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我父亲张文洲去世,因为我自离开学校后,即在京奉、胶济等路局作事,由我堂弟张象言继掌家务。一九三二年各沽成立滩业公会,张象言被推为汉沽滩业公会会长,滩户邵孟唐为副会长。
张象言是新学书院毕业,久居天津,交游甚广,尤其对长芦盐运使千方百计地进行拉拢。适值汉沽滩户因晒盐经费不敷周转,由公会请求运署向银行借款,张象言利用这个机会,与产销科长齐望愚等秘密洽商,结果由运署担保从上海银行借款五万元。借款到手后,张象言与监察姚石青两人,于当天晚上拿了两万元,在国民饭店交付齐望愚,转送司长荆有岩(当时称运使为司长)和各科长致敬。其余三万元分给各滩户支持晒费。后来还款时,当然要按五万元摊还,因此,引起各滩户不满。其中闹得最历害的是前灶首吴玉堂的姨太太张淑贤,她声言非找律师告状不可,幸得姚石青出头说合,所有张淑贤应摊之款,由张象言如数垫付,才算了结下来。此即汉沽滩户中所传说中的“借三还五”案的真象。
滩业公会会长任期两年,张象言从一九三二年被推为会长,一九三五年以后他改充副会长,而以邵景寅充任会长,一直干到日本投降。
一九三八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华北盐业公司用贷款方式在四沽大开新滩,汉沽同时成立了新滩委员会,以滩业公会会长、副会长兼充委员长、副委员长。该公司规定滩户开新滩一付贷款四千元,打卤坑一个贷款五百元,实际是开滩一付代价不过两千元,打卤坑不过二、三百元,张象言把自家大滩靠近荒地的边沿地区划出几段来,略加调整作为五付新滩,另外还打了十几个卤坑,如数支领贷款,在这当中赚了一万多元。
一九四五年三月李鹏图接任长芦盐务管理局长,汉沽滩业公会因为他是宁河同乡,又与我家有亲戚关系,备款两万元,托张象言代为送礼。(www.xing528.com)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来津重掌政权,经济情况混乱,币值跌落,张象言对应发盐工工资,改用支票兑取办法,从寨上桐裕成签发小额支票,盐工须到张象言天津公馆内附设的桐裕成津账房取款,然后再转开正丰裕银号的支票。盐工从寨上来津,至少要耽误三、四天才能取得到现款,而物价波动剧烈,原来能买两袋面粉,当款取到后,连半袋也买不到了。盐工人数众多,他利用这种延不付现的手段,从中谋利,以致怨声载道。
我家自我堂弟张象言接管家务,经他添置了“接跳绕沟”、“南大柳沽”、“小老鼠洞”、“铁神庙”等处盐滩,合组的公兴店增开新滩四付,又租入盐滩三付半,总计我家自有盐滩共达三十一付,实占土地面积97.9顷,为汉沽全区滩地总面积的八分之一。
张象言除经营滩地之外,又尽量向房地产和商业投资方面发展。先后在天津购置马场道楼房两所,成都道福长里楼房一所,鹏寿里楼房五所,世界里楼房两所,寿安里平房一所,并在南海路自建楼房一所。在天津与人合资开设文兴银号、正丰裕银号和祥麟当,又将正阳金店由一号扩充为三号,并在北京合资经营正丰金店,在汉沽滩户中成为有名的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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