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成果

配合解放天津的战斗，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稳定下来，使他们打消南逃的打算，并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站到我们方面来，这在当时是一项影响很大、非常重要的任务。恰好在这时候，我接到刚刚从上海坐船到达天津的地下党员周骥良的组织关系。周骥良同志是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先生的侄子，他本来是路过天津回北平工作的，北平学委为了让他协助天津地下党作资产阶级上层的统战工作，决定他留在天津。为了打开对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我们研究决定首先作好在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孚众望的两个代表人物的工作：一是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二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他们是北方最大的两个工业财团的头面人物。争取这两位知名人士与我们合作，成为打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关键。

周骥良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接受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参加了地下工作，后来入了党。当时分析由周骥良直接出面做周叔弢先生的工作有困难，因为他在周家的大家族中年纪轻，刚刚进入社会职业阶层，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声望和地位，又刚刚来到天津，贸然去找他伯父谈这样重大问题，恐怕未必适宜。于是就决定周骥良去找他哥哥周慰曾。周慰曾当时在天津开设建华贸易公司，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声，是周家的少壮派。经过骥良与他哥哥一谈，就把事情谈妥，他很愿意做这件事。于是第二天就由周慰曾与周叔弢先生约好，周慰曾陪同我到启新洋灰公司去找周叔弢。我当时是以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去和周叔弢先生会谈的，周慰曾在场。在我向周叔弢讲了当时即将解放的形势和党的政策时，周叔弢先生表示他对共产党有些了解，他读过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他对毛主席非常赞扬。我去会见周叔弢那天，恰恰是唐山刚刚解放，他表示很关心启新洋灰厂工人们的生活，他说准备了一些金条，想请我们转到唐山给工人发工资。我当时表示：唐山解放后，人民政府会组织恢复生产，保证工人的生活，请他放心。周叔弢还谈到他多年收藏有宋、明、清版本的书籍，准备解放后献给国家（这件事周叔老在解放后实践了他的诺言，向人民政府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大批古版书籍，并受到政府的奖励）。我在与周叔弢先生的会谈中，主要商量如何开展工商界人士的工作，把工商界知名人士稳定下来，并争取他们在迎接天津解放过程中做出贡献。周表示这要和李烛尘先生商量（因为周与李的私交甚厚）。当时商定，由周叔弢先生与李烛尘先生约定好，我们第二天就去会见李烛尘先生，并约好我到周慰曾的建华贸易公司（在今解放路）等他。于是我就结束了与周叔弢先生的会谈。

转天，周叔弢与李烛尘联系的很顺利，按约定时间，周叔弢坐他自己的汽车到建华贸易公司接我。我们一起坐车到久大盐业公司（在今中心公园附近）去会见李烛尘先生。李烛尘是北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曾参加过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和徐冰等中央领导同志有过交往，在政治上有相当的经验。见到他时，我除了谈了形势和政策外，就把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郭沫若等人在香港发表拥护召开新政协的讲话和铅印材料（装订在伪装的铅印公开发行的书里边）送给他，并要求他发挥他的影响，在解放天津中起更大的作用。在第一次见面时，李烛尘表现很沉着，表示愿尽自己的力量做工商界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在与周、李会谈之后，除了我当时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去找李烛尘商谈工作外，在《大公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定同志还以记者的公开身份接触李烛尘，这样地下党可以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很好的结合起来。在解放前夕，李烛尘和周叔弢联合出面，在天津著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聚会的地方——三五俱乐部，召开过资本家座谈会多次。这样，我们通过李烛尘、周叔弢加强了对资本家的工作，稳定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情绪，适当地宣传了我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使一些资本家都知道我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我和李烛尘接触，谈到我党政策时，李说久大、永利两个工厂的工人都持有公司股票，宣称他们已经实现了劳资合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阶层迎接解放，对他的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没有必要纠缠，这个问题留在解放后比较容易解决。但在另外一件事上却是有分歧的：在我定期访问李烛尘时他曾提出：为了天津市居民的安全，避免城市和居民遭到炮火的破坏，建议向中共中央反映，最好从北平、天津到塘沽，给傅作义的军队让出一条路，让国民党军队从海上跑掉算了。我们分析李烛尘的这个意见，主要是担心解放战争会破坏城市里的工厂、企业，怕损害资本家的根本利益。这件事我们当天就通过地下电台请示华北局城工部，当即得到刘仁同志的明确指示：告诉李烛尘先生，我人民解放军的炮弹打得很准，只打敌人的军事阵地，不打工厂企业，请李烛尘放心。事实也恰恰如此，在解放天津战役中，除棉纺七厂毁于炮火之外，其它工厂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我们还通过李烛尘做劝降工作。我们建议他去找天津市的几个掌权人物面对面去谈，他答应了。先去找了天津市长杜建时。杜开始表示犹犹豫豫，后来说了实话：“陈长捷这个人不好讲话，他是傅作义的人，我是中央嫡系的文官，他是武官，怕他翻脸不认人，我愿意和平解放，但对陈长捷我没有办法。”李烛尘又去找警察局长李汉元，李汉元说同意投降，但他只能管警察，管不了部队，也扭转不了形势。最后李烛尘直接找到警备司令陈长捷谈，陈说他不能对不起傅先生（指傅作义）。又通过杨亦周去做陈长捷的工作，得到的也是类似的答复。劝降工作不能一下子见效，而李烛尘的住所附近已经有了便衣盯梢了，我立即通知他要小心注意，并告诉他有紧急事可找《大公报》社，我说《大公报》消息灵通，也没告诉他打电话找谁。直到一月十四日晚十一点左右，李烛尘打电话给《大公报》说，陈长捷已经同意投降了。《大公报》的地下党员李定，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工委书记黎智同志，回答李烛尘的是：投降已经晚了，解放军已经打进来了。(www.xing528.com)

在解放前夕，还有这样一件事。李烛尘先生和我们商量，如果解放军还没有到，有的地方地痞流氓乘机抢劫怎么办？由于当时对解放大城市还没有经验，我们就答复他说：当地警察应尽职尽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解放军的攻势迅猛，打一个地方就占领一个地方，根本不存在地痞流氓抢劫的问题。李汉元就根据我们的答复，通过李烛尘先生向我们请示，要求从救济总署仓库中发给每个警察两袋面作为奖赏。我们答复他：发面粉可以，但不许抢。当时物资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李汉元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在解放后不追查他的责任。以上这些工作说明，虽然我们通过李烛尘向国民党当局劝降没有成功，但在动摇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上层人物的士气和瓦解他们的斗志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天津解放前几天，根据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我和朱琨同志（从城工部来天津准备去北平工作，因平津交通中断受阻，暂时留在天津协助工作）去会见国民党官僚资本中纺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杨亦周，要求他保护好中纺所属的各棉纺厂，迎接天津解放，为人民立功。杨亦周先生是国民党上层人物，除担任中纺公司总经理外，还是市参议会的议长，社会地位较高。他同意了我们提出的要求，这不仅对天津几个大棉纺厂的护厂工作是一个有利条件，同时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解放后得知，北平学委崔月犁同志一直和杨亦周保持联系，为我们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