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战争史中的突围之笔

殷实

2009年，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他也藉此翻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滇西军民对日抗战历史研究的首页。这本不事张扬，也未见有多少营销推广的战史类著作，在读者中获得意外反响，数年中印量悄然增加至4万余册，还获得了主要是由读者推荐产生的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在该书中，作者自创了一个概念：微观战史。何谓微观战史？战史的微观化研究之谓也。与一本书可以穷尽五千年战史的写法不同，用一本书甚至好几本书来写一场战事的前因后果，写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对双方兵力、兵员成分、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仔细研判，到对战场所在地域社会、人文、地理状况的必要交代，以及对战事进程中空间坐标、时间节点的网格化标注，作者把主要焦点都集中在了松山之战细节最大化程度的战史方面，也就是这场战事的“纯技术”层面，无疑为我们开启了进入战争历史的另一道门。

时隔4年，《1944：腾冲之围》今又出版。同样是将5个月时间中、一县境内同一场战事发生的前后，用细密步骤的推进和多种材料的拼贴，审慎地逼近，最大程度地还原。滇西边陲小城腾冲，在“二战”后期被从缅北进入的日本陆军第56师团万余人侵占、奴役，再到被中国军队重兵包围、被艰难攻克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得以清晰复现。翻阅此书，我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作者仿佛躬身于一个已经被岁月烟尘深埋并且被遗忘的战场，经年累月轻手轻脚地铲挖剥离，有时候是用毛刷拭扫、用口哈气吹拂。慢慢地，弹壳、头盔、工事、堡垒、市井、兵士、将校、难民、慰安妇、地方政权、游击抵抗力量、最高统帅部及作为友军的美英要素……渐次呈现于读者视野，当然，最后是一场历尽千辛万苦，古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后才取得的胜利。这种极为特殊的“战场考古学”的一个直接后果是：1944年腾冲反攻作战中的兵力、装备、气象、地形地貌，还有时间的缓慢推进——具体到了每一天。每一场大小战斗发生地的方位坐标，敌我的进退迂回，各股战斗力量的人员构成、双方得到的空中打击与支援情况，阵亡官兵的数字及修订，甚至包括日军残兵的逃亡路线，都得到了详细的追踪呈现。同时，也涉及敌我双方的战斗作风、战斗意志，每一次局部战斗的进退得失，双方指挥员的良苦用心、欲达成的军事目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通过作战日志、战斗详报、战地新闻报道、老兵回忆录等，进行了认真比对和多种文本的相互参照，资料来源于中国海峡两岸和日、美三方。

我孤陋寡闻，至今尚不了解目前史学界有没有类似的战争史研究者和治学方法，也未见有同类著作出版。印象中，此类写作通常有意无意被分化了：一为供大众阅读的通俗类战史，史实到大体轮廓为止，史观非此即彼，史识难免自以为是，考证方面未必多么深入，往往掺杂太多爱国主义、民族和民粹主义等理想节操一类的东西，以及各种各样情势下“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近乎“演义”，多用于宣传说教；二为只在专业工作者圈子里互相参照的战争史，长于勾勒战争的规模和类型，交代战役战术的整体框架、脉络，描绘统帅们的谋略与用兵思想，呈现战役、战斗进展的总体进程，说明双方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杀伤力，还有兵力状况及大概的伤亡统计等等。而像余戈这样只聚焦于一场战事的方方面面，以“微观”、“切片”方式，尽最大可能从不同维度还原和重铸一小段战史的精细工作，似不多见。我所能够联想到的，是类似绘制基因组图谱、破译人类遗传信息那样的浩繁工程。可以想见，如果工作量足够庞大也足够细致，那么全部由这种精确片段连缀起来的中国战史，至少是近现代以来的战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风貌？

因为要“微观”地呈现，作者的主要精力自然是用在了可以恰如其分地填充战事进度的文献资料的搜集上。地方史志，新闻通讯，参战者的回忆录，军事部门的战斗详报、上下级之间的指挥电文，相关地图资料，战场工事构筑，关隘要道、桥梁城池情况——具体到使用了何种建筑材料，无所不包。在充分掌握了腾冲之围的一切相关要素之后，作者的工作便集中在了繁杂的比照核实方面。著名军事战略研究者乔良，曾将余戈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所做的事，喻为“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在这本《1944：腾冲之围》中，这个比喻依然适用。只是相比前书中作者对“文”的重视——例如对某些军政首脑、战场指挥官性情性格、行事作风的刻画，对敌我双方战斗精神、民族性格的感喟，对战场惨烈景象的文学化描绘等等，在《1944：腾冲之围》中，作者似乎更专注于“史”的方面，除了偶尔出来说明自己甄选材料过程中的犹疑，已很少见什么个人化的渲染或主观性评断了。在看上去数倍于实际可用文献证据的庞大资料废墟中，不断地翻翻拣拣，留下什么，剔除什么，能不能用，如何用，都是不由自己的。有的千辛万苦清理出来未必有用，有的本以为可弃之不用了，还得重新拾起来。作者的甄别功夫，在于事理逻辑判断，在于对因果和非因果关系的考虑，更在于细节之间的衔接咬合，“拼贴”的难度可想而知，枯燥乏味的程度也近乎无法想象。

任何历史研究，包括战争史的研究，其实质目的当然在于为后世提供参照和借鉴，不带任何偏好或偏见的战史著作大约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翻开不同民族、国家关于同一战事的史著，往往会发现一种几乎是天然的自我美化倾向——倒不是说会罔顾基本事实，而是基于战争的巨大代价、战争的崇高目的，以及战争的结果追求这些国家性或民族性抱负（骄傲）的理由，势必会在对“史实”、“事实”的处理中，做一番特别的认知——同情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浪漫化。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其最为重要的色调，某些神话的制造也都在情理之中。这种浪漫化，暗含的其实是集体的自尊心理、集体的荣誉感受等等，战争的所谓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自然也会被深深嵌入。即便在同一民族之间，像内战之类，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中国古之已有的胜王败寇之类的文化心理，即可说明问题。自我美化的同时，还有对敌对一方的贬低，具体表现如对己方战果的夸大和对战损的谎报与瞒报，对敌方英勇善战的刻意忽略或诬蔑，都最为常见。

这方面，过去的例子并不鲜见。以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事为例，英国人的描述多带有对旧西藏“愚昧落后”的嘲笑，对藏军如何不堪一击甚至在快枪射击下都不知道躲避和逃跑等，极尽刻画之能事，总之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但在汉藏人士的撰述中，则可见西藏军民反抗侵略的同仇敌忾，对英军残暴不义的谴责，即如江孜宗山城堡守卫期间的艰苦卓绝和悲壮牺牲等等，读来又是另一种滋味。包括今天日本的一些教科书，在关涉中日战争的部分，总要在“侵略”还是“进入”、“南京大屠杀”还是“南京事件”之间做字句上的斟酌，似乎某些历史的发生，会因为修辞的改变而性质有所不同。现代启蒙背景下的史学思想，强调历史正义、人类良知和理性精神，力求超越民族视野而求证普世的文明价值，像对法国大革命的持续研究，对美国革命、废奴运动的研究等，成果层出不穷，对我们的历史认识时有意外修正。加之历史学方法上的一些改观，不仅最大限度地逼近了某些“真相”，更扬弃了历史上简陋的唯心史观、决定论史观和民族史观。历史研究的相对客观，对史实采取相对中立的态度，似乎已经渐成主流，由此而启示于今日世界的价值当然是无比巨大的。(www.xing528.com)

《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的写作，为什么会让作者有如入无人之境，心无旁骛地大展身手？这其实是极为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20世纪中国的国史研究，一直都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羁绊。在引导、启迪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及现代化进路问题上，一直横亘着纠葛复杂的“党史”内容：所谓合法政府与叛乱地区的问题，所谓国家领导权与人民的代表性问题，所谓政治上的先进与反动问题等等，导致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基于不同立场，自然会出现严重扭曲的史观、史识，有时候甚至是被严重扭曲的“史实”。这种自我的遮蔽，相互的遮蔽，必定为最切近的历史书写留下诸多暂时的遗憾，某些是非曲直的真正还原，还要待后世子孙来重新梳理过。然而，20世纪40年代的滇西抗战历史研究，却仿佛一块远离了前述禁忌问题的“飞地”，完全解除了作者的上述困扰：当时的滇西地区，属于既无“匪患”亦无“内乱”的国统区，叙述这一段历史无须作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辩诘，或者说，作者可以只说明在当下属于“正统”的意识形态，就是“政治正确”了。而作者与国民党、国民党军队的非亲非故，又能让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冷静超然的眼光。也就是说，此处只牵扯国史而无关“党史”，不大会有什么政治功利性问题、党派功利性问题所导致的偏颇。

《1944：腾冲之围》全书共分上、中、下三部，分别为“游击腾冲”、“海拔最高的战场”和“浴火之城”，在时间上为递进关系，但在每一部中，除了仍然顾及时间顺序外，作者插入了大量赋予战事背景的“超链接”内容。例如上部中的“茶里游击队”事略，日军在腾冲的军政统治；中部中的高黎贡山之战盘点；下部中军地因军粮供应问题发生的矛盾，还有日军的“断作战”计划等内容，都是需要单独展开的，属于史中史、案中案。这种区划清晰的呈现方式，毫无疑问来自网络阅读经验，类似于一个下拉窗口、一种细部的放大处理，但凡有兴趣或有疑虑者，都可以停下来仔细揣摩、自我推论验证一番。那么反过来，这样的呈现方式，也更容易获得习惯了网络阅读的现代读者认同，不失为一种便利的叙述手段，与以往那种在详略问题上伤脑筋的史著笔法就有所不同。这样的方法，作者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写作中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尝试。相形之下，《1944：腾冲之围》的“拼图”之完美，较之《1944：松山战役笔记》更加精准和清晰，尤其第48、49两章，写7月29日至9月14日47天的围城作战，是以日志方式逐日推进——有时是按小时推进的。形成包围、挺进、进攻受阻、收紧包围圈、攻城作战，期间双方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指挥方针、伤亡报告、工事防御、天气地形、食物弹药……几乎无所不包，真正是寸土必争的血腥拼图、酷烈拼图！除此之外，书后所附“腾冲战役大事记”，纲目明确，各种图表和珍贵照片，也增添了这场战役的更多可视内容。

大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观念根深蒂固，一般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是指向当代问题的，或者说，多半情况下，人们都是因为当代问题才着眼于历史研究的。这就注定会给所谓的客观、中立留下一些不确定性。例如当前关涉革命与改革问题、宪政问题、民主问题，乃至经济问题的很多历史话题，其实都是为了急迫地切入现实而展开的，目的性、功利性一望而知。开药方式的历史回望，使历史的真实价值、客观价值让位于工具性价值，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被实用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取代，这些可能是存在的。然而，《1944：腾冲之围》看来是一个例外。时隔将近70年之后，这种微观的、片段式的战史研究，因为不存在任何“当下”指向，其实现客观和中立的空间就很大，去意识形态化，避免民族意识干扰，甚至超越国家利害，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余戈的“微观战史”研究，似乎跳出藩篱，获得了某种突破，也可以说是突围。

书中充裕翔实的资料，常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其中一位嫁给了日军驻腾冲行政班本部长田岛的当地女子蔡兰惠若隐若现的轶事，直让人不免想象另一部相关家国与私情、也相关战争与人性的凄美之书的存在。同样是这个“腾越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在日军占领腾冲之初，虽也招降纳叛、网罗汉奸，筹建了傀儡政权，竟致一信给腾冲的抗日县长张问德：“岛此奉檄来腾，职司行政，深羡此地之民殷物阜，气象雍和，虽经事变，而士循民良、风俗醇厚之美德，依然俱在，诚西南之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也。惟以军事未靖，流亡未辑，交通梗阻，生活高昂，彼此若不谋进展方法，坐视不为之，所固恐将来此间之不利，其在贵境亦未见为幸福。徒困双方人民，饥寒冻馁坐以待毙而已，有何益哉？职是之故，岛甚愿与台端择地相晤，作一度长日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生之困难问题，台端其有意乎……”有意思的是，张问德也撰一封《答田岛书》作复，这就留下了枪炮对决之前的一次语言较量：“……阁下既欲解除腾冲人民之痛苦，余虽不知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何如，然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则余所能贡献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东京，使腾冲人民远离枪刺胁迫之痛苦，而自漂泊之地返回故乡，于断井残垣之上重建其乐园……”两相比较，都可谓奇文。

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以征服者自居的田岛，信中所透露出的是一种假意而悖谬的“劝和”逻辑，且在行文方式上对被侵略之地的“文化”进行了刻意仿效——后来知道田岛函为腾冲伪政府秘书伍某捉刀。这番语言文字层面的交锋，与实际对抗中的血腥步骤，几乎是并行的。敌我将帅在阵前的文书往来，属于典型的口诛笔伐，有似一种远古战争中经常采用的心理战术，近乎天真但往往能揭示檄文写作者的心智与文化底蕴。在时空位移后的今天，人们或可对这些文本作种种颠覆性阅读与阐释，但可知70年前中国军民在西南一隅的浴血抗争中，奉献于战火的显然绝不仅仅是躯体，更有高贵的头颅，有对人民生命尊严的呵护意识，这些已经完全被遮蔽了的心血和脉动，也在余戈的“微观战史”中部分地复活了。

2013年8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