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附图34）
腾北沦陷后，日军即对沦陷区加强控制和压迫。日军行政班本部长田岛、伪县长钟镜秋、汉奸杨吉品等，到腾北各地成立伪乡镇公所，分别受桥头、瓦甸、江苴、固东各地敌行政班之指导、监督；各伪乡镇公所主要事务为征集马夫、搜寻副食、屯集食粮。
前述由汉奸杨吉品组织、归敌宪兵队指挥的第一便衣队，此时以伪维新社名义出现。同时，各乡镇在敌压迫及在杨吉品号召之下，均成立伪维新分社，以工作队之名义活动，受各地日军行政班监督指导。敌搜寻我方便衣与官兵时，特别注意其潜藏地点，借机百端索诈潜藏地点附近百姓。加之部分被俘官兵因生活困难而投敌伪，又带敌前往搜寻，因此对民众造成的痛苦与损害难以估计。
此时，在腾南留置的部分游击组织，因36师撤离而失去指挥约束，变得鱼龙混杂，流寇作风蔓延。萧光品游击队，本属“龙潞区游击司令部”[1]副司令常绍群部，此时常出没梁河及腾南河西、清水、蒲川、新华各乡镇，到处派夫、派壮丁、派马、派米、派款，若有不遂，即任意杀戮。梁河地境，还有原设治局股长杨育榜领导的一支游击力量。南甸土司龚统政投敌后，对杨视如眼中钉；而萧光品亦因杨部之存在对彼不利，遂联络土司龚统政，利用敌伪驱除杨育榜。
在腾北，尚存胡国本[2]领导的一支游击小队，有李俊、李泉、汪继海等二十余人，从事伏击、袭扰、锄奸、侦察等活动。该部原系预2师换防离腾前留下的游击组织，曾隶属游击第三路黄福臣部，带有电台一部。当腾北撤守后，曾受腾北瑞滇乡民众救护，逐渐扩展。一次，该队队员汪继海在瑞滇侦察敌情时，被敌俘获，瑞滇河西乡农民李国文站出来指认汪为其亲儿子，李老的儿媳认汪为丈夫，孙儿也跟着叫汪“爸爸”，在一家老小三代冒认下，将汪解救出来。[3]
见萧光品、胡国本两部，以搜枪、筹饷、清除汉奸等名义向民众征募财物，颇为成功。一般奸伪宵小乃群起效尤，一时间各类名义的“游击司令”、“便衣队”迭出，以清除汉奸为借口，排除异己，搜刮财货。1944年初的一个深夜，和顺老乡长李德颖因维护乡民利益，在冒牌“便衣队”多次勒索乡人钱财后，因不堪忍受而拒绝再交被勒索款时，被枪杀在家里。李乡长死后，乡人推举从缅甸逃难归来的老华侨寸金奎继任乡长。一汉奸来又到乡公所威胁勒索，吓得老人将手上镶翡翠的金戒指褪下来给予，才算了事。不久寸乡长也因受惊吓而死。冒牌“便衣队”活动最凶者莫过于打着“长官部高参”旗号的张维，时时以“手枪放在乡公所丢失”、“手下弟兄在和顺乡失踪”等理由讹诈，仅其勒索和顺乡的款额就在几百万（当时币值）以上。[4]据张问德报告，张维在我反攻前枪杀民众22人，奸淫妇女无数，掠索财物近2000万。[5]我军反攻后捕获张维，7月被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令枪决于草坝街。此为后话。
如前所述，在1943年10月之前，日军因在腾冲驻军仅第148联队及第56步兵团司令部，兵力不足。每次“讨伐”行动前，必由龙陵、畹町及缅北腊戍调集力量，以多路分进合击战术，对我军包围攻击，突破我防御要点阵地后，即实行扫荡追击。战后，各部队即返原防，从未有久留不返超过三四十日者。[6]
此期间，随着我游击活动消长，日军在腾冲的防御经历了如下变化：
城区防御阶段：城池沦陷后，半年中，敌人实力单薄，防御仅及城区之各街口、四城门及观音塘、老草坡、松园、叠水河及飞凤山，腾龙路之桥头街、黄泥坎、勐连一带。
四郊防御阶段：城陷半年后，敌军防御逐渐推至云华乡之哨坡及向阳桥外之白家河、深沟，扼我四、五两区之门户。(www.xing528.com)
经过“甲号讨伐”作战，日军彻底摧毁我军经过多次艰苦战斗建立起来的腾北根据地，将游击主力36师和抗日县政府逐过江东。此后，为应对我即将到来的反攻，日军将防线推至高黎贡山各隘口，进入雪山防御阶段：
在高黎贡山东麓，凡有小径可通怒江处，日军均派兵三五十名至七八十名不等筑防坚守，居高临下，与我江防部队凭江对峙。同时，积极改善高黎贡山西麓道路、构筑工事、囤积物资，作为后方据点和补给基地。
因防线前推，腾冲近城区域日军防御稍弛，对民众往来减少了盘查。城区部队亦相应减少，仅在四郊派民夫守夜，并每保起壮丁6名守望，以防我游击。又每乡调壮丁30名为自卫队，以防我军活动。[7]
对于日军以逐步升级、愈演愈烈的“讨伐”作战，终于控制我腾东北及高黎贡山，张问德在1943年度工作报告记述：“尔时，滇西在战略形势上仅有腾北一隅可为将来反攻时之立足点，敌于此亦能深切了解，故对腾北我军迭次扫荡。近以我反攻呼声日高，遂于本年10月之初实行占领，以凭怒江及高黎贡山之天险阻止我军之反攻。”对此，张问德以遗憾的心情进行归因并予以批评，“我方战略上，未能重视腾北在反攻中所处之地位，实为失着。”[8]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我军对腾北战略地位重视不够，游击力量和根据地建设绩效不佳，才使日军防线逐步推广至腾冲全域；尤其是在高黎贡山设防后，对我后来的反攻造成巨大损害和迟滞。假设我军反攻时，腾北仍保有担负游击的36师主力，并继续占据高黎贡山南、北斋公房要隘，则情形肯定大不一样。
但同样可以想见的是，我军根据地建设和游击战愈活跃，日军反弹也愈强烈。可以比较的是，在华北敌后战场冀中，亦曾有1942年冈村宁次策划的“五一”大扫荡，以集结重兵的“牛刀子战术”实施“铁壁合围”，最后导致八路军基本退出冀中根据地转至晋西北。为反攻计，在腾冲沦陷两年内，应如何掌握敌后活动尺度，恐怕是一个难以作出预先评估的事。似不能认为，因为游击战导致怒江以东根据地丧失，即说不该搞游击——它对沦陷区人心的影响及军事情报收获，应予肯定；游击战绩效可以具体总结得失，但也不能认为通过努力就必定能在腾北立足，必须要考虑到敌方力量这一因素，而不能做一厢情愿的事后评判。
表1 腾冲游击战时期敌我力量对比
〔9〕李照辉部原为军委会系统的便衣侦察队，1943年9月经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批准改组为游击支队。根据地陇川，活动区域陇川下游一带，人员696人，步枪20支，马8匹。主要与多永清部配合作战。据1944年5月17日卫立煌致龙云电，《德宏史志资料》第八集，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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