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占魁
〔前文提要〕
我家祖居河北省安次县小益屯村。我青年时期在家务过农，当过吹鼓手，也学唱过河北梆子。后来，在奉系军阀部下当兵。
我的家乡所在的冀中大平原，沃野千里，河湖纵横，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的河朔重地。清朝末年，义和团曾在这里进行过英勇斗争，在民间影响很大。这里的人民群众富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革命传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上层人物，同仇敌忾，纷纷出人、出枪、出钱，组织民间武装，准备抗御外侮，保卫家乡。当时，在安次、永清、任邱一带的村镇里，凡拥有五十亩土地的人家，就要出枪一枝，派丁一口，参加民团。这样的人家通称“枪户”。我就在这时候到离小益屯不远的缑庄子参加了新建立起来的民团。各村镇的民团发展很快，有的村镇有上百枝枪。国民党省、县两级政权关注这一事态，着手举办县设的保安团。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永清县县保安团成立，我被录用，并担任了队长。
一九三六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永清县境内的汉奸，利用南关娘娘庙一年一度的庙会，发动暴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企图进一步鲸吞冀中地区的一个步骤。汉奸制造的暴乱，被永清县保安团扑灭，我参加了这次行动。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就践踏到冀中大平原。在日军全力尾追南逃的国民党溃军的时候，沦于敌后的人民群众的抗日激情不可遏止；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将领也在坚持抗日。我在龙虎庄得悉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还在组织与指挥敌后的抗日游击活动，其下属第五行政区的专员张汉全来到武清组织队伍，我就带领龙虎庄保安预备队的弟兄前往投奔张汉全，受委为河北省第五专区行政专署抗日游击队队长，参加了这一时期的抗日游击活动。
九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从永定河防线全面溃退，方兴未艾的地方抗日游击武装受到严重影响。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刘峙的队伍以一日百里的速度向南溃退，我的上司第五行政区专员张汉全，偕专署机关人员，逃抵霸县，狼狈不堪。这时我的思想起伏不定。行至霸县太平桥渡口，我们就分道扬镳了。我带领弟兄们返回大清河北。
我们回到龙虎庄以后，避实就虚，伺机打击敌人，活动于永（清）固（安）霸（县）边界。不久，我们听说原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的吕正操团长从南撤的行军途中返回冀中，现在正在安平、安国一带组织队伍，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于是，我们六十多人的队伍决心投奔吕正操。
吕正操统率的人民自卫军以原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为基础，经过改编，分设三个总队。第一总队由原六九一团一营改编，总队长为赵承金；第三总队由六九一团三营改编，总队长为于权申；第二总队原是由六九一团二营改编的，在梅花镇与日军作战，全体壮烈牺牲。当我们到达安国时，蠡县救国会刘西亭带领的队伍也转移到此，吕司令员命令我们的队伍与刘西亭的队伍合组为第二总队，由我担任总队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人民自卫军进行整编，原有的三个总队改为三个团，我所在的原第二总队，因发展缓慢，改编为三团一营，团长孟庆山，我担任营长。
十二月底，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在冀西山地成立并举行会议。吕司令员离开冀中到冀西，孟庆山带领人民自卫军新编三团留守高阳。日军进犯，我们多次移防。随后以孟庆山所率三团为基础，建立河北抗日游击军，孟庆山任司令员，全军分为十二路。当时，我正在高（阳）保（定）线上的石家桥驻扎，孟司令员召我到肃宁游击军司令部听候任命。我到肃宁之后，孟庆山司令员宣布任命我为清（苑）蠡（县）高（阳）安（新）游击总指挥，我从营长跃升为司令。
吕正操所部人民自卫军与孟庆山所部河北游击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这两大支武装的建立，标志着冀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河北平原上，开创了统一的、有组织的、有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奉命率领部队向大清河北作游击战争的战略挺进。新组成的北上先锋队由安平出发，攻新镇，下霸县，打永清，奔安次，打了一系列的进攻战，把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扩大到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带成为了晋察冀军区的前沿。
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晋察冀军区下，将原由吕正操司令员统率的人民自卫军改编的八路军第三纵队改为冀中军区，作为晋察冀军区下面的二级军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聂荣臻，参谋长为聂鹤亭，政治部主任为舒同、朱良才。冀中军区由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孙毅任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
冀中军区下设十个军分区，平汉路以西五个，平汉路以东五个。路西的五个军分区是：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任司令员；第二军分区由郭天民任司令员；第三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第四军分区由熊伯涛任司令员；第五军分区由邓华任司令员。路东的五个军分区是：第一军分区由赵承金任司令员；第二军分区由于权申任司令员；第三军分区由阎九祥任司令员；第四军分区由孟庆山任司令员；第五军分区由朱占魁任司令员。这样十个军分区，路东的五个，按大排行则是六、七、八、九、十军分区，我所辖则为十分区。
从一九四〇年开始，日军对三角地带这块抗日根据地，采取把“扫荡”和“蚕食”结合起来的战术，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步步为营，建立堡垒群，挖掘封锁沟，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小块，企图象蚕食桑叶那样地吃掉，我们的腹心地区被迫缩小，再缩小。到一九四一年初，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仅仅剩下新城、雄县、霸县之间东西宽三十多里，南北长二十多里的百十多个村庄。这一年的五月九日，日本集中了几万兵力，实行所谓“囚笼政策”，用“铁壁合围”、“拉大网”种种战术，发动全面的、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三角地带的抗日斗争，出现了一个大反复，由抗日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又进而沦为敌占区。
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一年。三角地带在敌人的铁蹄践踏下，人民群众陷入苦海，出现了“村村人戴孝，处处有哭声”的惨烈情况。主力部队被迫进山，我们这支队伍奉命撤出三角地带。我由冀西山地到冀中安平县境内军区司令部开会时，途中与日军遭遇，我所带队伍战斗失利，我被敌人生俘。
敌人对我进行了威逼利诱，同时利用俘虏了共产党冀中军分区一司令员的事情大作文章，广为宣传，日军先是将我关押保定、石家庄，后解北平敌冈村宁次司令部，随又解回石家庄。当火车行驶过了保定南面于庄车站以后，我发现这条铁路线我很熟悉，便趁着看守的疏忽，从厕所跳车潜逃。经过艰难的旅程，躲过日军的追捕，最后我到达了延安。
在延安整风和“挽救失足者”的政治运动中，我受到审查。无论从我在冀中的经历来说，或是从我被俘、潜逃的事件来说，党组织审查我是完全必要的；可是我却“顶牛”，对干部、对组织、对运动，乃至对党都产生了不满。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对我做了许多工作，谈了很多次话，可是，我对于这样严肃的党内政治运动，乃至对党的生活，都未曾经历过，我不理解，也格格不入。在审查最激烈的时候，我从山岩上滚下来，摔断了自己的腿。在延安学习了一个阶段，这对我应该说是一次十分必要的政治上的“补课”，但我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八月十日毛主席发表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同时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八月十日、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向晋绥、晋察冀、冀热辽、山西等各大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基于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党中央决定派出干部、指战员分赴各解放区。我受命返回晋察冀解放区，日夜兼程，到达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到。根据我个人的要求，决定让我到冀东军区，委派我担任第十四军分区副司令员。我对于这个委任非常不满意，我认为自己早就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现在反而在司令员前边挂个“副”字，这岂不就是降职？尤其是当我知道十四军分区的司令员原来是我们一分区的团干部的时候，内心深处更是愤愤然了。我觉得自己是“当完了婆婆当媳妇”，如何承受得了。如果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就与党离心离德，现在这种离心离德的情绪又更加深了，这是我失足悲剧的原因之一。
我压抑着内心的不满，接受军区的委任，前往冀东十四军分区的地域接任。我担负的仍然是带兵打仗的老差事，但是，对手变了，不是打日本鬼子而是打国民党军队，民族矛盾已经让位于阶级矛盾。在抗日的那时候，我对部下、对战士和人民群众训话，讲打鬼子，抵抗外来侵略，可以讲得理直气壮，因为我自己就是本着这点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接受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而现在则是打“内战”，尽管我也知道这场“内战”是蒋介石挑起的，但对于这场人民解放战争的深刻意义，我并不真正理解，也缺乏思想上的准备。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八年中我们总是说：打完鬼子回家过太平日子，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我的弟兄和朋友中，在我带领的十四军分区的队伍中，都存在有解甲归田的厌战情绪。我作为一个指挥员，这时不能与党同心同德，不能同仇敌忾，已经处于“士无斗志”的低沉情绪中。所以自到十四军分区以来，带兵作战难免屡屡失利。
一九四六年秋，我在古北口与国民党十一战区孙连仲部队接触时，我看到由北平运往热河解放区的救济物资，想到美国在天津没有租借地，认为美国对中国不是侵略。这时候，我的心里象塞进了一团乱麻似地，撕捋不开。我想到当年抗日“过五关，斩六将”，想到目下的种种不顺心，我觉得自己象一只泄气的皮球；而这时候，国民党方面那种貌似强大的景象就走进了我的头脑中，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占领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城市，在两军阵前，我也亲眼看到了那些军队确乎是全部美式装备，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这样强大的对手吗？
我自跟随张汉全参加抗日以来，一直是野心勃勃，受着“占山为王”的思想支配，在所谓“乱世出英雄”的特定社会条件、历史条件下，我被推上了“高位”。我不甘心就此摔下来，不能从此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一直瘪下去。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的错误估计，把我推向叛离党、叛离革命、叛离人民的罪恶深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我只身离开冀东解放区，由冀东进入北平，投向敌营，铸成了我个人的千古遗恨。
我叛逃到敌营的时候，解放战争开始进入了转折的阶段，蒋介石企图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不断被粉碎，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反攻。正当蒋介石的反革命军队即将覆灭的时候，我的倒行逆施正是反动派求之不得的。在北平，任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对我极表欢迎，一再强调蒋委员长对我之“投诚”十分重视，以国民党《中央日报》为首的许多报纸都刊登了“共军高级将领朱占魁投诚”的消息，大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共产党，制造所谓华北共军面临“山穷水尽”的谣言。而我则得到了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的头衔，并且先后被加委了许多职务，如冀东视察专员、冀中五县联防司令兼安次县长等等。
傅作义倒是很想借我一臂之力来对付冀东、冀中的解放区，所以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又以“剿总”的名义委我为河北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为我设置行政专署于独流，把沧县、青县、静海、文安、南皮、东光、盐山等十九个县划归我的管辖范围。其实说来可笑，十九个县份中，实际上都没有占驻到什么地盘，大都是象《停战前后》中那位县长要去“到任”的“流亡政府”，空有其名，而地盘都是掌握在解放区和民主政府手里。至于三区保安司令所指挥的武装，也大都是地方武装与杂牌军，计有：刘佩臣的守护二团，占据静海县独流镇；高鸿基的守护五团，占据唐官屯；静海县县长王某（记不清名字）兼任保安二十二团团长，占据静海城关；穆峻峰的保安四十团，占据马厂一带；邢仁甫的保安四十一团，占据大屯以南的减河一带，邢还兼任了三区保安副司令；还有三区行政副专员王洗凡兼保安四十三团长，占据沙窝一带。这个王洗凡，原本是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一连的连长，在旧军队中就有“王扒皮”的绰号，吕正操返回冀中抗日，王洗凡也随同来到冀中，高阳整编的时候，王洗凡当了人民自卫军三团的副团长，成为孟庆山团长的副手。高阳整编后的第一仗——石家桥战斗，我和王洗凡在一个战壕里打过日本鬼子。解放战争开始，王洗凡先于我投降傅作义。除上述武装外，还有直接随专署与保安司令部活动的张国政的陆军步兵独立第三大队，保安司令部警备营和石清泗带领的警卫连。石清泗也是我在冀中的“故交”。作为我的“故交”而在北平的还有张汉全，这时，他已经是国民党市党部的书记；赵润民也在北平，还有王凤岗，他已经“飞黄腾达”，当上了专员，坐上了小汽车。
对于我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来说，“少将”衔不算高，地盘也不大，兵权也有限，可是从投机的心理出发，我总算有了“大展鸿图”的一线希望。所以我不能用“身在曹营心在汉”来美化自己，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是在为虎作伥了。我不仅率领队伍攻打过冀东、冀中解放区，向解放军开了枪，而且我还曾想把冀中革命队伍中的“同事”策反到傅作义的麾下来，以进一步博取“上峰”的信赖，积累“邀功请赏”的资本。可是，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亲手给了我当头一棒，吃了这一棒，我不能不清醒一点，不能不感到一点失足的悔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傅作义在华北战局中陷入困境，四处挨打，为集中力量作最后挣扎，决定把河北省的几个专区合并，而后建立几个所谓的“清剿”区。傅作义计划把靠近天津的第二、第三两个专区合并，成立第四“清剿”区，因为这个“清剿”区把天津西、北地区划在其中，对于天津的防护至为重要，所以确定由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兼任第四“清剿”区司令，我任副司令。傅作义要我到天津与陈长捷见面，商谈我们两人的分工以及区下边应设几个分区和分区人事安排等具体问题。
九月间，我到天津与陈长捷见面。陈长捷对我可谓“一见如故”，欢迎不迭，口口声声称我“朱司令”，并且极其信赖地对我说：“傅老总已经把建立第四‘清剿’区的事情都交待下来了，我完全同意。”又恭维我说：“朱司令你有办法，有经验，我完全信赖你。”陈长捷还对我下“诱饵”，告诉我说，他正在筹编天津市保安旅，将来还要“借重”我去指挥天津保安旅。陈长捷眉飞色舞地夸耀天津市地位重要，物资丰富，他说：“兵源、武器、钱，都由我来办，保证咱们俩会搞得很好！”
对于十里洋场的天津市，我是神往久矣！与陈长捷会面后，我踌躇满志地回到杨柳青。此时，我的“专署”已由独流迁入杨柳青，我把会见陈长捷的情况，首先告诉王洗凡，他是我的副手，又是我在“他乡”的“故知”，从感情上、行动上，我们都比较接近。我们两人经过一番筹划，拟定第四“清剿”区下分三个分区，即：津南分区、津西分区、津东分区；人事安排也作了一番“内定”：津西分区的司令由王洗凡兼任；原任二专区的专员崔亚旬调任津东分区司令；原任三专区副司令的邢仁甫调任津南分区司令。我还计划着把陈长捷搞起来的天津保安旅抓到手，再抓住六十二军的一个师，加上四个防护团，搞上十几个团的兵力。在我的头脑里，作为一个军人，有队伍、有兵权就有了一切，我搞到十几团的兵力，傅作义就奈何我不得，万一局势有变，我还可以另作打算。
我与王洗凡运筹帷幄之后，于九月底就携带着第四“清剿”区的工作计划及图表等等到天津，取得陈长捷的同意，然后就去北平，到西郊“剿总”去面见傅作义。
事出意外，傅作义对我一反常态，表情冷淡，语言生硬，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蒋介石不准成立这样的“清剿”区。傅作义向我摊出底牌，他说：由于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向共方投诚，委员长很恼怒，认为象我们这类人担负“清剿”，很值得考虑，他个人也怀疑杂牌军能否胜任“清剿”。傅作义非常生硬地讲完这番话之后，两只眼睛直盯在我脸上，我很难堪，尴尬地离开了“剿总”。
我没有当上“清剿”区副司令，我与陈长捷的协议自然告吹。十里洋场的天津，天津富足的物资等等，对我来说，只能落个“眼饱腹中饥”，这一切当然使我很失望。但是，最使我心寒胆战的还是从蒋介石到傅作义对我的“戒心”，我挨了蒋介石对我不予重用的当头一棒，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蒋介石的这个营垒中，不仅难以爬得更高，而且已经潜伏着危险。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杀人不眨眼，说不定我的这颗脑袋就要掉下来！……我惊恐、懊丧，恼恨自己的失算。
尽管我没有当上“清剿”区副司令，但是，我还是要率领着三区和保安司令部所辖的军队去进攻解放区，我的部队到安次城郊大王庄执行“剿总”的“清剿”命令，我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后任、十分区（即原路东五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我羞愧交加，未曾交锋，我的反动“锐气”就削掉了一半。开火以后，我的队伍一败涂地，号称四百五十人的所谓“复员军”，经半日战斗，仅剩下八个人落荒脱逃。原十分区的参谋、早于我叛投傅作义的张柱天，是我的得力干将，也送了命。“如丧家之犬”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的境遇，可能是很恰当的了！
刘秉彦把我的队伍打得丢盔卸甲，我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不义之仗是万不能打下去了。蒋军不是共军的对手，我也不是刘秉彦的对手。时至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向前推进，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已成定局，我当然不甘心给蒋家王朝殉葬，就是死也要死在家乡的土地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句话，朝朝暮暮萦绕在我的脑际。
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住家，与冀中有些联系，我把这个亲戚找来，想托他到冀中军区，把我在北平的境遇，我的悔恨和我想弃暗投明的心愿，汇报给军区的老首长。可是这个亲戚胆小，怕担风险，拒绝了我的要求。(www.xing528.com)
这时候，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已经在监视我，加之从蒋介石到傅作义对于我的歧视，所以在北平除了冀中的几个故旧以外，也很少有人跟我往来。我的私宅门庭冷落，有一天，马弁通报说我的太太找我来了！我的结发妻子张淑媛突然来到，弄得我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才进出一句不三不四的话：“你怎么来啦？”张淑媛冷笑着回答我：“你发了迹，当了司令，我找你来了！你相认，还是不相认？！”在场的副官、马弁、听差一听太太这么个语调，都悄悄地退出了客厅，这时我才看清护送张淑媛的原来是早先永清八区的区长王志刚。
张淑媛是冀中的农村妇女，抗日战争初起，她就和我成了亲，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动员下参加了最早期的妇女劳作队，后来又在冀中行署李耕涛主任领导下的妇女救国会工作，参加抗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作战被俘，她就一直留在冀中。我叛变革命投到北平之后，我摈弃了她，而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自不待言地与我断绝了一切关系。她当真是来找“发迹”了的丈夫吗？我将信将疑。不过，作为一个乡下妇女，进城寻找“发迹”的丈夫却是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中累见不鲜的，所以不致引起局外人更多的怀疑。
我看了看张淑媛，也看了看王志刚。王志刚也有一段曲折的生活经历。他出生于永清的一个地主家庭，为打日本，保卫家乡，于一九三八年和我一起活动于永清一带，后来担任永清八区区长，参加了共产党，并一直留在冀中根据地。一九四七年，冀中革命根据地整党，他没有经受住这场考验，离开冀中，来到北平投奔我。王志刚一入敌营，就发觉自己是“误入歧途”，寻找机会脱离反动派的泥潭。在一次“清剿”中，王志刚“失踪”了，作战中有死亡的，有被生俘的，也有失散的，我不查究，也无人过问。现在，王志刚护送张淑媛又到我身边来了，他们两人的到来，莫非与政治有关？与十分区方面有关？
我盘诘王志刚，解开了疑窦，果然他们两人是受十分区敌工部的派遣来到北平的。党没有唾弃我这样一个失足者，一个负有血债的罪人，而且煞费苦心地派出张淑媛、王志刚来挽救我，我又是惊，又是喜，悔愧交加。
自从我叛逃投敌以后，张淑媛赌咒发誓，今生今世决不再见我的面，党组织经过审慎考虑，只有她潜入北平比较合适，不易引起敌特怀疑，而又便于在我身边工作。为此，分区敌工部的干部三番五次做张淑媛的工作。张淑媛以革命大义责备于我，历数我给冀中人民制造的灾难，同时也晓之以党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一贯政策，我愧悔难言，决心起义归队。
张淑媛以“太太”身份住在我的私宅里，为了工作方便和我个人的安全，王志刚也以“警卫员”的名义和我们在一起，这样，我们三个人无形中结成了“三人小组”。根据军分区敌工部的意见和北平方面的具体情况，秘密策划对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反戈一击，实行起义。
为达到打击傅作义华北“剿总”，促进敌营的分崩离析；同时为平津解放战争对蒋军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或者里应外合的作用，我们策划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也利用人心背离蒋介石的这一有利条件，在“剿总”外围组成一个“反傅”实体。
傅作义与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留下的地方势力之间矛盾很深，作为矛盾的一方——地方势力的代表可推王凤岗。傅作义吃王凤岗的醋，这是“剿总”公开的笑谈，而我与王凤岗还有一段“渊源”，由我来拉王反傅，是可以试一试的。
早先在大清河北抗日的时候，是我提拔王凤岗充当游击七路军总指挥的，当时，王凤岗的七路与王瑞林的六路最声名狼藉，人民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地方上大人孩子都会念：“六路、六路，胳膊上挎块蓝布（他们便衣武装佩的蓝底白字布番号臂章），有门不走，跳墙而入，吓的姑娘、媳妇尿了裤。”后来民主政府、军分区司令部根据王瑞林本人的罪行和民愤，把他枪毙了。七路的王凤岗十分紧张，他的部下也多有畏罪潜逃的。王凤岗来找我，我加以抚慰，并且公开袒护他，我说：七路不好，六路更坏，王瑞林惯匪出身，不可救药，王凤岗当小学教员出身，和王瑞林不一样。我拿区别对待的政策，包庇王凤岗，可以说是闯过了生死关。“五一大扫荡”后，他认贼作父，投降日寇。日本投降，他又为虎作伥，成了孙连仲的得力干将，并且用他的伪军阻挡冀中抗日武装对日受降，因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在南京亲自召见了他。后来，宋子文又把他请到广州，介绍当年破坏冀中抗日的反革命经验。有了这番非凡的“优遇”，王凤岗在华北“剿总”虽然也不过当个专员，但他这个专员比其它同僚大不一样。作为专员直接掌握的保安团，别人只有两、三个，王凤岗则有十个；别人都没有专用的小汽车，王凤岗独有新式样的专车。在群僚中，王凤岗趾高气扬自不待言，就是“傅老总”在他心目中也不那么有“分量”，这就够使傅作义受不了，傅与王的矛盾就这样弄得很紧张。
傅作义深居北平，北平以外的政务、防务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倚仗我们这些专员，专员们又大多数是河北省的土著，对王凤岗可谓“马首是瞻”。而王凤岗在同僚中尽管趾高气扬，可是对我总保留一份旧情，每当“剿总”开会，他总要拿小卧车送我回家，并且也是我家中的座上常客。我就利用这些因素，有意地把王凤岗留在家里吃饭，聊天。所聊的总离不开这三个题目：第一，哀叹自己投诚而不被重视，这就使得王凤岗不能不有兔死狐悲之感；第二，惊叹蒋军失利之快，暗示王凤岗覆巢之下无完卵；第三，悲叹自己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有真正的归宿。我想以自己的叹息，激起王凤岗的共鸣，王凤岗便情不自禁地在我面前大骂傅作义，而思念孙连仲。
在专员们中，王洗凡与我比较情投意合，私下向我表示过弃暗投明的心愿。至于减河一线的保安副司令邢仁甫，唐山专区的胡悌若，六区专员赵仁全，二区专员崔亚旬，这些人则都是孙连仲留下来的，在华北“剿总”受歧视的一群，都心照不宣地进入了“反傅”实体。至于我个人通过张淑媛、王志刚与冀中方面的联系，则只有王洗凡知道一、二。我交待王洗凡：我策动“反傅”，组织起义，万一暴露，傅作义饶不了我，也必然株连你们，到那时候，你们决不要坐以待毙，你可以出头拉着队伍，随张淑媛到冀中去。
我们就“反傅”与起义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利用王凤岗等人“反傅”比较容易，组织起义就比较困难。起义问题还必须做好团、队军官与基层群众工作，于是我们又把活动推向团、队、基层，我自己主要是在专员、司令们中活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得到傅作义召集专署、保安司令们开会的通知，王洗凡也得到了通知，并且获悉，凡属挂“保安”二字衔的官长，都应召来平开会。我们几个人估计，东北解放指日可待，傅作义一定得有所动作，这个会不会是一般会议，既然傅作义把专员、司令们召集到北平，我们正好抓住机会，做点工作，于是决定在开会之前，由我出面请客，在我家里吃饺子。王凤岗、邢仁甫，胡悌若都来了，只缺六区赵仁全、二区崔亚旬。我和张淑媛、王洗凡配合默契，总把话题引到时局上，大家分析战局推进情况，估计傅作义将如何应付局势。大家谈了很多，我就说：“我同意诸位的看法，东北战事基本结束了，下一步就是华北。据我看，傅老总不会在北平拼老命，从他的兵力来看，他可能要往西北撤，他把自己的队伍都摆到平绥线上了，只要东北共方野战军一进关，他就会让我们这些孙长官留下的人，带着地方团、队在北平、天津外围去阻击共军，他好带着自己的队伍往西北跑，或者登舟出海，我们可就成了他的牺牲品啦！”王洗凡首先称赞我分析得透彻，张淑媛就旁敲侧击，说：“好酒、好饭大家多吃点，东北完了，就轮到你们啦！”胡悌若连忙接话，他说：“我现在是什么也想不了啦！我的脑袋里都是糊涂浆子啦！就是喝酒好，一醉解千愁！我只是等死吧！”没想到王凤岗马上说话了，他说：“我们也不能这么悲观泄气，还是要想办法，要拿对策。”大家默然，我连忙说：“无论想什么办法，拿什么对策，前提还是我们这些人，孙长官留下的人一定要团结起来，行动一致，别被动，别让傅作义把我们推到解放军枪口上再动，那可就晚了。”王凤岗立刻就剑拔弩张地接着说：“对！咱们团结一致，行动一致！计算一下咱们能有多少兵力，推出一个总指挥，人家不仁，咱们就不义！”我忙说：“王专员快人快语，有见地！”在座的人也都点头附和，我说：“总指挥谁来担当呢？我推举王专员。”王凤岗却说：“不！我认为还是朱司令为好！他是我的老上司，我知道他，他有办法。”邢仁甫、胡悌若、王洗凡带头同意王凤岗的意见，为了掌握主动权，我也不再推辞，并且要大家考虑一下，分手后如何联系。大家商定用电台联系，因为我们手上都有电台，于是大家都留下呼号。我又进一步试探说：“今后如何行动，还得好好研究、策划一下。”邢仁甫说：“到时候把队伍集合起来，往陕西方向拉，上秦岭，咱们也去打游击。”王凤岗忙说：“这么老远上秦岭，到处都是人家的解放区、根据地，你能过得去？”我想，提起义问题现在还不到火候，争论是否上秦岭没有意义，于是便收转话题，我说：“上哪里，将来再看情况，不过，千万不要被解放军抓住，一定要躲过他们进攻的矛头。”这顿饺子总算没有白吃。
转天，大家应傅作义之召，到铁狮子胡同开会。所有行政专员、保安旅、团长都到齐了，“剿总”发给每人一卷油印的“整军方案”，傅作义要把我们这些人手中的队伍都散编到他的所谓正规军里去。傅作义要在解放军进关之前，解决我们的兵权，除掉争夺平、津时的后顾之忧，不让我们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着棋，可谓老辣！王凤岗看了“整军方案”，马上就激火了，我鼓动他出来反击。当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登台训话的时候，王凤岗就有恃无恐地带头反对“整军”，邢仁甫等也闹腾起来，闹得楚溪春连张嘴的余地也没有了，只得下台去搬傅作义。会场里乱乱哄哄，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大约过了一刻钟光景，傅作义来了，他火头很高，端着十足的长官架子，瞪着眼责问地说：“谁捣乱？怎么，不服从命令！？”王凤岗也不示弱，对抗地说：“傅总司令，是我有意见。”傅瞅了王凤岗一眼，不买他的账，生硬地说：“你有意见以后说，先服从命令，开会！”傅作义压住场，说了一通，楚溪春也讲了几句，会议便不欢而散。可是，十分令人寻味的是傅作义在一场讲话中，一反常态。以前，凡提到共产党，他总是“共匪”长，“共匪”短，而这回讲话，开口一声“人家”，闭口一声“人家”，不再言“匪”字了。
不知傅作义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打电话把王凤岗约到我家里来。我说：“战局这么紧张，东北失利，华北一仗傅老总怎么打法呢？咱们到西郊去看看吧！”晚饭后，我们驱车到了西郊傅作义的官邸。傅的政工处长王明德陪我们在客厅里坐等接见，王明德说总司令实在太忙，等在客厅里的除了我与王凤岗之外，还有十六军的军长袁朴。我们等了很久，傅作义才出来，并且表现得很疲乏，很不耐烦。我们表示关心华北局势，王凤岗还出谋划策说：“依我看应该把承德、山海关、保定这样一些突出的孤立据点收回来，把拳头握紧。打，有力量；走，能主动。”王还掏出一盒红头火柴，一盒蓝头火柴在地上摆阵势，这么收、那么放地说着。傅作义很不耐烦地说：“我就是这么考虑的，已经对下面下了命令，到时候，该回来的就回来啦！”王凤岗还想说下去，我忙阻止了，我说：“总司令很劳累，咱们告辞吧！”傅作义当然巴不得我们快走。王凤岗用卧车送我回家，我们在车子里又约定，有事用电台联络。
从傅作义的言语行动来看，从傅作义与陈长捷的密切关系来看，华北战局一旦紧张，傅作义东经天津出海逃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为了摸摸这方面的情况，看看陈长捷的动静，我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往天津，夜访陈长捷。陈长捷与傅作义是息息相通的。对我客客气气，冷冷冰冰。话题涉及战局，陈长捷就是一句话：“我听从傅先生的。”从陈长捷嘴里得不到傅作义行动的信息，但是在平津段的火车上却有一段插曲，震动了我的思绪。
在平津特快列车的头等车厢里，我遇到了敌营中的两个同僚，一个是华北“绥靖”大队的副大队长李玉林，另一个是河北省保安司令部的委员马兹久。李玉林建议我把家眷先送到台湾去，随后带着部队上船。李玉林的建议，不论是否随便说的，抑或是有什么动机，也不论其是否行得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敌营中人，也大都看到了华北大势已去，“剿总”是已经走到了覆灭前夜。马兹久提问说：“我们怎么办呢？”我说：“我有什么办法，打不赢，就等着人民公审吧！”我们当时说“人民”，往往指的是共产党、解放军。马兹久说：“我倒不怕人民公审，让人民评评我马兹久也好，人民要讲理的，该死就死嘛！”象马兹久这样的人，既不想逃，而相信“人民”是讲理的，我当然更深信党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立功赎罪，就成为我的主导思想。一路上，我暗自盘算尽快起义。
从天津回到杨柳青三区专署，我立即命令电台与王凤岗联系，可是呼叫了半天，一点回音都没有。台长告诉我说：昨天十专署的队伍到北面村庄里抢粮，是王凤岗自己带的队伍。本来按约定每天都要通过电台联系一次，现在已经两天没有联系上了，我的心里发毛，不能不嘀咕心狠手辣的王凤岗会不会出卖我。不过据台长说：昨天中午王凤岗还在北面行军，“剿总”司令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动静，起码眼下还是平安无事。可是，夜长梦多，联系不上王凤岗，我也刻不容缓地应当行动了。于是，当天我就带着电台前往王庆坨，因为，王庆坨是中共冀中十分区的前沿，也是两军分界的地方。
这时候，军分区的党委和敌工部也正在积极与我们联系，督促我们抓紧时机，安全反出敌营。在这以前，我与王洗凡、张淑媛商定过一些行动计划，曾由张淑媛秘密返回冀中，去到我的老家安次，找我的舅父王绍荣，因为王绍荣担任了安次县的县委书记，我要求他去到冀中军区为我捎信给原任十分区政委的周彪。周彪在我任十分区司令员的时候，是分区的政委，又经我的介绍，和我的堂妹朱占芳结了婚，与我还有亲戚关系，我想争取周彪直接向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报告我的情况。当时，我总想多搞些队伍，作为自己立功赎罪的资本。也曾让张淑媛把我想利用华北“剿总”成立“清剿”区、委我担任副司令员之机会，搞十几个团兵力，在解放平、津时，作为内应，争取立功赎罪的意愿，通过王绍荣、周彪反映上去。张淑媛在大王庄见到了王绍荣之后便返回北平。
我到王庆坨之后，立即派遣王洗凡与活动在王庆坨、堂二里一带的十分区敌工部联系，王洗凡与敌工部长钱大可、干事贾雨轩见面，一致认为：情况紧急，不宜拖延，以防骤变。经商定，在王庆坨与信安之间，挑选了一个小村庄的一家老堡垒户，作为双方协商的地点，具体研究行动部署。这时，我的部下，有把握随我起义的官兵有千人以上，如陆军步兵三大队队长张国政等，态度都很坚决，只是团、队军官家眷亲属大都居住平、津，恐遭报复。经商议，敌工部决定利用由信安解放区往来平、津敌占区运输土产的大车，将军官家属接到解放区。当即有十几名军官开列家庭住址，敌工部立即将他们的眷属安全转移出来，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钱大可、贾雨轩代表十分区敌工部对我们提出两项要求：第一，要求起义队伍集合于煎茶铺，不同意我们原拟集合信安的计划；第二，要求起义部队徒手进入游击区，在煎茶铺听令整编。我认为这两项要求对于投诚者来说，合情合理，而且都是必要的。煎茶铺距解放区较信安更近，安全更有保障，我就完全同意并且一一接受。起义日期定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而后，我从独立三大队挑选了一个排，护送王志刚返回十分区，由他携带了我从华北“剿总”所取得的有关军事的材料，如“整军方案”等文件，还有我给领导上的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晨四时，起义人员和起义部队齐集王庆坨保安司令部大院。计有：保安四十三团，步兵独立第三大队，安次得胜口乡马乐天大队，绥靖大队的一个中队和文安县、景县等县保安大队，专署、保安司令部直属机关警卫人员等，共约三千多人。我宣布起义命令后，队伍即离开王庆坨经十二里到达东沽港，就已安全进入了游击区，再往西行就是解放区了。
队伍夜宿磨汊港、翟家柳子一带。三千起义之众，大都属于自觉自愿，弃暗投明，但是基础并不一律巩固，良莠有差。保安四十三团受到静海方面二十二团之攻击，不得不折回王庆坨、大范口，引起队伍之波动，文安县保安队逃跑，隐藏于起义部队之顽固反动分子，也乘机而动。队伍行至马道口休息时，军统天津站特务王汉华带着护兵，企图挟邢仁甫的部下逃跑，被张国政挡住，张国政将王汉华从马上拉了下来，将上衣包住王的脑袋，派专人解送冀中军分区司令部。队伍在堂二里休息时，王洗凡代表我向大家讲话，竟又有人放了一枪，因天色将黑，也未能弄清放枪者为谁，是从队伍里，还是队伍外放的枪。队伍向煎茶铺进发中，景县保安队大队长又带十几个人，乘天黑逃离了起义队伍。进煎茶铺，四十三团自大范口折回之队伍，又有一排人逃走。最后起义部队由三千人减至两千五百人左右。
二十日晨，王志刚自冀中十分区司令部来，迎接我们进煎茶铺集合地。我的舅父王绍荣也受军区派遣，并携军区司令员孙毅、军分区政委周彪和区党委书记林铁的信来欢迎我起义归队。二十一日晨，全体起义人员与部队到达煎茶铺，钱大可偕我前往煎茶铺以北一小村庄内与十分区地委负责人会见。
这时，约定起义的队伍中，还有安次蒋子华的保安二十五团一千一百余人，尚在安次县小惠庄一带。分区敌工部命干事贾雨轩偕王洗凡前往小惠庄，将蒋子华及保安二十五团接往信安。如此，我们到达十分区的起义部队共三千三百余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冀中十分区在洋滩召开大会，欢迎我们起义归来，十分区原任司令员刘秉彦调往南线作战，由现司令员谢国义和敌工部长钱大可在会上讲了话。剧社为我们演出了话剧《追部队》，情景十分热烈。我有如浪子回头，内心充满愧悔与欣慰的感情。
会后，我部移驻文安县小齐观一带，我把在北平与王凤岗等接触的种种情况，及电台、电讯工作人员，交待给了军分区。华北军区派来一位姓李的青年参谋，在洋滩专门听取了我有关傅作义“剿总”情况的汇报以及我在敌营中接触傅作义本人的所见所闻，也听取了我对傅作义将如何行止的看法。我说：我认为傅作义与蒋介石在华北作战问题上是有分歧，有矛盾的。蒋介石要傅作义把作战的重点放在天津、塘沽、唐山等处，把住海口，必要时上船入海，从海上逃往江淮。而傅作义却在我们面前说过这样的话：“我傅作义在华北是傅作义，到了南方就不是我傅作义啦！”所以，他把他的三十五军、暂编三军、暂编四军和被称作“半傅作义化”的十六军驻在北平西郊和通往大西北的平绥线上，而把中央系的六十二军、九十二军、九十四军、青年军等等放在蒋介石目为重点的天津、塘沽一线。根据傅作义的这种军事部署，必要时，他会甩掉蒋介石的重点，向西北逃跑。如果一下切断他通往西北的逃路，再打掉他从天津、塘沽下海的可能，到那时候，傅作义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我还把十一月十三日他召集我们这伙人开会不言“匪”，而称“人家”的这件事，向李参谋讲述了，我觉得这一改变，是耐人寻味的。我认为：傅作义是在认输了。
我们的队伍在小齐观一带整编，冀中军区将我们的队伍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我任支队长，王洗凡任副队长，整编工作进行极为顺利。
整编后，我带支队部警卫班和蒋子华自安次带来的原保安二十五团骑兵连，随军区敌工部长李泽民等到接近平、津的地方做瓦解敌军的工作，还由徐广文执笔给傅作义、楚溪春、陈光斗、许惠东和陈长捷、杜建时、李汉元、李俊才、吴惠和等写了一百来封信，说明起义投诚，既往不咎的政策，向他们劝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解放军四野的四十五军攻打杨柳青，我们支队协助作战。解放杨柳青后，四十五军奔赴小站，我们支队与津武县县委书记张达带着不到一百枝枪的武装驻守杨柳青，等候二十二团褚国恩接防。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们支队移至保定附近，三月开赴山西。太原解放后，五月间编入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军。
（一九八一年秋于郑州）
[1]朱占魁同志现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本文系他近年来撰写的长篇回忆录中的一章。为便于读者了解事情的发展过程，编者在文前作了“前文提要”。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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