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之围：1944年游击时期的情报战

在腾冲游击时期，情报活动始终是一项重要任务，无论对于游击力量的生存壮大，还是为未来反攻作战未雨绸缪，都至为关键。

两年间，腾冲抗日政府组织设置的情报网，大概分三期：

在1942年“九一八”之役以前，日军的交通线路仅有腾龙公路一条，在腾据点仅有腾冲与勐连两地，故我军对于敌行动、工事、仓库及沦陷区设施等方面的情报搜集均较容易。我军地合作所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系以朝阳寺、芒东、勐柳三地为基点，情报收集所也设在该地，以无线电与界头联络；各乡镇保公所则为情报组。

“九一八”之役以后，对打苴山、绿葱山、打鹰山之线，我军无力驻守，退守曲石江、碗窑大河之线，同时芒东我游击据点亦失，情报收集所改设在灰窑、固东、后头田及大寨。

2012年12月，腾冲小西乡大宽邑村明姓人家拆旧房时，在墙缝中发现了几份战时小西乡便衣队长明耀国与小西乡乡长龚天元的往来密函。其中，龚天元于1942年9月下旬致明耀国的一封回函，颇有可琢磨之处。谨抄录如下：

径启者：案查奉第二联乡办事处通知，转奉洪副师（长）令速将情报所、通讯网成立完善，随时查探勐连各方情况，具报勿违，等因；奉此，遵查情报一项，非随时有人密探，不能明晰。敝所事务冗繁，办事人员无多，不敷分配。本所与贵队同属一气，且便衣队员负有此项任务。相应函请查照，烦为克日成立，并希督饬各队员，随时探查，按日具保径呈，以资消息灵通。至纫公谊！

此致

小西乡便衣队队长明（耀国）

乡长龚天华^[9]

小西乡位于腾冲县城北，距离城北门直线距离仅2.2公里，在敌占区腹地。大概是处在日军眼皮子底下，该乡乡长龚天华对于配合便衣队侦探情报颇有顾虑，于是以乡公所人手紧张为由来推脱任务、搪塞便衣队。可见，此期间由地方组织情报侦探亦颇为不易。

1943年“二一四”之役以后，腾南莲山沦陷，原在大寨之情报收集所改设于神户关附近。

各乡镇保公所的情报组为坐探性质；派遣侦探搜集敌情，则由各情报搜集所实施。然在“九一八”之役以后，因杨吉品便衣队逐渐猖獗，对我便衣活动妨碍甚大。因敌便衣队原由秘密社会组织帮会脱胎，后来我方也利用一些旧帮会成员打入敌伪，断绝其横向联系，在情报搜集方面为一独立系统，收效亦大。^[10]

在腾冲当地史料和民间传说中，曾任伪维持会副会长的东方医院医生张德辉，以“双面人”身份在敌我两方周旋，为我情报工作助力很大。在关于其人身世、性格、作为的撰述资料中，显示出极为复杂的色彩。

据载，1942年腾冲沦陷时，张德辉47岁，为和顺乡张家坡人。1911年，16岁的张德辉考入李根源创办的大理模范中学。两年后，被选送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留日预备班。1913年底，张德辉东渡日本，于次年考入长崎医学专科学校，专习妇产科，于1920年获医学士学位。为校长山田其先生所器重，受聘为该校附属医院外科、产妇人科副手（助教）。1922年，张德辉取得日本内务省卫生局医师允许证。1923年张德辉回国，于次年在上海与张云和女士结婚，主婚人为李根源。张云和祖籍浙江奉化，出生于日本，为父籍中国、母籍日本的混血儿。曾就读于日本长崎产妇学校、长崎看护学校，在长崎医大妇人科实习一年，与张德辉相识。1926年12月，张德辉夫妇回到腾冲，自办东方医院，以西医医术治疗疫病，开办医护培训班。张德辉以擅长妇科、小儿科，在腾冲颇有影响。

日军侵入腾冲前夕，张德辉因夫人张云和怀孕行动不便，而难以决心出逃。在无奈之际，曾征求同乡兼同窗好友、和顺群益中学校长寸树声的意见。

寸树声时年46岁，也曾于1918年赴日留学，在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寸树声愤然回国，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七七”事变后，又逃离北平赴兰州，任西北联大商学系主任。1940年1月回乡，创办群益中学并任校长。1942年5月8日，在日军入腾前两天，寸树声在和顺中学礼堂集合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于9日上午携亲友十余人翻越高黎贡山逃至保山。

对这段悲怆的经历，寸树声于次年曾写下堪比都德《最后一课》的散文名篇《沦陷前夕》。文中讲述，出逃前，老母亲因为他昔日曾经离家21载，哭泣着不让他再次出走。寸树声含泪对母亲说：“北平沦陷后，母亲不是曾经焦心怕我做了羞辱祖宗的人吗？我曾留日多年，留在家乡，狠毒的敌人会拿全家的生命来逼迫我的。出走已经是不争气了，难道母亲愿意看到我做比出走还不争气的事吗……”白发衰弱的老母，只好擦着眼泪同意了儿子的决定。^[11]

寸树声所以忍痛丢下自己的学生出走，主要是顾虑自己的留日背景，而这一点日本方面的情报向来掌握确实；一旦留下，日军必定千方百计搜捕而强逼为其所用。自己的出逃已经如此难以决断，面对好友张德辉更为具体的困难，只能劝他留下相机行事、好自为之。

关于张德辉此期间更为正面的记述则是：他是奉命留下的，干脆就是我方安排的“卧底”。据孟继良文章《张德辉卧底抗日救和顺》记述：“李根源得知张德辉留在腾冲，寄来密函，要他设法留在城中，抢救腾商的数万担花纱。抗日县长张问德也随后来函，要他留在城中，凭借自己的关系，伺机搜取日军情报，送给油灯庄的余之非，然后由余转交给抗日政府。收到两位前辈的密函后，张德辉终于决定留下，伺机暗中做抗日工作。”^[12]

因为此记述并未引述佐证材料，笔者是心存怀疑的。从张问德1943年底呈报保山专员公署的工作报告中看，他仍将张德辉划入日军合作者之列。报告中谈及杨吉品之恶行时，曾有如此连带性记述：“我军之便衣及地方有志青年，牺牲于杨之手者，不知凡几；由其穷凶极恶之结果，逐渐有代替李曰琪、李家昌、张德辉之势”，可见此时张德辉仍属形象不佳。

据张问德报告，张德辉出任伪维持会副会长，系日军第146联队长今冈宗四郎大佐出面，以其昔日在日本长崎留学时之同学关系强迫。且第146联队系组建于长崎县大村市的“乡土部队”，故基于对张德辉影响力和可利用价值的重视，不断以“同乡”、“日本女婿”甚至称其夫妇为“姑姑”、“姑父”等来笼络强逼。总之，张德辉最终被迫同意出任伪职，同时，也在暗中为我方做事。据战时曾为远征军长官部谍报队所发展的腾冲士绅、商人谍报组成员的黄槐荣撰文说，张德辉平日以留日医生身份，对日军表面上虚与应付，暗中则将探到的重要军情写好，交给族弟张德定缝在鞋底内，送交和顺乡乡长李德颖转送国军。^[13]

如前所述，和顺乡长李德颖于1944年初因拒绝冒牌“便衣队”勒索被杀害，那么这应该是之前的事。腾冲游击战时期，预2师第6团第1营迫击炮排排长曾新祥在侦察来凤山敌情时，曾见过张德辉一次，并留下关于其印象的口述。这应该是1943年5月之前的事：

我本人奉命随我团副团长带领一个特务排，先赴腾冲城西南面的来凤山侦察地形和敌情。第6团多系北方人，惟我是滇西蒙化（今巍山）人，在打探敌情上语言方便，故抽调随同。

我们侦察地形之后，留下特务排警戒，我和特务排排长李凤廷及一个班，随我们副团长前往来凤山脚的太子庙村里找保长了解情况，碰巧遇到腾冲县的维持会（副）会长张德辉，他也来该村活动。保长把这新情况，报告了我们副团长，副团长指示李凤廷和我要注意监视张德辉的行动，同时命保长去通知张来见面。

不一会儿，那姓张的果然来了，只他单身前来，未带侍卫人员，看上去文质彬彬，已70岁左右的人了。他见到我们副团长后，神情自若，没有恐惧的情绪，经那保长介绍后，便开始谈了。我记得他对我们副团长说：“我是这里的维持会会长，虽名会长，也算是汉奸了吧。敌人快到腾冲前，我本想疏散去昆明，但因为我留学过日本，地方上的民众认为我会讲日语，又懂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要我对地方上做好事。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希望，我明知这是汉奸行径，但仍留下来充当了这种见不得人的职务，有负于我爱国的初衷，出于无奈；我不会做对地方群众昧良心的事，这点要求长官谅解。”我们副团长听他谈了这番话后，也未训斥他，便问他日军守城部队的兵力部署情况，他当即做了恳切的回答，如敌人的指挥部设在什么地方，炮兵有多少，所设炮兵阵地、重要据点等兵力部署情形，详细讲述。讲完后仍让他回城去了。^[14]

战后日本方面的撰述，基本认定张德辉为远征军的情报人员。据《福冈联队史》记述：当时日军军官经常到张家做客，张德辉有时故意谈及在日本的经历与日军套近乎，当日军放松警惕时即将话题绕到何时“讨伐”之类的话题。有一次，日军发现他家里有陌生青年似乎在偷听。虽然张德辉解释是亲戚的儿子来家做客，但后来日军宪兵队捕获了这个青年，经刑讯后供认是远征军谍报队员，并指认张也是远征军内线。宪兵队立即包围了张宅，却发现他和妻子已经逃走。^[15]另据预2师第4团第2营营长骆鹏回忆：1943年8月中旬，他曾奉命率部从和顺将张德辉带至保山。为避免日军怀疑其自动归降，当时双方暗中协商以“武力胁迫”方式，由骆营在上庄发射数枚迫击炮弹，而后张德辉出村随同出走。^[16]

如果张德辉系暴露身份后紧急出逃，似乎并不需要顾忌在日军中的形象而采用“武力胁迫”方式。由此判断，日本方面的记述可能也有事后推测的色彩，不一定准确可靠。

据腾冲抗日县政府建设科长陈绍凯撰述，县长张问德曾与张德辉谋面，但已经是我反攻开始、即将攻城作战前夕了：

他（张德辉）是我读中学时代的老师。地方沦陷后，他即供日寇利用，当日寇翻译，并同日寇到过碗窑一次。至于日寇到过界头几次，则没听说他同去过。那时，我和别人都恨他当汉奸。

到县政府进驻大罗邑坪时（查为1944年8月1日），张德辉曾去会见了张问德一次，费云章也在场。他主要是说明他当汉奸供日寇利用是被迫，并且还在暗中救了些什么人，做过些什么好事。张问德和费云章也就同情他，并未追究过他一句什么话。^[17]

很可能，就是此次见面后，张问德改变了对张德辉的看法。

作为“双面人”的张德辉，显然曾在与我方的接触中极力剖明心迹，以改变人们的印象。但可以想见的是，一般民众仍然对其不知底细。腾冲收复后，有人曾提请对其予以逮捕法办。但对张德辉已改变印象的张问德，未将其列入惩办汉奸之列，而又坚决主张杀掉伪县长钟镜秋。钟因在我军反攻后“投诚反正”有“立功”表现，且以两年来聚敛的资财在暗中上下打点贿赂，第20集团军总部有人出面为其说情，并将钟镜秋与张德辉做比较，表示两人都曾为日本人做事，要杀两人均该杀。

此时，龙云临时任命张问德为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同少将衔军法官，主持审理惩办汉奸事务。在张问德极力坚持下，伪县长钟镜秋、伪商工会长李家昌、伪维新社长杨吉品等首恶汉奸得诛，张德辉得以幸免。在腾冲战事后期，张曾为体恤民众疾苦而拒绝军方要求派夫从蒲缥搬运军粮，此时又在审处汉奸问题上与军方抵触，令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怫然不悦。颇感心寒的张问德遂向云南省政府电请辞职，归隐乡里。

在地方史料记述中，还屡屡提及一个绰号“草上飞”的传奇人物。

据载，其人名张辅廷，原籍四川，是清末民初保山县玉麟班滇剧团武生。他技艺精湛，武功过硬，更擅长轻功，遂有“草上飞”之名。1942年日军轰炸保山，戏院遭毁，戏班解散，张辅廷颠沛流离。此后，张辅廷主动与71军军部联系，愿为抗战效力。军长钟彬允诺，派其到驻防怒江东岸的第88师充任特种谍报员。1943年夏，张辅廷以民夫身份混进怒江坝新城土司衙门的日军驻地，窃取重要文件一份。1944年反攻前夕，为了更详细准确地摸清腾冲日军布防情况，张辅廷以滇剧技巧化装成老太婆，企图从腾冲北门进城，不幸为日军识破被捕，又被汉奸指认出真实身份。日军宪兵队将其关押数日，施尽酷刑后将其刺死。就义时，张辅廷已年逾六旬。^[18]

此外，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李嘉祜，于远征军反攻前20天，向保山第六区行政公署呈报了一份《腾冲敌情报告书》，较详细地反映了日军在腾冲的军事、政治等情况。^[19]

两年期间，军方各系统也在腾冲派遣了大量情报组，可以检索到的重要活动记录，有以下几则：

朱宗敬，江苏淮阴人，1932年毕业于江苏省警官学校。时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二课参谋。1942年，被派任腾冲军事情报组组长，晋升为少校。据其撰述：

当时，我领导着一个情报小组，活动在腾冲城附近。情报组共7人，在我之外，副组长叫谢南川，海南岛人，华侨；5个组员，4个是腾冲人，这是为了便于混入腾冲城收集情报而配备的。我们这个情报组仅有两支短枪，我和副组长各带一支，其余都是手榴弹。我们搜集日军情报是利用本地人老乡关系，有一个叫孙正邦的，是日军宪兵队汉奸便衣队长，是腾冲人。我派腾冲籍的组员混入腾冲城，和他搭上关系，然后利用他提供日军番号、工事部署及活动等情报。当汉奸的都有一个弱点，害怕鬼子一朝失败撤走，自己难以逃脱人民的惩罚。我们利用了汉奸这个弱点，威胁孙要他给我们提供情报，并保证将来不杀他。这样，日军有增兵或调动，我们很快就从孙口里获悉。

得知情报后，立即由联络员送给电台，电台发报给驻大理的司令部。电台是交通兵团派来的，有正副台长各一人，士兵6人。电台是个旧式手摇机子，很笨重，转移时就拆开，几个人背着走。一次，日军发觉我们在高黎贡山有电台，派部队到山里搜索，当时高黎贡山都是原始森林，日军根本找不到我们电台的隐藏处。而且，日军进山搜索的消息，我们已从汉奸队长口里获悉，电台早已转移，搜索扑了空。

还有一次，大约是1943年秋末，日军进攻腾冲界头街。当时，界头街是敌后县政府和游击队队部所在地。这次日军的进攻，由于我们事先获得了情报，通知了游击队，所以，日军向界头进攻并没有得利，战斗中双方都有伤亡，日军以失败告终。^[20]

——1943年秋末这次战事，当指日军“甲号讨伐”。也许该情报组获取的情报起了一定作用，但战局已如前所述，朱宗敬这一记述显然是夸大其词了。不过，其文中提到所派遣与孙正邦搭上关系的“腾冲籍组员”，是笔者曾经谋面的一位老兵。

卢彩文，大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21]第一期毕业，1943年派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二课中尉情报员，是朱宗敬的部下。

我们这个组，叫做“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二课腾东第一小组”，被派在腾冲沦陷区搞敌人的情报。当时有一个叫做孙正邦的，腾冲大董人，是日本宪兵队的便衣队长。我们通过大董的同学、亲戚跟他联系，跟他讲，现在我们要准备反攻——那时上面还没有提反攻呢，不过我们讲是要反攻——你呢，跟日本人做事，你要考虑你的出路怎么样。我们反攻以后，你的生命，你的家庭、财产，有没有什么保障？我们就联系好了，有一天我就到他家里面去了。

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很大的冒险。为什么呢？虽然他讲过愿意帮我们的忙，但是我们毕竟还没有见过他呀，到底他的心术怎么样，晓不得啊，他是汉奸嘛。到了他家里面都是武装，日本人的武装啊。我到他家去就像是去隔壁看亲戚朋友一样，当时年纪小，只有18岁不到，17岁多一点，光着脚丫板就到他家去了，他也没盘问。到了他家以后，我们事先约定了么，话不多，因为很危险，讲了几句以后，他就把情报递给我，我就拿了。给我们的消息呢，大概是那个时候日本人进攻界头有关的一些东西，另外还有日军部队的番号、哪个地方住着多少人等情况。拿着以后，我就出来了。那天没出事。出来以后走了100多公尺，我才抹抹汗，看来是安全了。^[22](www.xing528.com)

周炎涵，原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联络组（即情报组）第4通信队中尉队员。1943年2月，陈诚赴滇兼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周炎涵随联络组少将组长张振国到云南，筹组长官部调查室。

当时，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在昆明北校场筹组外语班（又名泰、越、缅语训练班，实际为谍报训练班），招收流散昆明的广东、广西及华侨青年，施以特务训练。

我先是充任上尉副官负责采购文具用品。学员还未收齐，我就和程准、万华之、陈继裕等，及新调来外语班任分队长的中央军校毕业生李光中、马骏，接受特殊任务到昆明西站美军招待所受训。由中美双方教官讲授化装、通讯以及汤姆逊冲锋枪、四五式手枪使用等大约一周后，即匆忙编组出发。我们组由长官部参谋处中校参谋张文仲任组长，我和马骏、程准任组员，还有美军索罗夫斯基中尉、哈敦中士两人配合，到怒江上游；另一组由万华之任中校组长，陈继裕、李光中等任组员，美军韩新中尉等配合到怒江中游侦察敌情。

我们先乘小吉普车到保山，休息两天后，改乘马经漕涧等地到怒江栗柴坝渡江，到大塘子住了一夜。次日翻越高黎贡山，爬至山顶南斋公房略事休息，天黑前下山。在山下遇到36师108团团长宋绍椒派部队来接我们，到江苴休息。第二天到营上街见到宋团长，受到热情接待，休息一天，分头开始工作。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和程准、马骏三人在江苴街的一段经历。

自日寇占领腾冲县城以后，江苴街即是最接近敌战区的前沿。我们人地生疏，加上一些国军部队的胡作非为，任何地方都与当地老百姓处于对立状态。我们只能依靠乡公所搜集的一些毫无用处的所谓情报，工作很难开展，乡镇人员更是庸碌无能。为了任务，我们几次化装进敌战区的草坝街、六保街活动，仍是一无所获，对于腾冲城内的情况更是无从了解。

因时间紧迫，我们正感到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一个蓄着长发、身着长衫的中年男子来会我，自称是腾冲的教书先生。接谈后，他将腾冲县境的沦陷情况详细讲给我们听，并怕我记不清楚，又表示可写成书面材料交给我。果然，在第三天中午，他就将材料送来，整整地写了一本练习簿，不但有腾冲沦陷前后的详情，还有日军的部队番号、主官姓名、人数、装备乃至哨坡制高点和城内外的工事位置、强度，无不详细记述。我真是感激不尽，他却连姓名都不愿留下，走时仅说了一句“我们是中华儿女，国家兴亡，责任在吾”，态度非常平淡。这句话深深铭记在心，给我极大的鼓舞。这份材料对当时的反攻准备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急忙赶回营上街团部，准备将我和程准连夜译成的密码电文发回长官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日军分兵三路切断怒江，将宋绍椒的108团整个包围。宋绍椒同美军索罗夫斯基中尉、哈敦中士，早就逃窜过江。我们只得同部队行动，绕圈子躲避，谁知在营盘街与日军遭遇，宋团被击溃，我们沿山沟冲出。

到高黎贡山下，得遇组长张文仲，向他请示行动，他却拿出一块白手巾说：“我必要时只有投降，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我见他那副胆小怕死的狼狈相，想起江苴街的教书先生的光辉形象，相形见绌，感到十分恶心。即与程准、马骏商量，避开大小路，钻野林爬上高黎贡山。我们饿了吃野果、草根，渴了舔草叶上的露水，两天多总算翻过了高黎贡山。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一个傈僳族老人的窝铺，经说明情况，要求收留，每天吃南瓜煮黑豆。又过了十余天，老人外出回来，告诉我们附近有一股我方军队。我们惊喜若狂，立即前往联系，乃是宋绍椒团的刘恩宪连长，带着二十余人枪。相谈投机，决定同行。又过了数日，日军撤走，我们才下山，赶到渡口，沿途到处都是被日军枪杀的我军逃散官兵的尸体，惨不忍睹。江边机枪弹壳成堆。经过隔江喊话，联系好后，师部派木船渡我们过江。

第二天到师部，见到36师师长李志鹏，对我们宽慰了一番，招待一顿，每人发一套士兵棉衣，借了点钱，才派车送我们到保山。万华之那一组也逃回来了，同我们一样形同乞丐。大家合影，在保山休息数日，又送我们回到楚雄长官部驻地。当时调查室设在楚雄东门街103号。

回楚雄后，我立即将江苴街教书先生给我的材料誊写清楚，连同检举张文仲叛变投敌的报告呈报长官部。结果是张文仲逃了回来（叛变）未成事实，不了了之。我在危难中始终保存了的那份材料，价值很大。先任我第四谍报组少校组长，后经报请军委会以情报翔实，洽宜戎机，授华胄荣誉奖章一枚，并有蒋中正颁发的奖状一份。我念叨江苴街的教书先生，这是他的功劳啊！我后来在保山曾多方打听这个教书先生的下落，想吸纳他参加我们组内工作，却始终没有结果。^[23]

周炎涵的记述信息量极为丰富，与前后很多史实互为佐证。

如，他们这两个有美军人员参加的谍报组，即为此前日军战史所称之“中美联合侦察班”。主动为其写出书面情报材料、自称“腾冲教书先生”的人，虽然未留下姓名，但关于这份情报内容的描述，却极像李嘉祜的《腾冲敌情报告书》。当然，李时为抗日县政府科长，为我军提供情报当不会隐瞒真实身份，这仅是一种猜测；而张德辉也曾为“教书先生”，其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可能性较大，会不会是他，也可供读者想象。周炎涵记述中最具时间坐标色彩的是，他此行恰逢我军应对日军“甲号讨伐”最紧张的几天，并见证了当时被日军包围的第108团处境之危急。他提到“宋绍椒同美军索罗夫斯基中尉、哈敦中士，早就逃窜过江”，这就澄清了有些撰述中所记团长宋绍椒与该团营长杨运洪同时负伤被俘后遭杀害的事实，间接印证了杨营掩护团部突围而遭重创。其所提到在怒江边邂逅并接应其渡江的“宋绍椒团的刘恩宪连长”，反攻时为107团第2连连长，于1944年8月2日攻城作战中阵亡，为我军攻城阵亡的第一位军官。

与此前所提到的“第三路游击队”通讯班邓常贵等13人在溃逃中被俘的遭遇相比，周炎涵这一组能成功逃过江东，实属幸运。实际上，军方谍报员牺牲者也不在少数。

1994年，腾冲方面应牺牲者后人请求，在国殇墓园内为王树荣、李生芬两位情报英烈树立了墓碑。

王树荣，腾冲河西人，旅缅华侨。中央军校昆明五分校17期毕业，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少校特务员。1943年，他先后三次深入缅甸八莫侦察敌情，获得日军兵营、仓储等军事设施情报，详细绘制地图呈报。后美军飞机据此情报予以轰炸，战果极丰。王树荣因功晋升中校。1944年我军反攻前夕，王树荣再赴腾冲活动时，被日军捕杀于东门街詹宅，牺牲时年仅21岁。

李生芬，腾冲和顺人，艾思奇堂弟，出身书香门第。中央军校昆明五分校毕业，第71军少尉谍报员。1944年我军反攻之际，李生芬到上绮罗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汉奸捕获吊打。日军宪兵在腾冲文庙对其施以酷刑，将其杀害于文庙外靖边楼（钟鼓楼），牺牲时年仅25岁。

很遗憾的是，可能是囿于籍贯原因，另一位情报英烈彭才庭未能刊名于此碑。彭才庭为当时腾冲所辖九保街（今属梁河县）人，旅缅华侨。1942年应征至昆明编入汽车队，后转至“大理干训团”受训，毕业后分至预2师任少尉附员。滇西反攻战中，彭才庭奉师长顾葆裕之命赴腾冲侦察，所得情报最多。后在绮罗新生邑被日军宪兵捕获，锁在文庙刑讯，以滚水灌入腹中残酷杀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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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前述龙潞游击支队。

[2] 据592团团长陶达纲在回忆录中提及，胡国本曾在54军补充第2团任上尉副官，后来离队参加腾冲游击。我军反攻腾冲后期，胡国本率300余名游击队员来198师师部接洽，被编为592团第1营，胡国本任营长，率部参加了腾冲巷战。

[3] 葛自诚：《胡国本和他的游击小队》。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97页。

[4] 尹文和：《少年遭国难》。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234页。

[5]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反攻前后各种情形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四，第294页。

[6] 李嘉祜：《腾冲敌情报告书》之“敌人之军事”部分。据《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453页。

[7] 同上书，第454页。

[8]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315页。

[9] 云南网文章《腾冲老房子拆出70年前抗日便衣队名单》。http://big5.yunnan.cn/2008page/society/html/2012-12/20/content_2542493.htm。

[10]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303页。

[11] 寸树声：《沦陷前夕》。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66页。

[12] 孟继良：《张德辉卧底抗日救和顺》，载2008年10月9日《生活新报》。

[13] 该商人谍报组成员为李生华、刘振武、李子荣、黄槐荣、段曰良、尹希才、杨维汉、杨大洪、杨维山等9人。据黄槐荣：《腾冲的全民抗战》，载《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95页。

[14] 曾新祥（曾富昌）：《收复腾冲抗战的片断回忆》。据《巍山文史资料》第四辑，第31页。另，张德辉时年五旬，若曾新祥记为七旬属实，此人也可能是正维持会长李曰琪，因李也曾留学日本。留存备考。

[15] ［日］杉江勇：《福冈联队史》，第233页。张凌志、郭长明译文。

[16] 骆鹏：《八年对日抗战：我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及其图书馆的关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61ba40100f7m0.html。

[17] 陈绍凯：《腾冲抗日县政府的情况》。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348页。

[18] 王齐贤：《爱国壮士“草上飞”》。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211页。

[19] 《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457页。

[20] 朱宗敬：《忆敌后情报工作》。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滇西抗战，第180页。

[21] 亦称“滇西战干团”。1942年夏，由李根源、宋希濂主持在大理创办，蒋介石、龙云兼任正副校长，李根源、宋希濂兼任正副教育长，董仲篪任学员大队长。“滇西战干团”收容滇西沦陷区青年进行培训，为反攻培养干部。共开办两期，学期为一年，第一期培训学员1800人，毕业后即分配到远征军部队任排长，或派入敌后从事情报工作。该训练团亦纳入中央军官学校体系，性质如各战区所办分校。

[22] CCTV-10纪录片《中国远征军》第8集。

[23] 周炎涵：《抗日战争中滇西反攻前夕的谍报工作》。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187页。

[24] 据陈正德《梁河抗日游击队概况》，《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210页；及许秋芳主编《极边第一城的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上）》，第146、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