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史中,曾对两个月反击作战予以总结,而不仅局限于一个月有余的高黎贡山作战,然亦可就整体而做局部之观察参考:
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自5月11日向腾北方面开始反攻以来,历时约两个月,其间,第56师团果断地指导了内线作战,粉碎了优势之敌的进攻。但因敌我兵力悬殊,而且战斗减员与日俱增,战斗力随之下降,结果师团终于丧失了机动作战能力。
此时,其他各战场的情况是:印度英帕尔战役,第15军各兵团的奋战以惨败无功告终,南方军终于7月2日午夜命令缅甸方面军中止作战;胡康谷地方面的第18师团,经过8个多月的殊死搏斗,最后于7月上旬被第53师团主力收容,勉强逃到了沙莫(孟拱西南)附近;在中美联军包围下持续苦战的密支那守备队,战力也濒临极限,看来密支那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56]
一直翘首企盼英帕尔战役告捷的第56师团,此时也已力竭,只得让拉孟(松山)、腾冲、平戛各守备队孤立在远征军包围中,而把战线收缩在龙陵附近。派往胡康方面的金冈联队(步兵第146联队)的主力仍未回到师团来,照此状态演变,被困在敌阵中的各守备队,只有牺牲别无出路。
参加上述历时两个月的反击作战的第56师团所辖和所指挥的部队总人数约为11000名,其损失概要如下:
表8 日军公刊战史中第56师团伤亡统计(5月11日至7月2日)
由此可知,师团的健康人员仅有约3000名。[57]
美军方面对于远征军高黎贡山作战,予以了有条件的肯定:
“6月11日,怒江战役第二个月开始时,中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已进入日军占领区的纵深地域。由于最初的突袭获得很大的进展,现在进展也许不是太快;不过考虑到地形、气候(雨季)、部队初经新式训练,和日军在上述地区完备的防御工事等因素,中国军队的进攻仍然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战斗都是在山巅上进行的。在高黎贡山脉,日本人早已精心选择地形,修筑了极其隐蔽且只有炮弹或者炸弹直接命中才能摧毁的坚固堡垒;在有些野兔才能到达的地方,也修筑了预备阵地,以便在重要阵地被占领后,出奇不意地发起攻击。”
更多的,则是对远征军战术素养和战斗作风的批评:
“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中国军队,不懂得应巩固他们已经占领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的逆袭往往很容易得手,因为中国人毫无警觉和准备。所以,几乎绝大多数的阵地都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易手。”[58]
根据美军顾问军官所见,中国军队大多无视美军顾问的技术指导和劝告,除战术拙劣之外,还极其缺乏爱护武器观念。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在渡江反攻初期报告中,曾就中国军队对美式通信器材及火炮使用情况有如下记述:
中国军队虽然都配发了电台,但是在战斗中几乎没有派上用场。很多部队没有携带电线杆和天线,而且他们还不愿使用手摇发电机,甚至把它们留在仓库里;他们频繁使用电台里的电池,却不注意经常更换。
标准的通讯操作规范已经下发,并且命令远征军各部队严格遵守,照章操作。但是这个命令几乎没有受到重视,每一名指挥官都会使用他们自己的那套通讯规则,完全无视是否能与其他部队进行有效的联络。美国陆军提供的如此重要的电台,在整个战事当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美制榴弹炮复进机液压装置需要按要求维护,不得过量或减量加注液压油。第53军某榴弹炮营12门火炮中有9门因为维护不当而无法参加战斗。美军顾问的装备维护建议没有得到部队的足够重视。在我(弗兰克·多恩本人)的坚持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下达命令给各炮兵部队,要求严格依照美军顾问的要求维护装备。[59]
此外,“中国军队的团长不能向直接支援的炮兵部队要求火力支援,而要通过师司令部来要求,故当炮兵实施掩护射击时,已失去了价值;即使炮兵射击也不能准确地夹叉目标,发射间隔往往长达五分钟;中国士兵不爱护武器,用火箭筒在雨中进行射击,由于雨淋,这种兵器经不住一天使用。步兵漫不经心地操作挂在腰带上的手榴弹拉火环,常令位于近旁的美国人胆战心惊。弹药被无限制地浪费,兵器由于不间断地使用和保养不善,短时间即告报废。战场上的武器、弹药是如此使用,而补给站与第一线的距离却相距甚远,武器易损件的生产地竟远离战线12000英里[60],通过这些事实即可察觉,卫立煌将军麾下75000名战士的实战能力颇为低下,令人遗憾。”
美军战史归结说:“如事前在训练营地所教育的,倘若违背战术原则,必将招致重大灾祸。而这一事实,在实际战场上每日均可证实,因此中国军队逐渐尊重和采纳了美军顾问军官的建议。进而认识到采用美式训练法,则能以较少的牺牲达到重要目的,各级指挥官不久终于改变了态度。”[61]
对于日军的评价:
日军56师团的防卫地区,北起片马以南的中缅边境,南至滚弄以南,约达400公里广的正面,其中预料有9条接近路线,可供滇西远征军利用,即指向腾冲方面的4条,指向龙陵和芒市地区的4条,由滚弄向新维的1条。远征军开始反攻时,卫立煌所指挥的兵力虽仅72000名,倘若能全线同时发起攻击,向分布于广阔地域的日军间隙行纵深穿插,“是师团最大痛苦”。
然而远征军却于5月11日开始渡河攻击中,仅以第20集团军的2个军(53、54军)、4个师担任攻击军,且仅以198师在右、36师在左为第一线,53军则为第二线。担任主力作战之第11集团军,则为防守军,仅派3个加强团渡河,配合第20集团军的攻势。这正是日军所希望的“对师团来说,惟有以一部预先扼守前述各作战路线,阻滞敌军进入,并在此期间指挥主力进行果断的内线作战,将敌各个击破,此外别无良策”。[62]
要各个击破绝对优势的远征军,56师团唯有靠确实的情报。刚巧“1944年2月,中国一架军用机因浓雾迷航,在腾冲迫降,被捕获的一名中国少校军官,缴出了新密码本和云南军的人员编制表”。使此后破译密码颇为容易,对56师团作战指挥自大有裨益。此亦是56师团在滇西战场上表现特别果断机智的最主要理由之一。
此外,该师团自1942年5月攻占缅甸作战中,一直进出到怒江西岸地区,其后整整两年,一直在该地区担负着防卫任务,师团官兵对地形的了解,战场的经营,亦是理由之一。而其部队编装合理,官兵奋战到底、誓死不屈的精神,更是其基本缘由。
日军上述优长,均契合《孙子兵法》所云“先求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用兵原则。
对于远征军的评价:
其一,战略部署失当。
远征军不能于攻击之初,即全面全力地展开攻势。若以“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先站稳脚跟以求不可胜,自亦无可厚非。然联系英帕尔、胡康河谷、密支那战事可知,缅甸方面能够增援该方面作战的兵力,几乎可说等于零。远征军初期作战所面对的只有56师团而已,因此就敌情判断、决心处置而论,渡河开始攻击的方案,便难免有可议之处。“然若另有其他政治上的理由,或后勤上的困难,自又当别论了。”——笔者以为,政治上的理由,主要是蒋介石迟迟不同意远征军发起反攻,使开战时间延迟到了天气恶劣的雨季,这带来了很大困难;后勤上的困难,主要是美军方面感到空运能力小,为两线作战提供补给太难。在何应钦、卫立煌与美军不断交涉下,美军最终勉强同意了,但后来因天气恶劣,空中补给效能很不理想。当然,日军在这方面同样存在困难,且可能比我军更惨,已经有生食马肉和吃人肉的极端事情发生了。
最令曹英哲痛心,并在撰述中一再强调的是:198师593团袭占桥头、马面关,切断了敌军生命线,军、集团军甚至远征军总部,居然都未能及时扩张战果,坐视此一良机丧失。“桥头、马面关被593团袭占,原是日军最痛苦、最被动的态势,却因我各高级将领反应迟钝,错失战机,部分部队畏战不前,反让日军处处占了先机。”
此外,“远征军指挥官和第11集团军总司令,更有可议处”。统帅部要求于5月22日全面展开攻势,当时56师团主力几乎都集中到了桥头、马面关方面198师的作战地区一带。第11集团军掌握了3个军、8个师的兵力,纵然不能一举攻下松山、平戛的日军既设阵地,而龙陵、芒市已成了空城,以现代的用兵作战原则而论,诸葛亮时代的“空城计”似绝不该重演,事实上却真的重演了。
其二,情报不灵。
使部下了解状况,是各级指挥官的基本职责之一。战场上的小道消息、谣言,经常流传在基层的官兵群中,这也许是反映战场心理的必然结果,但没有正确适时的情报或指导,却很容易造成战场上莫名其妙的恐惧,甚至崩溃和瓦解。检讨反攻作战远征军的情报,不但难以满足各级指挥官指挥作战的需求,更处处难以满足部队官兵的心理需要,常常使官兵如陷身茫茫大海或迷雾中,甚至不知所措的恐惧不安中。
198师592团在准备攻击冷水沟时,团长陶达纲在《滇西抗日血战写实》中曾说:“本人又电话师部幕僚,冷水沟高地日军究竟有多少?……师部的答复是,已经问过上级,贵团当面敌人,不是一个联队,便是一个大队,或者是一个加强大队。从师部所询问来的敌情,如此而已。”[63]担任师主攻任务的团长,已经和敌人拼斗了近两周,而对面的敌情,依然一片模糊,既不知道敌人的兵力,更不知道敌人的番号、编装。团长不知道当面的敌情,师长自也难以弄清楚,因为师虽有专司情报的幕僚,但没有设置情报搜集机关,除靠上级供应、下级搜集外,别无他法。“情报不灵,指挥官斗志不旺盛,决心不够果断明快,面对敌人便先失掉了信心,应是滇西反攻作战中最大的缺点。”
其三,编装不合理。
曹英哲感叹:“多年以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何以驻印军仅以新22师、新38师为主力,在缅北面对日军第18师团,自雷多一直打到密支那,将日军第18师团击溃。而我滇西远征军却以两个集团军、6个军、16个师的番号,在百余名将军指挥之下,面对日军第56师团,在国境内军民合作之下,反而纠缠了许久,付出惨重的牺牲代价,才得以与驻印军在芒友会师?”[64]这一情势,似乎印证了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的自夸:“历年的行情,概系日军以一个大队对付中国军一个师,而绰绰有余。”[65]
对此,曹英哲的看法是:当时军制方面只在扩编番号、提升编阶上打主意,不重基层战力和编装之合理与平衡。部队编装、指挥、士气是战力的基础;基本编装不合理,基层战力不落实,永难提升战力。“须知,再多的将军、番号都无助于战力的提升”,只靠增加指挥阶层,而减少平行单位的数量,不但增加指挥协调上的困难,更使反应时间拖长而迟钝,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状况。对此,他曾有如下具体设想:
“建军应以师级为基层战略单位,俾能加强基层战力……以滇西战场而论,总兵力不过十万有余,以军级指挥三个师级及若干战斗、勤务支援兵种足矣。若然,则可减少两个阶层(集团军总部、远征军长官部)的干预及反应时间,以及两个指挥阶层的勤务杂兵等非战斗人员,基层战力自亦无形中增强了许多。师既为最基层之战略单位,除步、战兵种外,战斗支援及勤务支援的兵种自须均衡发展,以充实加强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以及地面、空中,甚至电子的搜侦兵力,因之,一个步兵师(或战车师、机械化师、空降师、陆战师)的编装,总以2万至1.5万员额左右为度。”
而要发挥战力,必须统合有形与无形战力于要点。所谓有形战力,即步兵、战车兵、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等的均衡编组,再扩而言之,是陆、空的联合作战。在此基础上,指挥官的旺盛企图心和战术修养,才能适时适地地将有形无形战力,发挥于极致。[66]
其四,战术和兵器素养差。
对于美军对远征军的批评:“国军战术拙劣”,“反复进行代价较大的正面进攻,白白浪费了大量人员和弹药”,“缺少爱护武器观念”,“用火箭筒在雨中进行射击,由于雨淋,这种兵器经不起一天使用”,“团长不能向直接支援的炮兵部队要求火力支援,而要通过师司令部来要求”等,曹英哲认为基本属实情。但其补充的背景是,“在那个年代里,师级既没有炮兵部队,哪来一般支援、直接支援和增援的火力运用方法;况配属师的炮兵,既没有前进观测员和联络官分配到团级,团长又如何要求火力支援呢?”因此,“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和基本国力有关,要提升综合国力,便必须从国民教育、工业、经济、科技等最基本处下死功夫不可;枝枝节节的检讨,徒然惹起混淆、伤感而已”。
归结胜利的因素,曹英哲认为应从四个方面来肯定:
就全般情势而论,滇西反攻之所以最后以胜利结局者,当然是奠基于我全体官兵的士气、信心和愿望,从上到下,不怕艰苦、不怕伤亡,前仆后继,宁肯为国捐躯,也要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光荣争口气的精神,真可感天地而泣鬼神。
滇西民众的同仇敌忾,不论景颇、傈僳、白族、傣族……都能不顾死活地大力配合支援,宁肯自己勒紧腰带,挨饥受冻,也要献粮捐钱。马驮、背扛、肩挑、头顶的长流,在风雨飘摇中,像长城般地蔓延在怒江峡谷和高黎贡山巅的壮举,使前方杀敌的将士们获得粮弹、伤员得以撤退,都是胜利的源头,都是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榜样,值得后人敬仰效法。
美军的协助,也是战胜中绝对重要而不可少的,美军在装备、训练、运补、医疗中所扮演的角色,制空权的获得,处处都关系着胜败。[67]
虽然我们迄今对英军的表现,仍多不满;但仅就1944年中缅印战场而论,若非英军死力缠住了缅甸方面军中的第15军(第15、31、33等3个师团——英帕尔方面)、第28军(第54、55等2个师团——防守缅甸西南及孟加拉湾沿海地区),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便很难单独对付第33军的2个师团(第18、56师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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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载,后来腾冲城防日军中有100余人属第114联队,推测系猪濑大队这股残部,未能追上主力进入龙陵而滞留腾冲。由此推测谢晋生纵队可能制造了假敌情,目的在于乘机西进收复“茶里”。
[2] 谢晋生:《回忆片马、江心坡的抗战岁月》。据《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总第137辑),第181—183页。
[3]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据谢晋生回忆,此次我军并未全部撤离,仍留置吴若龙任片马区长继续工作。然而7月21日,端纳少校指挥英缅军便衣队突然袭击,用冲锋枪将吴若龙等9人射杀于干坤。11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再次致电谢部,传达蒋介石旨意,令该部全部撤往腾冲,原茶里军政特派员公署予以撤销。1945年1月30日,谢部遂全部撤离片马开赴腾冲,整编为长官部直属步兵第1团。谢晋生:《回忆片马、江心坡的抗战岁月》,《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总第137辑),第183—187页。
[4] 孙剑锋:《我参加过抗日战争滇西反攻胜利战斗》。据《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253—255页。
[5]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6]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29页。
[7]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8]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9] 方诚:《八年抗战小史》之十收复滇西之役,第51页。
[10]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11] 同上。
[1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499页。
[13] 同上。(www.xing528.com)
[14] 《陆军第36师瓦甸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106—108页。
[15]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16]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17] 《陆军第36师瓦甸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108—109页。
[18] 同上书,第110—111页。
[19]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1页。
[20]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32页。
[21] 孙剑锋:《我参加过抗日战争滇西反攻胜利战斗》。据《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255页。
[22]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23] 孙剑锋:《我参加过抗日战争滇西反攻胜利战斗》。据《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258页。
[24]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36页。
[25] 夏时:《滇西纵谷地带的反攻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69页。
[26] 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41页。
[27] 潘世征:《一寸河山一滴血——高黎贡山的战役》。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81页。
[28]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36页。
[29] 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41—942页。
[30]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38—139页。
[31]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38页。
[32] 原文为岗房,经与其他史料互参,应有误。
[33]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40页。
[34]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38页。
[35] 《陆军第116师唐习山、大塘子、江苴、腾冲各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63页。
[36]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37页。
[37] 《陆军第116师唐习山、大塘子、江苴、腾冲各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65页。
[38]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37—138页。
[39] 《陆军第116师唐习山、大塘子、江苴、腾冲各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66—68页。
[40] 潘世征:《一寸河山一滴血——高黎贡山的战役》。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81-82页。
[41] 原文记为绀野大队,可能系根据前期缴获的敌文件推定。实际上,113联队第1大队初任大队长为绀野忞少佐,1月30日以后由武田淑文大尉继任。据载,15日该大队接到归还113联队建制的命令,可能在当晚即移交任务于藏重部队,开赴腾冲。但我军并未觉察当面敌情的这一变化。《ビルマに云南埋もれた战史——镇安街守备队》,第156页。石江辉译文。
[42]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38—139页。
[43] 《陆军第116师唐习山、大塘子、江苴、腾冲各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68—69页。
[44]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39—140页。
[45] 原文为21日,应不确。
[46] 潘世征:《一寸河山一滴血——高黎贡山的战役》。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82页。
[47] [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第38页。
[48] 《陆军第53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140页。
[4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501页。
[50] 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第8页。
[51] 据《中缅印战区综合杂志》,戈叔亚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e1cca010009gm.html。
[52] 潘世征:《一寸河山一滴血——高黎贡山的战役》。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82页。
[53] 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42-943页。
[54]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39页。
[55]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56] 中美联军于8月4日攻占密支那。
[57]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9页。
[58] 美国战史《怒江战役的完成》,戈叔亚译。笔者据美国新闻处编《怒江战役述要》校订。
[59] 渡江反攻初期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准将报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馆藏资料,张太雷译。
[60] 约合19312公里,指美援物资从美国本土运送至中国滇西战场的距离。
[61] 据美国出版战史《中国—缅甸—印度:遣华史迪威军事顾问团》。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1页。
[6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8页。
[63]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据《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208页。
[64] 我远征军攻击之初,确实仅面对日军第56师团。然而,日军由于英帕尔及缅北作战的失利,于1944年7月2日,南方军下达了要求停止英帕尔作战的命令,但“摧毁和封锁印中地面联络”必须完成,而且主要在怒江西岸的云南地区实施切断。遂拟定所谓“断作战”计划:第33军要将主力集结于芒市周围,在龙陵方面击溃远征军主力后,前出到怒江一线,在援救拉孟(松山)、腾越(腾冲)守备队的同时,切断印中联络路线。开始攻击日期定为9月上旬。动用的兵力仍以56师团担任主角,此外还有第2师团及第53师团、第49师团各一部也参加了所谓第1期的“断作战”。然9月7日拉孟守备队覆灭,继之9月14日腾越守备队覆灭,成了“断作战”的转折点,日军始决意即刻停止攻击,集中全力营救平戛守备队。9月22日,平戛守备队(146联队第1大队)被营救成功,未遭覆灭。
[65]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Ⅲ)》,第155页。
[66] 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96页。
[67] 592团团长陶达纲在回忆录中说得更为具体:“以滇西大捷而论,若无冲锋枪,我军的体力与劈刺技术,实难对付日寇的刺刀与武士刀;若无火箭炮、六〇炮、火焰放射器、战防枪等,则难以攻克日寇死守住的一些坚固阵地及零星碉堡。在高黎贡山上,若无飞机空投大量弹药、粮食,亦不易克复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据点。美援之功不可没啊!”据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据《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241页。
[68] 由缅甸方面军直辖的第53、2、49师团曾各以一部转用于对我驻印军和远征军作战。特别是“断作战”开始后第2师团全部转用于龙陵会战。另,侵占滇西初期,第56师团隶属第15军;1944年2月改由缅甸方面军直辖,4月8日改隶新编成的第33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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