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总是芦纲公所最高负责人，一般都是长芦业商中有声望的大盐商，在天津社会上属于头面人物，由群众推举，上报盐运使署批准备案，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而且可以子承父业，下一代继续充任纲总。纲总的职责，主要是代表盐商应酬官府，下达盐运使署指示，反映盐商要求，主持公所会议，审查公所开支、审核租、代商资历、条件、能力，调解纠纷，接洽贷款等。公所内一切重要问题，都由纲总来决定。纲总虽不是什么达官显宦，但在旧社会都目之为有权势的人物，经常坐蓝呢大轿，出入官衙，很讲究排场。在清朝咸同年间，天津盐商盛极一时，天津“八大家”中有半数是大盐商。盐商彼此结亲，盘根错节，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特殊阶层。
芦纲公所历任纲总，没有记载可考，兹仅就老年人士追忆所及，自庚子（1900年）以后，担任芦纲公所纲总的计有：（1）杨俊元，字春农，引名杨成源；（2）黄星桥，引名振德店；（3）王奎章，字文郁，引名益德号；（4）姚学源，字斛泉，引名恩裕泰；（5）何仪臣，引名六吉店；（6）李士钰，字幼香，引名瑞昌店；（7）王贤宾，字竹林；（8）李宝恒，字子赫；（9）邹庭廉，字学勤；（10）邓振宇；（11）窦荣光、字砚峰；（12）郭春麟，字少岚，引名春晖店；（13）王益保，字君直，引名宸章店；（14）杨承昭，字丹忱，引名聚丰恒；（15）李玉麒，字少舫，引名谦吉店；（16）李宝诗、字赞臣，引名瑞昌店；（17）刘景泉，字漱莹；（18）刘鸿翥，字渐逵；（19）王春煦，字辅臣；（20）陈右铭；（21）杨懋官，字问潭；（22）王振铠，字简勋，等等。[1]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敲诈勒索，把李赞臣、王君直等五纲总逮捕押解南京，严重地冲击了芦纲公所。盐商们各怀惧戒之心，都不愿担任纲总，勉强选出刘漱莹、刘渐逵、陈右铭三人为顶补被捕纲总的遗缺，惟尚缺少一人，遂派王辅臣代表杨丹忱为纲总。王辅臣不是业商，不久因故被撤销纲总职务，以后陈右铭回南方，刘渐逵病故，只剩刘漱莹一人，不得已又增选杨问潭、王简勋为纲总，维持残局而已。(www.xing528.com)
在历任纲总中任期较长的为李赞臣、郭少岚、李少舫、邹学勤、杨丹忱、王君直等六人，其中“李善人”家李士钰（幼香）、李赞臣（宝诗）叔侄两代担任纲总，财势最盛。李家拥有直岸涞水、豫岸许昌、临颍等地引岸，又拥有襄汝公所（以后改称襄八公所）的控制权，引岸专销，颇获厚利。在政治上李家也有一定的潜在势力，李士钰是清朝翰林，民国以后，北洋军阀曹锟是李家儿女亲家。李家最盛时积累资产估计达一千六七百万元。李家曾想在工矿业方面打开出路，在民国初年出资四百万元，创办京西斋堂煤矿，还向当时华北新兴的民族工业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怡立煤矿、寿丰面粉公司等大型企业投资，以李颂臣为代表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或常务董事。李家纠集芦纲及淮纲盐商，集资一百一十万元，组织殖业银行，对盐商和滩户实行高利贷款。自五纲总案发生后，李家首当其冲，为了托人情了结此案，垫出四十万元。日本侵华时期，直岸大部份属于敌后根据地，引区用盐难以运送，河南省成立伪盐务管理局，豫岸引权销售专利被取消，李家盐务世袭专利收入锐减。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明令取消引岸专商制度后，“李善人”家族吃盐务的历史从此结束。
（刘续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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