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隽如
编者按：陈隽如同志此文，记录了李廷玉生前有关长芦五纲总被捕案及津武口岸的一次谈话，其中有些情节与纪华所述不尽一致。特此一并刊出，以资参照。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李廷玉（实忱）先生对我谈长芦纲商和津武口岸的事时说：
清朝末期，长芦纲商有十家亏累户，简称十累商。由于他们亏累了，不能继续经营运销业务，六十一县营引岸才由芦纲公所接办。十累商是芦纲承办商，他们利用纲保结状，先盐后税，造成连年赔累，积欠国税七百万两。所赔的款都是由大清银行借来的。这笔银行借款，芦纲公所是有承还责任的，因此芦纲公所将十累商六十一县营引岸收回，改为芦纲公运，每引加税一元，到民国七年（1918年）才将银行贷款还清。
芦纲公所还清银行贷款以后，仍旧继续办理公运，结果又亏累了，积欠盐税二百余万元，而芦纲公所却还不肯把六十一县营业务让出来。盐务当局不得已，改为先税后盐，芦纲公所不敢承担。长芦盐运使丁乃扬才招商承办。我以康济恒商运事务所名义，接收办理六十一县营运销业务。
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宗昌时代，长芦盐运使韩德凝和我商量，如果每年缴纳十二万五千元助军饷，就可以继续承办。我由寿丰面粉公司借了三千袋面，先交付军需，随后登报声明，并没有人出头反对，于是我继续承办。每年上缴十二万五千元，等于引地租钱。(www.xing528.com)
当我初次接办六十一县营的时候，芦纲公所仍由公义店李宅把持，以夺取芦纲营业为理由，发动通纲，对我提出控诉。
津武口岸原来是由长芦盐区纲商轮流负责办理，五年一任。清末轮到公义店李宅时，竟把持不交，长达十五年之久。我有纲商资格，要求接办津武口岸。芦纲公所告到平政院，说我是先税后盐的商人，没有纲保结状，无权接办口岸店。平政院袒护他们，我便向总统府控诉平政院，并且告财政部坐视不理的过失。结果徐世昌总统斥责平政院的错误，经过两年之久，才告成功。但是公义店仍旧抗拒不交，我又呈请徐总统。总统下令即日移交，我才以协和公司名义接办。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派钱俊逵任长芦盐运使兼长芦盐务稽核分所经理。他受了芦纲公所的贿赂，以四万元代价将津武口岸售与芦纲公所，并且免除津武口岸每年向盐运使署缴纳二万元的报效。我到南京控告钱俊逵，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各部各递一个呈文。我晤见邵力子，谈此项纠纷概况。我又和邵力子谈到芦纲公所积欠国税二百多万元。邵力子向国民政府报告。国民政府命令宋子文兼代盐务总署署长，邹琳任秘书长。邹琳给我来电报，请我免追钱俊逵。他的解决办法是，让我预缴三十万元盐税，所要求承办津武口岸一事当获批准。我同意照办，津武口岸仍由协和公司承办。
国民政府见到芦纲公所积欠二百万元盐税，下令由天津提解芦纲公所五纲总到南京。五纲总请严范孙从中调解，范孙给我电报说：“盐务已成强弩之末，解铃系铃，吾弟一人任之。”我回电说：“拘五纲总我无其权。”关于这一案，结果芦纲公所花了五十万元报效，才得了结。
民国十九年（1930年）阎锡山窃据华北，派陆近礼任长芦盐运使。陆近礼女儿出嫁，芦纲公所一伙纲商辇金运动。这年夏历五月初四，天津市长崔廷献请客，客单上有我和孙伯澜。我和孙伯澜出席后，崔廷献说：“对不起，有和南京勾通嫌疑，警察局已派人迎接。”不一会，天津市警察局派人将我和孙伯澜接到警察局，局长曾延毅不见，将我们两人移拘在黄纬路西头曹家花园。当时天津人大哗。第二天为端午节，崔廷献、曾延毅都送来点心和菜。拘押日期一再推延，又迁到宫北大街某银号内。最后把我解往山西。解到阳曲县，县长杨楷，和我是同年，正赶上下乡公干，他临走时知道我将解到，告诉他的属员，等我到达时要妥为招待。阳曲县看守所长，曾经在铁良的协巡局当差，是老同寅，对我也非常照顾。杨楷县长出差回来时，把我移住县衙门花厅里，更加优待，不久开释回津。回到天津以后，引岸都收归官办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