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洲的灶首经历及其在天津的文史资料选辑

我父亲张文洲于一九一四年继我祖父充当灶首。他在长芦四沽灶首之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在天津结识了几家官僚资本家，如曾充烟酒督办的董士恩，津海关监督刘彭寿等，合伙经管滩业。在充当灶首之先，于一九一二年与董士恩和盐商“益照临”经理刘小斋，及以开滦煤矿工人把头起家的前清候补道邓豁然等四家合组公兴店，在芦台附近开辟新滩十付，每年收益很大。后来又于一九一六年与董士恩、刘彭寿等合组三兴公司，伙租寨上庄大滩户李芳树所有盐滩五付。这五付滩是“大滩王”、“东西海山威”、“南北腰滩”，都是汉沽区出名的大滩，每年能产大盐五万包以上，租期十年，每年租金仅五千元，先付二年租金，其余是年交年款，每年能得净利三万余元。特别是“大滩王”为全场之冠，产量既高，距离官坨又近，每年能驳两趟盐入坨，一般“五工盐滩”四付也比不上“大滩王”的产量，因此我父亲动了觊觎之心。在租期中李芳树病故，其子李维钧不能守业，一九二六年临近租期届满时，我父亲以一万元把这付大滩买到手里。

在天津方面对我父亲支持最力的是段永彬。段永彬是段芝贵的三弟，他家管事人冯茂三，与我家有亲戚关系，通过冯的介绍，我父亲得识段永彬。一九一三年段永彬在我父亲协助下，在汉沽附近大神堂，以利海公司名义投资，开辟了新滩六付，以冯茂三主其事。不久段永彬作了长芦盐运使，自己不便以盐商兼管滩业，一九一四年久大精盐公司成立，即由我父亲经手，将利海公司的六付盐滩，转卖与久大了。段永彬出任盐运使，我父亲身价也随之提高，在运署方面，可以说是予取予求。利用这种关系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

（1）开盘问题：灶户向来仰仗盐商在年前批定新盐，预付五成价款，支持春晒，谓之“开盘”。芦纲公所利用灶户这个弱点，把持操纵，事事刁难，每年年底非到腊月三十日除夕夜晚不予开盘。各灶户所渴望的借款，分到手里已是新正初一，很少能在家里过年。我父亲请求段永彬批准，改为阳历年开盘。

（2）改洋码问题：盐商与灶户之间的买卖关系，向来系按银两计价，到民国初年仍沿袭旧制，计水盐每百包二十八两，老盐每百包三十二两。惟当时银元已在市面通行，所以在付款时将银两折合银元付现，在折算中，七折八扣，抹零去梢，灶户吃亏很大。虽一再向芦纲公所交涉改按洋码计算价格，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民国五年段永彬任运使后，始废除银码，改为洋码计价，大致是水盐每百包三十五元上下，老盐每百包四十元上下，盐价从此才稳定下来。

提前开盘与洋码计价，这两件事对灶户尤其对拥有多数盐滩的大灶户如我们家，是特别有利的，我父亲利用与段永彬的关系，反压盐商，使多年渴望不遂的愿望，得以实现，志得意满。而另一方面，芦纲公所纲总们对我父亲的嫉视心情，也日益加深。(www.xing528.com)

我父亲与盐商之间的显著矛盾，是从与久大永利两公司订立专卖合同引起的。由于再制盐与制碱都需要大量原盐，而芦纲公所主要目的是企图迫使久大从盐商手里买盐，同时他们又害怕精盐销路扩展，影响大盐销额，因此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不使灶户与两公司直接发生买卖原盐的关系。一九一六年驳盐需款，我父亲代表灶户向芦纲公所商洽借款，遭到纲总李赞臣的拒绝。我父亲一气之下，通过刘彭寿等介绍，与久大创办人范旭东取得联系，在天津订立了原盐专卖久大的长期合同。这项合同指定盐滩十九付，全部供给久大，其中包括我家九付，三兴公司五付，族叔张文治四付，和另外一家灶户邵执中一付，盐价规定每百包三十八元，比当时商价略低（时价是四十余元），但盐商批盐多寡不定，经常是生产过剩，而专卖久大则是供不应求，晒多少卖多少。自从签订这项合同，对我家来说，在制盐资金周转方面，确实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为以我家为首的汉沽灶户专卖久大之后，违反了盐商扼制久大之意图，纲总李赞臣大为恼火，策动全纲盐商对灶户施加压力，以不买四十二户大盐为要挟。所谓四十二户者，即从我祖父担任灶首时，所代表的四十二家灶户。为了自家多得利益，竟使四十余家灶户生计困难，我父亲不得不急谋应付之策，请求当时盐运使张调宸批准，与河南境内芦南襄八公所取得联系，以四十二户所产之盐，供给该公所所属襄城、方城等八县盐商运销。塘沽等处灶户如李少堂也有将盐滩出卖与久大情事，芦纲公所遂进一步对四沽全体灶户进行迫害，以清算历年存盐为借口，停止批购新盐，不予贷款，结果酿成一九二二年商灶大纠纷案[2]，直到一九二三年秋季才得平息，恢复正常的晒运。

我父亲另外一个剥削手段，是利用借运，从中渔利。因为山西与两淮一带盐产，向来是不敷各当地食用，而长芦盐产则生产过剩，因此山西和两淮经常要从长芦买盐，接济民食，通称借运。借运手续是通过双方主管盐务官署的协商，以灶首为主体，由各该地盐商直接向长芦产区购盐。这就给灶首们开辟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比如借运盐价洽定八十元一百包，由灶首负责向灶户匀购，在发价时，各灶户实得价款每百包不过六十元，多余之款，除去给主管官署报效外，经手灶首要得一大部分，十几年中，经办借运所得不在少数。

在我父亲担任灶首和理事期间，我家盐滩又增加了九付，名称是“烟铺”、“荒滩”、“大滩王”“大小二港”、“东西海山威”、“南腰滩”、“西大滩”，又租入“北腰滩”一付。合组的公兴店，开辟新滩十付，有我家七分之二的股权。一九二七年在天津合资经营正阳金店，在永利碱厂和福星面粉公司各入股一万元，另外还在天津日租界太和里购置了楼房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