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腾冲之围：第11集团军左翼攻势酝酿

（参阅附图19）

在怒江下游防守集团——第11集团军编组的4个加强团中，有两个团是以平戛为攻击目标的，即第2军第76师与第9师合编的加强团、第71军第88师加强团。

据日军战史：

“11日上午，第76师的加强团（以一个步兵团为基干的诸兵种合成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将兵力集结于平戛以东10公里附近。12日晨，第76师的加强团以一部攻击打黑渡等的日军守备队。但守备队将其击退。当日夜，安部大队（第14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安部和信少佐）主力在平戛东南8公里附近攻击700—800之敌，给以重创。但其后远征军增强兵力，逐次包围了平戛。

“师团长松山祐三遂将先前作为师团直辖、命由拉孟（松山）北方阵地向龙陵转进的原田大队（第113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原田万太郎大尉）以及芒市守备队编成联合大队（以原田大尉为队长，步兵3个中队为基干），火速派往平戛。平戛守备队长（安部和信少佐）一并指挥联合大队，16日由南北夹击正在攻击平戛阵地的远征军，歼灭其一个营。”^[1]

此为日军56师团按预定方案，在内线作战中第一次运用机动兵力向我反击。此次反击，使76师加强团攻势遭到顿挫。但是，16日，88师加强团（以264团及262团第2营编组）在平戛附近围攻三村小寨，却获得了一个后来改变了整个滇西反攻部署的重大战果。

据载，当日上午9时，该部于三村击溃日军，敌遗尸60余具，其中有日军官冰田大尉（经查，第146联队第3中队长为永田岩男大尉，疑为笔误）一名。次日，官兵打扫战场时搜获日军作战命令一份，心知其重要价值，立即呈送上级。

在第88师战斗详报中，笔者看到了该师师长胡家骥发给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及71军军长钟彬的两封电报：

5月17日申（15—17时）电，报总司令宋、军长钟：连日与我作战之敌，今捡拾其文件，确为两个大队（龙字6734、6735^[2]各一大队），另山炮一中队。该敌对我远征军之整个攻防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及使用兵力姓名，均甚了解。原拟乘我渡江后，集中全力，迫我于江畔，切断我补给线。经我戴团（264团，团长戴海容）艰苦奋斗，未遂其愿。

5月18日寅（3—5时）电，报军长钟：本部攻占三村时，卤获冰田部队阵中日记、会报记录等文件，已呈钧部。兹又卤获敌人大队部作战命令、会报记录、地图、诏训集、战阵训、步兵操典、兵器弹药分配表。除缴呈外，恳派日文翻译员一员来部。

师长胡家骥似乎尚未意识到此事的紧迫性，还在请求军部支援日语翻译，以便本师能优先利用一下这些情报资料。但是，宋希濂于18日回电：“希将卤获之战利品（尤以敌文件为重要），报缴来部为盼。”次日凌晨，钟彬更为急切地回复：“希将获敌文件专人速送，并将有功者报奖。电报太迟，请注意。”^[3]88师当即将文件报送上级。

据时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中校作战课长的陈宝文回忆，在这份缴获的日军大队作战命令上，我军的反攻作战方案赫然被列为第一条“敌情”，而其部署则完全是针对我计划而为，即以56师团主力在高黎贡山的4个垭口作严密布防，在松山、镇安街、龙陵、平戛均配置不足一个大队的防御兵力。当时，远征军反攻作战部署仅下达至集团军，初期都是口头传达的，而日军作战命令引用的竟像是原文。宋希濂看后的判断是：一定是我方内部出了大汉奸和败类。于是连声大骂，并直接打电话报告了卫立煌，要求迅速改变作战部署。^[4]

5月20日上午，在保山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也大发雷霆。作战部情报处中校处长林逸时后来如此回忆：

“当时形势对我军不利。渡江作战已经进行了10天，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大约上午8点多钟，美军G2部（情报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我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我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侧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为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担任策应性攻击。但日军似乎早已洞悉我军部署，将第56师团主力近万人^[5]全部集中在了腾冲方向的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我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6]

美军顾问呈送的这份情报，应该就是88师缴获的这份日军文件。^[7]

泄密事件在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卫立煌甚至怀疑重庆统帅部打入了日军高级间谍。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军方面去的，这个谜团直到1969年才被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公刊战史揭开，即，一切肇始于2月中旬我空军在腾冲那次坠机，被日军捕获少校军官一名并缴获了密码本和人员编制表。^[8]

宋希濂在呈送长官部的日军情报件上签署了个人意见：“我反攻部署敌已明了，敌兵力开始向腾冲集结。我应抓住战机，争取主动，出敌不意，全线反攻。”^[9]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的作战方案必须改变，原本策应攻击的第11集团军必须真正出击了。

卫立煌遂决定改变反攻部署：以第20集团军为右翼攻击军，攻取腾冲；第11集团军为左翼攻击军，攻击龙陵、芒市。两翼展开全线反攻。令第11集团军各部（第71军、第2军、第6军）于5月底完成渡江准备，6月初渡江施行攻击。

令人欣慰的是，重庆统帅部此时根据滇西、缅北战事进展研判，也提出了发动左翼攻势的想法。

21日，军令部长徐永昌致参谋总长何应钦转蒋介石签呈电报称：

“我远征军出击部队（第53军、第54军及第76师、第88师、新39师之各一加强团）自本月11日开始强渡怒江以来，进展顺利，已先后攻占马面关、桥头、红木树、平戛等据点，并围攻斋公房、大塘子等地。又我驻印军一部（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配合美军支队复于18日迂回至密支那，占领密支那机场，并随即以运输机、滑翔机运输增援部队在该机场降落。此际我远征军主力似应乘机渡河，扩张战果，进攻腾冲、龙陵、芒市之敌而占领之。……处置：令71军（欠1个师）向龙陵攻击；2军（欠新33师又1个团）以主力向芒市攻击，截断后方联络线，一部协力第71军攻击龙陵。”

蒋介石批示：“照办。”^[10]

徐永昌的这一决策案，后来令曹英哲极为称道，因为从时间逻辑上看，军令部此时尚未掌握我作战计划泄密的情况，但研判战局后所做的决策，竟与前线部队的动议不谋而合，显示出相当强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但卫立煌提出发动左翼反攻的设想后，却遭到美军顾问团方面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后勤方面无力支援中国远征军5个军（12个师）的全面攻势。

5月17日，东南亚战区联军总司令、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决定，将由13架C-47飞机组成的一个美国运输机大队转隶第14航空队，担负云南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后勤空中补给。蒙巴顿认为，中国军队每人的所需空运量可以远低于英美军的所需量，故约定每日按4个师的最低补给量进行空运。^[11]这显然是一个歧视性的补给配额。(www.xing528.com)

自19日开始，军政部长何应钦与中缅印战区美军总部函来电往，何迭次恳请史迪威尽快拨发至少20架运输机到位，而美军总部副参谋长费理斯将军一面答复正在办理，一面敦促左翼远征军9个师迅速行动，“讨价还价”的味道极浓。^[12]

其实，远征军最初仅从右翼反攻的作战计划，很大程度也是在征求了美军方面的意见后决定的。据美军战史的解释，“放弃拟定始终以小规模、保持高度机动性的诸多部队进行作战的设想，而逐渐改为力攻日军阵地的设想，被认为是从过于加重后勤负担而考虑的”。当时，保障远征军作战补给的第27空运中队仅有13架C-47运输机，在不能指望第14航空队出动大批飞机的情况下，空军部队认为支援远在100英里前方的庞大远征军困难重重，出现了不满情绪。

然而，史迪威中将却坚决支持卫立煌的方案。^[13]

在任驻华武官时期，史迪威曾称赞卫立煌是中国最能干的战区司令，性格积极进取。多年不见，他对卫立煌接替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起初有点疑虑：“Y军需要一个有冲劲的推动者。”^[14]言外之意是怀疑他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人。如今卫立煌左右两路出击的计划，显然打消了他的疑虑。史迪威允诺与英军协调落实补给配额。

调动部队的命令终于下达了。第20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11集团军所属3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但这一重大军事行动还是未瞒过日本人的耳目。

据日军战史，日军第56师团已料到远征军不久将由滇缅公路方面发起新的攻势，其芒市机关（监听、破译通信机关）也在尽力监听着远征军通讯。后来芒市机关根据远征军通讯量增大，判断远征军即将自拉孟（含）以南地区发动新的攻势。但师团未及时采取相应对策。^[15]

此刻，56师团主力深陷高黎贡山战场，怒江下游出现的新态势，尚未紧迫到令其南返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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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4页。

[2] 原文为龙字7434、7435，不确。6734部队为113联队，6735部队为146联队。

[3] 《陆军第71军88师加强团平戛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212页。

[4] 陈宝文：《反攻腾龙战役亲历纪实》。据《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103页。

[5] 我开始反攻时，日军56师团在滇西的步兵总兵力约为六个半大队（含配属之第18师团第114联队猪濑第1大队）。为应对第20集团军攻势，松山祐三陆续将总兵力的六分之五左右投入在高黎贡山一线，约6000人。参见曹英哲《抗日名将叶佩高》，第100页。

[6] 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53页。

[7] 据载，88师缴获文件是21日送达长官部的，但配属该师的美军顾问组获悉后，应有其他渠道呈送。

[8]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9页。

[9] 张组成：《龙陵抗日战争综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12页。

[1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05页。

[11] 美国出版战史《中国—印度—缅甸：史迪威军事顾问团》，援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1页。实际上，由于滇西的恶劣天候，最终就连蒙巴顿腹案中每日4个师的补给物资，也未能投送到中国部队手中。

[12] 据何应钦与费理斯往来函电6则。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14—415页。

[13] 美国出版战史《中国—印度—缅甸：史迪威军事顾问团》，援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2—113页。

[14] ［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211页。

[15]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