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户利用工头和“抱锨的”（滩地管事），对盐工进行残酷的剥削是普遍的现象，兹重点地介绍于下：
（1）预借工资，加倍索偿。这是指盐滩所用大批临时工而言。因为滩地挑沟修埝等项杂活，都是雇用临时工，临时工工资系按活计算（如挑沟五尺多为一竿，每竿算一工），每工三升小米。灶户利用盐工贫困，向来在旧历年前几天，预定来年临时工，谓之“撒工”。撒工时可以预借工资，但来年需要加倍偿还，比如预借一石小米的代价，按三升米为一个工计算，即等于欠33.3个工，而来年要做66.6个工，才能还清，无形中把工资压低了一半。换言之即预借三个月工资，须要付出六个月的劳动力来偿还。这多余的一半工资，灶户得三分之一，工头得三分之二，此为灶户与工头剥削盐工的一个最残忍的手段。
（2）预定驳船，压榨船工。由滩地驳盐入坨，所用驳船，俗称“驳盐槽子”，驳船槽子系用两支“小鸭子嘴”把船尾联系在一起，叫做“对槽子”。有钱的灶户多在年前预定来年驳船，船脚既轻，又省得来年临时雇不到。预定办法，每对槽子只须预付五十元的定金，这五十元并不是全数付现，而是由芦台粮栈赊购三十元米面，另外给二十元现款，开驳后至多二十趟，费时不过二十多天，就可以把赊欠粮价和所借现金全部冲清，每趟驳费只合两块多钱，比临时雇船应付驳费要省一半以上。滩地驳盐一直要驳到农历十月封冻以前。这一季内的驳费，无论时价涨到多少，都要按原价核算。船工们迫于生计，只顾年前预借几十块钱，而一年内按时价应得的大部分收益，都被灶户剥夺去了。
（3）承包伙食，从中渔利。灶户对所用长工，为了多干活食宿均不离开滩地，住在滩地潮湿的茅草窝铺内，除每月工资一石小米外，每天每人按二升小米由“抱锨的”给做三顿饭，煤火咸菜均出在二升小米之内。到一季（六个月）终了，抱锨的要从每一个盐工身上挤出一口袋米（约八斗），归他所有。至于小米质量，更是坏到极点，每届开工之先，灶户要尽一切可能搜寻最次最贱的老仓底子，给盐工吃。
（4）繁重劳动，苦不堪言。抬盐扒盐，两脚经常要与卤水接触，稍一不慎，把脚磨破，一沾卤水，立即溃烂；至于两肩被压破，更是常有之事。虽如此，盐工们非至万不得已，决不肯请假歇班。因为这一季的活是包下来的，有病可以请假，但须自己找人顶班，临时找人是按天计算，有时须要出一天三斗小米的代价，才能找来个替工。长工工资每月是一石小米，如连请十天病假，三个月的工资就赔光了。
以上所谈都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其他压榨巧取之事，笔难尽述。以我家而论，最多时拥有盐滩三十余付，平均共需长工二百九十余名，挑沟等项按工计算的临时工，每年须用两万多工。几十年中，仅在工资方面的剥削所得，就无法计算了。(www.xing528.com)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我父亲兄弟三人，还有我一位堂叔。我这一辈共十人，以我为最长。家里人口最多时有四十余口，大部分是游手好闲，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我祖父在世时，为了个人玩乐，在庚子年间曾养有戏班，一九一四年又养评戏班。子弟们的日趋堕落，突出的表现在吸鸦片上，我家烟枪最高纪录达二十多杆，占全家人口半数以上。一般的从十几岁就沾染嗜好，与我平辈的弟兄十人中，连我共有九人都是“瘾君子”，有的还吸白面。我庶母在天津居住时，喜养叭儿狗，因为它经常不离主人左右，日久竟被薰染上很深的烟瘾，每天早起须要对它喷上几口烟，然后它才能起来活动。这一点可以充分说明我家的腐朽面貌。
解放后，汉沽盐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天津回家，走在宽敞的柏油马路上，看到一排排的整洁的盐工宿舍，再回头想一想当年盐工住的窝铺，真是天壤之别啊！
（写于一九六六年）
[1]五工滩：盐滩面积大小不等，一般占地三顷上下，用长工五人，谓之“五工滩”。
[2]商灶纠纷案：长芦各沽灶户，向例依靠盐商在春节前预批新盐，先付部分价款，维持春晒，但盐商不能将批定之盐在当年全数运清，年久套搭，遂多积存。一九二二年冬，芦纲公所突然宣布，本年不批购新盐，也不预付价款，须待存盐运清后，再行协议。停止批盐借款，无异断绝灶户经济来源，经各沽灶首向芦纲公所力争无效，乃齐集天津大悲庵邓沽灶盐公所临时办事处，开会决定，以停晒、罢运、不卖盐与芦纲引商的措施，以为对抗。一方面在天津成立四沽灶盐公所，又在风山庙摆渡口设立临时售盐处，以便散商购盐。芦纲公所则力图破坏灶户团结，买通汉沽灶户吴仲三、塘沽灶户田式铭等，私自卖盐与盐商，由此又引起灶户内部的激烈冲突。这一幕商灶大纠纷案，一直僵持了半年多，到一九二三年秋，由当时长芦盐运使张调宸挽出津海关监督刘彭寿出面调停，协议折中办法，盐商照旧批盐借款，灶户分期偿还存盐，始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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