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师接替预2师游击（暨反第三期“讨伐”）

（参阅附图34、附图35）

1943年5月上旬的一天，正集中在腾北桥头街受训的预2师新兵教导队，忽然奉命全部撤离，开往江东云龙县漕涧的后方大本营。第4团第2营第4连抬着连里的伤病员，上了空气稀薄、异常寒冷的高黎贡山。途中，入伍不到半年的腾冲籍新兵张正乡病情严重，抬他的几个兵累得叫苦不迭，加之与张平日没什么交情，也攀不上同乡，遂找到中队长（新训队中队长，由该连军官担任）胡凤轻抱怨：“大家走不动了，不愿意抬张正乡，怎么处理？”这位胡中队长居然不假思索地说：“连滑竿抛下崖子！”

连里另一位腾冲籍新兵周有富闻听，心里很难过，急忙跟中队长胡凤轻说：“他们不抬，我们抬！”遂邀约了郑在达、戴有华、濮金伦等8个腾冲籍老乡，每天轮着抬，三天后终于把张正乡抬到了漕涧。^[1]

鉴于预2师已在腾冲敌后游击作战一年，屡经战斗，伤亡较大，第11集团军决定令该师全部撤至江东在永平整训，而以第36师进入腾冲接替游击任务。

5月8日，第36师奉令接替预2师防务，先头部队一部已进入县境。日军获悉情报后，趁我两师交接防务之际，结集腾冲本地兵力约两个大队向我进击，实施了所谓第三期“讨伐”作战。

据日军战史：

5月上旬以后，与预备第2师换防的第36师逐次进入腾越东北地区。腾越警备队自5月11日至20日期间，讨伐了该地区，之后继续扫荡了大盈江河谷……^[2]

在“二一四”战事之后，我军与县府忙于抚辑流亡及安定秩序，而敌则忙于阵地工事构筑，故自3月至5月初均无战斗。日军突然发动此次“讨伐”，可能仅从我两师接防这一战机考虑，意在给予“下马威”式的打击，准备时间不长，动用兵力不多，实际上最终效绩也不理想，故而在战史记录中笔墨寥寥。

据载：5月13日，敌分两路突破固东、江苴。其时，县政府在界头三元宫。日军进展极速，午后，我瓦甸、新大街均已失陷，固东之敌已抵桥头对岸。^[3]

因情势紧急，县政府即行转移。撤退到马面关时，敌已到水井坡，枪炮弹不断飞越头顶，县府的公文、行李驮子即被截断。到朝阳地时，在堑壕内指挥的36师副师长朱振华让张县长及随行人员进入战壕隐蔽，避免被敌人流弹所伤。待战事稍停，县府即继续东撤，在北斋公房露宿一夜，次日过怒江到蛮巴住下。^[4]

14日，马面关战斗再起。初来乍到的36师因地形不熟，15日阵地被敌突破。此时，36师战斗力尚强，当即施行反包围战斗，至黄昏，外线各部推进至向阳桥、灰窑桥、固东各处，日军即行撤退。此次日军撤退极为仓促，甚至对遗弃在战场的尸体，也未来得及掩埋。^[5]

得到捷报后，县政府又西渡怒江，于21日回到三元宫，并于月底迁至桥头。6月9日，向南回到界头办公。^[6]

因此战持续时间较短，留下亲历者回忆较少。时为第11集团军总部准尉机务员的邓常贵，曾有寥寥数笔记述：

1943年3月，我在第11集团军电台第2班当准尉机务员，不久奉调跟随36师到腾冲沦陷区工作。36师到达后，把预2师换下来，到永平休整。

我奉命调配第三路游击队。当时游击总指挥是36师副师长朱振华兼任，指挥部在古永，配有一个营的正规部队。日寇趁我换防时大举进攻，我们在行进中，就已听到紧密的枪炮声，经过在马面关的决战，才把敌人击退。敌人伤亡惨重。

36师师部驻在界头，打游击的县政府也设在这儿，没有受到战火的时间比较长，得以安然整训布防，成为一个巩固的反攻根据地。我师的兵力，陆续推进到瓦甸和固东，这两地的市面被敌人焚毁，已成了瓦砾场。^[7]

大概邓常贵因初到战地，不了解此前预2师的战斗，文中称“没有受到战火的时间比较长”。但他提到了36师进入腾冲后游击组织的新变化，即在正规部队3个团之外，改组以36师副师长朱振华担任总指挥的“腾龙边区自卫军”，以少量正规部队（营），与地方游击武装配合，执行经常性游击任务。

刚刚进入腾冲作战的36师，在此次初战中似乎表现不俗，居然在反击中令日军“遗置战地之尸体，亦未及掩埋”，若对日军“非特殊情况下绝不弃尸”的战场伦理有所了解，应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腾冲荷花池士绅尹家令所记日记，也印证了这一情况：“四月（为阴历，阳历为5—6月）内，闻36师大举反攻，连战皆克，敌军死者，不计其数。……有二三日，抬来城中敌军死尸、伤兵，一日有二百余抬。尸则焚化装以罐，或装小匣；医院则伤兵充斥，寻邻近房屋安置。此时36师之名大振，敌人胆怯，败退入城，死守不出，全腾欢庆之声，到处皆闻。”^[8]另据张问德的随员熊文定记述：由于36师奋勇顽强与敌激战，杀伤大量敌军。县府返回三元宫后，群众互传捷报，说这次战役战绩辉煌，某日在铁匠房击毙敌军“金钢司令”，当时民间流传说：“任你铜打铁铸金钢，来到铁匠房，请你见阎王。”^[9]

在腾冲民间传说乃至军方史料中，记述我军击毙所谓“金钢司令”者甚多，这些记述均属不确。所谓日军司令“金钢”，应为第146联队长今冈宗四郎之误，此人并未被击毙，到次年我军大反攻时仍率部与我作战。

此外，当地传说驻守腾北的日军为“148联队与146联队各一部”组成之所谓“黑风部队”，也并未见诸日军第56师团正式代号。但在第11集团军作战日记中，根据各军地单位呈报的情况，确实曾提及该称号部队，且作推测：“守瓦甸街敌黑风大队内，华人占三分之二，闻多系我远征军被俘之官兵及华北同胞。”这证明“黑风部队”之说是战时就有的传闻，而非多年后由后人所臆造。但笔者的判断是，这极可能是日军以正规部队编组的便衣队。在日军第113联队第1大队第1中队战史中，记述1943年6月下旬其第1中队和第7中队^[10]均编成便衣队，以一半兵力着“现地住民服装”，对我实施“扫荡”作战，并刊出了其便衣队照片。由于便衣队来自不同的中队，在分散行动时还经常因联络失误而发生交火。^[11]

当然，滇西日军中确实有不少缅、印、泰、华人，日军公刊战史中对此回避，但在下级官兵回忆中多有提及，并称之为“兵补”。对这些兵补，在进行培训后补入部队担负杂务，以炮兵、辎重部队人数居多。李嘉祜在《腾冲敌情报告书》中曾记述：“敌军中颇多我国人民，各省皆有，俱说日语，敌国军官同伴不在时，方敢说中国语。对民间表示一切，亦有良心发现，不忘祖国之言论，惟因时机未到，不敢反正云。闻此辈来历，约有两种：一种是由各沦陷区征调而来，其兵役法系十家保一名兵，倘此一名兵征调出来，有外逃及反正情事，担保之十家，必受其累，父兄妻子亦必遭毒。故此种兵，虽有良心，一时不敢反正也。又一种则系俘虏而来，其中亦有利令智昏甘心附敌者；亦有相机进退，不忘国家者。形形色色，民间多所听见。”^[12]这些被胁迫的“隐身”兵员到底规模、功能、绩效如何，已成谜团。

各种传说中“金钢司令”毙命的时间集中在36师开进腾冲的1943年5至7月间，并可找到蛛丝马迹的史料佐证。如，潞西设治局局长常绍群呈报抗日活动日报：“6月14日遮放讯，敌驻畹町守备司令今冈大佐此次在腾冲阵亡，日前敌在畹町举行盛大追悼会，仪式甚为隆重；6月26日猛板讯，敌酋今冈司令于上月腾冲之役阵亡，敌决为今冈复仇，将大举出动扫荡。”^[13]这些来自民间的情报，极可能包含着某种“愿望”的情绪色彩，并不能证实今冈宗四郎毙命，但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刚刚接防的36师在初次战斗中的表现。^[14]

在日军方面，此期间部队的常规教育均转为各种临战演习，甚至还有一些诡异的适应性训练，比如“食草演习”。据113联队第1大队第1中队第4小队二木留治伍长记述：6月中旬，镇安街守备队主力和拉孟守备队一部在怒江坝土司署新城附近实施了此演习，一周时间内不吃谷物、肉类，以各种野草野菜为食，只能加点盐；同时进行强行军，在附近进行“讨伐”作战，以测试士兵的体力和耐力。结束演习回到驻地后，全员体重平均减轻了5至8公斤。对此，二木留治在战后回忆时写道：“这一周的‘吃草’演习对今后的作战是多么有用，是一种宝贵的体验。现在想来，当时的上层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战败的迹象了呢？”^[15]

由零星的记录中可以感到，此后腾冲境内的游击活动仍活跃如初。

据腾冲荷花池士绅尹家令战时日记：

“六月初五、六日（阳历7月6日、7日），驻扎古永之36师副师长朱振华与孙营长，以国军一营，与日军千余大战于古永乡内。经一昼夜，国军援兵至，敌军败走牛槛河、猴桥。是战也，敌军暗由小径向东、南、北三面，爬山越岭而至，突然猛扑，国军不知也。幸国军久经战阵，策应有方，不为动摇。”^[16]

台湾陆军中校、36师排长程先华回忆：

6月中旬，我连奉令先行渡江至大坝（怒江坝）监视和牵制敌人行动，掩护全师渡江（约在8月份），至固东、瓦甸、古永等敌后游击。7月中旬，本排奉连长陆光武命令至竹青街伏击，歼敌20余人，获步枪2支，钢盔4个……^[17]

梁河设治局局长封维德报告电：

8月11日，我游击队袭击勐连香柏咀坡。战斗中，我击毙酋长1人、敌军4人，伤2人，击毙战马5匹，夺获战马1匹，缴获文件甚多。事后敌军发怒，将附近香柏咀坡、大明村全部焚毁，并将甲长杀死，以泄其愤。18日，犯古永之敌返城。闻据该地民众谈：退时敌由古永抬回死尸94具，内有一装棺者系敌之仓库长。20日夜，驻来凤山阵地之敌8名，被我英勇便衣队黑夜攀入，将该敌全部刺毙，人民闻之莫不拍手称快^[18]——另一较详的记述为，此次行动系71军特种谍报队员、民间艺人张辅廷配合第36师便衣队所为。^[19]

前面所述配属36师的电台机务员邓常贵，在撰述中披露了此时游击武装的战斗和内部关系状况，亦有助于读者了解其面貌。其所提及的“第三路游击队”，为腾南沦陷后重新改组的游击武装，驻扎盏西勐戛河谷。据其撰述：(www.xing528.com)

第三路游击队上校衔司令黄福臣是湖南人，听说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年纪60多岁，有风瘫病，行动不便，骑马都要有两个人搀扶。还有一位上校衔的杨副司令，四川人，年纪40多岁，军校12期毕业。此人风度潇洒，平易近人，爱穿士兵服装，常到我们电台谈天，跟我们很亲密。当年6月，他与黄司令冲突，被赶走，由赵宝忠继任；^[20]其弟杨伯清，也被打死。杨伯清是军校18期毕业生，年纪约20多岁，当时任游击队上尉参谋。

我方三个游击大队，共约五六百人，活动地区是盏西、支那坝和神护关一带，经常与敌周旋。敌人主要据点在莲山的太平街和芒允街一带，人数约七八百，加上伪军一二百，总共约千余人。游击队一路就在莲山境内活动，二路在昔马一带活动。我们这些人都是老兵，很有战斗经验。一路和二路，人数比三路的多，武器也比较好，战斗力强，是游击队的主力。敌人随时都想消灭我们，始终不得逞。

我们的司令部驻在神护关西北长形坝子的杨家寨和王家寨里。这两个寨子是汉族，有百余户人家，少数赴缅甸经商，多数在家种田打猎。寨子下面是一条小河，周围是山。山上居民傈僳族约占四分之三，其余是汉人。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当地傈僳人打猎用弩箭，箭头有毒，不论射中何处，立即死亡，民间称“见血封喉”。汉人住的两个寨子，是游击队的基础。敌人一来，就猛烈攻击，打得全寨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妇女老弱不敢在家，只有青壮年男子一百多人常在家。他们每人有一支英造十响枪或七九步枪。由于他们痛恨日寇，同我们关系很好，行动又敏捷，对敌作战很勇敢，敌伪被杀伤的不少。

不久（8月），有一股四五百日寇从密支那进入我国境，要到腾冲。经过我驻地，因寡不敌众，我们向四山疏散。这时黄司令患病，由司令部少校参谋负责指挥，派五六名警卫保护黄司令到东面较远山上老百姓的草房里养病。有奸人把日寇带到草房，警卫逃跑，（8月7日）黄司令被杀害。^[21]

后来我军奉总指挥部命令，调往腊幸街附近休整。游击队奉命合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是朱百虎。我们电台奉调到36师防地桥头街附近休息待命。

新编的游击大队整训完毕后到盏西游击区继续作战。我台驻在小村里。上面还派来一位上尉参谋何忠和，湖南人，军校18期毕业。我台中尉台长郑琪，河南人。另有两位中尉报务员和一位少尉报务员彭希贤，彭系腾冲人，是由国立大理师范考入我台的。后来参谋、台长和两位中尉报务员都东渡怒江回大理汇报情况，电台还有13个兵，由我和彭希贤负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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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有富（口述），郑在全（整理）：《战友情深——抗日老兵周有富两次救战友经过》。据《溅血岁月》，第302页。

[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上）》，第167页。

[3]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313页；尹明德：《滇西军民抗战概况》。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55页。

[4] 熊文定：《腾冲军民抗战片断》。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76页。

[5]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313页；尹明德：《滇西军民抗战概况》。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55页。

[6] 潘世征：《沦陷期间的腾冲》。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32页。

[7] 邓常贵：《腾冲沦陷见闻》。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147页。

[8] 尹家令：《腾冲沦陷纪略》。据《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54页。

[9] 熊文定：《腾冲军民抗战片断》。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76页。原文记击毙“金钢司令”时间为7月24日，显见不确。

[10] 据《第五十六师团将校职员表》，第1中队长为末松诚一中尉，第7中队长为田健次大尉。

[11] 《ビルマに云南埋もれた战史——镇安街守备队》，第136页。石江辉译文。

[12] 李嘉祜：《腾冲敌情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389页。

[13] 潞西设治局局长常绍群呈报抗日活动日报。据《德宏文史资料》第八集，第53页。

[14] 实际上，此期间日军方面确实发生了一件大人物毙命的事件，却不为我方情报所掌握：6月28日，在赴缅甸参加第15军拟定的英帕尔作战兵棋推演后返回途中，第56师团参谋长黑川邦辅大佐与作战参谋袴田金作中佐一起乘坐“东亚号”运输机，在缅甸勃固东北30公里的山区坠机身亡。同机坠毙的还有18师团参谋长横山明大佐、作战参谋大井四郎中佐及第15军作战参谋间濑惇二少佐。此后，由川道富士雄大佐接任第56师团参谋长。

[15] 《ビルマに云南埋もれた战史——镇安街守备队》，第136页。石江辉译文。

[16] 尹家令：《腾冲沦陷纪略》。据《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54页。

[17] 《戎马关山话当年——陆军第五十四军史略》，第425页。

[18] 梁河设治局局长封维德1943年8月29日报告电。据《德宏文史资料》第八集，第84页。

[19] 王齐贤：《爱国壮士“草上飞”》。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211页。

[20] 南甸沦陷、梁河设治局署被日军焚烧后，赵宝忠大队疏散至干崖新城，因刀保固欲缴其械，又转投到莲山，最初被黄福臣封为特务大队长。据保山专员李国清保秘字第1016号代电，《德宏史志资料》第八集，第28页。

[21] 据《第20集团军腾冲抗日阵亡官佐名录》，黄福臣死后被追晋少将。

[22] 邓常贵：《腾冲沦陷见闻》。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