廷芳、梁士杰、甘舍棠任委员。名为各单位联合组织共同负责，实际是军统局独揽大权，操纵一切。

4.在一次晚餐会上（工作会），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提出平津铁路沿线行车安全问题，请求安排，予以解决。戴听完汇报后，当即决定向铁路当局建议，添置部分铁道装甲车和吉普车，车上装设报话机，由武装路警按时分段巡逻，遇有情况，立即通知附近驻军，进行“围剿”。唐山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王崇植也提出书面请求，加强北宁铁路沿线治安，确保煤炭外运。戴即决定从南方抽调两个交通警察总队，由海运至秦皇岛，分布两段，山海关以东由十三总队负责，山海关以西由十四总队负责。

5.当时有人谈到，八路军在邯郸击垮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迫使新八军高树勋率部投共等事。戴听后痛恨异常，并发誓说：“定把高树勋部再拉回到我们方面来”，又说：“共产党能把高树勋拉过去，我就能再把高树勋拉回来。”当即命令陈仙洲负责搞这项工作（按陈仙洲曾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在高树勋部任调统室主任）。

戴笠还曾四出拜客与召开“恳亲会”，如：(www.xing528.com)

1.拜访靳云鹏。靳曾任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卸职后寄寓津门，笃信佛教，结合一部分在津旧军阀如孙传芳等和财阀巨商，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组织一个佛教居士林。日伪时期未正式充当汉奸，只在伪华北政委会挂一顾问名衔，得到蒋介石的敬重。戴笠以蒋的代表身份，前往靳寓拜访，同去的有陈仙洲、吴泰勋、吴安之、王鲁翘等。此后由陈仙洲经常与靳连系。

2.拜会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以取悦美军，密切合作关系。戴离津后，专派其英文秘书黄天迈负责与美方联系。

3.戴第一次来津约十余日，离去前举行“恳亲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由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承办，招待在津特务及其家属。到会人员有军统特务、抗团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大约四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时在津潜伏的特务和死难人员亲属。开酒席四十多桌，台上设三桌，安排老特务及死难家属于首座，戴笠陪同敬酒敬菜并讲话，对到会人员和家属表示慰问。记得第一桌有当时河北省天津专区专员邓崇熙（系军统特务邓乃石的父亲），宋梅村（日本降服时任军统局少将策反专员），还有被日本人枪杀的军统特务王文、倪中立的父亲。“恳亲会”余兴节目是京剧，是帮会负责人金玉波承办的，请来北平一些著名京剧演员及班底，用专车接来天津，演出精采节目。除出席“恳亲会”人员外，戴又邀请天津市党部主委时子周夫妇，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副军长兼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杨文泉和他的小老婆雍载华及其祖父雍剑秋，天津市长张廷谔夫妇，还有天津海关监督卢某等。当时礼堂内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直到深夜两点钟才告终场。

戴笠来天津的所谓肃奸，实际上是包庇汉奸。如：

大汉奸黄顺柏，山东黄县人，生母是朝鲜人，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随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充当翻译官，在日本入侵上海、南京时，曾大肆掠夺中国人民财富。卸职后来津隐居，广置房产经营商业，曾任天津粘板公司总经理，在睦南道有一处富丽的住宅（人称“月宫”），其妻蒋锦兰（系北洋政府陆军部总长蒋雁行之女），善交际。按黄顺柏其人是在册汉奸，应予逮捕严惩。经吴泰勋从中牵线，由戴笠予以包庇，条件是由黄出资与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合作，共同经营北洋保商银行，该行原为私营商业银行，已停业多年，但营业执照尚未注销，戴笠拟将其复业，以为军统局的经济机构。

上海某电影明星的丈夫周某，原为上海一名西医，后充当汉奸。他们从上海逃来天津隐匿，经吴泰勋、傅有权（军统分子，充天津市政府参事，后充公共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从中拉线，以其妻陪戴玩几天为条件，免除周某汉奸罪，以后又安排周去北平特警班医务所当医生。

战犯远藤，系日本黑龙会的头子，也是一名高级特务，他的黑势力遍布于日本军政、工商、企业、洋行等各大机构（类似中国的青红帮），本应逮捕审讯。经北平军统局潜伏特务曲福乐从中拉线，使远藤得识戴笠，把他在北平的两处房产（一处在翠花胡同×号；一处在弓弦胡同九号），全部送与戴笠，并特送一个鹿皮小袋，内装钻石数百粒，大的有五克拉。戴把此袋终日带在身边，至其死时，此物也同归于尽。此事系远藤亲口向王子晨述说的，经过是这样：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远藤和翻译秘密来津，到天津林森路四十三号（现新华北路三十一号）拜会王子晨，当即拿出曲福乐介绍信，大意是说远藤系老板（戴笠）工作人员，从塘沽回日本，予以照顾，不得留难，并又出示军统秘密证件。当经交谈后，备饭招待，即行去塘沽，乘遣送日侨轮船回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