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腾冲之围：日军的军政统治

——暨日军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事略

如本书开篇所述，1942年5月，日军是沿滇缅公路进击先侵占龙陵的。其时，先后收买当地的一些汉奸，利用他们将躲避在乡间的群众强行追回，并在滇缅公路沿线的白塔、云山、镇安街大坝、松山大垭口等处组织难民村，成立“维持会”，发放良民证，凭良民证发给大米、食盐。指派难民代表，以安抚民心，实行控制。6月以后，日军第56步兵团司令部选派田岛寿嗣大尉到难民村设行政班，随之在难民村设宏济医院，举办日语培训班和开办学校，宣传“日中亲善、东亚共荣”等政策。不久，结束“维持会”，成立龙陵县伪政府。田岛因“功绩”突出，转任腾冲行政班长。^[15]

来到腾冲后的田岛，即将在龙陵的做法移植而来。

先是成立“维持会”。伪维持会是伪政府成立前的过渡机构，以搜刮物资供应敌军军需为急务。因当时重要士绅均已出走，日军即由其过去所掌握之情报，以李曰琪为维持会长，李家昌为副会长，组织维持会。李曰琪，字直夫，时年73岁，前清附生，日本留学生，云南省议员，并曾任腾冲中学校长；李家昌，字子盛，时年70岁，前清禀生，云南省议员，腾冲中学校长，沦陷时任民众教育馆长。此二人均属残年衰朽，日军以为无实际作用，仅能藉其高年以作号召，然响应追随者寥寥。这时，日军第146联队长今冈宗四郎大佐出面，以昔日在日本之同学关系，强迫东方医院院长张德辉出任副会长。张德辉字焕然，年47岁，曾留学日本学医。其妻为父籍中国、母籍日本之混血儿。^[16]

预2师进入腾冲游击后，日军又利用当地流痞杨吉品（又名杨枝彩）组织便衣队，从事谍报工作。杨原为腾冲帮会“哥老会”中的一个龙头大哥，其便衣队即由其平日纠集的帮会脱胎而成。该便衣队最初由日军宪兵队掌控，杨即自称为宪兵队督察长。据载，杨为人丧廉寡耻，令乡人瞠目。其子结婚时，他邀请日军芒东行政班长青木来训话，向其叩头，获得棉纱20驮，于是群伪引以为法、竞相效尤。杨手下有杨楚英、孙正邦、冯景元、冯绍元、杜正洋、孙正元、徐华富、段启文、段启铭、周春明等十个联络员。此十人和杨吉品的两个儿子杨正蕃、杨正金，均配发“二十响”，每日挎枪在城郊附近村寨游荡，依仗敌势力向民众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杨本人转眼即敛财数千万。杨楚英原为国军某部情报员，被日军抓获后投敌。因其熟悉我方活动规律，比其他汉奸更为狡猾恶毒，成为杨吉品的得力帮凶。“二杨”四处搜捕我军便衣侦察人员，被他俩捕杀的即达数十人。^[17]该便衣队人数从未超过百人，日军每人每月发饷国币八千元；如在出发搜探我方情报期间，每日每人又发给一千元。在此巨大诱惑下，腾冲的流氓地痞均趋之若鹜、攀附为恶，成为沦陷区民众苦难之渊薮。

其后，大概是田岛向驻腾冲日军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18]建言，将便衣队改归其行政班指挥。田岛为笼络民众以获好感起见，曾将杨吉品拘押过七天，使杨之气焰略煞，但便衣队祸害民众之恶行并未遏止。此后，宪兵队又成立一支便衣队，成员均由我军被俘士兵组成，由杨楚英任队长。这支便衣队专事引诱策反我军士兵潜逃，造成我军士兵恐敌意识，散布谣言，以图削弱我军战斗意志。

腾冲行政班扩大为行政班本部后，田岛即谋划筹组伪县政府。对于伪县政府县长人选，最初在李家昌与杨吉品之间争执甚烈。当时趋向敌伪的当地士绅和“小帽商人”，均不愿伪县长一职落于流氓杨吉品之手，田岛即授意这些人欢迎其在龙陵的得力干将钟镜秋出任。据载，钟镜秋时年三十多岁，其父为龙陵商人，在钟镜秋15岁时曾将其送往日本留学。21岁归国后，曾在其父所开商号中做过经理。^[19]后又投考南京警官学校，于日军入侵前任龙陵警察局局长。日军入侵后钟镜秋即附逆任伪职，在田岛任龙陵行政班长时极尽巴结逢迎，深得其赏识。

有钟镜秋出头任伪县长，伪县政府遂于1943年6月6日成立。^[20]其下设机构人员为：秘书汤锡九、伍融金，顾问张焕然，承审杨巨然，第一科长金振西，第二科长周又希，第三科长王守理、伍溪舟，第四科长杨学时，第五科长伍融金（兼），政工主任李家才。伪县政府成立之初，为争取沦陷区民心，以此前的乡镇长继续留任，但须为日军提供情报；又弄来些食盐交由各乡镇长出售，以关怀民生为由拉拢感情。伪县政府的政策文告，在各地敌驻军刺刀逼迫下均为一纸空文；凡日军对地方提出征派，民众仍然不敢拒绝。伪县政府还强迫民众广种大烟，设局收税，值百抽五，奖励运食鸦片者，毒化民众；命令教育局办理日文学校及中小学，取消复兴教科书与抗日宣传书籍，采用“共和”教材课本，实施奴化教育。

伪县政府成立不久，日本缅甸商业株式会社代表川田之义前来视察，认为腾冲为倾销日货的最佳市场，且为向我怒江东岸实施走私活动的最佳据点，遂授意行政班本部组织商工会。并从掠夺来的洋纱中提出100驮，约值1500万，作为商工会的启动资金。^[21]在田岛授意下，伪县长钟镜秋及李家昌勾结投机商人何世隆（又名何庆斋）、杨聪林、董根发、瞿思恩等，于8月1日成立伪商工会，李家昌任商工会长，实权由何世隆把持。何昔日曾贩卖鸦片，参加伪维持会后，负责登记沦陷区流动物资而借机自肥。接着，又筹组了低利银行及新华公司、东亚公司、协新公司、日兴公司（合称“一会、一行、四公司”），通过经济渠道，推销日货，推行日本军票，为敌筹集物资，实施经济侵略。^[22]

据载，田岛在腾“施政”，惯用怀柔攻心手段。在“查获陷区与我军政府秘密联络通讯、来往报告敌情之乡镇保甲、士绅，仅以关押拷打、毒化告诫，而不杀戮，盖以恩威并进，欲使其真心归顺，不敢再与我方联络及为应用”；“对被俘官兵，田岛亦少杀戮，并给衣物、钱米，随军听用，其良心不死者趁便逃脱，而甘心降附、听其驱使者亦不无其人”。

在腾冲，田岛平日不着军服，穿着打扮常效仿当地人。其时当地人吸食鸦片者较多，他每到一处均备置烟具，与商绅横枪受用，品茗畅谈，借此笼络人心。每当晚间放映日本“国策电影”或召集沦陷区民众开会时，会场上要以我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日本太阳旗交叉，中悬孙中山总理遗像，先由汉奸文人宣读总理遗训，而后田岛本人登台，以“新中国”、“中日共荣共存”、“大东亚主义”与“反对英美”等言辞惑乱人心。^[23]

管理滇西日军慰安所，是田岛行政班本部的又一重要职责。他极力拥护在军队中建立慰安所制度，认为此举可让士兵闲时发泄解决生理问题，战时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对确保日军战斗力和安全性极为有利。他的观念是，牺牲少数战败国妇女的青春和幸福，使日军有秩序地得到性满足，从而保证士兵身体健康，稳定军心。同时，也可减少对平民妇女的骚扰，与驻地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减少对抗情绪。^[24]

保山电视人蔡雯、李根志，曾对滇西日军慰安妇问题做过较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制作了长篇电视纪录片《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据该作品披露，日军占领滇西后，共开办了大小23个慰安所，其中以龙陵、松山、腾冲、芒市4处规模最大，均在20人以上；其他各分驻点的慰安所，人数约六七人。慰安妇除少量日本卖春女外，多为朝鲜籍，也有少量我国台湾、东北妇女，均为日军以诱骗、强迫手段征集而来。此外，日军又常常掳掠当地女子到慰安所肆意凌辱，这些临时充作慰安妇的当地女性为流动状态，数量难以统计。为避免慰安妇久在一处与官兵“日久生情”惹出麻烦威胁安全，慰安妇经常要在各处“调剂”调换。

1943年春，田岛率部押送龙陵的18名慰安妇（其中途经勐连驻点“慰安”，被失控的日军枪杀一人）调换至腾冲后，即在腾冲固定驻扎，不再像此前那样以游动方式管理各驻点军政事务。在此期间，田岛与伪县长钟镜秋介绍给他的一位腾冲女子蔡兰惠结了婚。据蔡雯、李根志对蔡兰惠的同学邹雁秋所做的调查，蔡兰惠1922年出生，曾就读于腾越文辉女子初级中学。腾冲沦陷前，与邹雁秋同在腾冲大同医院做护士。日军入腾前夕，蔡兰惠在逃难中与父母走散，途中与县参议员杨大田相遇，被其介绍到某土司家做八姨太而栖身。田岛要与蔡兰惠结婚的动机是，以此举拉近与当地人的感情，增加信任，更有利于其统治管理。

据载，田岛与蔡兰惠在腾冲四保街按当地仪式举办了“正式”婚礼。田岛在酒席上向人宣布，他已经成了“腾冲人的姑爷”。当时，腾冲的伪职人员、大小汉奸几乎倾巢而出前来贺喜，但日军宪兵队对此却侧目相向，日军方面一个人也未到场。

此后，腾冲日军中便传出行政班“泄密”的议论，据说日军以往多次扫荡腾北的行动，都让预2师预先掌握了。而向上级举报田岛的即是宪兵队长斋藤大尉。

对此，著有《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一书的日军野炮第56联队军曹太田毅曾回忆：当时日军中曾有传言，蔡兰惠是日军抓住的中国远征军间谍，先是腾冲日军宪兵队某个下士官把她占为己有，但田岛依仗自己是大尉，把蔡兰惠横抢了过来。后来，宪兵队“根据秘密侦察”发现在田岛和蔡兰惠同居期间，日军情报泄露到了中国远征军方面。太田毅分析认为，此事属于日军的“内讧”，间谍事件可能是捏造的。

关于日军行政班与宪兵队的“内讧”，日本1974年出版的《福冈联队史》中披露了内情。这部分内容，是作者杉江勇根据战后从滇西唯一活着回到日本的原腾冲日军宪兵队军曹藤本久人的回忆撰写的：

按日军编制，行政班隶属于第56步兵团，是本部队临时组建的军政机构；而宪兵队则是缅甸方面军直辖宪兵司令部的派出机构，谓之腾越分遣队，充任军事警察职能，以防间保密为核心任务，权限很大。基于工作性质，日军行政班与宪兵队均要利用当地汉奸为爪牙，但利用方式大相径庭。行政班为达成军政统治之需，常与汉奸觥筹交错打得火热，借此笼络地方势力，安抚人心；而宪兵队则认为此行为是泄露军事机密的最大隐患，因而对行政班的做法大为不满。后来，宪兵队以田岛收留敌方“美女间谍”当情妇，及行政班成员与汉奸交往中吸食鸦片染上毒瘾为由，向仰光宪兵司令部报告，同时向第148联队发出严重通告，令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伤脑筋。田岛则因宪兵队“调查自己人”而大为恼火，亦派密探收集宪兵队的不法行为向上级举报。事态愈演愈烈，双方开始设局捕捉对方利用的汉奸密探，严刑逼供令其指控对方，彼此倾轧。在此情况下，田岛曾向与其关系密切的战友说，“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自己人杀了，每天睡觉的时候都枕着一把手枪。”鉴于双方冲突不断难以平息，最终田岛被调离腾冲去了芒市。^[25]这一结果，却意外的使得田岛最后逃脱了葬身腾冲的命运。

但此时，蔡兰惠已怀了田岛的孩子。在我军围攻腾冲城期间，蔡兰惠在战壕中生下一男婴，由田岛的台湾籍“通事”（翻译）白炳璜以刺刀割断脐带接生，按田岛离腾前的嘱咐为婴儿取名“田腾裕亚雄”。

1944年9月9日，蔡兰惠与白炳璜等在财神庙被预2师第6团部队俘虏。《扫荡报》记者潘世征在旁听审俘时，对其冷静应对的言谈举止曾留下深刻印象。关于其与田岛结婚之事，蔡兰惠本人的供述是：田岛寿嗣与其相识后，曾要求其为日军行政班工作，任务为暗中监视日军宪兵、便衣队的违纪行为，并向自己报告。蔡感到这样做对当地人有利，遂答应为之。几个月后，田岛感到满意，要求与其结婚，并说：“结婚后，我们到深山间拜菩萨去，中国人、日本人的事都不管。”蔡答应了。^[26]

据邹雁秋回忆：“腾冲城攻下后，蔡兰惠抱着一个小娃，坐着滑竿从北门走的，当时我们是在油灯庄看见她的，有国军士兵押送。从年轻时人们对蔡兰惠就很有争论。蔡兰惠是与杨吉品他们一伙被俘的，但是张问德县长好像还特别对蔡兰惠说过些什么……”

据载，两个月后蔡兰惠与其他被俘的18名慰安妇被押往保山。途经龙川江西岸的上营村时，蔡兰惠因奶水缺乏且极度虚弱，并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在押解人员动员下，将孩子送给了当地一户彭姓村民收养，后改姓彭，至今仍生活在腾冲。

从现存的史料看，并不能证实蔡兰惠是远征军情报机构安插在腾冲的内线。但蔡兰惠到保山后不久即获得了自由，并意外地与张问德的长子张星福结婚。张星福曾任国军陆军中校，当时在保山警察局任职。张问德闻听消息后极为愤怒，以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迫使张星福与蔡兰惠离婚。^[27]此后，预2师一位长官出面做媒，又把蔡兰惠介绍给了本师一位许姓上尉连长。从这些经历可以想象，蔡兰惠是一位有着怎样特殊魅力的传奇女子。

据闻，蔡兰惠与许姓连长在保山结合。抗战胜利后，该连长所部被调至新疆，后来在新疆参加和平起义加入解放军，并在军旅中晋升至团长；^[28]蔡兰惠和他生了两个女儿。1999年，其中一位女婿曾受蔡兰惠之托赴腾冲找到其遗腹子彭某，并留下联系方式。李根志根据此线索与蔡兰惠的女婿取得联系，2003年4月欲前往采访，但被告知蔡兰惠于不久前去世。然时隔两年之后，蔡兰惠的女儿发电子邮件告诉李根志，其母是2005年7月21日才去世的；两年前的“死讯”是故意误传，真正的原因是老人怕揭开伤疤而难以面对现实。^[29]

关于田岛后来的结局，也是扑朔迷离。有一种说法是，战败后田岛随日军逃往缅甸，日本投降后，田岛脱离部队，改名换姓冒充中国人，被一缅甸人家招为女婿结婚生子。后悄悄回到日本，从此销声匿迹。但太田毅的说法是：日军投降后，田岛曾受到英军审问，据说“他出卖了自己的部下”，所以回到日本后别人不理他，他也不参加“战友会”之类的活动。据原日军第56步兵团司令部军医中尉丸山丰介绍：上世纪50年代，他曾见过田岛，其时他在熊本^[30]做茶商。日本民间战史研究者阿部恭士掌握的情况是：几十年前，田岛确在熊本市中央区的药园町经营过一个茶叶店，但因为和年轻女店员有染，与妻子离婚，带着女店员去了天草那个有史以来就以输出卖春女而闻名的地方，从此下落不明。^[31]

中国远征军重新组建后，即积极投入反攻准备，并预定以10月底为期限完成相应战备任务。而此刻，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5军正酝酿于1944年春发起对印度英帕尔英军的大规模攻势作战。“在此期间，第15军司令部开始策划，于即将到来的英帕尔作战之前，给云南方面的重庆军以闪电式的打击，将其击破，消除今后的后顾之忧，以便专心致志地进行英帕尔作战。”^[32]

此处所谓“闪电式的打击”，即为不久后实施的“甲号讨伐”作战。

日军对当时敌我形势的分析为：

驻云南之远征军为按预定于1943年10月底完成以保山为根据地的反攻准备，在筹划逐次集中后方兵团的同时，加紧整备补给道路和补给设施以及军需物资的输送。其兵力多达十数个师，反攻的重点，仍似指向腾越北方地区，故该方面的反攻准备迹象日趋明朗。

据判断，云南军目前在怒江以西地区毫无集聚粮秣的状况，故对腾越地区最关注的问题，是取得秋收的农作物。如果我军事先控制了农作物，将给云南军的将来反攻以重大的障碍，因此对云南军的这一期待需予以重视。

当时，敌军被我军在中缅国境附近增兵的情报所迷惑，特别是由于第18师团的一部进入片马方面（密支那东北方约150公里），以及第56师团大量征用马匹、马夫等，而极大担心日军将自腾北地区向保山进攻。

云南军第36师师长（李志鹏）在回答团长请示“日军向固东街进攻时应采取的对策”时，指示：“日军来攻时，务须首先确保农作物的收割。其间尽量抵抗，给日军以打击。在万不得已时，应按前指示行动。”^[33]

在1943年9月左右，不断收到敌干部往来于腾北地区及其部队移动的情报。例如敌第71军军长（钟彬）已进入界头地区，中美联合侦察班被派到界头、江苴街方面，第36师参谋长（胡翼烜）侦察固东街附近等消息。

拉孟、滚弄、腊戍方面之敌，专心致志于整训及加强阵地和修补道路等，虽看不出有积极活动的气势，但第9师及第87师对龙潞（龙陵、芒市）地区相当注意，根据该地区日军部队的多寡，有伺机向该方面前进之模样。

另一方面，随着雨季过去，敌机的活动渐趋活跃，轰炸机特别是巨型机多次来袭。空袭多指向腊戍及腾越，9月中来袭腾越即达7次之多。^[34]

在腾冲当地史料中，也记述了此期间我空军对腾冲几次轰炸的情形：旧历八月十七日（9月17日），我机4架飞临腾冲城上空投弹4枚，李家良宅中弹一枚，房屋全毁，毙敌十余名，伤数人。寸学升家中弹一枚，毙敌数人。绮罗黄恩和后院中弹一枚，时值敌军于该地操练，闻毙敌甚重，其中有敌军官数人，遗尸另用火焚烧。

旧历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午后，我机4架轰炸腾城，投弹4枚，旧县府、黉学、生官庙^[35]各中一弹，另一弹落于北门外秧田，敌死伤2人、马2匹。^[36]

据载，10月初旬的一次轰炸，取得了重大成果。

当日，日军似为准备应对我军反攻考虑，以数百日军自龙陵押送大批武器弹药来腾冲。将城南四保街麦子田徐友藩家作为弹药库，先后囤放了大量武器弹药。第11集团军情报机关之“腾东谍报组”侦知这一情况，并经多方面核实后，即报告大理“总台”；同时，情报人员用特殊办法，于前一天在该仓库房顶上偷偷抛掷镜子一面，以指示目标。

10月6日晨，3架美军飞机飞临腾冲上空，找到目标后即俯冲投弹。霎时，天崩地裂的爆炸声不绝于耳，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日军这座军火库化为灰烬。^[37]

据当地史料载，此次情报是东方医院医生张德辉通报给我情报人员的。张德辉的侄子张江达曾披露：“我叔叔知道了日军将大批军火运进四保街麦子田徐友藩家储存，叫张德定（其族弟）身藏几面小镜子，在敌仓库的炊事人员外出买菜时与其接近，赠以重金，叫他们趁日寇不备时将小镜子抛上屋顶。这事办成后，我叔叔即将这情报送出。”^[38]

日军军火库被炸，如釜底抽薪，不但从心理上重创了敌人，也大大削弱了敌人的城防力量，为以后克复腾冲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酝酿“甲号讨伐”作战的过程中，日军第15军曾考虑过两种方案：

其一为调集缅甸重兵进入滇西，与本地第56师团协力渡过怒江，以急袭作战摧毁我反攻基地保山，彻底粉碎我反攻意志；其二则是以缅北日军一部加强滇西第56师团，将作战地域限定在怒江西岸，击破我反攻据点，将我驱逐并封锁于怒江东岸。

据日军战史称，第一方案虽最为理想，但因需要将第15军主力分割使用，且有限的渡江器材要投入滇缅两地，计划中的英帕尔作战所需的后勤部队及军直辖的炮兵、工兵部队等也要双重使用，因此颇为困难；特别是，日军已预料我驻印军即将反攻胡康河谷，^[39]若动用缅北第18师团主力投入滇西作战，届时可能难以适时返转应战。为此该方案被放弃，而采用了第二方案。

最后确定的作战计划是：

以第56师团之一部，确保滚弄、拉孟地区。以师团主力由腾越方面向北；以第18师团有力之一部，由古永街、拖角正面向东及南面，分别攻击桥头街、固东街地区。命第56师团及第18师团各一部，向冷水沟及六库附近的渡河点挺进，阻截敌之增援。其中应特别重视切断怒江西岸敌之退路。

作战时间，预定为10月中下旬。

第56师团于9月1日接到上述旨意的军命令后，立即开始必要的作战准备，强化情报收集网，侦察敌情。并于9月11日召集各部队长，传达了有关作战的一般要领，命各部队长研究准备。接着于9月19日下达了师团的作战准备命令，发表了各作战部队的编组，命各部队逐次向作战发起位置展开。

另一方面，配合作战的第18师团步兵第114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指挥的该联队主力（缺第2、第3大队）以及步兵第55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室积忠大尉），山炮兵第18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铃木重直少佐），于9月下旬正由密支那出发，向拖角、片马方面及直通（密支那东南约60公里）方面前进中，9月25日分别攻占达华，准备尔后行动。^[40]

现在，联系这一背景来看田岛致函张问德的时机——8月底拟函，9月12日送达，就会发现其选择别有深意：若能在“甲号讨伐”作战之前瓦解我抗日政府，虽不至于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也必将大大有利于其后的作战。那样，田岛就毫无争议地立了头功。

这就是有“政治头脑”的田岛的如意算盘。

此次，我军对于日军“甲号讨伐”计划可能预先有所掌握。笔者在凌乱琐碎的史料中，发现当时梁河设治局局长封维德于10月3日和9日致保山专署的敌情报告电，在敌行动准备阶段即窥察端倪，且发出了极富预见性的警示。封维德初为腾冲县第二区区长，8月6日前往梁河就任设治局长，在腾南沦陷后迁腾北与腾冲抗日县政府联署办公。

谨节录其电报如下：

“……敌近日征集工人架设腾龙间之长途电话线；驻龙陵之敌正赶制驮鞍400架，完成者已有2000余架；猴桥有敌五六十人，甘稗地有敌200余人，现正向古永修筑大道；腾敌现增援4000余人，缅人及夷人甚多；（9月）19日敌约有千余人，附夫马2000余向石灰卡进犯，22日抵罗孔，27日有一部抵拖角……据闻敌系掩护赶修由密支那至石灰卡间之道路桥梁；29、30两日腾龙桥至勐连路线有敌车100余辆，每日往返运敌军数次，尚有步行者，总数在3000余人；10月7日上午，由腾城出发之敌约千余人已达富裕村住宿；勐连路上不断有军用车百余辆运输军火。

“近日敌寇虽增兵窜扰，声势重大，千方百计迂回包抄，然我36师从容不迫，严阵以待；县府亦镇静处之，人心因之安定。惟敌众我寡，应请增援固守腾北，以守根据地，保护秋收，利用粮米，以充军实。”^[41]

当然，“知敌”仅是制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对于进入腾北游击区仅4个月的第36师而言，其自身实力才是决定性因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真正含义是，力量对比有利时就想办法赢；力量对比悬殊时能跑掉，也就是“不殆”。何况，据日本战史——“这次作战，除平戛及片马等地的守备队外，几乎投入了第56师团的全部兵力”。^[42]

值得注意的是，在腾冲两年游击战中，日军每每以数倍的兵力对付我一个游击师，完全是“牛刀杀鸡”的态势；而到了1944年我军大反攻之际，我军进攻兵力递增至两个集团军（16个师），应对的日军居然尚不及此次“甲号讨伐”的兵力，而我军的反攻仍是那样艰难。正是在这一对比中，笔者才对两年游击战不敢有丝毫轻视与怠慢心理，而将本书的开篇从游击战写起。

如果说封维德的敌情预警属于“先见”，则此战后张问德的报告属于“后见”；实际上，衡量报告、建言的尺度是“明”，因为战事远未结束，翔实准确的报告和总结如同亡羊补牢，总是为时未晚。且看张问德的记述：

“五一四”战役后，反攻腾北呼声亦日见高涨。鉴于事实，腾北系我怒江西岸反攻之立足点，且因交通及输送上之困难，腾北之食粮及人力，均有确实掌握之必要。县政府对此事实认识甚清，故每次电请军事长官对腾北加兵，以期确保。

而敌对此亦甚明了，自9月中旬，即在腾冲控制马夫约近万余。24日，缅北密支那之敌第18师团之两个联队（据日军战史，系第114联队、第55联队及山炮兵第18联队各一大队），开始向东运动，29日攻占石灰卡，10月1日攻占罗孔，3日攻占拖角，4日与我军在片马以西对峙。6日敌转锋南下，于6、7两日分占班瓦垭口、茨竹垭口、大垭口，8日与我腾北守军在滇滩、明光两河上游之昌银沟（在缅甸境内）、茶山河对峙。此一路由密支那东进之敌，曾分出一部经由昔董（在缅甸境内），于10月3日抵猴桥，4日攻陷古永，6日续陷轮马。

而腾冲之敌自9月29日起至10月6日三犯向阳桥，8日即在曲石江南岸白家河开始构筑据点工事；另一部亦于8日进抵灰窑以南之刘家寨、黑龙湾、马站街、大锡举（今大齐起）一带。此时腾北之南西北三面，事实上已被包围，任何一面被突破，腾北我军之地位即感受困难。

9日，龙川江东岸江苴亦有敌情发现，于是腾北之局势更见紧张。然至13日尚无变化。^[43]

据多方史料，在前述谢晋生“茶里游击队”移防称戛、大兴地不久，可能因日军旋即撤退，该部又秘密渗透进入片马、江心坡原防区。此推断的依据是，如张问德报告所述：该部正是于此次日军“甲号讨伐”之序幕战中，被彻底逐出“茶里”地区的。

张问德报告中记述的谢晋生部在石灰卡、罗孔、拖角接敌时间，均提前了一两天，这可能仍是基于我军对敌“压迫反应”过于敏感造成的记忆错误。(www.xing528.com)

关于此战过程，谢晋生的记述非常详细：

1943年10月，密支那日军的一个大队，附骑、炮兵共七八百人，于1日拂晓时向谢部石灰卡前哨阵地进犯，当日占领石灰卡，并对我撤退之前哨中队跟踪追击，向罗孔大举进犯。谢晋生根据敌情、地形与后方补给等方面的情况，决心对当前优势之敌采取逐次抵抗，在有利条件下予敌以重大打击，藉以削弱敌人之兵力。除急令在罗孔的（茶里）区署行政人员和当地居民即时疏散外，并令驻守罗孔的第一支队第一大队郝光发部迅速开到罗孔前方十余公里的道路两侧高地的预设阵地埋伏，伏击进犯之敌。

由石灰卡追击我前哨中队之敌，鉴于在石灰卡未遇到抵抗，因而更加骄狂，以为谢部无作战能力，因而大胆追击。孰料其前卫部队一百余人冒进到我预设埋伏阵地时，我以手榴弹爆炸为信号，全大队三个中队（欠前哨中队）全部机、步枪火力集中扫射进犯之敌，弹如雨下，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向丛林中逃窜。据郝光发报告，敌人伤亡约半数以上，共五六十人；我仅伤亡士兵三人。郝光发部在完成任务后，即分几股从小道绕过罗孔向拖角方向撤退。

2日，日军占领罗孔，又继续向拖角进犯，并以一部沿恩梅开江北进，将通江心坡的各渡口予以封锁，截断我与江心坡部队之联络。敌因在罗孔遭我意外伏击，损失颇大，这时在前进道路两侧都派有侧卫搜索，在前卫先头还派有便衣侦探，行动较此前慎重。4日，敌先头部队进至离拖角5公里的小寨，即与我警戒部队冲突，战斗约半小时后，我警戒部队后撤。

拖角山上，谢部原筑有较为坚固的工事，居高临下，可以一目了然地俯瞰敌前进道路，予敌以火力封锁。谢晋生决心利用这一优越地形给敌以重创。当时片马驻有我一个大队。谢晋生率谢绍晖支队的两个大队和由罗孔撤回的郝光发大队进入阵地，准备还击进犯之敌。敌发现我既设阵地后，即展开队形，用火炮向我拖角阵地轰击；我亦猛烈还击，并用机枪封锁敌前进的道路。

中午时，有拖角老百姓报告，日军辎重队骡马约二三百匹，隐蔽在拖角左前方的树林里。谢部原有一个迫击炮队，谢晋生当即令迫击炮队集中三门迫击炮对准那片树林，连续发射了二三十发炮弹。日军不知我有迫击炮，因而猝不及防，被打得人仰马翻；有几发炮弹击中敌子弹箱，但见树林中火光四射，爆炸声不绝于耳。随即，日军以优势炮兵对我迫击炮阵地连续还击，致使我迫击炮队副队长李安士阵亡，迫击炮亦被摧毁两门，但直至傍晚，我阵地仍未动摇。到晚上10时，为避免无谓牺牲，谢晋生令部队转移至片马。

在片马前约5公里的小江上，有铁索桥一座，桥宽约20米，两岸都是丛林，这是片马最险峻的地势。谢部在小江东岸预先筑有阵地。此时，谢晋生即令谢绍晖支队的黄、李两大队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并将铁索桥彻底破坏。

进犯拖角之敌6日经干坤，于7日进到噬戛，8日进至小江对岸附近，即与我右翼黄大队激战半日；敌一部携带架桥器材，企图借机枪火力掩护抢修大桥。黄大队即派狙击组携带冲锋枪，潜伏在大树上，发现敌人二三十的目标，当即将其全部歼灭在桥边。嗣后，敌又改用三只橡皮筏子抢渡到我东岸，每只筏子各乘二三人，均被谢部击退。战至晚间，为避免重大损失，谢晋生率所有部队和区署行政人员等放弃片马，翻越高黎贡山，最后转移到怒江东岸。

此役，判断敌人伤亡在三四十人，我亦伤亡官兵二三十人。

密支那泽勒苦之敌，于10月1日向石灰卡、罗孔谢晋生纵队主力进犯的同时，另以一个大队^[44]由江心坡的归叨，北向萨格利蚌、石旦、格子土等地进袭曾冠雄支队。

鉴于恩梅开江各渡口已被罗孔之敌完全封锁，片马、江心坡的交通亦被截断，故谢晋生曾电令曾冠雄以保存实力为主，力求避免与敌作正规战，可利用丛林与敌进行游击战。但因该部已与后方交通断绝，粮弹无法补给，谢晋生又电令曾可向坡西移动，靠拢英国盟军，必要时可西渡迈立开江，与驻葡萄一带的英缅军联系。

在3月间，谢晋生曾派纵队参谋长黄燮堃到葡萄与英缅军指挥官布雷上校联络过一次。黄燮堃是广东台山人，马来亚华侨，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日本亚细亚飞行学校，英语说得很流利。当黄燮堃在葡萄与英缅军接洽时，布雷上校指责谢部进入片马、江心坡是侵占了英方领地，但经交涉，彼此仍交换了一本密电本和电台呼号、波长、时间等，表示愿意协同作战。在黄燮堃由葡萄回到片马以后，谢部与英缅军还时有电报往来，交换过一些情报。

此时，曾冠雄支队因在江心坡、石旦、格子土受到日军追袭，孤军无援，即率领其两个大队由腾南猛的西北渡口，渡过迈立开江到达葡萄附近，与英缅军指挥官布雷上校取得了联系。起初，曾冠雄来电向谢晋生报告，说葡萄英缅军对其颇为欢迎，并发了几天的给养。但一周以后，谢晋生即与曾支队的电台失去了联系。

到了10月底，谢晋生正准备派人前往葡萄了解情况时，忽见曾支队的副官徐得胜狼狈不堪地由葡萄逃回六库，向谢报告了如下情况：

我第一支队自江心坡被迫转移到葡萄以后，英缅军对我们官兵表面上表示很好，除送来一部分粮食之外，还问曾冠雄支队长需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困难。曾冠雄当即表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盟军，应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现在日军已经进占了片马、江心坡，可能渡江向葡萄继续进犯。我支队愿意担任迈立开江的江防；但我们所携带的弹药在对日军作战中已经用完，请贵军给我们补充部分弹药，以便担任江岸的防务。”这位英缅军军官一听我部弹药打完，不禁哈哈大笑，想了一下说，请将现有枪支人数，与需要弹药数目，造一表册送去，他可以考虑发给。岂料曾将表册送去后，几天还没有答复，正待派人催问时，忽接到英缅军通知，大意是让中队长以上官长于次日上午8时到指挥部开会，讨论补发弹药问题。曾冠雄万万没想到，当他第二天率领两个大队长和八个中队长准时到达指挥部以后，即被扣留，所带自卫武器亦被搜缴。与此同时，英缅军1000余人将我驻在营房内的部队全部包围，迫令缴械。这些英缅军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还瞧不起他们；但此时我部因部队长以上主官都离开了部队，群龙无首，更因子弹缺乏，已无取胜把握。部分官兵仍对英缅军抵抗很久，彼此都有伤亡，终因子弹全部打光才被缴械。曾冠雄等与我部官兵，第二天都用飞机由葡萄押到印度去了。我本人因缴械时不在营房内，故未当俘虏，以后在葡萄老百姓家藏了几天，才经浪速板厂山逃回来的……

谢晋生根据徐得胜的报告，曾据实转报第11集团军总部，控告英军背信弃义、破坏同盟合作之举。但不久，宋希濂亦接到蒋介石一个电报，其大意是：据史迪威转据驻印度英军某电称，中国在葡萄军队曾冠雄部纪律太坏，已予以缴械等情，特电知照。

闻此，谢晋生唯有目瞪口呆、扼腕长叹。

据其所述，后来，不但这两个大队的士兵七八百人未见送回，就是被扣留的曾冠雄等十几个部队长也均已失踪——直到抗战结束，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存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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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世征：《沦陷期间的腾冲》。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31页。

[2]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300页。

[3] 预2师第6团团长方诚曾记“其行政班较之我国政治指导室权力大，工作成绩亦较著”。方诚：《八年抗战小史》，第106页。

[4] 熊文定：《抗战时期的县长张问德》。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53页。

[5] 许秋芳主编：《极边第一城的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上）》，第129页。

[6] 据陈绍凯回忆，费云章于1950年自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毕业，派赴楚雄州武定县政府任文教科长。

[7] 陈绍凯：《腾冲抗日县政府的情况》。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348页。另据谢本书在《云南大学校报》撰文称，张问德当时邀请腾冲医生刘汝楫（又名铁舟）和中学教师江逢僧参与《答田岛书》的起草。《云南大学校报》2011年3月18日第1060期（总第1060期）。

[8] 许秋芳主编：《极边第一城的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上）》，第126页。

[9] 熊文定：《抗战时期的县长张问德》。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53页。

[10]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286页。

[11] 《省民政厅嘉奖腾冲县长张问德训令》。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四，第378页。

[12] 陈绍凯：《腾冲抗日县政府的情况》。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348页。

[13] 行政班并非日军正式编制，据《第五十六师团将校职员表》，田岛寿嗣的正式职务为第56步兵团司令部联络挂。

[14] 马兆铭、黄槐荣、罗佩瑶：《腾冲沦陷时期的汉奸罪行》。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228页。

[15] 蔡雯、李根志：《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第106-110页。

[16]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297页。

[17] 马兆铭、黄槐荣、罗佩瑶：《腾冲沦陷时期的汉奸罪行》。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229页。

[18] 据《兵旅の赋》（第318页），水上源藏少将于1943年5月16日接替坂口静夫少将就任第56步兵团长。

[19] 蔡雯、李根志：《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第32—36页。

[20] 一说于1942年11月24日成立。据尹家令《腾冲沦陷纪略》，载《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52页。

[21]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299页。

[22] 马兆铭、黄槐荣、罗佩瑶：《腾冲沦陷时期的汉奸罪行》。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228页。

[23] 李嘉祜：《腾冲敌情报告书》。据《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457页。

[24] 蔡雯、李根志：《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第33页。

[25] ［日］杉江勇：《福冈联队史》，第249页。网友nutcracker译文。另据亲历者回忆提及，田岛离开腾冲赴芒市约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据邓常贵《腾冲沦陷见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147页。

[26] 潘世征：《铁城顽寇就歼记》。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109页。

[27] 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收复腾冲》之二，2010年8月10日播出。

[28] 据载，预2师师长顾葆裕于1946年春调新疆，历任暂编58师、新编45师继而整编78师师长。1949年9月25日，整编第78师随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因此，笔者推测许姓连长带蔡兰惠1946年随顾葆裕赴新疆。

[29] 蔡雯、李根志：《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第106—110页。

[30] 田岛寿嗣故籍地为日本熊本县阿苏郡苏阳町（2005年改上益城郡山都町）。据［日］杉江勇：《福冈联队史》，第249页。

[31] 蔡雯、李根志：《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第107页。

[3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2页。

[33] 日军据情报部门无线电监听获悉我军情况。

[3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页。

[35] 黉学古代称学校，又称黉门、黉宇、黉序、黉宫；也是供奉孔子之所，又称文庙。生官庙又称三生庙，为道教庙宇，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三官神位。

[36] 梁河设治局局长封维德敌情报告电。据《德宏史志资料》第八集，第84页。

[37] 黄永源（口述），明正辉、黄槐荣（整理）：《战地见闻》。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07页。

[38] 黄槐荣（整理）：《腾冲的全民抗战》。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96页。

[39] 后来中国驻印军果于10月下旬发起胡康河谷作战。

[40]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2页。

[41] 梁河设治局局长封维德1943年10月3日、9日敌情报告电。据《德宏文史资料》第八集，第85页。

[4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3页。

[43]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314页。

[44] 据日军战史，应为驻密支那第5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池岛俊一大尉）北进。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页。

[45] 谢晋生：《回忆片马、江心坡的抗战岁月》。据《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总第137辑），第174—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