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附图5、附图21、附图22、附图25）
当我军以重兵渡江大举反攻后，日军迫于兵力不足，以内线作战战术应对。内线作战的关键，在于以准确情报掌握战场态势，对危急情况做出优先判断，而后以所掌控的机动兵力快速救援，对敌各个击破。此前，日军藏重部队已北进解救桥头，未多逗留即行向南返转，又在瓦甸以东击破36师。此后，其应急作战目标何在？
据日军战史：
至6月3日，日军已将瓦甸、桥头街附近之远征军（指54军）全部击退到高黎贡山中。但此时在南方的第53军主力方面，强敌正由各间道（即垭口隘路）逐次渗入，前出到龙川江河谷的江苴街东南地区。
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企图继续围歼该敌。命令藏重部队击破第36师后即刻南进，由北攻击眼下正在江苴街东南高黎贡山脚构筑阵地之敌；同时由红木树正面抽调松井部队主力（松井大佐指挥的武田大队基干部队——第113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武田淑文大尉），沿高黎贡山脉西侧道路北进，由南攻击远征军背后。
由红木树方面抽出松井部队主力，就几乎等于把该方面弃守开放，但师团长是冒此风险，断然实施的。松井大佐乘此时机，将一部留在红木树附近要地，率领主力长驱突破艰难山地，前出到江苴街以南。[1]
——据载，也就是在6月3日傍晚，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在相膊子（即象脖子）决定，令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第4中队长辻义夫大尉、第6中队长高桥九州男大尉、速射炮中队长古手川与一大尉、联队炮中队小队长福田国夫中尉等负伤军官，率第4中队一个半小队、速射炮中队主力及前段战事受伤者共约300人返回松山，加强拉孟守备队的防御。而自己则亲率联队本部、第1大队主力［欠第1中队主力及机枪中队一个小队（2挺）］、第4中队一个小队，第6中队两个小队，联队炮中队（2门）及通信中队主力北进江苴，从此再未回到松山。[2]
由此可见，日军此次是以藏重、松井部队从南北两路对进，夹击已进至江苴东南之第53军。特别是将此前据守红木树的松井部队主力北调，冒着弃守此地的风险孤注一掷。那么，对于担负攻击红木树的新39师加强团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战机。
该方面战况如何？暂且搁下不表，先集中笔墨叙述江苴战事。
据日军战史称：6月5日，日军从南北两路夹击53军，“大有第一次反击作战期间决战之势”；同时评价说，“远征军抵抗极其顽强”。对于南北两路日军的作战效能，日军战史也做了自我评价：“由北攻击的藏重部队的战况，虽处于忽进忽止的苦战中，但各部队浴血奋战；特别是松井部队的奇袭奏功，终于击破第53军主力，迫使其败逃高黎贡山内。”[3]
在措辞严谨的日军战史中，所谓“忽进忽止的苦战”已经是隐含的批评，可见藏重部队此番表现一般；而“奇袭奏功”的松井部队，则被大大地肯定和表扬。
日军战史的这一记述，对于53军而言自然是一面镜子，从侧面展示了我南北两路迎敌部队表现之优劣。
据116师战斗详报：
5日6时许，116师（欠346团）当面之敌增加500余名，向我反攻，战斗至为剧烈。同时，另有一部约百余名之敌，由岗房、林家铺方面渗入下村东南方地区及师指挥所附近，施行奇袭。当即令师部特务连、搜索连及348团之一营予以堵击，战约8小时，始将渗入之敌击溃，于小高地呈对峙状态。[4]
方国瑜撰述记为，“116师之特务连、搜索连伤亡殆尽；旋以第348团之一部增援，于下午3时将敌击退”。[5]
关于116师师部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特务连、搜索连伤亡殆尽之事，曾为该搜索连老兵的蔡斌有所回忆，但他将日期记为5月28日。经查116师战斗详报，5月28日仅“346团续攻南斋公房”且“进展甚微”，并无其他重要战斗记述；而像师部遭袭，直属连队参加战斗并伤亡惨重的情节，无论如何是会在战史中记上一笔的。
因此，笔者推定蔡斌的回忆时间有误，其战斗经历应是6月5日开始——老兵口述资料的特点是，时间、地名可能有误，但战斗细节却有难以想象的真实感。
蔡斌为湖南省浏阳县古港区溪江乡长溪村人，于53军驻湘西期间入伍。后来，53军在桃源县奉命纳入远征军序列，于1943年春开入滇西。1944年初，蔡斌为116师搜索连上士班长。据其回忆：
……我们搜索连奉命直插江苴徐家寨，堵住南下增援的日军部队。当时我连是个加强连，有4个尖兵排，1个骑兵排（渡江前马匹都留在了江东）；每排5个班，共320多人。
6月5日中午，我连进入徐家寨背后大尖山（非怒江边的大尖山）的荞麦地时，发现日本兵正黄压压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拢来。我们已陷入日军的重重包围。我们这个连，都是七八年以上的老兵，在北方和湖南都与日寇较量过，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看到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上了刺刀，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围拢来，都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们的七九步枪也都上了刺刀，准备和日寇拼了。
我趴在半成熟的荞麦地边，看着日本兵戴着钢盔，背后背了一个沉重的大背包，加上水壶、小钢锅，鼓鼓囊囊地挂了一身，和在长沙会战时的日军一样。本想开枪先打死他几个，但连长有命令，不准开枪，一律要用刺刀捅，叫小日本也尝尝咱中国人刺杀的厉害。日本兵也不打枪，雄赳赳地向我们扑来。眼看只有四五步了，突然背后“呀——呀——”地吼起来，我猛回头一看，弟兄们已和日本人干起来了。我刚一回头，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正向我的腰部刺来，我就地一滚，躲过了他这一招，随着一个弹跳，大吼一声：“杀——”一个突刺，直插进日本兵的右肋。我趁势一扭枪身，刚拔出刺刀来，另一个日本兵从侧面冲过来，往我的下腹部又刺来，我一个“防下刺”，顺势一枪托，把这个日军的下巴和牙齿都打飞了。
此时一百多个日本兵和两百多个中国兵在荞麦地里扭成了几十团，战斗十分激烈！我亲眼看见一个日军把刺刀捅进我们一个兄弟的肚子里，还没等拔出刀来，我们的排长高玉成从日军身后，一刀插进他的肋间。另外两个日本兵又从左右把刺刀扎进排长的肚子里，排长丢了枪，一只手握住一个日本兵的枪管，正在拉扯之时，一位贵州的苗族战士，叫区来光的，飞奔了来，一刺刀捅了一个日本兵，又一枪托，击碎了另一个日本兵的脑袋。这一切，只发生在几秒钟内。待我赶到，这五个人已滚成一堆，都快死了，只有鲜血突突地往外冒，把他们都泡在血水里。
我们连长高玉功，此时已杀红了眼，他的衣服被撕得稀巴烂。这位身经百战的抗日英雄，正挥舞一把英国造的大弯刀，“呀——呀——”地吼着，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向日本兵扑去，东砍西剁，势不可当，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突然有三个日本兵挺着刺刀向我逼来，我在后退中被死尸绊倒了，眼看就要丧命，不料连长横空劈下一刀解了围，把中间那个日本兵的头从耳根到脖子砍去了一半，又一刀，将另一个日军的手砍断。我就势抱住第三个日本兵的脚把他拖倒，两人滚在一起，连长不好下手，生怕一刀下来连我也被剁了。他丢开刀硬来卡日寇的脖子，我拔出匕首，一刀捅进了敌人的心口。战斗到最紧张的时候，骑兵排长姚法聪率领他的预备队从荞麦地后的山头上冲下来，他们挥舞着寒光闪闪的马刀，大显神威，杀得还活着的日军退下山去了。
这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雨水裹着鲜血，滚滚向山下流去。还没有断气的日本兵和我们负伤的弟兄，倒在地上两手紧紧地抓着荞秆根，连荞秆都在抖。有几个趴着的日本兵，疼得用手把地下都抓成了坑，但他们就是不哼一声。
天黑了，我们又冷又饿，便摸索着在日军的尸体上翻寻罐头和干粮。连长组织人把一部分伤员送下去（可恨的是，当时几个当兵的，把伤员送到后，在归队的路上开了小差）。
我被连长指定为代理排长，把剩下的二十多人编为三个班。我们互相鼓励着，要为牺牲的弟兄报仇；即使死了，也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只要不亡国，我们的英名就永存了。
第二天（6日）太阳刚出，日军的山炮、迫击炮把荞麦地轰得掀过来。昨天留在荞麦地上的许多尸体也炸成稀烂。炮一响，我们都跑进荞麦地四周的树林中，炮一停又退回荞麦地，因为在荞麦地上拼刺刀才耍得开，干着才过瘾，看着日寇龇牙咧嘴的死样才解恨！
炮一停，我们刚退到荞麦地边，日军又冲上来，我们端了刺刀狠狠地扑过去。由于我们全身裹满了血和泥，血红的眼睛闪着复仇的怒火，这拼命的神情把日寇吓懵了，经过短时间的拼杀，日军终于败下去了。
我们已无力构筑工事，也不想构筑工事，拼刺刀嘛，要工事干什么！只是连长一有空就抱着死去的弟兄们哭：“我的兄弟呀！我的老兄弟呀！”我们又感动，又难受！
第三天（7日）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后，荞麦地上都布满了尸体，每一步都是踩着死尸走。下午，运输连上来打扫战场，发现我们还有13个人活着，但已经冷、饿、累得不能行动了，只好两人扶一人的搀着架着走。谁知我们的连长，这个从东北抗击日寇直打到云南的英雄，竟气疯了，他抱起一个弟兄的尸体大哭起来，许多人都拖他不动，我们痛哭，连运输连的人也跟着哭了。突然，“乒！”一声，他自尽了，他用手枪击碎了自己的头颅……[6]
——居住在腾冲北郊油灯庄的当地史志作家段培东，1959年被错划为“现行反革命”，曾与“历史反革命”蔡斌一起坐过8年牢。蔡斌曾给他讲述了这段往事，并托付他记下来。段培东后来在其他文章中，又将搜索连连长的名字记作“王玉功”。据云这位连长打仗时常使一把英国造弯刀，人称“活关公”。关于他自杀的情景，段培东曾有如下补充：
“负了伤的兵，收拢来，摆在一溜，点点一共还有12个人，连他（指连长）自己13个。然后他就痛哭，含着眼泪说：‘弟兄们，你们活着的是英雄，战死的弟兄也是好汉’，又说‘我先走一步，我不能让到了阴曹地府的弟兄们无人收管，你们今后战死了以后，还来找我报到。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活着要和日本鬼子打上33天，死了要和日本鬼子打到18层地狱，你们今后干死以后还到我这儿报到，我走了’。啪一枪，就倒下去了。”
大尖山血战后，运输连的弟兄把我们活着的13人搀扶到师部，尽管弄来了猪羊肉，但我们的手抖得不能拿碗筷，张开的嘴合不拢，合拢的嘴张不开，弟兄们就烧起大火给我们烤。正烤着，师长赵镇藩来看我们了，说：“还有13个人，都当搜索连的官吧。”[7]
从蔡斌的回忆看，至少其所在的116师搜索连战斗力不弱，其原因也许如他所特别介绍的：“我们这个连，都是七八年以上的老兵，在北方和湖南都与日寇较量过，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到1944年，一个连队的士兵都是七八年的老兵，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也许是作为师直属连队才有的特例吧。
1985年，蔡斌刑满释放后，在油灯庄再次找到段培东，并希望段培东能陪自己去龙川江边[8]祭奠死去的战友。段培东说：“他用草纸剪了一个大弯刀的形状，到这个阵地上去悼念他们的连长，跪在那个地方，用胸口贴着地，两只手扒着，就有点像西藏人去朝圣的那么一种姿势。二十来分钟，在那个地方就趴着不动，当时我只看到他后背起伏，后来才发现他哭了，无声地哭。他起来的时候，脸上眼睛下边，弄到那么一摊都是湿的。”
蔡斌出狱之后，定居在腾冲郊外的一个村庄里。他当年的那段历史，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语言不通，十几年间蔡斌很少和村里的人来往。后来他索性住到了山上去当了护林员，更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沉默无语。在油灯庄他唯一的熟人，就是和他一起坐过8年牢的段培东，段培东是他心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听众。
据段培东回忆，蔡斌临终前三天，又跑来找他。说：培东，还有些抗日战争的小故事没有讲完，我感觉我快要死了，我再讲出来你再帮我记一记。此时段培东发现，已经78岁的蔡斌，说起当年抗日的往事，竟依然神采飞扬。蔡斌在弥留之际的最后心愿是，希望段培东把远征军在滇西抗战的故事整理出来，留传给后人。[9]
6月5日拂晓，北进增援的松井部队之尖兵第2中队与乘马小队联系，占领了腰子寨北方高地，以掩护主力开进，并对长坡南方我军阵地及道路状况进行侦察。松井部队本部紧随第1大队开进，于中午12时到达腰子寨，进行战斗准备。[10]
据130师战斗详报：
5日拂晓，右翼敌百余窜至箐门口东北高地，企图遮断我后方通雪山要路。师急令师属特务连、搜索连、工兵连竭力拒止该敌；继至军以预备队348团增援向敌攻击，得维持现状。同时，师令390团之一营向敌右侧背攻击，以资策应。至午后6时许，敌继续增加，炮火益烈，双方激战，390团第1营亦受敌压迫移至长坡附近。
据载，当130师正面战斗紧张之际，牛屎坡（今背阴山）方向发现敌人约二三百人，尚有后续部队约千余人前进中。为顾虑左侧背安全计，乃又派389团一营确占领河头寨附近，拒止该敌。[11]389团奉命后，以主力确保原阵地，以一连前出阻击牛屎坡方向北犯之敌。12时许，该连到达牛屎坡附近，与向大坪地、大红木树北进之敌200余遭遇，被敌压迫退回原阵地。午后5时许，敌陆续增援至千余，已迫近389团阵地前，该团集中炮火向敌猛射，敌亦还以猛烈炮火，战斗至为激烈，我守兵沉着应战，敌未得逞。[12](www.xing528.com)
在130师战斗详报中，除了“389团一连……被敌压迫退回原阵地”一句，几乎看不出当日战事中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化。但在53军战斗详报中，则坦率记述：“本（5）日黄昏后，牛屎坡方面敌人进攻异常猛烈。军为主力方面避免不利计，决将左翼之部队变更为守势钩形之态势。”
如前所述，“守势钩形”这个概念就是放弃阵地退守的隐含表达。
当晚21时许，军长周福成下达两师的具体命令为：
致张师长：着该师（欠388团）配属348团，在长坡、大红木树、河头寨之线占领阵地。以348团占领长坡至大红木树（不含）间地区；特须注意，以389团占领大红木树南北之线，右与348团、左与390团确保连接；390团固守河头寨以南地区，左至雪山底。即迅速变更以上部署，构筑工事，并特别注意河头寨为要。
致赵师长：贵官率347团为军总预备队，位置于雪山西口，并以一营坚守路口；348团配属130师，在长坡、大红木树（不含）附近占领阵地。[13]
实际上，周福成的这一命令，是基于130师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左翼阵地。
对130师在当日战斗中的表现，116师在战斗详报中也予以了指责：
“本（5）日第347团与敌激战竟日，因友军（指390团）之不协力，致伤亡重大。加之粮弹补给困难；同时接悉130师通报称，牛屎坡有敌约二三百人，其后续部队约千余人。当即电告军长。”
347团与130师部队并肩作战，但130师战斗详报中对该团却只字未提。因为347团伤亡大，周福成才令116师师长赵镇藩重新掌握该团为军预备队，退至雪山西口稍事休整；而又将此前的军预备队348团拨归130师指挥。此后，即有周福成“变更为守势钩形”的命令。
深夜23时，116师奉命后即以主力向雪山转进，并在该地占领阵地，对河头寨、牛屎坡、大红木树方向警戒；以一部（348团）就现占领线归130师指挥。
24时，130师师长张玉廷亦接到军长周福成电话，大意为：“116师率347团转进至雪山，348团即归该师指挥。”鉴于“连日激战，大雨连绵，粮弹缺乏，士兵冻馁，三面为敌包围，全盘不利之状况”，张玉廷即于6日凌晨1时向各部下达退却部署命令：
师以决战防御之目的，在白岩山、箐门口以北及以西高地占领阵地，相机歼灭当面之敌。
348团就现有之态势，在白岩山、箐门口以北高地占领阵地（对北）构筑工事，拒止当面之敌；389团在箐门口以西高地至箐门口南方高地之线（对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拒止当面之敌。作战时，两团应确取联络。390团为师预备队，在箐门口以东雪山西麓构筑第二线阵地。
各部奉令后即开始行动，于翌日晨5时以前变更完毕。[14]
然而，日军战史的记述是：6日天未明，第1大队（大队长武田淑文大尉）占领长坡东方高地，向敌侧背攻击前进。于拂晓浓雾中，发现从东方谷地前出的敌军，并予以出其不意的攻击——而张玉廷向130师下达退却命令是凌晨1时，可想彼时尚未与敌发生激战，即以超级灵敏的“压迫反应”决定提前撤退了。第1大队与退却中的130师仅交战约两小时，其第1机枪中队长吉村（隆介）大尉遭我迫击炮炸毙，另有7名士兵阵亡。[15]
130师退却后，松井部队即从开放的通道继续北上，进入江苴。
当然，以130师抵御松井部队千余之敌攻击，确实有力所不逮之处。潘世征在战地通讯中记述：“5日，敌113联队自长坡以南之牛屎坡，向我背面作渗透战，我130师腹背受敌，乃撤退至雪山。此役敌攻势凶猛，为其昙花一现之最后反攻，我军为避免损失，遂退回雪山……”[16]美军战史中，对于江苴之战也有如此记述：“位于瑞丽江边的江苴，于6月初被中国军队占领。但是日军于6月5日反击，迫使中国军队退出该地……日军江苴守备队在得到增援后，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击，虽然有一些成效，但是未能减轻中国军队对此地的压力。”[17]这一记述，与潘世征的“昙花一现”说彼此佐证。
且看后续战事进展：
6日，各部依照调整后的部署占领阵地，与敌交战。牛屎坡向我进扰之敌，沿丹阳寺山路向其东方高地挺进。其主力在丹阳寺、5766高地中间地区向我以猛烈炮火射击；其先头将迫进雪山，并以炮火封锁我至雪山之道路。经以348团一部，将包围我左翼之敌击退，此后战况遂成胶着状态。[18]
据日军第113联队第1大队长武田淑文撰述：此时，日军俘虏我军落单士兵一名，审讯时该士兵欲逃跑，日军值勤士兵即以刺刀戳穿了其胸膛，但该士兵仍带伤逃走。日军以为该兵反正活不了，没有去追。然而中午做饭时，下山的日军士兵发现该伤兵仍在山下一千米处山谷间的一间土屋内痛苦喘息，遂予以射杀。武田为此感叹：“人的生命之顽强，至今想起我都深深震惊。”[19]
据日军战史：当日，南北两路日军会师，“藏重、松井两联队长在江苴街握手，互致谢意”。[20]鉴于此地危情解除，夜半时分，江苴之敌约六七百人，即以汽车向瓦甸火烧寨移动，继续北进增援。
7日，130师（欠388团）附348团在雪山西侧阵地，与敌战斗甚为猛烈；并抽派有力部队由左翼反击，将丹阳寺东窜之敌击退。
中午，军长周福成电令130师师长张玉廷：
该师须确保现在阵地，并抽派有力部队驱逐当面之敌，恢复长坡、河头寨之线。攻击情形随时具报。[21]
8日晨，敌三四百人进犯5766高地，被389团击退。[22]116师（欠346、348两团）附388团第2营，则在雪山附近构筑工事，严行戒备……
9日，130师正面无激战，仅以小部队与敌接触。
中午时分，军长周福成决心再变更部署，向两师下达命令如下：
致赵师长：116师（欠346团）配属390团及山炮兵第1连，坚守雪山附近地区。以390团守备通长坡之雪山西侧山脚附近地区，以一团主力右接390团左翼，对南方及西南方守备雪山，及以一营守备5860高地各要点、各路口，并特别注意对左侧背之戒备。又，路新为通敌要冲，须按置一营兵力守备之，限即刻构筑坚固工事，并经常派小部队向敌方之白岩山、长坡头、长坡、河头寨、牛屎坡及青崖子5876高地（或派一排占领）搜索敌情。388团雪山之第2营第6连，路新之第3营主力派兵接替后，该团之第2、3营归还建制。将详细配备兵力位置及现地之地形迅速报军。
致张师长：130师（欠388团）主力守豹子洞、新寨附近，一部守备巴地。390团配属116师，将防务交替116师后，即集结于新寨、龙塘附近待命。候该师到达龙塘后，388团即归还建制。[23]
这一部署的基调为，令130师退二线，由116师接替防务。当日，各部即遵上令行动。
据130师战斗详报，“130师到新寨后，师长张玉廷因病去职，所遗师长职务由副师长王理寰代理”。[24]这看似平静的记述披露了一个重大情况：张玉廷被阵前免职了，但果然是“因病”吗？
曹英哲在其撰述中，曾客观地叙述导致张玉廷去职的这场战事：
“6月5日，藏重、松井两部几乎是当时56师团全部6个半步兵大队中4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南北呼应，会师江苴。130师见而心惊，不战而败退。”[25]曹英哲强调了日军兵力之重，但实际上南北两路日军兵力是大致相等的，在北路阻敌的116师并未因此而导致师长赵镇藩去职。
53军副参谋长夏时，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玉廷因在滇西江苴街战役中擅自退却，遭撤职处分，由王理寰升师长。”据其撰述：
“江苴街是高黎贡山西侧一个较大的村落，敌人盘踞已久，工事极为坚固。师部三位指挥官（指师长张玉廷、副师长王理寰、参谋长王冠英）虽已面临敌阵，却不敢立即发动进攻。因为他们一看到敌人坚固工事，就失去了作战的决心和信心，又怕背后牛屎坡方面敌人前来增援，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他们就放弃进攻，率领第130师由原路退入高黎贡山。
“这样一来，不仅影响整个战局的进展，而且130师的广大官兵也遭了殃。他们一退退到高黎贡山的顶巅，气温骤降，大雨不止，没有雨衣的士兵就有冻死的危险。加以空气稀薄，难以举炊，部队得不到熟食，很多人都病倒了。”[26]
由副师长升任代师长的王理寰，亦曾明确指出：“张玉廷因指挥失当，军长周福成商请长官部撤其职，长官部允调其为长官部高参……”[27]此处披露的信息是：周福成对张玉廷不满，因为是由其向长官部商请，而非长官部获悉战报后下令查处。
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因指挥官责任而导致作战不利的情节，在部队战史中几乎看不到详细准确的记述；甚至连失利的战事本身，也会在行文中遮遮掩掩，令人难窥端倪。在这种情况下，重要亲历者的记述，也许是把握真相唯一可以凭藉的材料，尽管这些记述仍带着“传说”的味道。此处，不妨通过另一则记述，看看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对此事的处理：
据说，周福成获悉130师擅自撤退后勃然大怒，立即商请远征军长官部撤去张玉廷师长职务。基于“照顾面子”考虑，长官部签署的意见为：“允调张玉廷为长官部高参。”
对此，卫立煌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人不仅要讲理，还要讲情，合起来就叫情理。张师长干到今天容易吗，一个命令撤了他很容易，但一个人从此就完了。能给人留路时还是要留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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