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惠的发海时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早年，灶户原无组织，而盐商多聚居天津，汉沽与天津相隔虽仅一百余里，但交通不便，盐商养尊处优，不愿经常跋涉，遂从灶户中选择比较“殷实可靠”者代替他们买盐，形成居间介绍的经纪人，这种人由于靠海发家，所以人称“发海”，为后来灶首的前身。

我祖父张廷惠自从分得两付盐滩独立门户之后，为了接洽卖盐，不断到天津与盐商联系，久之认识了“益照临”管事人张子琴。“益照临”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大盐商“海张五”引地的字号。他家引地包括安阳、林县、汤阴、淇县四个大县，销额甚大。同时通过张子琴的介绍，又与瑞昌店李家即“李善人”也有了联系。李家的引地有涞水、许昌、临颍、滑县等县，销额不在“益照临”以下。我祖父自己经营的两付盐滩，年产不过五千余包，不够应付，于是又联络了至近亲族十余户，共同供应这两家大盐商的需要，无论他们批购多少，盐船一到汉沽，准保如数交足，从无拖欠。我祖父因为取得张、李两家信任，即被公认为正式“发海”者，是为我家发家的起点。

我祖父自从充当“发海”后，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更竭尽全力效忠盐商，不惜运用种种手段，换取盐商的欢心，获得更大的信任。例如：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汉沽沿海地区发生大海啸，滩地新盐原盐尽被冲化，坨存老盐亦无多，原来盐价约八两银子一百包，这时突然飞涨到每百包一百零八两。在海啸前我祖父与另外两个发海者——张文荫、王有惠，均与瑞昌店定约，各批售大盐若干包，并已领价。海啸后张、王两家借口受到损失，向瑞昌店要求退约退价，另按新价定约，瑞昌店也不得不予同意。惟我祖父不但不退约退价，反而照原价如数交盐。我祖父扬言：“既已定约，即应遵守，赔赚是我份内之事。”瑞昌店东家“李善人”见我祖父如此恪守信用，异常重视。他对我祖父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直接找我，也不用经过门房传达。同时他又告诉他家经营的瑞恒银号经理：以后张廷惠用钱，借多少给多少。从此我祖父到李家是推门而入，有求必应，借助李家的力量添置了七付盐滩，获利甚厚。(www.xing528.com)

芦盐在光绪年间，尚无标准官价，只是由商灶双方协议，在我祖父充当发海时期，每百包约值白银十两上下，发海人替一般灶户接洽卖盐，都要从中吃价，至少要扣二成，我祖父当然也不例外。他充当发海前后近二十年，这项收入，为他一生财富的主要来源。

光绪末年，发海改称灶首，由灶户推举。名为推举，实系盐商提名。当时汉沽被提名的是吴玉堂和我祖父张廷惠，经管汉沽场全体灶户卖盐事宜。又经主管官署批准“五厘头”为灶首办公费用。所谓“五厘头”者，即在售盐价内每百两提扣五钱银子，每年均有几百两的收入。后经地方协议，从这笔费用内提出五分之三补助办学经费，当灶首的已是有了钱的人，乐得在地方上买好，所以并不在乎。至于张、吴两灶首权势的划分，系以寨上庄石桥为界，住居桥北的灶户三十六户由吴灶首负责批卖盐斤，桥南灶户四十二户，由张灶首批卖盐斤；其住芦台和海下一带灶户，加入哪一方面卖盐，听凭自愿。俗语说：“经手三分肥”，灶首从中吃私和借端开销之事，势所难免。因此在我祖父经管家务的四十余年中，我家盐滩从原有的两付，扩充到九付，新增的七付盐滩名称都很别致，计有：“南双坨”、“卤虾店”、“小铺”、“纱帽翅”、“西凹斗”、“草里摸”、“螃蟹篓”等。除原有的桐裕成洋广杂货铺外，又在本村开设了同茂盛米面铺、桐益顺木作铺（专做风车和滩地用具，供给自滩使用），又与人合资在芦台经营桐德合粮栈，为我家聚敛财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