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战役：腾冲之围

仅仅5天后，卫立煌即将原定的第一二线兵团部署易位，虽谈不上“朝令夕改”，也让很多将领不明底里，部队上下猜议纷纷。仅在调兵遣将之际，种种细节已显示出此次担负反攻任务的第20集团军特殊的内部关系。在此，有必要略作介绍。

第20集团军总司令为霍揆彰，湖南酃县（今炎陵）人。黄埔军校第1期、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2期毕业。1937年5月授陆军中将，任第14师师长。抗战爆发后，先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诸役。1939年7月，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1942年3月升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次年秋奉命移驻云南加入远征军序列，参加滇西反攻作战。

霍揆彰指挥的第20集团军，共辖2个军5个师，分别为：

第53军（军长周福成），下辖第116师（师长赵镇藩）、第130师（师长张玉廷，继任王理寰）。该军原在湖南战场，1943年春奉命开至滇西。

54军（兼军长方天），该军原辖第14师、第50师、第198师3个师。该军开入云南较早，最初在担负滇南防务的第9集团军序列内，1943年初转至滇西。在滇西反攻开始前，应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将第14师、第50师于4月中旬空运印度，纳入驻印军序列。其时，54军为充实该两师战斗力，将军之直属部队大部予以加强；两师调走后，该军即仅辖198师（师长叶佩高）。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为充实第54军力量，于5月1日拨付原为第11集团军直辖的第36师（师长李志鹏）归该军指挥；5月26日，又令原隶属第11集团军第6军的预备第2师（师长顾葆裕）归该军指挥。

此外，鉴于第20集团军在高黎贡山担负山地作战，远征军长官部还给该集团配属了重迫击炮第2团（两个营，装备105毫米迫击炮12门）、第6军山炮营（欠一连）。

由于国军派系渊源复杂，在外人眼里通常看不出各部队之间的差异及其内部关系。如果泛泛而观，大致如当时随军采访的《扫荡报》记者潘世征所述：“霍军全部人马，抗战以来，为辗转东南西南半壁河山之常胜军。此次自湘西、滇南调到滇西后，54军两师精兵，已奉令调往印度增援，攻击密支那——该地之攻克，赖此部分力量之助力极大；但本军因力量分散，即以其他两师对军补充，故力量未见薄弱，协力进攻，更同心一致。”^[14]

但在局内人的“掌故”中，一支部队的面貌亦如人的血统、阅历与性格，各不相同。

关于54军：

据反攻时任54军198师特务连连长的曹英哲介绍，第198师乃由湖南保安队改编而成，其组成士兵多为湘西慈利、大庸一带剽悍的农民。然因改编不久即纳入54军，与该军嫡系劲旅14师、50师并列，总有点格格不入。1940年，黄维自中央军校教育长调任54军军长之后，为平衡战力，在时任军参谋长叶佩高的协助策划下，从14师、50师各抽调一个建制团纳入198师建制，而将198师的两个建制团分别纳入14师与50师建制中，团长以下人员马匹车辆等一切装备均不得异动。

调整后的592团，原是14师42团。14师原为18军的基干部队，历史久，战斗力强；该团在原任团长龙天武领导下，团结巩固，士气高昂，是最优秀的一个团。龙天武调升后，遗缺由作战训练均有杰出表现的陶达纲调任。593团由50师的雷镇波团调来改称，雷团长离职后，由廖定藩升任。594团未动，仍由覃子斌任团长。经过调整，198师所辖的三个团中，592团是14师血脉，593团是50师基因，594团是198师嫡传，整体上像一个“小54军”。此后3个团战斗力大致均衡，人事融洽，指挥运用自如，能够协同作战。而且在训练、作战中，3个团均有代表原属部队的心态，竞争格外激烈。^[15]

一般人均认为，远征军部队官兵素质高，甚至是由所谓“学生兵”组成。实际上，参战时第198师的3位团长均系行伍出身，9位营长中仅2位系军校出身，但师部参谋暨连、排长有三分之一强为军校毕业。全师参战人数约5600人，师直属部队有特、搜、工、通、输、卫等6个连队，没有师属炮兵和汽车；所辖3个团各有一个82迫击炮连（4门），一个轻机枪连，9个步兵营；营辖3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接受美援装备后，营连以下增加了部分60迫击炮、“汤姆逊”冲锋枪、“比灵”轻机枪^[16]、M1式30步枪，少量26毫米“巴祖卡”火箭筒、20毫米战防枪，以及手榴弹、弯刀等。至围攻腾冲城之前，美军空运到部分火焰喷射器，分发到师团级。^[17]

当时，远征军团长以上军官先是在军委会昆明“干训团”，而后派赴印度蓝姆伽参加高级别战术轮训；营以下军官则在滇西参加各军、师教育总队的轮训。训练每期两个月毕业，共分8周：1、2两周进行典范令的教育，3、4两周兵器训练，5、6两周射击训练，7、8两周战斗训练。典范令教育：分为预备、讲解、复习、整理、应用等五段教练。兵器训练：武器各部名称的认识和功用；拆卸结合的方法；故障排除的道理；瞄准的练习；实弹装填的练习。射击训练：环靶；人头靶；散兵靶；冲锋枪散兵靶；各种重武器的射击靶。战斗训练：班、排、连、营、团的实地战斗训练。经过“先训一步”的军官，回到营连再组织士兵训练。^[18]从后来美式装备使用效果看，因火箭筒装电池发火，时值雨季，防雨装备欠缺，电池补充困难，加之高黎贡山日军防御工事多为土木结构的野战工事，所以未能发挥威力；冲锋枪在与日军近战中最为有效；火焰喷射器虽为攻坚利器，但因配发较晚，在渡江后攻击高黎贡山作战中未能发挥作用。^[19]以上所述198师的编装、训练情况，大致可代表远征军师级单位的上限水准。

54军的另两个师36师和预备第2师，都是临时编入54序列中的，与该军素无渊源。如本书上部所述，它们在腾冲沦陷的两年间先后在腾北打过游击战，长处是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占了地利与人和。但游击战伴生的“游击习气”，却使部队不敢打硬仗，稍遇挫折就可能拔腿开溜。198师在与这两个师配合反攻作战时，屡有靠不住之感，因此对他们经常有所贬薄和抱怨；总司令霍揆彰也曾分别以严厉电报批评过这两个师。

关于53军：

据曾任53军副参谋长的夏时撰述，第53军是东北军旧部。1943年春，该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从湖南洞庭湖地区出发，经湘西横越滇、黔两省，徒步行军3000公里，到达滇西弥渡、蒙化一带整训。不久，得到了美式装备和训练。

53军军长周福成，副军长李汉章（原是韩复榘老部下，派来后不久即离去），继任赵镇藩，参谋长刘德裕，副参谋长郭业儒；不久郭调任20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由夏时继任副参谋长。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副师长刘润川，参谋长张绍贤。赵镇藩升任副军长后，由刘润川升任师长，张绍贤升任副师长。师辖第346团，团长张儒彬；第347团，团长刘焕堂；第348团，团长毛芝荃。第130师师长张玉廷（又写作张玉珽），副师长王理寰，参谋长王冠英。反攻后，张玉廷因在江苴街战役中擅自退却，遭撤职处分，由王理寰升师长。师辖第388团，团长佟道；第389团，团长魏宏烈（魏在腾冲战后撤职，由王京山继任团长）；第390团，团长傅广恩。^[20]

西南联大学生华人佼，反攻后曾担任130师美军顾问译员，对53军的将领有些个人观察。据其回忆：“53军是东北军，军长周福成，绰号‘周大麻子’，据说是绿林出身。全军有130和116两个师，加上直属部队，编制约有两万余人。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师、团军官，看来都是饱经战争磨炼的老兵，如副师长王理寰左眼是假眼，389团魏宏烈团长脸上有很长的刀疤；很多军官都腰杆笔挺，身材高大，很有军人风度。他们讲话时东北口音很重，偶尔谈到张学良时，都尊称‘少帅’，态度十分尊敬。队伍中老兵多，看来是能打仗的。但53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在杂牌军中又属于东北军，其中酸甜苦辣就非外人所能得知了。”^[21]

如前所述，本来卫立煌安排53军为攻击集团第一线军，可能是考虑到该军虽然仅有两个师，但毕竟是血统同出的兄弟部队，作战时协同配合会好一些；而54军三个师调走两个，与临时配属的第36师未经磨合，先放在二线为妥。但可能在此期间53军将领找卫立煌诉苦，让素来同情“杂牌”的卫又改了主意。作为53军一员的夏时，回忆起昔日的老部队没有“护短”的色彩。他甚至谈到，53军对两个集团军的分工也发过牢骚：

当时，远征军的作战方案和计划已基本确定，但在战斗开始之前，大家还是议论纷纷。有的说，作战方案制定得不好，为什么让第11集团军担任防守任务？第11集团军兵力较强，对滇西的敌情和地形也比较熟悉，为什么反而采取消极行动？大兵团作战，尤其是这次关键性的反攻，两个集团军都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才对。有的说，敌人在滇西一带盘踞已久，阵地十分坚固，又有重兵把守，且缅甸境内又有庞大敌军可随时增援，这一仗是不好打的。有的说，第53军战斗力不强，哪能打这次硬仗？这些议论显然是抗战初期的“恐日病”又在作祟了。^[22]

53军官兵自认本军“战斗力不强”，在素来崇尚荣誉的军中甘心“示弱”，除了可能“真弱”，肯定也有几分因处境不公而抱怨的成分。该军在湖南时的情况不详，但到滇西后与同一集团军内的54军屡有摩擦。据198师特务连连长曹英哲披露：

“1944年5月初，开打之前，我连上士班长邹新俊，被53军130师一个连抓去，且死不认账。幸该员冒死呼救，而该连长仍一口咬定，不肯放人，几乎引发一场枪战。幸我尚属理性，以老乡、战友关系软磨，终获顺利解决。”^[23]在当时兵源匮乏的背景下，连十几岁的孩子也常被抓壮丁充数；一个训练有素的班长被抢，还是值得冲冠一怒。

在第130师师长王理寰的回忆中，53军的“委屈”之根源就直指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本人了。据其撰述：

整训时期，卫立煌在霍揆彰陪同下到第53军视察。视察之后甚为满意，集合两师在弥渡阅兵。当检查武器时，见步兵连每连60迫击炮仅4门，按编制应为6门，尚少2门。卫马上问：“为什么不都拿出来？”周福成答：“第20集团军扣留未发。”霍揆彰在旁面红耳赤地说：“是准备补发的。如一次发完，坏了就没得补发。”卫问：“第54军为什么都发了呢？”霍当时无话可答。卫立即以很严肃的口气说：“大敌当前，宜以整体计划为重，不应再存歧视心理。少发2门60炮，减少火力，这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都是国军，有什么东北西南之分呢？”霍答：“明天即发，60炮在库里存着呢！”卫即集合全体军官讲话，其要旨谓：大家在这个时候应加紧训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杀敌复土，人人有责；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得视为谁的私有物。请大家放心，今后第53军不论是谁，都应平等看待，对补充上一律按司令部的规定，不听命令，必受处罚。卫立煌走后，霍揆彰马上把60炮补发。从此以后霍揆彰对第53军，表面虽好，暗中更为歧视。尤其是他的参谋处长刘召东^[24]，在各方面都给第53军以掣肘。

大战在即，即便对53军有种种不满，霍揆彰还是能暂时隐忍，毕竟需要这支部队去战场效力。严重的情况发生在腾冲城攻下以后，据王理寰毫不避讳的撰述：

“霍揆彰忌恨第53军的功绩，捏造情报，准备解散第53军”，竟直接报告蒋介石，大意为：“查第53军军长周福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副师长刘润川，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均系东北军张学良的余孽，腾冲作战不力，应予撤职查办，组织军法会审。所遗各部队分拨各部队补充空额，以充实力。”蒋介石接此电后，转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遵照办理具报”。卫接到此令，即以电话向霍质问：“收复腾冲城，打的是胜仗，第53军的战斗要报，每天前进若干公尺，歼灭敌人若干名，缴获敌战利品若干件，都是你第20集团军总部报告长官部的。现在你呈报第53军作战不力，如果属实的话，那是你战斗要报报错了，你应受军法处理。”霍揆彰无言以对。卫立煌又以长途电话向蒋介石说明此事，蒋说：“无其事，就算了吧！你不要告诉第53军。”霍揆彰因此无颜再留，就悄然溜到昆明养病去了。卫立煌一面将第53军调归第11集团军指挥，一面整理第54军，并向蒋介石呈请，说明抗战团结大义，现在滇西反攻尚未完全成功，霍揆彰这种做法，是破坏团结，有利于敌；同时对第53军副军长遗缺，保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升任，遗师长缺以该师副师长刘润川升任。此后第53军官兵更为团结，人人效命，勇于战斗，对卫立煌印象更为深刻。^[25]

53军面对54军，有一种嫉妒与容易受伤的心态，这类似于《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儿子贾环对贾府“正根儿”贾宝玉的心态。因为54军脱胎于陈诚“土木系”老18军，^[26]军中将领基本上是实力派陈诚的人；而53军则是张学良东北军屡遭兼并撤编后所剩寥寥的部队。^[27]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全面抗战爆发后，曾多次要求解脱羁押赴前线带兵打仗，却得不到批准，东北军旧部“失怙”自是难免。远征军组建后，将53军与54军捆在一个集团军，自然形成“嫡出”与“庶出”的强烈比较，而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副总司令兼54军军长方天均为“土木系”干将，处事难免偏心。但是，53军作战中也确有不争气的地方，也给看不起它的人提供了口实。卫立煌维护53军利益系出于团结大局，但也不至于为此护短。

表2　远征军第20集团军指挥系统^[28]

4月26日，第20集团军接奉蒋介石电令，明确该集团军编制和指挥关系：

着第20集团军辖第53及54两个军，由霍揆彰总司令、梁华盛副总司令、方天副总司令负责指挥，担任怒江出击任务；着第54军辖第36师、第198师，仍由方副总司令兼任54军军长。

霍揆彰即电令第54军集结完毕后，应从速完成渡河准备，并与53军密切协同联络；炮、工兵部队由军区处。第54军即电饬36师、198师遵照具报。^[29]并遵饬军山炮营以一连，重迫击炮第2团（欠一营）之一营及第6军山炮营集结于香菜田附近；重迫击炮第2团（欠两营）及山炮营主力集结于户帕附近，统归重迫击炮团团长廖治民指挥。工兵部队除以独立工兵第24营、53军渡河连集结于汶上街，其余工兵第2团各营、第6军及本军工兵营渡河连则集结于保山，并统归工兵第2团团长林松指挥。

27日，54军各直属部队由祥云开始车运，当晚于漾濞宿营。28日下午抵达老营街，并将指挥所推进至保山小屯村。29日，54军根据渡河攻击计划，下达了军“作命滇西字第1号”命令。^[30]

据载，29日为日本“天长节”，驻大塘子日军步炮兵在怒江双虹桥附近列队，面向东方举行遥拜仪式，而后将此前西岸的栈桥、渡船全部毁坏。^[31]

30日，54军接奉卫立煌电令：以原配属该军之第6军工兵营渡河连，改配新39师之加强团；令第36师工兵营^[32]即在下关装备一渡河连，以配补第20集团军。卫立煌又以另电补充重申了此次渡河攻击计划：

我军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之目的，决以防守集团固守原阵地，并另组4个加强团协助攻击；以攻击集团由栗柴坝、双虹桥间强渡怒江，攻击当面之敌，向固东街、江苴街之线进出。俟整顿态势，再攻略腾冲。

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指挥53军、54军及配属部队为攻击集团，限5月5日以第一线军及炮兵部队与渡河作业部队在栗柴坝、双虹桥间之我岸展开完毕，并另以一部于5月5日在西浪渡我岸准备完毕。

攻击集团及各加强团之出击日期与行动另待后命。但自集结完毕之日，以后电话一到即须能开始渡河，不得延误。

攻击集团之应用器材为独立工兵第24营及工兵第2团第1连；橡皮舟为第2营及53军、54军、36师各工兵营之渡河连；统归工兵第2团林团长指挥，配属该集团军。限5月5日在栗柴坝、双虹桥间各渡口开进，并准备完毕。

当日，54军兼军长方天接到蒋介石发给其本人的战前训电：

“此次渡河出击之胜负，有关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功，而弟部（指54军）尤为主攻方面之中坚，务希竭智尽忠，严申纪律，有进无退，达成光复腾冲之使命。

“此次战术方面应注意者两点：其一，先觅敌寇之野战军予以彻底之打击，然后再攻略其大小据点；其二，与空军之联络必须切实而周到，对空军与陆军协同动作及陆空联系通信之灵活，必须有切实周到之准备，而且对此准备不厌其详。如能在出击以前，陆空协同作战能实习几次，则其效必大。攻击据点如能获得空军之协助，尤其俯冲投弹时，我陆军能不失时机，乘势突击，冲入据点，则事半功倍。务希于此特加注重为要；并以此电意，转告53军周军长及其赵、张二师长，与54军李、叶各师长、副师长各参谋长，及各团营连长。全体官兵，奋斗牺牲，发扬我革命军之荣誉，以慰我总理与阵亡先烈在天之灵也。”^[33]

当日，第36师大部已到达保山附近，第198师全部到达瓦马街附近，炮兵部队也已先后到达各指定位置，工兵部队于怒江东岸已部署完毕。54军得悉以上状况，当日下午下达了军“作命滇西字第2号”命令。^[34](www.xing528.com)

5月1日，第54军奉令以198师与36师完成合编。

2日，总司令霍揆彰就炮兵、工兵使用问题致电第54军：

炮兵部队渡河实施时，仍由重迫击炮第2团廖团长统一计划，配属于54军。阵地之占领，任务之赋予，由方兼军长命令之；渡河作业队由工兵第2团林团长统一指挥，配属于54军。开进位置与部署及任务赋予，由方兼军长命令之。^[35]

3日，54军军部移驻瓦房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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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久由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升代司令长官，由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代理省主席。

[2]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二章“漂泊西南天地间”，第250页。

[3] 此外，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幕僚还包括副参谋长司可庄中将，秘书长戴曾锡中将，副官处长邵光明少将，参谋处长季鼎生少将，经理处长李欣远少将（军需监），军械处长王景明少将，军医处长张永镇少将，兵站总监蒋炎中将，兵站总监军需处长彭子芳少将，办公厅秘书主任孙鼎禾少将，驻昆明办事处吴德海少将（军需监），高参室主任张心田中将（代），高参叶粹武、余念初、吴渤海中将，警卫团团长巫永桥上校等。据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115页。

[4]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5]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6]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15页。

[7] 野炮56联队辖3个大队，其中第1、2大队各装备12门75毫米九四式山炮，第3大队装备12门105毫米榴弹炮。

[8] 《炮烟——龙野炮兵第56联队战记》，第343页。董旻靖译文。

[9] 《炮烟——龙野炮兵第56联队战记》，第379页。董旻靖译文。

[10]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1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472页。

[12]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13] 夏时：《滇西纵谷地带的反攻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67页。

[14] 潘世征：《一寸河山一滴血——高黎贡山的战役》。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74页。

[15] 曹英哲：《抗日名将叶佩高》第一卷《抗日英雄叶佩高将军》，第11页。

[16] 也称布伦式轻机枪或布朗式轻机枪，是“二战”英联邦国家军队的支柱兵器。1935年英国正式将该枪列装为制式装备，并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生产权，由恩菲尔德兵工厂制造，1938年投产，命名为“MKⅠ7.7mm布伦式轻机枪”，“布伦”（BREN）的命名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商布尔诺公司（Brno）和英国生产商恩菲尔德兵工厂（Enfield）的前两个字母组成。

[17] 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90页。

[18] 王理寰：《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76—377页。

[19] 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91页。

[20] 夏时：《滇西纵谷地带的反攻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66—367页。

[21] 华人佼：《抗日战争后期远征军译员生活700天》。http：//history.kunming.cn/index/content/2009-05/26/content_1886948.htm。

[22] 夏时：《滇西纵谷地带的反攻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67页。

[23] 国军史料丛书《抗战时期滇缅印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记录（下）》，第993页。

[24] 刘召东1943年2月即任第20集团军参谋长，而非参谋处长。

[25] 王理寰：《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81页。

[26] 其渊源关系为：1930年陈诚为11师师长，当年以11师为基干组建18军，1931年军建制内增加另一支种子部队14师，1937年以14师为基干组建54军。

[27] 抗战后期，曾经30万人的东北军旧部仅存51军、53军、57军、49军等番号，已基本被肢解或“中央化”。

[28] 据第20集团军档案文献，经军史专家胡博补充完善。

[29]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30]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15页。

[31] 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日，是日本国四大节日之一。明治元年（1868）定，“二战”之后改称为天皇诞生日。《炮烟——龙野炮兵第56联队战记》，第365页。董旻靖译文。

[32] 36师为独立师，直属工兵部队为营建制。

[3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474页。

[34]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16页。

[35]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未刊档案）。

[36] 《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