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附图3、附图33）
腾冲沦陷初期，张问德就任抗日县长主持县政，最初可以管辖的乡镇有17个，后减少为11个。自日军实施第三期“讨伐”后，仅剩下曲石江北岸腾北的小部分地区。即便如此，张问德仍积极推行民政及教育，所以民心始终向汉。据载，虽迭经战火，在游击区内的学校仍有中心小学8所，及国民学校56所。[1]
据张问德报告：自腾冲游击军兴以来，军政两方之团结，始终无间，故军民合作之表现，在军队方面之久经战役者，曾被誉为自淞沪“八一三”抗战以后所仅见。即便在沦陷区，民众对县政府之信赖依然如故。此在敌人视之，实为一种障碍。[2]
在此情况下，驻腾冲日军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大尉，为图控制民心、离间我军民合作，于9月11日由伪组织设法转送张问德一封书函，请求与其会晤。
所谓“行政班”，系日军对占领区实施军事统治的行政机构。日军以武力每占领一地，即由其行政班招降纳叛、网罗汉奸，筹建所谓“维持会”及伪政权，建立统治秩序。在滇西各地的日军行政班，均由设在腾冲的行政班本部指导。[3]
张问德的随从警卫熊文定，仍记得当日老县长收到来函的情景：
“视察灾区回界头不几天，预2师便衣队送来用棉纸封了几层的一封信。我送去拆阅后，张县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将信递给秘书费云章说：‘田岛请我到城郊与他会谈。’”[4]
令张问德哈哈大笑的这封“奇文”，全录如下：
崇仁县长勋鉴 久钦教范，觌晤无缘，引领西北，倍增神驰。启者：
岛此次捧檄来腾，职司行政，深羡此地之民殷物阜，气象雍和，虽经事变，而士循民良、风俗醇厚之美德，依然具在，诚西南之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也。惟以军事未靖，流亡未辑，交通梗阻，生活高昂，彼此若不谋进展方法，坐视不为之，所固恐将来此间之不利，其在贵境亦未见为幸福。徒重困双方人民，饥寒冻馁坐以待毙而已，有何益哉？职是之故，岛甚愿与台端择地相晤，作一度长日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生之困难问题，台端其有意乎？如不我遐弃，而表示同情，则岛兹先拟出会晤办法数事，征求台端同意解决。一、会晤地点定在小西乡董官村之董氏宗祠；二、谈话范围绝不许有一语涉及双方之军事问题；三、为保证第二项之确实起见，双方可用监事员一人在场监视谈话。右列三事，如台端具有同情予以同意时，请先期示复。会集日期，可由台端决定示知，以便岛先时候驾。至台端到达此本境以后，生命名誉之安全，由岛负完全责任。最妥请不带兵卫，不携武器为好；如万一必须带武装兵士侍卫时，亦无有不可，则兵数若干？枪械子弹若干？请予先示知，以免发生误会。总之，兹事双方系诚恳信义为前提，请不须少有疑虑。岛生平为人，百无一长，惟不欺不诈推诚接物八字，则常用以自励。凡事只要出岛之中心乐从而诸口者，虽刀锯在后，鼎镬在前，亦不敢有一字之改移。苍苍在上，言出至诚，台端其有意乎？临颖神驰，不胜依依，伫盼回玉。
大日本腾越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上
昭和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具[5]
秘书费云章接过田岛来函看罢，也笑了。一年来已习惯于与敌刀兵相见，读书人出身的张问德、费云章早已是一副铁血情怀，还真不习惯田岛诌出来的这套新鲜玩意儿。
费云章原为预2师政治部上校衔课长，才华出众，办事缜密。1943年5、6月间，由预2师参谋长彭劢介绍给张问德当县府秘书。因倾慕老县长精神风骨，从此追随其出生入死、共同进退。腾冲收复后，张问德功成卸任，费云章也去了昆明，未再回军界。[6]此为后话。(www.xing528.com)
据载，收到田岛此函后，张问德与费云章经长时间研究，认为田岛此举“一方面藉以离间军政两方之团结，一方面藉以动摇人民对县政府之信赖，更一方面藉以示善意于人民，以收揽人心”。其作为固然可笑，却不能一笑置之，应该以其之道还治其身，予以有力回应。于是，便由费云章草拟回函，张问德斟酌润色，并经驻军方面同意，以原渠道回复田岛。[7]
这封回函，即为后来名闻天下的《答田岛书》，谨录原文如下：
田岛阁下：来函以腾冲人民痛苦为言，欲借会晤长谈而谋解除。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犹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则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余将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诚如阁下来书所言，腾冲士循民良，风俗醇厚，实西南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然自事态演变以来，腾冲人民死于枪刺之下、曝尸露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幢，骡马遗失达五千匹，谷物损失达百万石，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遂使人民父失其子，妻失其夫，居则无以蔽风雨，行则无以图谋生活，啼饥号寒，坐以待毙；甚至为阁下及其同僚之所奴役，横被鞭笞；或已送往密支那，行将充当炮灰。而尤使余不忍言者，则为妇女遭受污辱之一事。凡此均属腾冲人民之痛苦。余愿坦直向阁下说明：此种痛苦均系阁下及其同僚所赐予，此种赐予均属罪行。由于人民之尊严生命，余仅能对此种罪行予以谴责，而于遭受痛苦之人民予以衷心之同情。
阁下既欲解除腾冲人民之痛苦，余虽不知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何如，然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则余所能供献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东京，使腾冲人民永离枪刺胁迫之痛苦，而自漂泊之地返回故乡，于断井残垣之上重建其乐园。则于他日我中国也不复遭受侵凌时，此事变已获有公道之结束时，且与日本已恢复正常国交关系时，余愿飞往东京，一如阁下所要求于今日者，余不谈任何军事问题，亦不带携有武器之兵卫，以与阁下及其同僚相会晤，以志谢腾冲人民痛苦之解除；且必将前往靖国神社，以为在腾冲战死之近万日本官兵祈求冥福，并愿在上者苍苍赦其罪行。苟腾冲依然为阁下及其同僚所盘踞，所有罪行依然继续发生，余仅能竭其精力以尽其责任，他日阁下对腾冲将不复有循良醇厚之感。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故余拒绝阁下所要求之择地会晤以作长谈，而将从事于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了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自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求阁下作缜密之长思。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8]
据熊文定回忆，回函定稿后，张问德先让县府收发员杨春禄誊出一份转田岛，同时又分别抄呈保山专署、云贵监察使署、第11集团军总部、云南省政府、昆明行营等上级部门。不久，就被昆明各报、滇西日报先后全文刊登。这封富有民族气节、义正词严的回函，一时间在大后方口口相传，收入中小学课本者有之，誊抄传播者尤多，几有洛阳纸贵之效。[9]
张问德在致保山专署的报告中，曾解释如此应对之深意为：藉此可“分令无论何地方性质，属于安全区、半安全区或沦陷区之乡镇保甲长及人民一体知照，以揭破敌人所预期心理战争上之效果”。[10]后来，云南省民政厅以训令嘉奖张问德，云：“该县长对敌周旋不失身份，复函义正词严，揭破敌人奸诈伎俩，甚堪嘉尚。”[11]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对这位腾冲同乡兼同龄人更是钦佩有加。[12]
抗战八年期间，日军特务机关、行政班、宣抚班之类机构，以邀请“和谈”或劝降信方式诱骗我抗日将领和地方领导人恐怕不在少数，但似乎只有这件事成了一个“新闻事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何也？笔者以为，应是张问德的应对契合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他在“文战”之战场上以“中国方式”完胜了一仗。几百年来，中国崇文传统浓郁而尚武之风淡薄，唐诗宋词可传诵千古，暗淡和远去的总是刀光剑影、鼓角峥嵘。在强敌日本压倒性的武力逼迫下，抗战之所以能坚持下来，精神上不垮恐怕较战场上不败更为要紧。“武战”弃城失地，原本就在预料之中，最高统帅“应战而不求战”之类的讲话，亦屡屡帮助民众“心理脱敏”，尚不那么可怕；“文战”丧魂失魄，则是大为可虑之事。仗可以打输，怎么能连最擅长的“讲理”也讲不过人了呢？日本人偶尔会拿捏中国人此种心理，操作起笨拙的“文战”，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之“艳电”与张问德之《答田岛书》，大概构成了其“战果”之两极。
历史选择了田岛，则是个“小概率”事件。应该说，此竖子因此而“成名”，虽基于其担负的职责，但更与其个人性格有关。田岛原为日军113联队机枪中队长，后改任龙陵行政班长，因“政绩”不错而晋升为滇西日军行政班本部长。[13]此人极其自信而特立独行，有别样的处事手段和面孔，常以懂政治、有韬略的“中国通”自居，看不起一般蛮横愚蠢的日本军人。在从众心理极强的日本人中，是个“各色”角色。其领导的行政班与宪兵队之间，时因处事方式和风格不同而生摩擦，他着眼于“心理征服”而达成“长治久安”，常施以柔性政策，较之阴狠暴戾的宪兵队，更容易赢得沦陷区民众的好感。
在某种意义上，田岛与张问德工作性质相同，都是在争取民心，构成了真正的对手关系。然而，37岁的田岛却在62岁的张问德面前屡遭自信心的挫败。张问德号召和率领全县民众参加抗日，与军队艰苦备尝、步调一致，战时军地团结无间，军民合作之表现更为良好，这不能不引起田岛之嫉视。写这封信的动机，固然是模仿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模式说服张问德，但应该说还混杂着一种仰慕和嫉妒的心理。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田岛会说蹩脚的中国话，但也没能力亲自执笔致函张问德，据载此函系由腾冲伪政府秘书伍融金捉刀。[14]他没有料到这次让三流汉奸文人“转文”，竟给对手提供了彻底摧垮其自信的机会。《答田岛书》一经成篇即载入青史，张问德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田岛这个无名之辈却落得个沐猴而冠、不自量力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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