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军统局建立独立潜伏电台的经过

自一九三九年以来，潜伏在华北、华中各地的特务组织，一再遭受破坏，几乎全部陷于瓦解。于是在一九四〇年冬军统局决定改变策略，即在建立潜伏站、组的同时，试将重点放在以电台为独立活动的单位，采取情报与通讯兼做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有：（一）定员少，过去成员成分复杂，接触面广，易于暴露和株连；（二）组织简单，目标小；（三）有自制电机和单独活动的能力，不易暴露；（四）直线领导，与其他站、组电台绝无横的连系，即使任何一台遭到破坏，株连不大。但这一布置也有其局限性：在已训练出的电讯特务中，适合条件的不易选择。盖由电讯人员对外应付能力差，缺乏独立活动能力，难于普遍推行。据以后从军统电讯处内部得知，自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四年间，所布置的这种独立潜伏台，达几十个之多，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两个台：一个是天津的舒季衡台；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汪孝明台。

舒季衡，原名舒宝铨，先在国民党海军及商轮任报务员，一九三七年冬在武汉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先后在汉口湖北站电台、长沙军统局电讯总台，浙江站电讯股工作。一九四一年初军统局派舒来天津建立独立潜伏电台，改名为舒季衡。该台编制为二人，即舒季衡和他老婆徐爱莲，舒任台长，徐任译电、交通。月薪舒四百元，徐二百元，均加倍发给，办公费月三百元，制机、房租、煤火、活动费用均实报实销。军统局又发给每人服装、路费各五百元。一切准备就绪，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日由浙江金华出发，经绍兴、余姚，在钱塘江口之庵东镇乘军统局武装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海上支队（第六支队）的走私帆船，到达浦东川沙县之黄沙镇，雇小渔船抵上海高桥镇附近小乡村，偷渡上岸，在该镇帮会头目某协助下，潜入上海法租界沧州饭店住下。与先期到达的妻弟徐志达（军统局重庆爆破班毕业，派到上海军统行动总队毛森部负责爆破工作）取得联系，开始办理来天津手续。这时（一九四一年五月）上海市面混乱，日伪特务与军统特务在英租界内发生冲突，互相射击，英租界当局迫于日特压力，偏袒汪伪特务，军统特务狙击了英工部局两名密探长，致使巡捕经常在马路上“抄把子”（搜腰检查行人）。不久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被日伪特工逮捕。舒不敢久留，乃买得伪造“良民证”两纸，乘英商太古洋行之盛京轮来津。离沪前曾与军统浙江站上海潜伏组组长郑文献取得联系，议妥由郑为舒以后与军统局通讯的中转站。

舒抵津时，经原同学逯维栋（在法租界二十四号路利生贸易公司当职员）帮助，在法租界中国旅馆暂住。又由逯介绍结识其表叔孙家震（系孙传芳之长子），逯之表哥王龙骧及其同学薄奉尧（开滦矿务局职员）等人，建立了友谊。并函上海妻弟徐志达汇来法币三千元。旋由逯等介绍，在英租界十七号路（今新华北路）宝华里二十号楼上租妥楼房两大间一小间，作为电台台址。该楼房二房东黄道系新学书院校长。楼下有江姓人家居住，宁波人，系德商福来德洋行职员。舒妻徐爱莲与江家拉宁波同乡关系，情感甚好。舒无掩护职业，报户口时佯称利生公司职员。安置就绪，即着手搜购自制电台所需电讯器材零件。当时日伪对电讯器材统制尚松，除发射器材需持有日宪兵队许可证外，购买一般收报机零件不受限制。买不到的零件可在英租界白俄人经营的电料行中买到，只是价格稍贵些。逯维栋原系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家中有些小型工具，并存有英文无线电书籍，舒把这些工具和书买过来利用。至同年九月末陆续把电机零件购齐，即着手安装，最后总算把电台制成，虽其外形不像样子，但通讯效力却出乎意外的良好。

约九月间由王龙骧介绍认识一西医李子涛，他在法租界今滨江道开设诊疗所。某日舒到李家，据李妻说李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而去，时已三日迄未回家。正谈话间，门铃声响，李妻不敢开门，舒代为接见，见一身材矮小、三十余岁、身着灰色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自称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找李子涛家属谈话，说李有私通八路之嫌，现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又说有一姓张的是八路军采买，与李有联系。舒问李妻，她说朋友中只与牙科医生张星辰有来往，在北宸饭店旁开设镶牙馆，别无姓张的朋友。杜又追问李的儿子李新华，当时不在家。时已中午，舒邀杜外出吃饭，杜不去，当即用电话以流利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始知杜是日本人。下午杜又来，见到李新华，李说同学中姓张的只有一个十五岁同学。当晚李子涛被释放回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是个谜。直到天津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日本宪兵队翻译张福来在交待罪行时才说明是一汉奸特务为诈财而凭空捏造的一个案子。可是在这偶然的机会中，舒结识了姓杜的日本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英租界，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杜曾先后三次带领日本宪兵队前来清查户口和登记收音机，舒家均受到杜的照顾，并在门口贴上“检查济”的字条，竟免予检查。

电台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间即开始与军统局电台联系，可是由于舒台没有波长计，不能精确地确定自己电机的波长，试通一个多月，重庆方面始终收不到舒台的回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英、法租界，舒不得不暂时把电台掩藏起来。

一九四二年二月，军统局上海行动总队队长毛森，叫舒季衡去沪洽取经费。当时拨付经费的方法，是利用往来于浙江天目山与上海间的木帆船偷运现款，为逃避日本人检查，数目不大。舒在上海两个月中，先后领了数万元。在旧历年除夕，毛森、徐志达、舒季衡三人在北平酒楼吃年饭，临别时毛说：“今晚不要外出，一会儿给日寇‘贺年’（意即给日本以打击）。”大约晚八点，旧英租界内连续爆炸两三声炸弹。日本军宪特立刻出动挨户搜查。舒在上海期间曾帮助徐志达制造定时炸弹和燃烧弹共五、六枚。初制时因缺乏经验，计时装置用的小坤表，表的秒针短，加长以后又因太重带不动，时走时停，走时不准，影响使用时的准确性。有一次把炸弹制成，用报纸包好，交行动员放到日本兵营大门口岗楼下，预计下午四时爆炸，可是到五点多钟尚未见动静。这时适有路人将纸包捡起，为岗哨日兵发现，要了过去。当一群日本兵拆包检查时，一声巨响爆炸了，室内一群日本兵当时全部炸死，墙壁亦被炸倒。隔壁是英商怡和纱厂锅炉房，引起锅炉爆炸，伤亡无辜华工一百多人，造成巨大惨案。汲取这次教训之后，舒又买了几支瑞士造火车头牌怀表，制成燃烧弹，这种表安装上很好用。有一次特务们买通北四川路日本某纱厂一名看门人，把一枚燃烧弹置于存放棉纱仓库内，引起燃烧，据查日商损失达三、四千万元之巨。这次行动获得军统局的表扬，奖给数万元奖金。(www.xing528.com)

一九四二年四月军统局电促舒季衡回天津与特派电讯视察李仲英接头。回津后，按其妻徐爱莲预先约定与李接头办法：在天津《庸报》刊登遗失图章作废的启事，按约定地点在今西安道小花园见面。当晚由李借用原天津站所属殷师舜台的发报机，为舒台发报机校准波长，于五月十一日即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试通成功。军统局的第一份电报，通知舒从速搬家，说毛森、徐志达等四、五十人已于五月八日在上海被捕。舒认为毛、徐与之关系深厚，决不会出卖他，所以未搬。约一个月之后徐由沪来信说已出狱，并以暗语表示绝对忠于军统及戴笠。旋得军统电嘱今后绝对禁止舒与毛、徐联系。以后得知，毛森被捕时，尚有一电台未被日寇破坏，仍和军统畅通电讯，毛森是受戴笠之命向日本假投降，以便打入日伪特工内部工作的。但日特绝不是那么好受骗的，要看他的实际表现，能不能把留下的电台交出来。毛为取得日特信任，出卖了中共当时潜伏在上海的一部电台。不久，毛森当上了上海日本宪兵队宪捕队队长，带领随同他一起投降的军统特务，不只一次的破坏中共上海的地下组织。这就是“曲线救国”的一种表演。毛森在上海当了一年多汉奸特务，日本人看透他和军统仍有来往，准备再度收拾他们，毛等有所察觉，一夜之间，全部由沪杭路乘火车逃回浙江天目山老巢去了。

一九四三年初，军统局见舒台在津立稳，当即指令搜集日伪情报。当时由于经费来源不畅，无法收买供情报的人，只好从日伪报刊上搜集些没有时间性的资料报往重庆，以后又指定报告天津地区物价及商业行情，有黄金、白银、几种有价证券、大五福布、米面、五金等。舒又利用私人关系，间接了解一些日本茂川特务机关和开滦矿务局内的特务活动点滴情况以及开滦煤产量、出口的数字等。一九四三年冬舒通过帮会关系，与流亡天津的东北旧官僚相识。当时他们在今岳阳道源合里组织了一个“天津万国道德会第五分会”，经常有来自伪满的人，从谈话中了解一些日本修建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等情况。另一个帮会师兄弟杜奎元，河北人，曾在伪满宫内府担任溥仪的禁卫军小队长，并随溥仪出巡视察过满苏国境的防御措施，把他看到的一些边防驻军情况告诉了舒季衡，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在这同时，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机关联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军统局令舒台兼为该所作气象情报，按规定项目，以阿拉伯数码为代表，译成密码，拍往重庆。初每天早晚二次，一九四四年增为三次，直至日本投降。

一九四四年冬，军统局令舒在津策反伪军，扰乱敌后，舒以自己非军人出身，既无军事知识，又缺少工作办法，无法完成任务。后来找到朋友宋梅村，是山东长清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孙传芳部任旅长、杭州警备司令等职，抗战前在宋哲元的冀察绥靖公署任参谋处长，华北沦陷后在津赋闲。经舒报准，任命为少将策反专员。这时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在欧亚非各战场上盟军开始了反攻，在中国的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伪军头目急于另找靠山。这对舒的活动，造成了有利条件。宋梅村通过其妻兄杨文恺的关系，与日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杜锡钧接线。但不久，杜调任伪河北省省长，由伪南京政府派门致中继任总司令。宋梅村又通过旧同事刘竹笙（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任伪华北绥靖军清河军校教育长），拉拢门致中下属各集团军（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的头目，有绥靖军第一集团军司令李海天，第二集团军司令栾乐山，第三集团军司令姜凤飞（以上三部均驻北宁铁路唐山一带），第四集团军司令李鸿汉（驻鲁南），第五集团军司令刘化南（驻保定、徐水），第九集团军司令高德林（驻正定）。与此同时，宋又通过旧部杨雨田，与驻山东平度、掖县之第八集团军王铁相勾结上，通过王又拉拢了汪精卫伪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张步云军（驻山东诸城）。

一九四五年初，舒季衡结识一江湖术士，在今锦州道开设相命馆为生，自称是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刘峙部的副官长，并毛遂自荐说与伪青县警备队队长李雨亭有友情，愿代为罗致。果真李雨亭派青县商会会长杜鸿年来津与舒会面，并称李雨亭还代表伪沧县警备队长魏虎城、献县警备队长高鸿基、大城县警备队长杜福祥三部与舒搭线。以上四部当时自称有人枪一万余，实际不过五千余人。在此期间，宋梅村也通过其同乡蒋方昆（在天津当律师）、刘子厚（曾在于学忠部任下级军官，时在津经商）、吴联科（新海〈今黄骅县〉岐口的渔霸）、张鹏飞（原浙江卢永祥部下级军官，在津任惠中饭店经理）等人的关系，先后拉上伪武清县县长兼警备队长，也称司令的柳世平（乡人称“柳小五”）、安次县警备队长李恩江、新海县县长兼警备队长李景文、盐山县警备队长张海清、汉沽长芦盐警队长刘襄平等部队。舒除将以上各部报请军统局备案外，并指示李雨亭、李景文两部，各自购置小型无线电台与重庆军统局联系，终因电力过小，迄未直通。一九四五年五月间，舒受军统局的指令在津与宋梅村、李景文等计议筹组行动队。由李部抽调年青力壮，稍有文化，精明强悍射击技术较好的士兵一百人，配备短枪一百枝，组成行动队。先在新海县苇塘内找一适当地点，施以短期军事政治技术训练后，然后再进入市区活动。这一方案经军统局批准，并准予由界首特务训练班内抽调教官前来主持训练。此后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一计划即行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