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尽管有无数的士兵已成滇西怒江河边骨，侥幸活下来的人总要回家。
日军卫生兵吉野孝公的回家之路，经历了在我军后方医院、战俘营、收容所的羁押岁月，在辗转穿越了其所未能征服的这片广袤的国土后，于上海登船驶向那个发动了侵略战争、又被战争摧毁的祖国。在其回忆录中，对回家之路的记述几乎超过了战争经历，因为后者是死路，此刻踏上的则是令其新鲜又陌生的生路。
又过了几天，我们被送往后方医院的时刻终于到了。其他村子里的重伤员都被用担架抬着集合起来，轻伤员则徒步行走。重、轻伤员加起来，有三十余人。
负责护送的士兵分担架兵和警卫兵，加起来有四五十人。担架队抬着伤员艰难地行走在云南崎岖险峻的山路上。途中，在大塘子村附近住了一夜，过了惠仁桥以后，在一片马鞍形的草原上野宿的时候，无论护送的士兵还是躺在担架上的伤员都已累得筋疲力尽。
寒气袭来，如针刺骨，伤口剜心般地剧烈疼痛。重伤员整夜不停地发出悲惨的呻吟。天快亮的时候，有两名伤员不幸死去。尸体被就地安置以后，部队又出发了。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峰相连的高黎贡山无情地夺取着重伤员的性命。险峻的山路上，担架队里的每个人，无论是对方，还是我们这些伤员，都吃了相当多的苦。死去的人被就地扔掉。
渴望生存的士兵和伤员都在拼命地与死神抗争。抬着担架的士兵们，肩上渗出了血。看到这种情景，我实在按捺不住，拼命地请求把我从担架上放下来，但还没走几步，就支撑不住摔倒在地。抬担架的士兵们笑着说：“别逞能了。”把我又扶到了担架上。真诚的笑容里，丝毫也看不出任何敌意。
天黑了，我们又在一座山的鞍部停下来野宿。周围的草长得很深。山峰间吹过来的寒风，打着旋涡，像刀绞一样，扎在伤口上。寒风劲吹，漆黑广袤的草原上，不断地飘荡着重伤员痛苦的呻吟，伤员们在伤痛的痛苦煎熬中挣扎。夜里，又有一名伤员在悲哀的呻吟中死去。
越过高耸入云、充满艰难险阻的山路，走出死亡的莽原之后，第四天，担架护送队一行终于上了援蒋运输线——滇缅公路。路上，运输部队的车辆排着长蛇一样的队列。顺着这条路向右行就是拉孟（松山）阵地。[1]
护送队长告诉我，现在彼此正在龙陵阵地激战。
我仿佛听到了龙陵阵地隐隐约约的炮声，“逃走”的念头又一次在脑海中浮现。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凭着这双脚根本无法行走。我想大家的心里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全身虚弱无力的我们，将从这里沿着滇缅公路由运输车送到保山。到保山的行程，一点也没有告知我们。护送的车辆在荒草遍野的滇缅公路上卷着尘土，一路北上。日落时分到达了保山。
保山是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这里有飞机场。既是军事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远征军云南战区的军事要地。由于日军飞机轰炸，机场已被破坏得相当严重。面积不大的机库附近，停放着五六架飞机。
我们从运输车上下来以后，走进了位于保山街尽头的一个大户人家。我在此出乎意料地邂逅了一群人，她们就是在逃跑时，在黑暗中走散的朝鲜慰安妇们，好像有二十四五人，其中有四五名日本慰安妇。他们一看到我们，就赶忙跑了过来，给我们上烟上茶。老板娘也在其中。
她小声地问我：“你们是腾冲部队的吧？”说着给我们点上烟。即便男女之间有差异，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这毕竟是曾经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的同志之间的重逢。大家都为日夜惦记中的重逢，为各自的平安而高兴。她们在卫兵的指示下，给我们送来了热茶和稀饭等。彼此谈论着腾越守备队最后的苦战，并互相安慰，在一起消磨时间。由于旅途的疲劳，晚上我睡得很早。
第二天早上，野战仓库的花田少尉[2]死了。
花田少尉在被俘时，曾殊死搏斗，并把几名敌人的士兵扔到了河里，为此遭到了他们的毒打。从那以后，便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经常受到虐待，身心已相当疲劳衰竭。到达保山时，呼吸已经相当微弱。真是个令人同情的不幸之人。
没过两天，又有一人死亡，他就是吉川上等兵。他从肩头到后背都负了枪伤。他出身在筑后大川町，从故乡出发以来，跟我一直是同一个分队的战友，是一位气质温厚的男子。现在他也无法再返回那日夜思念的故乡了。
保山收容所的生活非常艰苦。每日两餐，每餐只有一小碗稀饭和热茶。身体渐渐衰竭下去的重伤员比比皆是。为此，有些伤员躺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对这些患者来说，除了“残酷”二字，我真的找不出其他字眼来形容。
身受轻伤的战友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勇敢地向警备队长抗议陈情。护送队长就暂时的现状作了如下说明，并表示歉意。
“现在，战斗正在龙陵彼此一进一退地进行中。我们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面临着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我们本身就处于粮食严重匮乏的困难时期。从现在起，请大家忍耐一下。”他这样向我们解释说明。接着队长又继续刚才的话题说道，“如果我们中国军队被打败，日本军队来袭击保山，我们马上便会改变对各位的态度，绝不会让你们放任自流！”他又这样附加说明道，听起来的确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样我们就无法再勉强他们，所以除了忍耐，没有任何办法。
保山十五天的艰苦生活即将告一段落，我们又要被送往后方。我们分乘两辆卡车，也不明白要去的地方。负责警卫的士兵分别坐在一前一后的两辆卡车上，出发的准备已经就绪。这时，队长第一次告知我们将被移送到后方的楚雄陆军医院。
加上警备车的五辆运输车静静地驶出保山。
广漠的保山高原上到处是枯草。车辆沿援蒋运输线——滇缅公路一路向东迅猛前进。绵延的荒原上，一棵树影也见不到，只是偶尔遇到游牧的水牛群。车辆不分昼夜地向前驰骋。途中，又有一名伤员在车上死亡。运输车可能是忙于赶路，毫不顾忌这名死者，依然继续向前狂奔。第二天清晨，运输车驶进一座小镇，这便是陆军医院的所在地楚雄。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早晨。我们踏着霜，进入一所中学的校园。刺骨的寒风中，重伤员没了血气，被冻得咯嗒咯嗒直打哆嗦。这时的我们，身上还穿着衣衫褴褛的夏服，在担心被冻死的恐慌和不安中颤抖。警卫部队也很担心，他们从周围的农家抱来稻秸，为我们生起了一堆火。于是，我们在极其危险的时候，又得救了。午后，我们被领进一家工厂的仓库。
在这儿住着一些比我们先到的日本兵。他们是拉孟（松山）部队的士兵和腾冲周边阵地的战友们。其中好多人的身体状况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当中也有好几个士兵时刻想着准备逃出去。
第二天整个上午，我们办完了入院手续以后，全部住进了楚雄的陆军医院。
说是医院，其实是街上的产业仓库等经过改装而形成的一所陈旧简陋的住所。医院内住满了中国军队的伤员。我们住的病房是一幢特别陈旧的建筑，然而，就我们的人数而言，却是太宽敞了。
警备队长与医院办完了交接手续以后，通过翻译，对我们说，“在此我要和各位分别，马上便返回前线。楚雄现在的天气非常适合疗养，希望大家在此好好养伤，并祝各位早日康复。另外，对车内的死者，我表示真诚的歉意。”说完，他便离我们而去。他虽是敌人的军官，却同时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人。接下来，由军医长向我们训话：
“蒋总统曾就日军俘虏的对待问题指示过我们，要优待和关心俘虏。特别是对伤员，要实施最好的治疗，迅速使其恢复健康。”他首先向我们传达了蒋总统的命令，接着又说道：“中国目前正处于战时，给养比较差，但中国士兵亦是如此。请大家忍耐、坚持，好好休养。”
军医长的日语讲得很好，但与他流利动听的语言正相反，目前的现实极为严酷。当然，在精神上，军医和护士对我们都很善良，但治疗极为简单。中国军队的伤病员同样如此。主要由于医疗器具和药物奇缺，根本没有注射，全部采用投药，但是奎宁缺乏，这对于疟疾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加藤是一名从工作单位直接来到战场的年轻新兵。由于疟疾的高烧和黄疸病，每天都处在痛苦的煎熬中。然而，就是对这样的重病患者，贵重的奎宁也只是三天或四天投药一次，而且还不是注射，只是些阿司匹林类的药丸。在高烧的折磨下，加藤的身体一天天地垮下去，最后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他不停地细声呼喊着“妈妈”，离开了人世。除他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疟疾患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时并发其他疾病，一般说来，生命就没有希望了。中国士兵每天都有死亡的。
死去的人都很不幸。人刚死去，尸体马上便被胡乱地扔进山里，这是这儿的惯例，不管是中国兵，还是我们这些日本兵，都是一样。当然，加藤也不例外。中国士兵们习以为常地说：“尸体被扔到后山以后，转眼间便会成为野狗的腹中之物。”这也是战争这个恶魔所导演的残酷悲剧中的一幕。
在与疾病抗争的不安生活中，时光在静静地流逝。12月过后，楚雄街头迎来了昭和二十年（1945年）元旦。在这个街上越冬，每天都充满了恐怖和不安。不久，冬天的寒风停息，我们迎来了阳光和暖的春天，飘满梅花芳香的民家庭院里，小狗在欢快地戏耍，若在祖国，正是桃花下摆满偶人和甜酒醉人心田的阳春三月。就在这时，突然又传来移送俘虏和伤员的命令，于是我们心牵着三名死去的战友遗骸，又要离开楚雄。
据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昆明陆军医院。移送工作在迅速而紧张地准备着。
一大清早，我们便登上了已准备好的运输车。运送的卡车在嫩草飘着馨香的滇缅公路上昼夜兼程东进。从楚雄出发后的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昆明。
空中泛白的黎明时分，卡车迎着清冷的晨风，来到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附近。湖畔，俘虏收容所白色的帐篷群正等着我们的光顾。这个收容所附属于美国陆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处于战时的中国军队的医疗情况，就像楚雄陆军医院军医长所说的那样，针对我们这些被俘重伤员的治疗进展缓慢。而要按照蒋总统训示的那样，对俘虏中的伤病员尽早治疗，并迅速使其康复就极为困难，于是便依靠美军来进行治疗。我从一名少尉军官那儿听说了此事。这使我不由得联想起，不久前几名美军将官视察楚雄陆军医院的情景。且不说这些，对我们来说，由医疗设施完备的军医院来治疗，那些正在痛苦中挣扎的患者总算有救了。
接收完伤员以后，美军的卫生兵用两辆卡车运来了供给物资。换洗的被服、日用品、餐具、食品等等。下发的一切物品，都与美军同等待遇，所不同的只是在我们的衣服背后印着“PW”的俘虏字样，令人心里感到有点沉重。收容所的帐篷里每间住八人，由中国士兵负责警备。
伤员定期到美陆军医院接受治疗，轻伤员在医院里供差遣使用，也由各人自由决定。作为报酬，相应地发给一些物品，包括毛毯、床单、罐头、点心和香烟等。外出时，每五人一组，由一名卫兵跟随同行，允许自由闲逛，名为保健散步，每天都可以自由外出。
昆明气候宜人，温暖如春，适合居住，同时也是一个最适宜患者疗养的地方。云南战区中美陆军最高司令部就在昆明，对蒋介石政权来说，是个仅次于重庆的战略要地。除了美陆军医院，这儿还有一个美国空军机场。由于美军轰炸冲绳，飞机的起降极为繁杂，特别是6月前后起，美空军飞机的起降及跳伞训练更为频繁。
收容所周围，绿油油的蔬菜园远远地一直延伸到湖边。在收容所里，舒适的生活，加上美军医院设施完备的治疗，我们的健康在一天天地恢复。
这天夜里，天空飘着雨。一名伤员，名字现在已忘记了，想到栅栏外的田里偷偷地搞点蔬菜。在他越过铁栅栏的刹那，被哨兵发现开枪而中弹身亡。司令部急忙派来三名少尉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第二天，中国方面派出两名军官和十名士兵参加，在收容所里，庄重地举行了葬礼，尸体被入棺埋葬。
葬礼结束以后，警备队长向全体人员提出忠告：“不管有什么理由，此次的不幸事件，错就错在擅自跨越栅栏。为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提请各位严格遵守这儿的每一条规定。”他非常严肃地提出上述忠告后，就回去了。
这时候，慰安妇们已经完全康复，正愉快地打发着每一个日子。她们比我们更自由，经常到街上散步。
盛夏的太阳炎炎地照着收容所的帐篷群。一个炎热的午后，突然从中国军队司令部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
对此，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然而，昆明的大街小巷顷刻间骚动起来。空炮声、爆竹声响彻街头巷尾。收容所里的中国士兵欣喜若狂地到处放着空炮，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司令部再次正式向我们通报了日本国战败的消息。司令部派来的使者们带着各种信息，向我们这些怎么也无法相信和接受的人传达了日本战败的情况。每次，我们都苦笑着拒绝接受这活生生的事实。
这时候，伤病员们大部分伤已经痊愈，病也已康复，正健康地过着每一天。但有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发生在美军医院里的强奸事件。原日本慰安妇现在已经和俘虏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已将过去的事忘掉，不辞辛苦地照顾着日本士兵。其中有一名年轻的慰安妇，遭到了三名美国士兵的强暴。
我们立即就美军士兵这种残暴不法行为向美军司令部提出了严重抗议。美军司令部马上派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最后，对受害人进行了侵害补偿，并对三名肇事者课以六个月的体力劳动，以表谢罪。
夏天刚过，昆明早早地迎来了秋天。大波斯菊即将凋谢的9月尚未结束，我们又要向重庆转移。
这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日本战败的事实。昆明街头每天都很喧嚣。从云南战场归来的中国士兵们连呼“中国万岁！”到处唱着三民主义国歌。我们乘坐的运输车渐渐地将归来的士兵和喧嚣吵闹的昆明抛在了后面，一路直奔重庆出发了。运输车一刻不停地在连绵的云南山区爬行，第七天，进入四川省。
飘过身旁的悠悠白云，青青的连绵山峰，眼前的景色使人不由得联想起墨绘的日本画。嶙峋的山峰间，缓缓而下的车队，绕过巨大的峭壁，沿着山谷间的小溪向前蛇行。从昆明出发后的第十三天，我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山路之旅，到达四川省省会、蒋介石抗日政权的牙城[3]——重庆。
重庆收容所位于离城六公里的偏僻山区地带。在我们的收容所里有一个小队的警备士兵。据说另外还有三处收容所，人数大约有三百人，大部分都是中日战争时投靠日本的汉奸。
警备士兵们对我们不算苛刻。在这个收容所里，外出时，由一名警备士兵跟随同行，也是自由的。所谓“外出”也就是到近处的山里采蘑菇，或是到山谷间的小溪边去捕鱼。搬运粮食和燃料跟散步一样地快活，成了我们每天的“例行公事”。食物是粗米饭，燃料则是煤。煤属露天开采，取之不尽。矿工们在粗犷的歌声中悠闲地用双手挖掘着煤炭。日用品每月下发一次，要到重庆城里去搬运。从收容所到市内要步行近七公里的路程。
四川省一年到头雾都很大。尤其是重庆，被称为与英国伦敦齐名的雾都，很少看到太阳。由于日本空军的轰炸，重庆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街上到处是简陋的临时性木板房。蒋介石总统的住所位于距离我们三公里左右的山中，搬运燃料时，我们经常要路过他的住宅下面。(www.xing528.com)
在收容所里，我们每周听一次三民主义课，讲师是由重庆政府派来的。听课也由各人自愿参加，没有任何强迫的成分。日军俘虏收容所除重庆外还有西安收容所，听说那儿有六百余人。日本共产党的青山先生和鹿地亘先生等，当时也在重庆，据说他们受到了国宾般的待遇。
朝鲜的慰安妇，已由朝鲜人民军的要人领走。剩下的日本慰安妇跟我们一起住在收容所。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4月下旬，重庆政府突然开始迅速着手日军俘虏遣返工作。重庆周围收容所里的日军俘虏陆续开始被集中起来，朝鲜慰安妇也再度回到了收容所里，并加入到我们的队列里。
我们分乘三十余辆卡车，出发离开了重庆收容所。卡车车队在四川山野连日地狂奔。“蜀道难”，而车队行驶在海拔五千米的山上，更是难上加难。车队在山坡上连续爬行了两天，中途有的飞入山崖，有的爆了车胎。在这种不眠不休的狂奔中，又出现了死伤者。但卡车像是忘记了停车，一刻不停地向前疾驶。坐在车上的人们，在飞扬的尘埃中，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车轮碾过砂石的咯吱声、弹簧反跳的震动和刺鼻的汽油味，坐在车上的我们，已被折腾得头晕目眩，疲惫不堪。但卡车依然无情地转动着引擎飞快地向前行驶。
车队艰难地喘着粗气越过山岳以后，一片平坦广阔的绿色平原呈现在眼前。这儿就是中国大陆有名的常德平原。日军曾多次展开攻击战的常德战场，就位于这片广袤的平原上。车辆在平原平坦的道路上长驱南下，两天以后，我们到达了洞庭湖。到达位于湖畔的常德，已是从重庆出发后的第九天。
街上居民的房屋，在经历了战火之后满目疮痍，几乎全被烧得面目全非。饱尝战火之苦的居民们，抗日感情非常高昂，有人还向我们的车队投扔石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车以后，马上登上了停在湖畔的船舶，在船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船队扬帆离开常德码头，沿湖边游荡。太阳西下的时候，抛锚停泊，静静地等待湖水涨潮。
湖畔平静的水面上，倒映着投降的日本士兵的身影。这是我们从腾冲突围出来以后，好久不见、令人难忘的身影。随着潮水的涨起，船队起锚离开湖岸驶向扬子江，平安地穿过魔鬼般的旋涡激流之后，朝着汉口顺流而下。
初夏的河岸上，新绿的柳枝在熏风中摇摆飘舞，船抛下一串串切破水面的声响，默默地行驶在平缓的长江上。5月上旬的一个炎热的中午，船队到达汉口码头。
汉口是中国和印度支那战场日军俘虏的集结地。自缅甸云南战区腾冲城失守以来，时隔一年零八个月，我们在此最终又被合并到日本军队中。大家相聚在一起，投降的士兵们长满胡须的脸，看上去是那么地亲切和令人难忘。我们的住所离汉口镇十多公里。河岸的道路上，大陆特有的黄沙尘土直吹得人睁不开眼，张不了嘴。而到宿舍的路，却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投降的士兵们步履沉重，三三两两地走乱了行进的队列。中国的孩子们憎恨地对着我们的背影投掷石块。
途中，从另一支部队的队列中走出一位年轻的士兵，向我们靠过来搭话道：
“听说你们是从缅甸来的部队，我父亲是名陆军少将，叫水上源藏，不知有没有哪位知道家父的消息？”
他看上去像是一名志愿兵，还很年轻。
“如果有哪位知道，请告诉我，拜托了，拜托！”他不停地询问每个人，但一点回音都没有。人们只是默默地走着，没有人能提供给他一点消息。但他似乎并不死心，又走过来问我。这时，在我后面两三步远的队列中，有个声音告诉他：“令尊阁下已经战死。”[4]后来就悄然无声了。听到这一消息，那位年轻士兵神情有点木然，又像是悬着的心终于被放下了，低着头默默地向前走。稍许，转身向我们道了谢，又悄然返回队列。
这也是战败的一幕悲剧。我能理解他内心所承受的巨大痛苦，这种痛苦早已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他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
收容所里挤满了即将遣返的士兵，一片混乱。这里边会不会有我的友人或认识的人？带着这种念头，找寻了半天，结果留给自己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这天晚上，由于长时间忐忑不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加之疲劳，夜里睡得很熟。我们在汉口的收容所里休整了四天。
第五天早晨，我们按顺序对号上了船，沿扬子江顺流而下，船在平缓的水面上沿江静静地滑行。真不愧为世界有名的大江，平缓得令人疑惑船是不是航行在海上。庞大的船队仅用两天时间，我们就登上了中国首都南京的土地。
在南京，我们脱下美军的俘虏服，换上了发给的久违的日本军服。我们这些在南方战场被俘的士兵因为没有了部队番号，于是被编入第57师团。[5]每个人都接受了身体检查，并得到了一张战伤证明书。但我的那张证明书后来丢失了。作为参考，抄录如下：
负伤认定：左手腕第二关节子弹击穿、头部弹片创伤、左脚第二关节脱臼及骨骼粉碎共四处。
在南京逗留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坐上火车前往上海。
在上海收容所，我们接受了防疫所的疫苗检查。一个星期后，我们登上了船。我们乘坐的是六百吨级的海军警备用炮舰。登船就绪，舰艇便载着遣返官兵的梦一路驶向日夜思念的祖国日本。
遣返船只静静地滑过波平浪静的中国东海。第二天，当火红的太阳慢慢地沉入地平线时，我们进入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海域——鹿儿岛港湾。令人激动的刹那，舰艇里骚动起来，响起巨大的欢呼声。此前，战败的悲痛被暂时抛在了脑后。然而，在生还的官兵们的心灵深处，却永远都消失不了，船舱里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声。
令人兴奋激动的一夜过去了，港湾内的一切还处在一片静静的沉睡之中。两三艘遣返船抛下了铁锚，一个碧波平静、梦一般的早晨。
突然，耳旁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之，火柱冲天而起，乌黑的浓烟翻滚着向上升腾。舱内的官兵们无不吃惊地跑上甲板。喷起的黑烟，随着火山接连不断地迅猛爆发，直冲云霄。这是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5月樱岛火山爆发时的情景，这一天是我们踏上故国土地的第一步，一个值得纪念和永生难忘的日子。[6]
与吉野孝公的经历相比，活下来的中国士兵的回家之路要复杂得多。
198师政治部副主任罗履仁的夫人、32岁的腾冲和顺乡女教师尹泽熙（又名尹鸾芳），闻听光复腾冲后，邀集了二十多位本乡女青年组成慰问团，来到各师野战医院看望伤员。她们看到的情景是：
预2师的野战医院设在城西北10多公里的护珠寺，该师副师长彭劢带着我们看望伤员。负了伤的壮士们有的断腿缺臂，有的眼瞎鼻伤，有的耳少嘴缺……种种惨状，惨不忍睹。他们还都穿着血水浸透的战衣，躺在稻草堆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士兵，听见我们走到他面前，痛哭流涕地喊着：“我看不见世上的一切了，怎么办啊！”我们都哭了。彭副师长也哭了，他叫来院长——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轻人，“快拿干净衣服来给他们都换上！”我们拿去的慰问品不多，其中卷烟是我自己加工的，由于阴雨连绵有点变味发霉，但当时也不可能买到更好的香烟。院长招待我们午餐时，摆了满满一桌肉，没有蔬菜，我一口也咽不下去，真想痛哭一场——哭已逝的壮士，哭饥寒的伤残勇士……
又来到设在腾北青海的198师野战医院慰问。伤员都住在郊野，用竹子制成的床，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用铁丝网围起的空地上，由美军军医主持医院，药物排列得层次分明。伤员们静静地躺在竹床上，盖着被子，垫着毯子，医务人员逡巡在他们中间，轻伤重伤分别有序。我们递上慰问品，跟随医务人员巡视一遍就出来了，医院里没有招待一口水，但也没有使我们留下伤心之事。
最后我们又到了36师野战医院。这个医院虽然没有198师医院完善，但比预2师的要好得多。但伤员们亦是悲惨，一个个没精打采地或埋着头，或呆呆地望着远方……[7]
由尹泽熙的四位子女记录下来的这则亲历者回忆，于平静之中流露出对于不同部队在伤兵善后做法上的观感，内行当可以据此管窥不同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这是有关联的。[8]
这些伤兵何时能归队？不得而知。但仍然留在军中的士兵，还将投入最后的战事，再熬过半年迎来最后的胜利。然而，后面又将是一场他们未曾设想过的同室操戈的惨痛内战。能穿过这道生死门而回家的几率有几许？
此外，还有不少因负伤、落单等原因在战场上脱队的士兵，此时将面临一个选择：是回归部队，还是寻找自己的家园？在滇西，有无数从生死线上幸存的老兵选择了后者。经历过这惨烈的一仗而未死，他们觉得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部队方面，也不像战时那样将他们视为罪无可赦的“逃兵”，必极力抓回而严厉惩处。
有无数各省籍、不同部队番号的老兵就这样悄悄隐身于他们浴血奋战收复的腾冲，几十年后这里成为中国抗战老兵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他们中间，人数最多、最幸运的是预2师的官兵，因为该师大部分兵员均征募于本地；他们浴血奋战收复的这块土地不是“他乡”，而是“故土”。
参加搜剿日军残敌行动后，预2师在来凤山上开庆功会。第4团机枪手陆朝茂在那儿看到了阵亡将士名单，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机枪排的排长王泽生[9]，观测手高福亮、代中连，填弹手周成德、杨成林、杨新如、李堂，班长丁奇勤，副班长夏自久这些兄弟都战死了，我们的名字都排在了一处。保山河湾街的李堂是陪我的最后一个填弹手。在攻城的最后一天，我俩一人扛一箱子弹爬城墙，快要到机枪阵地时，他却一声不响地被打死了，哼都没哼一声，担架队直接抬去埋了。我那时只感觉到，生与死其实就一眨眼工夫。
“庆功大会开完，我找不到自己的连队了，因为他们几乎都战死了，想到我的名字已列入了阵亡名单，看起来部队也不会再想到我了。主意一定，我便开溜了。”[10]
实际上，陆朝茂获得机会已经是11月龙陵战役结束以后。当时传说预2师要开拔，陆朝茂的班长问其家里有几个人，陆说家里有两个老人；班长又问他有没有媳妇，陆说没有。班长即告之，部队要开往四川，你还是回家照顾双亲吧，不要跟着跑了；你到四川后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班长又悄悄告之，咱们连长没安好心，他想把你带到他老家去做他家的使唤佣人。于是，陆朝茂下定决心当了逃兵。[11]
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争，陆朝茂却连一套军装都没穿烂，就这样晃晃荡荡地回家了。当他走进家里那仅有的两格木房时，父亲没有认出他，反而大声地对他说：“我们家也没饭吃了！”显然是把他当成了讨饭的散兵游勇。当他扑进母亲的怀抱里尖叫“妈！”时，父亲才从昏暗的松明火把光中认出已长高了一截的陆朝茂，他的这个三儿子。
回家这年他也才18岁。捡回了性命的陆朝茂并没有带回好日子，相反本来就不够吃的家庭又增加了他这么一个当过兵的壮小伙，生活反而更艰难了。大哥老实本分不怎么会料理生产，二哥眼睛马虎干活又不行，全家人只能凑合着过日子。看着更不如前的家庭生活，陆朝茂感到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第二天，他自己打了双草鞋穿上，出门帮工去了。
2012年8月25日初稿
2013年6月16日定稿
于北京平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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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系上文可知，吉野孝公系从怒江上游惠仁桥过江东，此时南行至滇缅公路江东路段。
[2] 据查《第五十六师团将校职员表》，应为第56师团司令部编外军官、经理部附花田宪三主计少尉。
[3] 日本古代指主将的居城。
[4] 第56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奉命增援密支那，担任该地守备队长，于8月4日自杀。
[5] 57师团属关东军，1945年即从中国东北调回日本本土。
[6] ［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第113—138页。有删节。
[7] 罗伊、罗平、罗元、罗维：《无法磨灭的记忆》。据《溅血岁月》，第286页。
[8] 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准将在其6月14日的报告中，记述了当时中国军队对于美军提供的战地医疗服务的不同态度：“54军军长方天认为，如果士兵在靠近前沿的地方看到医院，会让他们无心打仗”；“第36师似乎对为其配属的美军战地医院没什么兴趣，他们不但没有为医院提供任何帮助，甚至仅仅把它当作包扎所来使用。（53军）第116师和第130师则对战地医院的到来非常热心，他们为医院提供了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也亲眼看到医院的医生们拯救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士兵的生命。”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馆藏资料，张太雷译。
[9] 经查《第20集团军腾冲抗日阵亡官佐名录》，预2师阵亡官佐中无排长王泽生，唯一的王姓排长为王洪胜少尉，广东南雄人。
[10] 李根志：《机枪手陆朝茂》。据《见证历史——滇西抗战见闻实录（上）》，第185页。
[11] 据2010年8月13日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纪录片《光复腾冲》第五集，采访陆朝茂同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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