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拙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后，笔者即萌生了一个念头，要为滇西抗战写三部曲：在松山之后，将是腾冲和龙陵。
这三个地方，是1944年滇西反攻战场上日军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也是远征军欲围歼日军的三大战场。它们之间的关系，一位在龙陵战场活下来的日军主计军官（后勤会计专业人员），曾在其战记中将其形象地绘图描述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是“龙身”。“龙身”龙陵以西，沿滇缅公路还延伸到芒市、遮放、畹町，直至缅甸境内。[1]
借这位日军主计军官的比喻，远征军滇西反攻最后的战果，就是斩断了两个“龙头”，砸烂了一段“龙身”；最后，日军拖着血肉模糊的“龙尾”退缩到缅甸去了。战时，一直令日军讳莫如深的是，“龙陵”的含义为龙的坟墓，代号“龙兵团”的日军第56师团葬身于此，仿佛是命中注定。
在本书中，要叙述的是远征军斩断第二个“龙头”的战事。
但在叙述1944年5月开始的反攻战事之前，应该花点笔墨回溯一下始自1942年5月的滇西两年沦陷期，以便获得一个完整的印象。
话说，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失利，在败退途中于5日炸断惠通桥，赶来增援的第71军第36师与美国“飞虎队”空地协同，在怒江畔成功阻击了日军第56师团前锋坂口支队，使其无法继续东进。
这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作了一个错误判断，认为沿滇缅公路追击的日军不过是临时编成的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必不能持久。因此，于5月13日下令第11集团军反攻腾冲、龙陵，想把滇西失地夺回来。第11集团军于22日渡江后打了5天，遭到日军猛烈反击，毫无进展。
5月27日，第71军第36师第107团第1营在攻击松山5200高地战斗中，击毙日军官一名，从其图囊中缴获作战计划及地图一张，[2]方才知悉第56师团全部进入滇西，分设腾冲、拉孟（即松山）、龙陵、芒市、平戛、畹町6个守备区，师团司令部驻芒市，判断总兵力约为1.5万至2万人。
文件迅速上报，蒋介石遂于31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东岸，留少量兵力在西岸打游击。这样，滇缅路上的战争，演变为隔怒江对峙的局面。[3]
后来，这段战事被称为中国军队反攻的“试探战”，试探的结果是——虽然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立足未稳，但仍是个难啃的硬果子，还是暂时隐忍待变。
日本公刊战史对于这一段的记述，则显得有点轻描淡写：
进入缅甸的重庆远征军第一路军主力，在第15军进行的进攻缅甸作战中，蒙受很大损失后，向怒江以东云南省败退。
但是，蒋介石深恐日军乘势继续向怒江以东云南省进击，于缅甸作战末期（1942年5月末）>命令以第71军主力（第88、第36及预2师）向我第56师团方面反击，猛攻平戛、龙陵地区。
当时，第56师团主力正在伊洛瓦底江[4]上游进行扫荡战，遂立即命其主力向龙陵方面转折，6月上旬将敌击退于怒江东岸。[5]
对于日军来说，这似乎不算一次硬仗。尽管有记载，在此战中日军至少损失了一位校官：5月24日，配属坂口支队作战的野战重炮第18联队长田村中佐，被击毙于松山东北部滇缅公路转弯处的西分哨阵地。他是被远征军的机枪在身上打了一串窟窿，当即毙命。[6]作为日军任命的首任拉孟守备队队长，刚刚就任数日即遭此厄运，“拉孟”这个地名对日军从开始就带着几分不祥色彩。
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1942年5月10日，292名日军兵不血刃即大摇大摆地占领了腾冲。这支日军从哪里来的？是从松山转过来的。
当时，日军坂口支队是以汽车输送的摩托化部队，自然首先要依托滇缅公路追击到怒江。据日军战史，坂口支队以步兵第146联队（联队长山本恭平大佐[7]）第2大队（大队长金氏坚少佐）、第3大队（大队长松本治中佐）为主力，配属炮兵一部。在自畹町进入滇西境内追击途中，坂口静夫少将令第3大队做前锋。当我军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少校）炸毁惠通桥，阻击部队第36师到达怒江东岸后，以橡皮艇渡越怒江与我军争夺江东孩婆山、大坪子等山头的，正是第146联队这两个大队。
随后，日军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也赶到松山，但这时日军已经对渡江继续东犯感到无望。于是，坂口让第113联队接替松山守备，令第146联队转向腾冲实施占领。于是，日军折返龙陵，沿腾（冲）龙（陵）公路北进腾冲。
据一位亲历者记述：1942年5月10日午后2时，腾冲城东南倪家铺金家牌坊外传来两三声枪响，接着东南、西南城墙角上护路营预设的哨兵也鸣枪报警。原来是经勐连入侵的日军先头部队穿过倪家铺，迫近城郊。据目击者“永利”富春店的老者李任卿说，“鬼子到万华馆时还是有警戒的，一起一伏，慢慢前进”；[8]听到报警的枪声，以为有伏兵，即散开向公路两侧射击。看到我方没有回击，即向开枪的路边的一孔破砖窑内搜索。而我方哨兵在报警后，即从罗邑坪方向撤走了。敌人没有发现伏兵，即起身大摇大摆向县城挺进。敌军入城后，攀上原为警察局驻地的南城楼，将太阳旗插在楼顶上，部队分别驻在西门外英国领事馆和城内各机关内。[9]
此次侵腾日军兵力有多少，是一个有争议的细节。据张问德的记述，“当时来攻之敌仅292人，携有武器除步枪及轻机枪外，亦仅有重机枪两挺”。[10]然据日军战史记载，这次派来占领腾冲的是146联队第2大队，而日军一个步兵大队兵力为千余人。[11]因此，这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中大概有一种“悲情叙事”的色彩。
腾冲人有理由以怨愤的态度来控诉让家园轻易沦陷的责任者，因为时任腾龙边区[12]行政监督、龙云之子龙绳武和腾冲县长邱天培未组织任何抵抗，丢下他们径自翻越高黎贡山渡过怒江跑掉了。当时，驻防腾冲的地方武装有滇黔绥靖公署步兵第6旅（即所谓“熄烽”部队）第2团第3营[13]、滇黔绥靖公署特务大队第2营（营长张子英）、腾龙边区行政监督公署指挥的护路营（营长李崇善），加上县府之自卫队，[14]总兵力也在千人以上。要是下决心抵抗，派一部到腾冲、龙陵交界的龙川江布防，炸毁腾龙桥切断腾龙公路，并动员民众协防，只要能阻敌一周，国军预备第2师也就赶到增援了。
“云南王”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保安部队竟以“熄烽”命名，这实在是令人想不通的倒霉名称。军队守土有责，即便不能打，何以连预警的“烽烟”都要“熄”掉？不独如此，龙绳武率部逃离腾冲前，预先将多年搜刮的几十匹马驮负的翡翠、珠宝、象牙、烟土等财物，让特务大队护送过怒江转往昆明。为了转运这些财物，龙绳武在几天前就派人在腾冲城区及各路口拉夫封马，只要是马驮、人挑的东西，都一律送到城内武皇殿交卸，留下骡马，青壮年即发给军装，拨归特务大队强迫当兵。一时间百姓不敢拉骡马上街，青壮年不敢进城，腾冲商家各商号的花纱、布匹、土产、百货物资堆积如山，无法转移，最终弃如敝屣。而龙绳武运走的个人财物，仅鸦片一项就装了70多驮。担负押运任务的特务大队一去，即黄鹤不返。
6日，龙绳武托辞“因公”将赴昆明，邀地方人士谈话，才微露局势紧张，并私下里向腾冲士绅、商会会长徐友藩表示：“如敌军入境，只好投降当顺民。”[15]7日，龙绳武启程，由护路营一个连护送，自腾冲至保山官道翻越高黎贡山，由惠仁桥（即惠人桥）渡过怒江。因害怕日军追上来，龙绳武又下令拆毁桥梁——此举为后来种下了很大的祸根，至少让渡江进击腾冲的预2师晚到了三天。该炸的腾龙桥没炸，不该拆的惠仁桥拆了，错误的选择总是导致“祸不单行”。
龙绳武从腾冲出逃之际，他的表弟龙奎垣也正在江东的保山城打劫、焚烧。此时日军还没有追到怒江，仅以飞机于5月4日、5日轰炸了保山城，炸死3400多人[16]，炸毁房屋约2000间，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龙奎垣的官称是滇黔绥靖公署步兵第6旅旅长，职责是守备保山，兼任滇缅公路畹町至漾濞段警备指挥。民国军阀中，有“锡山无子，作霖有儿”的说法。其实，阎锡山的儿子固然没什么出息，东北军的“少帅”也是个败家玩意，但要比起龙云的这几个子侄，好像还要差点儿火候，至少他们还没堕落到打家劫舍，而且糟践的是自家的土地和子民。
在日军飞机轰炸之后，龙奎垣在保山城放起了大火，动机是为了掩盖其打劫银行、店铺的行径。他认为保山肯定守不住，一旦保山沦陷，一切责任都可以推到日本人身上，对外则宣称是贯彻中央“焦土抗战”的战略。但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日军地面部队却没能打过来，被宋希濂的部队挡在了怒江惠通桥。这情形无疑就是1938年“长沙大火”[17]的翻版。当时社会公众纷纷诘难：长沙大火至少还杀了三个替罪羊，保山大火怎么无人“问责”？
确实很难问责。[18]因为当时滇西是军阀龙云的地盘，若不是日军从缅甸抄后路，龙云同意中央军入滇，中央势力还很难找个恰当的借口插进来。这时候，龙云已被中央委任为军委会昆明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虽然兵权还是掌握自己的滇系部队，但开进的中央军却是在云南地盘上讨生活，至少几十万大军的粮秣，主要是靠当地来解决的。
当然，出身云南讲武堂的龙云本人，也并非昏聩之人，出于保护家园的立场，抗战态度还是坚决的。据资料，龙奎垣闯下大祸后，在舆论压力下一时内心恐慌，在跟舅父[19]打电话汇报保山防务时大吹牛皮，云：职部已在太保山上构筑了坚强阵地，日军胆敢来犯，管叫他有来无回！龙云当时在电话中骂了粗口：“妈屁，饭桶！”[20]
被腾冲人责骂的另一位是县长邱天培。
7日，他以迎送上司的官场旧习将龙绳武送至三十里外的芹菜塘后，下午返城于晚7时在商会召集临时会议，宣布邻县龙陵已失陷，时局紧张，县府拟与各机关一起撤退。到会地方士绅谓，县长有守土之责，应与县城共存亡；并建议召集护路营、县自卫队和各乡镇壮丁，由营长李崇善统一指挥，派兵到龙川江一线布防，拆毁腾龙、龙安两桥，据险阻击日军，再设递步哨以通情报。
虽然会议上勉强如此表决了，并派人分担执行各项任务，但邱天培本人却于8日凌晨3时携带眷属悄悄出城，由警察局长周维怀率政警队和自卫队护送，逃往腾北的曲石乡。护路营营长李崇善见此，只好在城内留下一个排维持秩序，在城外倪家铺、老草坡及城墙东南、西南两角上设了四处预警哨，自己也带着主力出城，撤到了城西后山一带观察形势。[21]
8日，从缅甸溃败入境的新28师师长刘伯龙进入腾冲境内蒲川乡桥头街，部队打散了，身边仅剩下二十来个官兵。刘伯龙派人先行抵城与腾冲商会接洽，送给龙绳武一份公函，要求其支援军需粮秣，并组织人力交他率领以保卫腾冲。虽然此时龙绳武已离开腾冲整整一天了，但欣喜莫名的腾冲商会士绅，将来函抄写若干份张贴于通衢要道口以安抚民心，并央求县政府职员李嘉祜持函去追邱县长。
9日晨，刘伯龙率随员进城，以远征军新28师名义贴出布告，要求腾冲民众把部队交给自己带领，到龙川江布防抵抗。但因梁河“熄烽”部队第3营已绕道腾冲西北撤往保山，护路营也已避入腾北山区，再无正规武装力量，一干人商议毫无办法。刘伯龙见人心涣散，防守无望，就带着随从离城，经腾北过怒江去了永平。
邱天培接到刘伯龙的公函后以为形势好转，当晚10时，从腾北曲石折回城内，向地方人士解释说：“因消息错误，故仓促离城。”此时，忽然传来日军已经到达距城五十里的勐连镇的消息，邱天培丢下一句：“我回县府与护路营、自卫队商量办法。”又连夜北逃，把部分自卫队员安置在界头，嘱咐乡长吉济美供给粮食，而后带着资财眷属及随从人员，自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经栗柴坝渡过了怒江。见此，枯坐城内的官绅们相对欷歔，一筹莫展，各自散去。[22]
笔者在查阅当地史料中看到一则记述：“日军进城之日（5月10日），适有由缅甸撤退之第五军，分二路计一千五百余人，军械整齐，言到腾冲城驻扎。不期由石头山上者，被和顺人至土锅铺指走小西乡；由石头坝上者，被萧庄（今肖庄）一庸愚人领走缅箐（今中和乡）达腾城，由西门进，适值日军由南门进腾城，第五军遂退走马场，出界头而去。不然此二路国军，当先进城准备作战，以一千五百之多，攻彼三百敌军之少，未有不成功者。不幸为人指走别路，亦天数也，可叹！”[23]
对此记述者因良好愿望未能实现的遗憾心情，笔者只能苦笑。当时远征军兵败如山倒，在滇缅公路上的败军刘伯龙新28师、马维骥新29师残部，甚至已经开始四处劫掠。即便第5军声誉不错，恐怕也难以指望它的一支残部会留下来帮腾冲人保卫家园；军队是依军令行止的，他们当时没有这个任务，当务之急是逃过怒江去。总之，这时的腾冲确实是被抛弃了，谁也指望不上。
老百姓看到官老爷们如此情形，只好扶老携幼、肩挑背驮地惊慌离家逃难。自8日夜起，腾冲出城的各条大道上人流慌乱拥挤，妇幼悲号，风声鹤唳，惨不忍睹。
留在城内的士绅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10日上午11时许，徐友藩、谢式南、张南溟等50多人在商会开会，商讨如何安定人心，维持地方秩序，以及安置自缅甸陆续退到腾冲周边的远征军部队伤兵和华侨难民事宜。大家议定，粮食以县商会所存的几千驮大米为底子，再由饮食富户自愿乐捐，决不让一个伤兵挨饿受冻。腾冲城西南的和顺乡在各处都设有茶水站、饭菜站和医药站。有些伤兵和难民被安置在城内外寺观庙宇内住下，饭食早已预备好。有些吃了饭后继续赶路；有些拖儿带女的老人妇女希望就地留住，士绅们只能告之敌军将至，含泪劝慰大家起身慢走。午后2时左右，倪家铺方向预警的枪声响起，这些好心的腾冲人也赶紧赶回家带着老小向农村疏散了。[24]
县长邱天培一家带着随员，是经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逃往保山的，也难为这一家妇孺老小了。到保山后他给省民政厅发了一个电报，委婉地点明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绳武7日离腾，及中央军数十万之众入缅却不能阻挡日军的事实，为自己弃城逃跑开脱，并颇有自知之明地表示：“职以一介儒生，实不能胜任战区之县长，祈钧座速委长于军事者接充，以免一误再误。”[25]
在随邱天培逃难的家眷里，有一个当时才7岁的小女儿邱钟惠，解放后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乒乓球冠军，算是给邱家挽回了一些名誉。但是，在当时就为腾冲官府形象挽回名誉的，却是另一位并不“长于军事”、且已年逾六旬的老儒生张问德。在民国元老、时任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举荐下，他于6月底被龙云委任为腾冲敌后抗日政府的县长。张问德慨然临危受命，与奉命渡江开进腾冲的远征军游击部队协力，组织当地民众进行敌后抗战。(www.xing528.com)
为了更好地介绍这段背景，有必要引出一个人来，他叫潘世征，当时是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26]的记者。1943年至1944年滇缅反攻期间，中国的新闻机构派出了不少记者，沿中印公路一线随军采访。潘世征跟随滇西远征军第20集团军行动，所采写的战地通讯最多，记录了从进攻高黎贡山到攻克腾冲作战的全程。虽然这位在中国军事新闻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人，现在连其身世都很难查到一点踪影，但他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丰富翔实的专业记录。
潘世征是反攻后随军采访的，因此关于腾冲沦陷期两年的情况，是用追述的笔法：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10日，敌兵自龙陵侵入腾冲，当时驻军向东撤退时，县长邱天培亦弃城而逃，一时腾冲成为无政府状态。这时，云南省政府为了收拾腾冲残局，特委腾冲耆绅张问德出任县长。
据资料，张问德为腾冲县城南门街人，字崇仁，号讱庵，是清朝末期的贡生。民国初年，曾任腾冲县参议会议长，滇军第五旅秘书、云南省府秘书、龙云私人秘书，昌宁、凤庆县长等职。[27]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年逾六十，特告老还乡，闭门读书。到县境沦陷时，才逃到保山避难。“此番奉到省令之后，即不辞辛劳，回到腾冲县境内接任，办理游击区县政，先后翻越高黎贡山四次之多。记者年轻力壮，先后翻两次高黎贡山南、北两斋公房，已经对翻越视为畏途，一心希望早日攻克腾龙，俾于公路行走。张氏现已六十又五，白发苍苍的老县长，能忍苦若此，真令人佩服。”[28]
潘世征是从西南联大应征从军抗战的大学生，随校南迁来滇数年，此前却未到过腾冲。经张问德的介绍，他笔下的昔日腾冲至今仍令人遐想神驰：
腾冲是滇省最西的一个县份，地处中缅南北两段未定界的中部，是云南西南部对外的国际贸易中心。数百年来，为我国西南边疆重要的商业地区。该县东界高黎贡山山脊，西至高良工山土司区域，南起龙陵，北迄片马。东西长200多里，南北300多里，全县面积6万余平方里。其中有城坝、龙川坝、明光坝、滇滩坝、古永坝、顺江坝等平坝，以城坝为最大，但仅只有保山城坝的一半。全境气候温暖，农产品一年有二度收成，足供本县需要。全县行政区域，共6镇31乡，战前有4万余户，25万余人口。[29]教育有中学3所，小学颇能普及。矿产丰富，故有“十六只象的一条腿”的俗话。所谓“十六只象”，大概是指缅甸、中缅未定界（即孟养司[30]）和腾龙边区等地。自从缅甸等地不属我国版图以后，十六只大象之中，我国只有一条腿的区域了。据说在高黎贡山中猛柳附近有钾矿产品，在盏西境内有银铅矿，其他煤矿铁矿都有蕴藏。作为装饰品的水晶和玉石，产地多在缅北，却是腾冲商人的一项重要的商品，因售卖玉石而起家的人很多。滇西的民性，温和而好客，一个流浪的人在腾冲民间，决不会有饿饭的可能。滇省三迤，南东两区历来多匪患，独西部绝少有劫匪发生，这崇山峻岭之间的区域，历年来是绝少兵祸的。[31]
如今，这“绝少兵祸”之地，却遭罹了史上最惨重的兵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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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石川颱一：《五期主计云南始末记》。http://mr36.digiz.jp/ww2j/strv/index2.html。另据查《兵旅の赋》之《第五十六师团将校职员表》（第273页），作者战时氏名为石川司，为第56师团司令部编外军官、主计中尉。
[2] 《第11集团军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惠通桥腾冲龙陵地区间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20页。详报中载击毙日军第113联队第2大队长入部兼康中佐，应属不确。据查入部兼康于1945年6月16日在独立臼炮第1联队长任上阵亡于冲绳。
[3] 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5页。
[4] 滇西境内的龙川江进入缅甸境内后，称伊洛瓦底江。
[5]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上）》，第163页。
[6] ［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21页。
[7] 山本恭平大佐为第146联队首任联队长，据查1942年4月25日即由金冈宗四郎大佐接任。
[8] 尹文和：《少年遭国难——腾冲沦陷时期片断回忆》。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233页。
[9] 甘家禾：《腾冲沦陷前后》。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85页。
[10]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286页。
[11] 据日军第146联队战史记录，5月6日夜第2大队奉命转进攻占腾冲。292人可能指先期到达腾冲的第2大队前锋。另，宋希濂14日曾电告军令部长徐永昌：“腾冲于真（11）日被步骑炮联合之敌约七百人占领”，应指次日开进的第2大队主力。《徐永昌日记》第六册，第399页。
[12] 1939年，云南省政府裁撤原第一殖边督办公署，在腾冲设置腾龙边区行政监督公署，辖区大致为今腾冲县、龙陵县和德宏州范围。1942年因日军侵占腾龙，裁原设于腾龙边区的行政监督公署，另设第六行政专员公署，将保山划入第六行政公署，公署设于保山。但行政专员尚未莅任，行政监督龙绳武即于5月7日离腾。
[13] “熄烽”为滇黔绥靖公署保安部队的代号。驻防滇缅公路畹町、漾濞段的为保安第6旅，旅长龙奎垣，警备司令部设在保山太保山上。驻防梁河、遮岛的是其所属保安团（团长李繁光）的第3营，当地人称之为“梁河营”（营长李匡时）。1942年初，腾冲奉命裁撤行政监督，改设行政专员，并调“熄烽”部队来腾冲驻防。
[14] 即保卫第25营（营长宁培仁）所属腾冲中队，当时俗称县自卫队或常备队。
[15] 日军入城后，徐友藩为保住个人财产，果然邀约二十余名士绅书写一块“腾冲县亡国奴徐友藩等人觐见”的牌子，抬着前往日军指挥部。日军见之捧腹大笑，遂利用徐组织汉奸队伍，为日军从事摊派粮款、抓夫修路等事宜。据吴荫培《我所知道的腾冲县城沦陷情况》，《易门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211页。
[16] 孟立人编撰《保山战时县政》记，此次被炸死亡人数有主掩埋者为2800余人，无全尸首而为地方掩埋者600余人。孟立人于1944年8月接替李国清担任保山县长。据《滇西抗日战争史料续辑》，第126页。
[17] 1938年11月13日，日军占领岳阳后，距离岳阳尚有130多公里的长沙当地驻军，在仓皇之中以奉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密令为名，于凌晨2时在长沙城内数百处同时放火，使全城成为一片火海。长沙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百姓两万余人。事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及长沙省会公安局长文重孚三人以“辱职殃民”而承担责任，于20日执行枪决。
[18] 据载，舆论迫于压力，龙云事后仅下令枪决了有责任的团长、连长，而将龙奎垣撤职，令其返乡。
[19] 龙奎垣的继母龙志桢，时称“龙姑太”，是龙云的胞妹。
[20] 熊鹤亭：《滇西战役中我的经历和感想》。据《滇西抗日战争历史资料续辑》，第55页。
[21] 护路营为4个连，装备俄式轻机枪4挺，步枪400余支。7日，该营副营长角天元、连长陈锡年率第2连护送龙绳武赴保山，而后以排长车士林任机场守卫，第1连占领宝峰山，第3连占领西练，营长李崇善随第4连在茏苁山指挥。据李裕森、王建侯《滇西护路第三营腾冲抗日纪实》，载《滇缅抗战亲历记》，第115页。王建侯时为护路营督导员。
[22] 综合《滇西军民抗战概况》、《腾冲沦陷前后》、《腾冲县务会议通告腾城沦陷经过》等，《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48、85、255页。
[23] 尹家令：《腾冲沦陷纪略》。据《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49页。
[24] 甘家禾：《腾冲沦陷前后》。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85页。
[25] 邱天培1942年5月21日致云南省民政厅长李培天电。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343页。
[26] 前身为1931年3月由军委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在南昌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年6月23日扩版改名为《扫荡报》。抗战爆发后，该报改隶军委会政治部，迭迁汉口、桂林继续出刊。1943年冬，杜聿明、邱清泉又创办昆明《扫荡报》，经费及人事均由杜、邱负责，社长李诚毅。西南联大学生潘世征系此期间进入报社，任战地记者。
[27] 据云南网云南省“60位为解放云南作出突出贡献人物”之47：抗日县长张问德。http://special.yunnan.cn/feature2/html/2009-09/04/content_896192.htm。
[28] 潘世征：《沦陷期间的腾冲》。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31页。
[29]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记为腾冲原有6万户、26万人。1943年7月县政府与第11集团军联合普查，作为游击根据地的腾北四、五两区尚存21340户、115723人。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290页。
[30] 孟养司，全称为孟养军民宣慰司，位于缅甸东北地区，大致为今缅甸的克钦邦，明朝的时候仍属中国的领土，府治为孟养城，即今缅甸的孟养（又名莫宁）。
[31] 潘世征：《沦陷期间的腾冲》。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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