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县长亲自视察，总司令庆功宴

15日清晨，下了一整夜的大雨忽然放晴。

得到军方捷报后，腾冲县长张问德即亲自进城视察。进入城内，此时被烧毁的房屋烟火尚未熄灭，遍地死尸，硝烟弥漫，臭气熏人。日军设置的障碍未清除，随时有踩炸地雷的可能。张问德视察了一片焦土的城内街巷，也看到自己成为废墟的家园。直至进到文星楼时，才接受集团军总部高参的劝阻，踅返出城。随后，又查看了南关四、五、六保街及敌伪县政府、维持会，返回罗邑坪行署。^[1]

上午，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召集全体将士，在腾冲南门外来凤山麓训话，检讨得失，讲评功过，并谆勉大家继续发挥“战胜攻克”的精神，求得未来更大胜利。

在潘世征、彭河清两位战地记者的报道中，并未引用霍揆彰的讲话内容，通篇洋溢着庆祝胜利、瞻望未来的自豪和喜悦。但在旁听了大会的当地民众记忆中，霍揆彰面对官兵的训话之冷峻，简直有令人如坐针毡之感。

一份当地史料中，曾节录其讲话大意：

“……经过同敌人多次的血战，我们胜利了，腾冲收复了，腾冲人民不再受敌人欺凌了。这次收复腾冲，俘虏敌人很多。经检查后，最使我惭愧的就是：他们只有千把人，除开伤残病号，能战斗的最多不过四五百人，他们的最高指挥官金冈司令和主力部队，已在高黎贡山被击毙、被消灭，退回腾冲城内的都是残兵败将，只有一个上尉军医负责指挥，你们说他们的战斗力强不强？启眼一看，这个会场上，佩戴黄板板的将官有多少？连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医都不如。我看大家听了脸上会发烧的。我们的部队比他们多好几倍；武器也比他们强得多，他们这样能牵制我们几个月，直到粮食吃完、援军断绝，他们死不投降。如果他们有援军，我们能吃得消吗？更不必说收复腾冲了！”^[2]

该史料转述的霍揆彰讲话内容可能不尽准确，比如对日军情况的介绍明显错误较多，但其反省色彩很强，且与9月9日蒋介石发来的电报精神极为契合，想必在官兵和民众中留下深刻印象。

午间，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设宴为将校庆功。^[3]

十余天后，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蒋介石，为攻克腾冲有功将领请功。

其一：

“后勤部副部长卢佐，^[4]筹划补给，督导运输，无间昼夜，军食无缺；参谋长萧毅肃，尽忠职守，不辞劳瘁，处置适宜。拟恳均特颁青天白日勋章，以励有功，可否乞示。”

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签署的拟办意见为：“拟并交军令部叙铨厅核议。”

蒋介石批示：“萧毅肃应给青天白日勋章。”

其二：

“为霍揆彰等六员，对滇西各役，战绩卓著，请分别奖叙，及颁给勋章由：

“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攻占高黎贡山，克复腾冲。……53军军长周福成，先后攻克大塘子、南斋公房，攻占腾城；54军前军长方天，率该军克北斋公房、马面关、桥头、来凤山诸要塞；现54军军长阙汉骞，任攻略腾城之指挥，达成任务；54军副军长叶佩高，任198师师长时，身负重伤，连克灰坡、冷水沟、北斋公房、马面关之据点。各员参加攻占腾冲作战，除方天前已封颁青天白日勋章，应请另予奖叙外，其余五员拟恳特予颁给青天白日勋章，可否，祈核示。”

林蔚拟办意见：“拟并交军令部叙铨厅核议。”

蒋委员长批示：“同上。”^[5]

有道是仗好打，功难评，因为里面掺杂的其他因素很多。勋章固然应颁给有功者，但实际上经常用于搞平衡。卫立煌报了军委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和本长官部萧毅肃二人，卢先萧后，蒋却优先肯定了萧毅肃，可能是考虑到萧是辅佐了陈诚、卫立煌的两任参谋长，在此岗位身心付出较大；当然也不排除顾及到自己的心腹林慰与萧毅肃私交甚密的人情因素。至于负责后勤的卢佐，光是宋希濂、霍揆彰迭次发来的抱怨电报，已足以在蒋心里留下补给不力的印象，自然是不置可否。方天半途离开腾冲战场；其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系因一年前在18军军长任上指挥鄂西会战之功。对霍揆彰的报功理由，属领导功劳范畴，在此高位上能否获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其形成比较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因龙陵误报战果造成负面影响，卫仅给宋报请了低等级的三等云麾勋章。考虑到53军作战乏善可陈，可能对周福成略有感情照顾因素。阙汉骞已在阵中由副军长晋升军长，此奖励较获得勋章更实惠，评价就可以简单些。此电中真正想关照的其实是叶佩高，其战功自然很过硬，为了加重分量又虚拟了一个“身负重伤”的理由，实际上并未负伤—曹英哲对此甚为不满，认为叶师奇袭攻占桥头马面关、创造了扭转战局的契机才是真正的大功，可惜未被高层充分利用；虚构“身负重伤”属过分煽情不得要领。即便如此，叶佩高最后也未获颁青天白日勋章。^[6]

9月27日，腾冲军民于城郊东营举行联欢大会庆祝胜利。据当地史料载，“大会结束后，枪毙了腾冲伪县长钟镜秋等7名汉奸，一时大快人心”。^[7]

实际上，在酝酿惩办汉奸的过程中，军地之间龃不断，毫无愉快之感。对于此情，军方亲历者的记述较为简单，第20集团军总部参谋杨纳福的回忆较有代表性：

“腾冲在沦陷的两年多时间，伪县长由日军派遣钟镜秋充任，他好像是日本留学生，折冲于日军与地方民众间，为老百姓做了些事，减少日军对地方施虐。光复后，交军法审判，法官判他徒刑，但总司令批示枪决正法。我为此事亲自向总司令报告，他颇获地方百姓拥戴，应予以自新机会。但总司令说：‘再好也是个伪县长。’结果还是枪决正法。”^[8]

实际上，此时担任军法官的正是腾冲县长张问德^[9]，他非但不是如杨纳福所云判钟镜秋等“徒刑”，而是为了将其送上法场，不惜与暗中庇护汉奸的军方撕破了脸皮。

据当时县政府建设科科长陈绍凯撰述：

“汉奸钟镜秋、李家昌、杨吉品等被第20集团军总部俘获，总部将钟镜秋的财产洗光后，便想释放他。但无理由可借，遂由和顺乡长寸少元，绅士李任卿、张盈川、寸时久，洞山和绮罗、小西乡绅士董友熏等联名具文担保钟镜秋（此事是由乡长、绅士主动干的，或受第20集团军总部指使干的，则不知道）。^[10]

“县府秘书费云章主张一面申报省府，并自行请求处分；一面以公文通知第20集团军总部，告诉他们：以后处理汉奸案件，要将处理情况通知省府。因为那时省主席龙云兼着行营主任，管辖着第20集团军总部。县府公文一去，就挟制着他们，不敢释放汉奸。同时又下令撤销各出名担保钟镜秋的乡镇长，斥责他们担保汉奸，不顾国家惩办汉奸法令，败坏国家民族正气。

“张问德同意这样办，马上即由费云章起草了三件公文的稿子，加速办理发出。关于撤乡镇长差事的公文，则指定由第一区督导员王泽贞带到各乡，当众宣布撤换。这样，第20集团军总部人员（包括霍揆彰在内）就不敢随便处理汉奸案件，因此把张问德、费云章和我恨到死处。”^[11](www.xing528.com)

另据张问德随员熊文定回忆：

“为了伸张民族正义，严肃国家法纪，张县长以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同少将衔军法官的身份，判决汉奸杨吉品父子、伪县长钟镜秋、维持会长李家昌死刑。第20集团军总部反对处决，他们认为：‘钟镜秋抓获后有立功表现；李家昌是为了地方出任，有地方保禀多件。’这是什么话？张县长当即严词申明：‘钟镜秋、李家昌可以不杀，那还何必抗战，还有什么民族尊严？都可以苟且偷安，俯首敌人铁蹄之下卖国求荣了。’由于张县长力主正义坚持国法，总部难以姑息，遂在东营召开万人大会。处决杨吉品父子等汉奸时，钟镜秋、李家昌也才同时被枪毙。”^[12]

联系张问德政府工作报告可知，陈绍凯、熊文定的记述是符合实情的：

钟镜秋于国军进攻高黎贡山时，无所举动；直至我军兵临腾城之下，目睹敌寇途穷势竭，乃翩然来归，美其名曰“投诚反正”。最初系在预2师部，其后转解霍总部。同时，利用敌伪势力之伪商工会、伪低利银行、伪新华公司、伪东亚公司、伪协新公司、伪日兴公司等之主要分子，汉奸何世隆、杨聪林、董根发、瞿思安等，均被部队扣押。彼等因利用敌伪势力为奸作恶之故，均各拥有数千万乃至数万万元之财产，遂有名为扣押实为保护之事实；甚至有公然给予委任，任其穿着军服逍遥法外而莫敢如何之事。于是不但军纪扫地，藉此敛财，而且致忠奸好坏不分，全失国家体统。今何世隆、杨聪林虽经霍总司令严饬解送总部，而如瞿思安、董根发、孙镇元、伍融金等于腾冲既克、部队全撤之后，犹在实被保护之列。似此首恶主犯无法处理，县政府拘押候办者尽属胁从之徒，一时引起民众普遍之烦言。（而竟有一般利令智昏之徒，联名保解钟镜秋之事。此事之主动，实由附城回乡未经出走之士绅为之，竟然煽惑其乡镇长，而乡镇长竟然参加书名署衔盖章向霍总部具保，当时传言竟有谓钟镜秋将付诸民众裁判者，视克复如暴力革命，视政府如无有，其歪曲竟至如此。于是为扑灭传言、肃正法纪，将参加具保乡镇长撤职严办，然因此而演成军政双方大不愉快之事。然亦因此而于克复之庆祝会上，将钟镜秋置于法纪裁判之下。钟镜秋虽经伏法，而其他巨奸首恶尚然无惩者实多。^[13]）倘此情势无法纠正，奸恶无惩，瞻望将来，实无以希望人民遵守法纪。且腾冲地处边境，倘将来一旦有事，此次实已种“心理国防”上之危机。本县长拟于腾城完全克复以后，请霍总司令严饬各部队将所有汉奸一律移归县政府处理，俾伸国法而肃地方。^[14]

在另一份工作报告中，张问德不无激愤地指出姑息汉奸对于世道人心带来的严重影响：

“腾冲抗日三年，地方出死力者仅得薄赏，而一般奸伪投附敌寇者流，除钟镜秋、李家昌、杨吉品、何世隆已经伏法外，其余悉作漏网之鱼，甚至有趾高气扬，论列是非于克之后，犹复出任要职。彼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而此实为无言之民众感觉不平之大原因，路人皆曰汉奸不可为而可为，而以为忠奸之伤既已无别，则是非难明，倘他日不幸再遭如是之事，尚谁能执干戈以起而相与戮力者乎？而诸多义士正人受尽困苦保此人格却无以区别，恐因此而必致人心浮动，而使天下好人丧气矣。则来日之惨当必胜于此时，可大惧也。是则忠奸之伤不能不明于今日，则得失之迹不能不昭著于将来，以彰社会公理，而维国家正气也。”

张问德抗战三年，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屡遭挫折颠沛，志不少衰，气不少馁，对敌周旋，不失身份。直至收复而尽到抗日守土之责，却因军粮、花纱、汉奸等问题与第20集团军总部争执，以及遭所谓绅商之忌，受宵小之播弄，遂致使敌人千方百计欲离间我军政合作于往昔而不能者，竟实现于腾城即将克复之时，不免令人寒心。为此，在收复腾冲40天后，他毅然辞卸腾冲县长之职，赴大理休养从事著作。后返腾冲，因为无家可归，他就借住在白果巷老友王昭明家，过着淡泊自甘的老儒生活了。^[15]

当时李根源、龚自知曾分别赠诗云：

救乡才现宰官身，我有良知我欲仁。
险阻艰难都不计，如今真是读书人。（李根源）

艰危受命泣孤城，落日苍茫阻寇兵。
赢得骂倭书一纸，归田长揖老儒生。（龚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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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熊文定：《抗战时期的县长张问德》。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56页。

[2] 邓常贵：《腾冲沦陷见闻》。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154页。

[3] 彭河清：《腾冲之捷》，原载1944年9月《大公报》。转引自《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四，第343页。

[4] 卢佐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后勤部副部长。

[5] 指挥攻占松山的第8军军长何绍周事由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509页。

[6] 据曹英哲《抗日名将叶佩高》第一卷《抗日英雄叶佩高将军》［注47］，第48页。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95页。

[7] 邓常贵：《腾冲沦陷见闻》。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154页。一说，在钟镜秋、李家昌外，还处决了杨吉品、杨正蕃、杨正金父子三人及徐、周、杜、谢四名汉奸魁首，共9人。此前，军方还在三练处决了杨吉品的小老婆。综合周从锡《避寇日记》及尹家显《雪耻心声》中的记述，载《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82、115、120页。

[8] 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59页。

[9] 大概是为惩办汉奸之需，同时节制第20集团军插手包揽地方行政事务，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任命张问德为同少将衔军法官。

[10] 据张问德《偏安腾北抗战集·卷六·大事记》记载参加具保钟镜秋的乡镇长名单为：和顺乡长寸尊灏（即寸少元）、小西乡长何田如、下北乡长段德沛、洞山乡长尹天聪、绮罗乡长杨维汉，于8月27日撤职查办。

[11] 陈绍凯：《腾冲抗日县政府的情况》。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348页。

[12] 熊文定：《抗战时期的县长张问德》。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56页。

[13] 括号内部分文字，在诸多史料版本中被略去。

[14]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反攻前后各种情形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四，第299页。

[15] 熊文定：《抗战时期的县长张问德》。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