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化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由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派到天津工作。根据上级指示,我来到天津以后,很快地就与徐才和何朔两位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建立了职业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徐、何任支部委员。职业支部成立后,把原来分散在社会职业阶层工作的党员组织起来,约有三十多人,分布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厂企业、商行等二十多个单位。这些党员大多是由大学转到社会工作的青年,也有少数是进入社会工作多年的党员。他们都深深地隐蔽在敌人的心脏里。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工作的发展需要,在职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天津职业委员会,由我任书记,徐才和常芝同志任委员。上级领导,初为沈勃,后来是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崔月犁同志。党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左右。(www.xing528.com)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为了配合解放天津,根据华北局城工部刘仁同志的指示,决定把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原来领导的天津地下党组织(简称“北系”)与南方局学委系统领导的天津地下党组织(简称“南系”,是在抗战胜利后由大后方转移来津的)合并,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简称“天津工委”),由五人组成,书记为黎智,委员有李之楠、魏克、沈尔琳、王文化。天津工委下设三个委员会:一是市政银行党委会,李之楠兼任书记,委员有李定、张克诚;二是企业党委会,王文化兼任书记,委员有徐才、蒋振宝;三是学校党委会,魏克兼任书记,委员有沙小泉、廉仲、方卫。沈尔琳同志负责机关工作兼管一部分学校工作。在天津工委成立之前,南、北系的地下党工作,是分头领导,各自为战的,彼此之间没有横的组织关系;天津工委成立以后,对南、北系的地下党组织实行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形成联合作战的有力局面。
天津工委由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并给天津工委配备了一部秘密电台,每天都可直接向华北局城工部请示工作。这样,大大加强了地下党的战斗力。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天津工委一直在紧张地进行工作。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地下斗争处于非常有利的形势下,工作开展迅速,及时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攻城。本文着重回忆在天津解放前夕我所经历的地下斗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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