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腾冲之围：渡河攻击及部队部署情况

（参阅附图5、附图6、附图21、附图22）

按作战方案，我反攻部队原定于5月11日黄昏后开始同时渡江。

但10日夜，预先派遣在怒江西岸担负游击任务的预2师一个营^[1]，突然与日军800余人在邦瓦寨发生遭遇战。交火至11日凌晨，在江东待渡的198师师长叶佩高以电话上报此情。霍揆彰经请示卫立煌批准，于当日清晨命令198师派右翼之594团于午前先行渡江，以主力增援邦瓦寨预2师游击营战斗；以一部占领掩护阵地，对土官寨、北斋公房、冷水沟方向严密警戒，以确实掩护该师主力渡江。^[2]

594团渡江选择的是上游栗柴坝、孙足河两个渡口。据594团副团长董铎回忆：我594团是198师的先锋团，而198师又是54军的先锋师，因此我团也是54军的急先锋……军部拨橡皮船16只，每只一次可载全副武装官兵10人，经20次全团即可渡完。^[3]

关于第594团先行渡江后与敌交战情形，暂且搁下，后面详述。

11日，为月龄^[4]四月十九日。傍晚时分，一轮朗月高悬高黎贡山巅之上，幽深的怒江峡谷景色在月光映照下颇为壮观。此时，我数万大军自东岸悄然下至深谷，来到奔腾的怒江边。在17名美国工兵顾问督导下，我工兵部队利用美式橡皮舟和小木船，在怒江旋滚的激流中开始渡送主力部队过江。

按预先划定的渡江区域，攻击军第一线兵团第54军，以右翼198师592团陶达纲部由勐古渡，593团廖定藩部由水井渡（即水晶渡），相继渡江。左翼36师108团李定陆部由康郎渡，106团团长谷宾部由缅戛渡，107团团长麦劲东部由大沙坝渡，配属该师的116师346团张儒彬部由龙潭渡，分别渡江。^[5]

第54军工兵营渡河连负责198师主力渡江。此前，连长董嗣勋与美军顾问卡塞中尉、克利斯少尉、雷丁军士等研究地形地貌后，认为勐古渡适合采用操纲渡和操桨渡两种方式，水井渡只可操桨渡。操纲渡，是预先将一根长200米、粗三四厘米的麻绳通过橡皮舟引至对岸，选择一棵大树设置滑轮，用被覆电线绑接麻绳，从对岸牵引至我岸，仍选择大树以滑轮固定。橡皮舟乘员即可握住悬置江面的这根麻绳，由我岸工兵拖拽较快地渡江。操桨渡，即乘员直接划桨渡江。考虑到怒江水流湍急，需要选择我岸上游适当位置为出发点，通过奋力划桨减少偏流影响，使呈斜线的航迹能准确指向对岸预定的登陆位置。当时，该连共配备美式橡皮舟18只；工兵团又自造木船3只。

11日夜，连长董嗣勋命第1排排长黄选周、第3排排长温天才负责勐古渡，配给橡皮舟12只、木船2只，以黄选周为渡江指挥，运送198师592团及师部直属部队渡江；以第2排排长陈雯负责水井渡，配给橡皮舟6只、木船1只，运送593团渡江。^[6]潘世征在战地通讯中记述：渡江时，怒江水流虽急，但54军工兵营在汤子纯营长指挥下，已在大理洱海的大风浪中将渡江技术训练成熟，所以在各渡口驾驶木船、橡皮艇皆驾轻就熟。^[7]

198师师长叶佩高的儿子叶祖禹，曾在凤凰卫视纪录片中谈及父亲昔日关于渡江的回忆，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电话线屡架屡断。父亲在作战手记中写道：“因为怒江湍急，电话线一浸入江水马上就被冲断。我乃限通信连连长张兆楷（又名张志强）亲自去架设，一个小时内必须去架通，否则军法从事。因部队正在渡河中，被怒江的急流分割为二；如果电话不通，不能指挥与联络，必被日寇各个击破。”这就是为什么接到这样的死命令后，张兆楷必须自己背着电话线渡江架线。台湾的《中央日报》发表过张兆楷写的一篇文章《怒江生死线》。^[8]他说，生死的关头，他有过（犹豫）：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可以跳进江去报效（国家），让别人来。他觉得他没有完成任务。他不能完成。后来他决定还得再试。张兆楷后来回忆说，就在一小时的死限快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江水突然变缓了，电话线终于架了起来。^[9]

实际上，是渡河连连长董嗣勋帮通信连解决了这个难题：

“通信兵部队架设过怒江的通信线路，多次利用橡皮舟载电线过江，都被水冲走。后来请我连协助，在我岸将电线托于原架设的麻绳上，在橡皮舟上放一盘电线，随舟行速放线操作，很快就架通了前后方指挥所的电话线……”

在董嗣勋的印象中，198师老兵多，平日训练有素，在渡江过程中始终秩序井然。在寂静的夜里，除了脚步声，悄悄的“跟上！”提醒声和船桨触水声外，就似一个无人之境。^[10]据54军战斗详报：因我军准备周到，企图秘密，致出敌不意，渡江时仅于沿江西岸一带遭遇敌少数部队之抵抗（指前述594团与敌在邦瓦寨附近交火）。至5月12日拂晓前，第一线兵团均已先后强渡完毕……^[11]

此后，54军右第一线198师，以594团为右第一线团，攻击苦竹林、岩头山、苤菜地、朝阳地之敌；592团为师之左第一线团，攻击小横沟、蛮云街、灰坡、冷水沟、北斋公房、马面关之敌；593团为师预备队，渡江后位于西牙街附近待命。

左第一线36师，以107团攻击当面唐习山、大塘子之敌；以108团进至管库山、回恒山间地区，并各以一部经乌濑山、大小白峰坡道，管库山、雪山、梁山道，野猪官塘、冷水垭道向西进出，以求警戒师之右侧背；配属该师之116师346团，占领核桃坪、马脑山、重冈坡亘怒江之线，对西南警戒。

以上两师战斗地境线为西牙街、冷水垭至桥头之线，线上属第36师。

当日，在攻击军渡江同时，怒江下游防守军之新编第39师加强团，由周家渡、老鸦渡、瓦打渡；第88师加强团，由蚌董渡、河尾渡（均在瓦打渡以南约90公里）；第76师、第9师联合编组之加强团，由罕拐渡、龙潭渡分别渡江。因行动秘密，均未遭敌之抵抗；新编第33师加强团，则向东滚弄我岸之敌前进据点施行佯攻。^[12]

我7万大军渡江反攻的壮阔场景，令随军行动的《扫荡报》记者潘世征激动不已，在战地通讯中写道：

当两年前腾龙失守时，我国素以善战英勇著名之远征军某军（指第一次入缅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之第5军），在海外历建伟功，最后不以战败，而失利于天时地利。记者当时痛心疾首，认为以后只有保卫怒江，始可反攻缅甸，怒江已成为黄河第二：保卫黄河，守住山西，故都北平有重见光明之一日；保卫怒江，攻克腾龙，国际交通有重开的一天。今日我常胜大军，破釜沉舟，不入腾龙誓不返。横断山脉上之冬雪已开始融化，怒江的洪流已激增数尺，攻势迅速完成，从此长驱直入，直蹈敌窠，这一股英伟之气，在我国西南边疆上向天际直冲。^[13]

但是，囿于当时所掌握的敌情，潘世征对日军方面做了不准确的臆测式摹写：

“我军强渡怒江时，敌人还睡在迷梦之中。高黎贡山之天险，倘敌人早发觉数小时，凭一年来修筑之坚强工事，由山顶居高临下，我过一只船，他打沉一只船，无论如何，没有一兵一卒可能越过这条大江的。现在，却因不明我反攻决心，不知我渡江如此迅速，所以被我完成大举。”^[14]

兵法云，对渡河之敌最佳的进攻时机为“半渡而击”。尽管日军通过通信破译已基本掌握我军反攻部署，但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没有在怒江西岸滩头全线设防，而采取据守要点以小股兵力迎击的战术。10日夜，日军与预2师游击营发生遭遇战，并迫使我594团提前渡江增援，即为证明。此时，日军的主要阻击阵地均设在高黎贡山山腰及山顶各隘口，以邀击态势迎候我军。

但不管后续战事前景如何，渡江成功令远征军上下均沉浸在兴奋之中。当闻听卫立煌报告至12日后续部队全部过江后，13日，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译转）：

“闻近日尊体康复，无任欣慰。中国远征军已于昨日强渡萨尔温江完毕，现在向敌军猛烈进攻中。中国甚愿竭尽绵薄，能策应盟军在印缅之作战有所补益，以副阁下之殷望。惟中国本为贫弱之国，加以今日七年之长期抗战，其艰难困苦，甚于其他之盟邦，必为阁下所深悉。而且中国战场，一方面在其战场中心河南平原作战，正在大规模发展之时，而一方面又欲在萨尔温江作战同时进行。以中国疲弱之身，而当此两面作战之重任，其艰危之状，更倍于往昔，尚望阁下体谅此苦是荷。蒋中正。”^[15]

在这封电报中，于简短的报捷之后，蒋介石以三分之二篇幅重申了中国当下的困境，以期罗斯福对自己前番迟迟拖延滇西方面反攻的情由予以谅解。^[16]但这种“诉苦腔”给外人听了，好像此时远征军是要帮助美军收复美利坚沦陷的国土。电报中“萨尔温江”的译法，显然是照顾了西方人的理解习惯，如果准确地译作中国内河“怒江”，大概就令人滋味百出了。

11日，54军司令部参谋处综合各方面通报，所掌握的当面敌情为：数日来，敌由灰坡向江边推进，构筑工事，驮马百匹，运输甚忙。小横沟有敌500余人，马百余匹，且有坚固阵地；灰坡100余人，有游动炮2门；冷水沟有敌约400人；北斋公房有敌200余人，敌构筑坑道工事甚坚；马面关、桥头之敌为148联队第1大队。南线大塘子方面，有敌100余人。^[17]

这些零碎的敌情是否准确？笔者将日军战史中的记述汇总制表如下：

表4　远征军反攻初期滇西日军兵力及配置情况

〔18〕6月5日，第2师团第29联队第2大队（藤木大队）配属，增加兵力约440名。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9页。

〔19〕据《第五十六师团将校职员表》记为安部和壮。

汇总54军情报中所述小横沟至北斋公房一线日军兵力，约为1200人，大致与据守此地的日军148联队第2大队实际兵力相当。但所述“马面关、桥头之敌为148联队第1大队”，实际上仅为该大队留守队，不超过300人。对于南线大塘子36师（不久由53军接替）当面之敌，其估计则大大偏少，实际上此时为藏重康美直接指挥的第148联队本部加第3大队，并配属野炮56联队第1大队主力，兵力当比北线更多。

在兵力对比中可见，战斗中我军大致以师建制应战日军大队建制。不了解者可能会误以为是“牛刀杀鸡”，其实不然。当时的198师特务连连长曹英哲，赴台湾后任陆军少将，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学院，他在撰述中曾专门就此做过深入比较：

我想从中日双方的编装、员额、后勤补给、作战训练、指挥运用等方面，探讨高黎贡山、腾冲战役。何以敌人敢常以“对十倍之敌”甚至“二十倍之敌”，仍有必胜自信的大话，真的是日军善战吗？

从表面上看，作战初期确是日军仅一个第56师团，面对远征军12个师，再加上5个军级司令部，2个集团军司令部，从番号上确也是“二十比一”。以198师攻击之高黎贡山正面而言，日军守备部队（不含后来反攻桥头所动用之部队），大致亦仅步兵148联队之第2大队加强而已，从番号上看，也确实是“十比一”。

不过若从编制装备而言，日军第56师团直属部队便有：搜索第56联队、野炮第56联队、工兵第56联队、辎重兵第56联队；联队大致和国军团级相对应。而其步兵联队的编制，除3个步兵大队外，尚有联队炮中队（75毫米山炮4门）和速射炮中队（37毫米速射炮6门）。其步兵大队除了3个步兵中队、1个重机枪中队（92式重机枪6挺）外，尚有步兵炮1个小队（70毫米步兵炮2门）。

而198师的师直属部队则不过有：搜索连（没有马匹和任何机动能力，完全一个轻装步兵连而已）、特务连、运输连（仅人力挑夫）、工兵连（多了些圆锹十字镐的步兵连）、通信连和卫生队等6个连级的编装。步兵团中仅有82迫击炮连一个（82毫米迫击炮4门），既没有一门野战炮，也没有一辆汽车。全师渡江前的总兵力，不过小米加步枪约5600名而已（反攻前确实接受了些美援新武器，如60迫击炮、“比灵”轻机关枪、冲锋枪、火箭筒、手榴弹以及7月下旬空运来的火焰喷射器等类的轻兵器）。^[18]

我军一个师的兵力装备，根本无法和日军一个师团的兵力装备相比。实际上日本陆军师团是诸兵种合成、能独立作战的战略建制部队，是日本平时军事编制中最高一级的建制单位，在许多方面更像中国的军，而与中国的师差别很大。日本师团的主官叫师团长，编制中将；以56师团而论，全师团人数（不含配属支援兵力）约18914人；而54军仅17500人（军部及直属部队4700人，36师7200人，198师5600人）；53军共21400人（军部及直属部队5600人，116师7800人，130师8000人）。再加上第11集团军的3个军（2、6、71军）和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我总兵力约为十万余人，对日军第56师团来说，也不过是五比一而已。况且我反攻后期，日军第56师团陆续获得第2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各一部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增援，共计拥有步兵17个大队又两个中队，两个搜索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野炮兵联队，重炮两个中队，另有印缅伪军约3000余人未列入。粗估，我军与日军人数约为三比一弱。“二十比一”的说法简直荒谬可笑。

日军56师团在怒江西岸经营战场整整两年有余，占好了一夫当关的有利地形，并从破解密码获得正确无误的情报，摆好了阵地陷阱等国军。以198师当面的日隈大队（148联队第2大队）而言，不仅配有联队炮、速射炮，还有54匹战马。日军大队（营）级指挥官，便可直接运用炮兵火力；198师虽也有一个重迫击炮营、一个山炮连配属，这些炮兵部队，既没有前进观测员，又没有联络官，团长要申请火力支援，还得通过师长；如何捕捉战机，如何步炮协同（因为误伤事件频仍，有些步兵部队宁肯上刺刀冲锋，也不愿炮兵支援，甚至背后以“汉奸炮”称之），又如何发挥统合战力呢！

这是个需要精打细算的重要问题，绝不能从番号上对比，也不可从兵员表面计算，因面对日寇这样能发挥统合战力的部队，绝非小米加步枪的部队可以征服的，何况其已占领天险以逸待劳地摆好架势。

总之，千言万语，不过只几句话：“要从编装上找答案，发扬统合战力上着眼”；“要从充实基层战力着手，再多的番号，再多的将军，都无济于战力的提升”。^[19]

在部署作战中，敌我对阵兵力的“预算”有一个基点。对此，日军第56师团司令部“乙参谋”（负责情报）野口省己少佐战后曾谈及：

“松山中将曾评价，初期的远征军一个师的战斗力，约相当于龙兵团（指56师团）一个大队的程度。这是他从之前的战斗经验中作出的评估。昭和十八年（1943年）秋的怒江作战中，他的评价还是一样的。但是，远征军通过改良装备、强化训练使士兵的质量飞跃性提升，经过昭和十九年（1944年）2月的战斗后检讨的结果，他得出敌军一个师的战斗力约相当于龙兵团三分之一的结论，而后，开始纠正此前部队中存在的藐视中国军的观念。不过，这种观念已经很难纠正。”^[20]

此时，回头再说先行渡江的198师594团与敌率先打响的遭遇战。

关于此次遭遇战，日军战史中扼要记述了一笔：“第198师主力和预备第2师一部（指该师游击营）有力部队由勐古渡和栗柴坝渡渡江。面对该敌，日隈大队自11日起以一部扼守马鞍山，以主力捕捉突袭栗柴坝渡方面约500——600之敌，予以重创。”^[21]从战术角度来看，日军这一出击符合“打击立足未稳之敌”的原则。

如前所述，预2师游击营于5月10日晚在邦瓦寨附近受约800步炮联合之敌压迫，几难支持。实际的情况是：10日，预2师游击营的一个排，辗转来到江边磨磨山（又称毛毛山）上的观音寺宿营。黄昏后，突遭从山上下来的日军一部包围袭击，阵亡3人后向土官寨撤退。但日军并未追赶，而是留驻观音寺附近山头，警戒江岸附近我军动向。^[22](www.xing528.com)

此后，霍揆彰命198师派594团渡江增援战斗。据54军战斗详报：该团一部于11日午前由栗柴坝渡渡江，与敌遭遇于观音寺附近，将敌击退，并即占领该处附近高地，以掩护主力渡江。^[23]

在我方史料记述中，称之为“观音寺遭遇战”。据潘世征战地通讯：

11日天色拂晓的时候，我军594团覃子斌团长的部队，在过河后四五里的邦瓦寨、观音寺等地，开始以强硬的姿态，与敌人发生了第一次的遭遇战。

覃团长自东战场辗转来到云南，已经3年多了。去年从滇南调到了滇西，准备反攻，自团长以下，全团官兵是无以形容的兴奋。覃团长平时训诫的话：“战场上的枪声，要紧接着操场上的操声”，“操声，我们操得差不多了，什么时候接着战场的枪声呢？”

第一次，11日的黎明5时，和敌人作了首次的遭遇。

——这一刻，居然还有目击者：这天清晨，预2师游击营的后勤兵廖班长带着19岁的丙贡小伙子石相开准备前往石墩子背米。从丙贡下山刚走到一棵大树下，“就看到198师大部队持枪一条龙似的冲上来。两人都看得呆了，不再下去背米，躲在树后看部队前进。”^[24]

这是敌人意料之外的事。覃团轻机枪连连长李仁，带着他的一排部下，搜索前进遭遇着敌人的时候，他们散了开来，“咯咯咯……”一场大战结果，敌人死亡11名，我们的李连长四肢负5处枪伤，腹上亦伤一弹，后来模糊地被救回到后方医院。敌人七八十人，向后退走了。^[25]

在此记述中，似乎594团一部在付出少量伤亡后，即将敌驱逐而站稳脚跟。但对比当地史料记述，此说显然过滤了很多曲折过程和细节：

5月10日，我预2师游击营在丙凤寨（即丙奉）附近的观音寺袭敌失利（实际上是遭敌突袭），受到增援敌军八百余名之压迫，不能支持。594团奉命前往增援。该团一部自麻地洼爬山前进，准备围歼观音寺据点之敌，不期到丙凤附近老母猪地黑垭口洼子休息时，突然遭到蕨叶坝两边山上日军的两面包抄夹击，伤亡重大，增援受挫。一位连长在危急中，抱起机枪滚下岩缝里狠狠还击日军，打退敌几次冲锋，后已不能孤军作战，携带机枪渡回江东。

增援部队受挫后，继由594团主力经栗柴坝再次渡江增援。我军进至大山坪子时，用望远镜发现大量敌军驻满观音寺。随即以猛烈炮火轰击，继以步兵围歼该寺之敌，敌军伤亡累累，尸横遍野，余部纷纷逃窜，我军终于收复了观音寺。此战拔除了敌军前哨阵地，为反攻小横沟、岩头山之敌创造了条件。^[26]

由此可见，594团先期增援的一部，实际上在遭敌突袭后无法立足，“携带机枪渡回江东”的当为前述负重伤的机枪连连长李仁。因增援受挫，594团于11日傍晚再次渡江增援，此时应该是团主力。据载，“至酉时（17—19时），第594团团长覃子斌率主力再由栗柴坝、孙足河口渡江，驱逐丙贡附近敌人之警戒部队，即向当面严行侦察”。^[27]

由于这次意料之外的遭遇战，594团后续部队渡江时即遭敌“半渡而击”。当时为我军摆渡的老船工留下了如此回忆：“渡江时，盘踞西岸的日军从磨磨山的中龙潭据点，以重机枪拼命向渡江部队扫射，子弹像雨点般射向江面和船旁。为了避开敌军火力，减少伤亡，部队开始时在黑夜渡江。强渡部队在东岸强大炮火配合下，首先攻击正面据点之敌，待消灭中龙潭据点敌后，再日夜抢渡。”^[28]

此后，日军似乎主动收缩后撤了。

经过如此补充后，才会对潘世征这样的概括性记述不至于产生歧义：“当5月11日在栗柴坝渡过怒江后，594团即在11日晚黑夜之间，与敌激战，一面攻击，一面向山上爬。敌人抵抗不了我们的一股锐气，即晚失守，退上数十里，退守丙凤垭口和苦竹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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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预2师第4团第3连连长孙剑锋回忆，该游击营实为第1连配属第3连一个60迫击炮班。

[2] 《陆军第54 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3] 董铎（方延庆整理）：《收复腾冲纪实》。据《合肥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6页。

[4] 从新月起算各种月相所经历的天数，并以朔望月的近似值29.5日为计算周期。这与中国农历中的月长相同，因此两者大体相吻，从新月到下一次新月的间隔时间称为一个朔望月。军事上因夜间行动关系，对月龄特别重视。

[5]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25页。

[6] 董嗣勋：《怒江烽火　腾冲血战——滇西反攻战片断回忆》。据《滇西抗日战争史料续辑》，第10页。

[7] 潘世征：《一寸河山一滴血——高黎贡山的战役》。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75页。

[8] 1971年5月23日及6月13日两次刊载于台湾《中央日报》副刊。

[9] 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纪录片《中国远征军》（八）《光复腾冲》（上）。

[10] 董嗣勋：《怒江烽火　腾冲血战——滇西反攻战片断回忆》。据《滇西抗日战争史料续辑》，第14页。

[11]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17页。

[12] 胡璞玉主编：《抗日战史》第二十九章缅北及滇西之作战（二），第150页。

[13] 潘世征：《一寸河山一滴血——高黎贡山的战役》。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76页。

[14] 同上。

[1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483页。

[16] 关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终于同意出动远征军反攻滇西，可参拙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第2章。

[17]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18] 从曹英哲的记述看，反攻初期远征军美械装备并未配备到位。后来应有的军属105毫米榴弹炮营（12门）、师属75毫米山炮营（12门）、团属37毫米战防炮连（4门）、营属81毫米迫击炮排（2门），此时尚未编成。

[19] 曹英哲：《抗日名将叶佩高》第一卷《抗日英雄叶佩高将军》，第12页。

[20] ［日］相良俊辅：《菊と龍：祖国への栄光の戦い》，第252页。况冶译文。原文为野口正己，《拉孟、腾越——玉碎の实相》中附表一第56师团团队长一览表记为田口正之；《第五十六师团将校职员表》记为野口省己。此人后调任第33军参谋。

[2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2页。

[22] 石相开（口述），艾纶（整理）：《日寇在丙贡一带的暴行》。据《泸水文史资料选》第二辑，第21页。

[23]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

[24] 石相开（口述），艾纶（整理）：《日寇在丙贡一带的暴行》。据《泸水文史资料选》第二辑，第21页。

[25] 潘世征：《覃子斌团长之死》。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142页。

[26] 李道生、马秉坤：《泸水军民联合抗日战事纪实》。《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滇西抗战，第217页。

[27]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25页。

[28] 李道生、马秉坤：《泸水军民联合抗日战事纪实》。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滇西抗战，第216页。

[29] 潘世征：《一寸河山一滴血——高黎贡山的战役》。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