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电信局地下工作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6辑

陈典明

我在天津电信局做地下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一九四五年初至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八年初至一九四九年初天津解放。

一九四四年底，我在冀中七地委城工部学习和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曾在天津住过，有些社会关系，组织上便派我到天津市去做地下工作。临行前，城工部部长刘旭同志找我谈话，并交待了几个天津的地下关系。组织上要求我到天津后，首先要取得合法身份，站稳脚跟，然后积极发展组织，积蓄革命力量（当时确定由政治交通员孙贺楼同志和我保持联系）。

一九四五年初，我进入天津市，住在天津电信局当线路工的弟弟陈典衡家里。当时我姨父崔敬三是电信局材料科科长，他认识曾在电信局做过职员的素波药房店主，便介绍我进素波药房当店员。这样，我就在天津隐蔽下来了。白天在素波药房上班，业余时间做群众工作。开始我联系的关系比较复杂，有工人、学生、医院司药及电信局的职工等。我主要是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解放战争形势，以及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革命思想教育。由于联系的关系多，与上班时间有冲突，经上级领导同意，半年后我就离开了素波药房。

离开素波药房后，我仍住在弟弟家里，以装配和修理收音机及帮助弟弟安装私人电话为业，解决生活问题。为了集中精力，我把工人方面的关系交了出去，专门做职员和小知识分子的工作，重点是电信局的线路工。线路工大多具有初中或高小文化水平，其中不少人是通过考试进入电信局工作的。当时我弟弟住电信局宿舍，我就通过弟弟的关系和他们交朋友，了解其思想动态，做发展组织的准备。一九四五年春，弟弟调到载波站（长途台的中转站，属电信总局）当技术员，我的工作对象又相应的增加了载波站的职工。

载波站有两个技术员思想比较进步，一个是测量长李翰文；另一个是佟蕴璜。他们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满，看过一些进步书籍。我利用他们和弟弟住得近、接触多的机会，经常同他们在一起聊天。待关系密切之后，便把带来的解放区的书刊拿给他们看，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另外，载波站还有几个邮电学院分配来的年青学生，思想比较单纯，要求进步，也住在电信局单身宿舍。有一段时间我同他们住在一起，结为把兄弟，并让李翰文、佟蕴璜直接领导他们。李、佟二人是我发展的对象，他们的情况我曾向城工部领导人汇报过。他们二人后来在一九四八年电信局“饿工”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日本投降前后，载波站站长孙某品质恶劣，引起群众的公愤。我乘机向群众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斗争，把孙某赶走。斗争的胜利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工作开展更加顺利了。从此载波站大多数职工团结得很好，进步力量占据优势。

在线路工中，我主要的联系对象是王少亭、杨寿根、孙士祥、张骞等六、七个人，联系的方式最初是串门、交朋友、聊天等，等到大家关系密切，彼此几乎无话不谈时，我就借给他们一些进步书刊阅读，进而讲解一些党的基础知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澄清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散布的谣言。总之，我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对进步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其对党的认识，为后来发展组织打基础。

线路工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和生活所迫，经常破坏和偷盗电缆。我对他们的这种举动是支持的，因为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形式，同时电缆中的铜线和铅均为解放区很需要的战略物资，这些电缆通过张贵庄、杨柳青等地流入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我所联系的发电厂某同志被捕。为了避免损失，组织上通知我撤离天津。从一九四五年至我离开天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电信局的载波站和线路工中，先后联系了三十多人，其中关系密切的有十余人，虽未发展一个党员，但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为日后电信局的对敌斗争准备了条件，也为我再度返回电信局做地下工作打下了基础。(www.xing528.com)

一九四八年春，组织上再次派我去天津做地下工作，并明确这次是专抓电信局。冀中城工部的领导杨英、于致远二同志亲自向我交待任务：在电信局里发展组织，积蓄力量，迎接天津解放；并强调要抓好电信局的载波站和长途台，因为它们是机要部门，设有专线，国民党反动派往往通过专线传达和布署反动行动计划，必须及时掌握。临行前，于致远同志将我介绍给王文源同志，由他做我的直接领导人。

我二次进入天津后，仍然住在弟弟陈典衡家里，这样既安全，又可通过弟弟了解电信局的情况。很快我就接上了一九四六年在电信局发展的关系，并向李翰文、佟蕴璜、王少亭等人公开了我此次来津的任务。

这年秋天，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北平电信局职工发起了“饿工”斗争。他们通过载波站通知天津，呼吁“一致行动”。载波站那些平日受我思想影响较大的同志，立即发挥了作用，将北平的消息迅速传知各分局，并和群众一道掀起了天津电信局的“饿工”斗争。后来知道参加斗争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也与党的地下组织有关系，不是我这一条线上的。

天津电信局“饿工”是解放前夕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一次斗争。一九四八年秋末，在全国反饥饿运动的推动下，北平西长安街营业所和电信局长途台首先发起“饿工”斗争。他们向局方提出三项要求：一、每一员工发救济金三百元金圆券；二、按限价每一员工配给两袋面、一吨煤；三、工资必须达到能按限价买到全部生活必需品。十月二十六日以前不发救济金就实行“饿工”。消息传到天津电信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久已不满的群众很快便自发行动起来，由各部门推选代表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一、同意以北平提出的三项条件为斗争目标；二、以工会名义向北平电信局工人发电声援；三、罢工时间定于十月二十九日（因天津当时正处于戒严状态，为了不给敌人借口，决定罢工期间军警电话一律不停，故名“饿工”而不称“罢工”）、会议选举了领导这次斗争的主席团，并推举出第二套领导成员，一旦主席团成员被捕，则由他们继续领导斗争。二十九日，“饿工”斗争正式开始，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慌，出动军、警、宪到处抓人，有三十多位代表先后被捕。但敌人的镇压并没有吓倒电信局职工，大家一面坚持斗争，一面进行营救被捕代表的请愿活动。“饿工”持续了六天时间，后来由于新的领导班子中混入了国民党特务，他们谎称被捕代表已经获释，欺骗职工复工，当群众发现受骗时，局面已不可挽回。

天津电信局的“饿工”斗争，是一场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组织上事先并未筹划布置，但群众起来后，党组织应该积极参与和引导。当李翰文等来找我时，我立即表示赞同北平“一致行动”的口号，并让他们迅速传播。考虑到国民党行将灭亡，难免狗急跳墙，镇压罢工，我对李翰文等人说，如果局方答应一些条件，可以考虑罢工适可而止。斗争期间的情况，我都向王文源同志汇报过。党虽未直接出面进行领导，但在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地下党员和受党影响大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党员刘以淳、张葆堂，积极分子李翰文、丁洁、张广武、王青青、张骞等。这次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电信工人的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解放战争形势，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饿工”斗争后，电信局出现了所谓“南迁计划”。当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东北战场上被我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平津的统治面临瓦解，他们计划在南逃时，带走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当时李翰文的妻子在电信局人事室当职员，她将消息告诉我，并交给我一份局方准备弄走的人员名单。我们按照名单进行分析，决定分头去做工作，破坏“南迁计划”。我姨父是技术人员，属于南迁对象，我首先说服他留下，并通过他做其他技术人员的工作。由于我们的努力和局势的急剧变化，电信局技术员一个也没有走，所谓“南迁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人民解放军挺进关内，天津解放已经指日可待。我们地下工作者怀着欣喜和振奋的心情，为迎接解放做准备。在天津解放前一个多月，王文源同志亲手把“约法八章”和有关城市工作的两个文件交给我。王少亭等连夜翻印出来后，通过关系大量散发，起到宣传我党政策，稳定民心，瓦解敌人的作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准备南逃，为了防止他们进行城市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的财产，护厂斗争普遍展开。我们的重点是保护载波站与长途台。载波站的工作基础较好，估计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使我不放心的是长途台。我想去了解一下情况，但是在炮火连天的紧张时刻，国民党军队在金刚桥设有岗哨，我住在河北宇纬路，无法过河。我通过李翰文的爱人陆琦，从国民党九十四军汽车队借来一辆吉普车，得以过河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敌人对长途台防备严密，常年驻有一个连队，配有轻重武器。为了不让敌人破坏电讯设备，我们的同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将这两个机要部门完好地交还到人民的手中。

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我以津委会城工部特派员的身份进入电信局，当即召集原来的局长开会，责令他们尽快修复因战火遭到破坏的设备，早日恢复电讯工作。由于同志们的严密防护，遭受破坏的设备很少，两三天后，全市电报、电话线路即告畅通，电信局恢复了正常工作。

军管会来局接管后不久，我就奉命调离了电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