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蛮族与先秦夷狄观念对比

古希腊人与先秦的华夏在民族交往中逐渐强化了自身认同，同时加深了对自身与其他民族区别的认识，形成将外部人群看作蛮族或者夷狄的观念。而在民族冲突的背景下，蛮族或夷狄作为他者的概念往往被泛化，希腊人、华夏可以用其称呼自身之外的所有人群，同时，也赋予了他们一定的负面属性，无论是在希腊人抑或华夏的视野中，蛮族、夷狄等称呼往往具有负面含义，所指代的人群在各方面，特别是德性上次于自身。正因为上述原因，它们成为希腊人、华夏对自身之外所有人群的歧视性泛称，而不与具体的民族属性相联系。

然而，尽管蛮族观念、夷狄观念能够反映出古代希腊与先秦在异族观念中的某些共性，但从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因素着眼，在古代希腊和先秦华夏存在其他一些异同，这对两种民族观念乃至后世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人与外族通婚在古代并不少见。至少从古风时代开始，希腊人在殖民活动中就与当地人发生了接触，他们和当地人通婚的事实已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在古典时代，尽管希腊人和蛮族存在对立，但是希腊人与异族的通婚不可能彻底消失。而亚历山大东征之后，更是希腊人和异族大规模通婚的时代，在战胜波斯后，他曾命令贵族与波斯女性通婚；在希腊化时代，由于希腊移民中性别的差异，希腊男性与当地女性的通婚在托勒密埃及和赛琉古等希腊化王国境内都很普遍，因此人群之间的血缘融合是希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

但从观念上而言，希腊人始终未忽视自身与异族在血缘上的差别——尽管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重要性有所不同。早在“荷马史诗”中，“阿卡亚人的子孙”等称呼已经反映出希腊人早期的血缘认同意识。而希伦父子谱系的构建更是古风时代希腊人血缘观念强化的反映，希腊人强调自身出自共有祖先希伦，而其他不包括在此谱系中的人，往往不被视为希腊人。这种观念经历了古典时代，一直到希腊化时代尚有影响。而在古典时代之后，希腊人尤为重视较之于蛮族的血缘纯洁性。在与蛮族的对立中，希腊人认为自身血统更为优越，前引亚里士多德之言论，就表明他认为由于希腊人血统较蛮族高贵，故希腊人天生是自由人，而蛮族则天生是奴隶。这种血统优越论已经与通婚关系形成的血缘相分离，成为希腊人中的固有观念。谱系在形成后具有强大的惯性，能够得以长时间保留，甚至能够抵抗现实中的血缘与文化融合。希腊化时代的某些地区，尽管血缘的重要性已经有所下降，但在希腊人观念中仍然得以保留，如前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人与蛮族通婚的后代通常被视为蛮族而非希腊人，其名称常带有贬义。这些人是混血后代，当希腊人与异族的通婚已成为现实时，他们仍被视为蛮族并受到歧视，这是希腊人对非希腊血统歧视的延续。即使接受希腊文化的蛮族，也与一般的希腊人存在区别，表明血缘观念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在某些时候不因文化影响力增强而有所削减。当然，随着时代推移以及希腊人与异族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血缘观念所受到的冲击也愈发明显，导致了它在希腊人与蛮族区分中影响力的下降，但它始终是希腊人区别自我与蛮族的重要标识之一。

从遗传规律来看，血缘相近之人通婚不利于人群的正常繁衍，这一点很早就被中国人所认识，而姓是血缘的重要象征，异姓间通婚就成历史必然。夏、商时代华夏内部不同姓氏，如姒姓、子姓人群与其他部族的联盟关系，很可能与通婚有一定关系。周人则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现实，强调婚姻关系必须在异姓间展开。这其中既有对遗传因素的感知，也有通过异姓通婚巩固联盟关系的考虑。早在西周建立之前，周人就注意与异姓通婚，其中与姜姓的联姻对建立姬姜联盟并最终实现周稳定统治极为重要。而从历史现实看，西周以后，华夏与外部夷狄的通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在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此现象更加普遍，周天子及晋国等诸侯国的贵族都有与夷狄通婚的事例。及至战国时代，由于原先的夷狄很多已经被同化，因此跨民族通婚的障碍更小了。

实践中，华夏内部异姓之间以及华夏与夷狄通婚都不存在过多障碍。不过观念与实践并不一致，华夏认可不同人群间的通婚，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血缘差异。同姓之间的血缘联系从未被华夏忽视，在西周之前，子姓人群占据着商代社会的上层，属于统治人群。而西周时期，姬姓人群能够与其他姓氏的人群相区分。姬姓之外，异姓人群内部也存在认同感，一个表现就是异姓人群的交往中，会以是否是同姓区分远近亲疏，前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正是作为异姓的姬姓对任姓内部认同的认可。而在观念上，华夏对自身与夷狄的通婚，仍持反对态度，但此观念的形成可能并非纯粹从血缘方面考虑，而更多从政治利益角度着眼，出于维护统治和歧视夷狄的需要。

华夏和夷狄的区分并不以血缘为首要依据。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时期，华夏集团逐渐定型，华夏由姬姓、姜姓、子姓、姒姓等不同姓的人群融合而成，但属于这些姓的人群也有部分由于发展程度落后或其他原因，而被排斥在华夏共同体之外。此外，华夏内部的异姓之别，是对其记忆中不同血缘的回忆，他们分别有各自祖先，最初并不相同。而将黄帝视为华夏共有祖先，将原先各部族的祖先都视为黄帝之后，这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鉴于此时华夏认同观念和夷狄观念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在此背景下，血缘对区别华夏和夷狄的作用并不受到重视。

古希腊人、先秦华夏与异族的文化交流从未停止。古希腊人承认自身的祭祀、神灵崇拜等文化现象曾受到埃及影响，而现代学者则发现外部对希腊人宗教的影响不仅来自埃及，也来自其他地区，这种文化交流早在古典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在古典时代，希腊人和蛮族对峙的状态下，双方的文化交流也未彻底断绝，希腊贵族学习波斯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事情早已为人所熟知。而规模更大的文化交流则出现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时代。“希腊化”这一具有文化含义的词作为该时代的称呼，就是对当时希腊文化向外扩张的最好描述。希腊文化影响力的提高首先表现为其影响范围更大，波及托勒密埃及、赛琉古境内，较之原来的爱琴海地区大为扩展；其次还表现为内容更为丰富，涉及语言、生活习惯等多方面，而且能够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的文化。当然，文化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在强调某一时期希腊人学习外来文化或者希腊文化对其他地区影响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文化的反向传播也同时存在。

古代希腊历史上曾出现过以文化区别自我与他者的情形，而且时代愈后，此现象愈明显。早在“荷马史诗”中，希腊人已经注意到自身与异族的语言差异，并用βάρβαρος一词指代说不好希腊语的人，反映出希腊人很早就用文化因素作为区别自我与他者的手段。到古典时代，希腊人将“蛮族”用作对自身之外所有人群的称呼，对蛮族与希腊人的区别，希腊人除了看到二者之间血缘有别之外，也发现他们在语言、宗教崇拜、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不过，希腊人并非仅仅只是注意到文化现象上的差异，他们更将其作为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反复强调希腊人与蛮族在这些方面的不同，某些人，如悲剧作家还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夸大自身与他者的对立，从而将文化的鸿沟塑造得更加明显。而希腊人强调文化差异的更深层目的，则是试图通过文化差异反映出民族之间特性的不同，从而突出希腊人较之于蛮族的优越性。到古典后期以至于希腊化时代，以文化判定希腊人和蛮族的情形更为普遍，伊索克拉底称：文化而非血缘才是确定希腊人与蛮族的标准。而希腊化时代，随着希腊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更多的蛮族人有机会接触与学习希腊文化，导致“文化希腊人”出现，即那些原本不具有希腊血统的人，通过学习希腊文化也可以成为希腊人。尽管希腊人仍然强调自身和蛮族的血缘差异，也并非所有学习希腊文化的异族人都可以成为希腊人，但毕竟说明希腊人更重视文化在民族区分中的作用了。

正如前文所言，文化在先秦的华夷之分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西周时期，在以周天子为最高统治者的周政权建立的同时，华夏也已经建立起了与政治密切联系且服务于政治的华夏礼乐文明，由于它对政治有重要意义，因此，认可周政权统治，认可华夏共同体的人自然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明，而能否接受华夏的礼乐文明也就意味着能否认同华夏政治共同体。由于华夏自认为其文明高于周边人群，¹在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的春秋时期，他们更加关注自身与其他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华夏强调自我与夷狄文化区别的现象可被称为“礼别华夷”。礼虽然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但既包括与政治统治有关的礼仪，也包括了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这点从《礼记》等后世的儒家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礼”都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对与政治相结合之礼的重视是对西周时期华夏礼乐文明的继承。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和夷狄的对立中，“礼”还被视为能够反映华夏的道德水平与价值判断，而夷狄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其背后蕴含了夷狄的道德水平较之华夏更为低下，这既是华夏和夷狄的区别，也成为华夏歧视夷狄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族交往深度与广度均有进展，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也趋于频繁，这对华夷之分也有重要影响。在文献中，多见夷狄向华夏学习，不少所谓的夷狄都对华夏文明有一定了解，逐渐接受了华夏的文化。其中个别人不仅能够熟练使用华夏语言，能够在交聘活动中按照华夏的规则行事，而且对华夏礼乐制度背后所反映的内涵已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不逊于华夏贵族。这些人中既有已经具有一定文明程度但又被认作是夷狄的楚、吴等国贵族，也有来自华夏观念中相对落后的夷狄部落成员。随着文化交流的加强，到春秋后期以至战国时期，夷狄与华夏在文化上的区别日益缩小，不少夷狄已经日益同化于华夏之中了。(www.xing528.com)

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利益能够影响民族认同，这一点早已为学者所了解。在古代希腊与先秦的历史上，当希腊人与蛮族、华夏与夷狄利益冲突加剧之时，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都会影响对自我和他者边界的认识。

在古希腊的不同时期，希腊人对政治利益的理解影响着他们对自我认同与民族识别的认识。早在希腊人形成之时，不同部族之间的亲疏关系已经反映在希伦祖先的传说中。豪尔对古典时代之前希腊人谱系的研究表明，城邦的利益尤其是城邦争霸对其形成有重大影响。²不过，这是豪尔对传说背后所反映早期希腊历史的推测，且此时政治主要是对希腊人内部的认同发挥着影响，而对希腊人和蛮族对立的影响尚不显著。在古典时代，政治因素对蛮族观念的影响提高，希腊人与波斯的对立就是希腊人蛮族观念发展的原因之一，从古典时代后期开始，希腊人内部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对民族识别的解释也开始产生差异，德摩斯梯尼和伊索克拉底虽然同样反对蛮族，但伊索克拉底将马其顿君主划入希腊人阵营，将波斯人视为最主要的蛮族；而德摩斯梯尼却将马其顿人视为蛮族，对传统的蛮族——波斯人反倒并不甚重视。其实二人都以维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的利益为出发点，只是对手段的理解有所不同，即对于是否需要马其顿的支持，以及马其顿的君主制是否会威胁希腊人看法不同，而此差异导致双方对蛮族有截然相反的认识。随着希腊化时代希腊人以及希腊化的马其顿人在各王国占据统治地位，政治利益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爱琴海地区城邦中的希腊人和迁徙到东方的希腊人政治诉求存在区别，部分爱琴海地区城邦中的希腊人希望从马其顿人的统治下得到解放，维护城邦的独立，因此他们强调自身与马其顿人在民族上的差异，而迁徙到东方的希腊人与希腊化的马其顿人结成共同体，维护统治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因此二者在认同上难以分开，转而强调自身与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差异性。各自的利益使得希腊人在两个地区表现出不同的民族认同。

古代中国，政治因素对华夏和夷狄观念形成同样有重要影响，它是“礼别华夷”存在的基础。从夏、商到西周时期，华夏的凝聚过程，本是政治的产物。夏、商时期，夏王、商王对周边的方国拥有控制权，通过通婚等手段将周围的人群聚拢起来，形成了华夏的雏形，其背后反映的是夏、商政权所具有的政治、军事实力。这种情形到西周时期仍被继承，只不过西周通过分封等制度，确立了周天子和周边诸侯国的稳定关系，由此周天子不再是诸侯之长，而变为了诸侯之君，君臣有着明确的权利义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周政权相对稳固，而春秋时期的华夏共同体则由此而来。与之对应的是，所谓的夷狄是被排除在此共同体之外的人群。双方的政治界限极为分明。

此外，一些在民族属性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其认同感往往会受到政治利益的影响。楚国、吴国等诸侯国的贵族曾与华夏接近，不仅自认为有华夏血统，而且认为曾受过周天子的分封，属于华夏共同体的成员，但在西周时期，却因为各种原因逐渐与华夏疏远，因此身份游离于华夏与夷狄之间。在春秋时期，有时他们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华夏成员，而有时却又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夷狄。除了地缘、文化等因素之外，他们采取华夏还是夷狄的身份可能与其希望接近或者远离华夏的政治目的有关，而华夏对其态度也往往受到双方亲疏关系以及华夏诸侯国利益的影响，如华夏需要借助其力量之时，就会将其视为华夏，而需要抵抗其入侵时，则往往强调其夷狄身份，割裂其与自身联系。

政治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是促使古希腊人认同、华夏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是两国古代民族区分形成的依据之一。同时，政治因素也导致了古代希腊和先秦的民族识别中出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不同的人往往可以根据需要对民族属性问题做出各自解释。当然，政治因素也很难从根本上脱离血缘、文化等因素而独立存在，它往往藏身于血缘、文化标准之后，通过它们发挥作用。毫无血缘、文化依据的政治解释，是无法令人信服，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从以上分析可知，古希腊人、先秦的民族识别中，血缘、文化、政治等因素相互联系，共同发挥着作用，这是两种异族观念的类似之处。在这三种因素中，血缘（包括虚拟的血缘观念）是自我与他者的天然界限，易于被人所接受。而文化内容丰富，又是不同群体较容易被观察的区别，同时，由于可以后天学习，易于改变，在族群区别中有着特殊的作用。政治利益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们对族群划分的认识。因此，三者在古代中西历史上均发挥影响有一定必然性。

不过，在古代希腊人与华夏的观念中，三者的地位又有所不同。历史上，文化对希腊人和蛮族区分的影响不断强化，血缘的作用虽然有限却始终未曾消失，而政治作用在希波战争之后更为重要，影响着血缘、文化因素之作用的发挥。与希腊人相比，华夏最重视与夷狄的文化差异，政治因素同样发挥着影响，而血缘在民族划分中的作用则相当有限。这是希腊人、华夏各自异族观念的重要特征，这对古希腊与中国的各自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在希腊人与蛮族区分中，血缘、文化与政治有一定联系，在希腊人政治势力扩张的同时，希腊人与蛮族的血缘、文化交流广泛，也更容易认同学习自身文化、与自身通婚的蛮族。但由于希腊人并未形成政治共同体，其文化、血缘并非其政治统治的反映，因此接受希腊人的政治统治，与接受希腊人的文化并不具有天然的对应关系；认可希腊人统治的蛮族，未必接受希腊人的文化，也不会自然转化为希腊人。其次，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中，文化的内涵较为丰富，既包括语言、风俗习惯，也包括宗教信仰，而从古典时代之后，希腊人和蛮族在德性方面的区别，如是否节俭、勇敢，是否具有自由等，更受到希腊人的重视。第三，在希腊人与蛮族的交往中，一部分蛮族学习希腊文化，实现了向希腊人的转化；也有希腊人因为抛弃希腊文化而丧失了希腊认同。但是，希腊人并未对此现象作理论论证，也很少有人明确放弃血缘对区别希腊人和蛮族的作用，这导致在现实中，学习、接受希腊文化与是否认同希腊，是否被希腊人所接受并不必然相关，有些接受希腊文化的蛮族，并不认同希腊，也不一定为希腊人所接受。希腊化时期接受希腊人语言的蛮族很多，但并非都自然转化为希腊人。因此，希腊人与蛮族的相互转化只能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至少在观念上，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状态未被打破。

而在先秦民族观念中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民族区分的关键在于文化，而华夏文化又与政治密切结合，同时，又由于文化可以后天学习，故华夏不仅在实践上认可华夷转变，而且从理论上认可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承认接受华夏文化的夷狄即是华夏，而放弃华夏文化的人，无论其出身如何，均被视为夷狄。这不仅使得华夏和夷狄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更使得华夏共同体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可以接受夷狄向自身转化。这一特征，促成了先秦时期被华夏征服的夷狄逐渐融入华夏之中，成为华夏的成员，也促使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将吴、越等诸侯国视为黄帝之后，更将匈奴祖先也列入黄帝之后，塑造了囊括华夷的黄帝谱系。³对后世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之后，虽然成为统治者，但往往倾慕并接受华夏文化，也因此认同华夏，同时他们的身份也逐渐得到华夏认可。在中国古代，华夏和夷狄对立观念虽长期存在，但华夏和夷狄的界限却并不固定，这缓解了华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对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