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时期,唐朝的国势已经十分衰弱了。而德宗又昏庸无能,更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唐德宗认为宦官是自己的家奴,忠实可靠,竟然叫他们统率禁军,开了宦官掌兵权的恶劣先例。
为了躲避吐蕃进犯和朱泚叛乱,唐德宗曾两次出逃,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他没有从中总结出应有的教训,却总结出了必须敛财的经验。返回长安的唐德宗把敛财当成了首要大事。于是那些节度使和地方官,把从百姓身上剥削来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进奉给他,有的按月进奉,有的按日进奉,以此来讨他的欢心。他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的时候有五十万贯,少的时候也有三十万贯。
为了敛财,唐德宗还办了起了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皇宫里需要什么东西,到市场上去买时,不按市价付款,只随便给几个钱。这实际上就是公开掠夺。有几百名宦官专门负责此事,他们被称为“宫使”。这些宫使在长安闹市走街串巷,看到好东西拿了就走,卖主也不敢追问。所以市民和商人看到宫使来了,就像碰到强盗一样担惊受怕。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一诗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昏庸贪暴的唐德宗死了,太子李诵即位,史称唐顺宗,改元永贞。
李诵当太子的时候,就从侍从官王伾、王叔文那里听到民间疾苦、宫市的弊害。李诵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想要改革政治,振兴唐室。但他当皇帝时已经中风,不能说话了。于是,他重用王伾、王叔文来处理朝政。
在“二王”的建议下,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八人,也参加议政。他们十分痛恨当时腐朽黑暗的局面,决心在政治上进行一番改革。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们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革新派通过唐顺宗发布命令,废除百姓积欠官府的一部分租税,停止地方官的进奉,减低盐价,取消宫市,释放宫女,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唐初赋税有租、庸、调之分,是按男丁征收的。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叫作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交布二丈五、麻三斤,叫作庸;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五,叫作调。到了唐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等原因,按丁计算征收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www.xing528.com)
唐德宗时,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下,对赋税制进行改革,改为按亩征收了。因在夏、秋两季征收,故称两税法。这本来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但从两税法实行的第二年起,德宗就开始任意加税了。如加征茶竹漆木税、房屋税、交易税。不仅如此,还宣布“借商令”,向富商强借国债。于是,官吏乘机敲诈勒索,许多人家被抢劫一空,含冤自杀。针对这种情况,革新派就适当地减轻了赋税。对藩镇割据和宦官的权力也做了限制和削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长安,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要完全控制三川地区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不仅拒绝了韦皋的要求,还下令诛杀刘辟。刘辟吓得狼狈地逃回去了。
王叔文打算让老将范希朝统率禁军,并且担任京城以西各城镇行营节度使;打算派韩泰为行军司马,接管宦官的兵权,但最终由于宦官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当时的京兆尹李实原来在外地做官时,就因为克扣军粮,引起士兵的愤怒,士兵打算杀他。他吓得连夜缒城逃走了。他当上了京兆尹后,有一年,他不管天旱歉收,依旧让老百姓完粮纳税,逼得百姓拆房卖瓦、卖青苗来交税。
李实把不择手段搜刮来的钱,拿出一部分进献给唐德宗,其余大部分都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他聚敛的钱财足足有三十万贯!王叔文最后把他贬到外地去。长安市民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拍手称快。许多人揣着砖瓦石块,准备拦住他痛打一顿。李实非常害怕,当天晚上就偷偷逃出了长安。
革新派的许多措施对国家和百姓有利,因而受到了人民的称赞。他们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损害了宦官和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不久,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阴谋策划废掉唐顺宗,立太子李纯为皇帝。同时许多被革新派贬职的官员也纷纷上表,逼迫唐顺宗退位,并且大肆攻击王叔文等人。
同年八月,唐顺宗让位给太子李纯。李纯即位,史称唐宪宗。在宦官和守旧官僚的支持下当了皇帝的宪宗,自然要照顾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一即位,就把王伾、王叔文贬到外地去了。
不久,王伾在贬地死去,王叔文被贬后又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到边远地区做了小小的司马。只进行了短短的一百四十六天的革新就这样夭折了。这也被人们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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