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先秦：蛮族与夷狄观念对比

希腊人有着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早在爱琴文明时期，希腊人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载有希腊货物的商船来往于地中海，希腊商人的足迹也曾到达埃及等地；同时，其他地区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也对希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在宗教等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伯克特等人的研究已经对此做了相当充分的展示。古风时代，希腊人通过殖民活动建立了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泛联系，更将希腊的城邦制度播散到广阔的地区。在古典时代，即使希腊人与波斯等民族存在严重对立，但文化的交往并未彻底断绝。某些希腊贵族对波斯等国奢侈的生活方式有相当的兴趣。而希腊化时代更是希腊文化扩张的时代，它不仅影响到了马其顿人，而且在埃及、波斯、印度等地区都有相当的影响，甚至连西边罗马人也受到希腊文化影响。

古希腊人与外部民族的冲突史同样源远流长。传说早在迈锡尼文明末期，希腊人就曾经联合起来向东方的特洛伊发动进攻，这被视为是东西方冲突的开端。自此之后，希腊人与周边人群的争斗从未停止，在古风时代希腊人的大殖民过程中，由于资源之争，希腊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发生了不少冲突。古典时代，希腊人最重要的对手是波斯人。希波战争中，雅典、斯巴达等数十个希腊城邦结成盟军与波斯人作战，并取得了胜利。但对波斯人的敌视却在战后保留下来，尽管曾出现过部分希腊城邦与波斯人勾结的现象，但二者的对立始终未曾消失。亚历山大大帝时，马其顿人与希腊人不断地向东进攻，征服了埃及、波斯等地，但希腊人与当地人的冲突也未彻底消除，而某些地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矛盾也保留下来。此外，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希腊人不断与罗马人发生碰撞，而罗马人征服希腊化的托勒密王国则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的终结。

华夏与夷狄的交往同样贯穿先秦时期。三代以前，传说中的炎黄集团、苗蛮集团、东夷集团之间就不断发生着各种形式的交往与融合，为后来华夏集团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根据史书记载，夏、商、西周时期，华夏与周边民族也存在文化交流以及盟会、朝贡等关系，且有一定的考古证据作为支撑。而春秋战国时期，在华夏与异族激烈的冲突中，不少夷狄对华夏的礼乐文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极力效法华夏文化，华夏也有采用夷礼的例子，双方在风俗习惯上互相影响。到战国时代，原来处于华夏腹地的夷狄基本上被同化，即使是中山等国，其华夏化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和平交往的同时，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始终存在，这也是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传说中三代以前的炎黄集团内部以及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之间都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而在夏、商、西周时期，夏人、商人、周人为核心的华夏也曾经多次与周边的民族发生冲突，有时冲突表现得异常激烈。商人对周边异族方国的战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商的灭亡也可能与其征伐东夷的战争有关。西周历史上，周人与夷人的冲突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双方互有胜败，周人与猃狁等异族的冲突是导致西周灭亡的重要原因。此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夷狄对华夏的进攻以及华夏诸侯国对周边人群的兼并战争从未停歇。其中，发生在春秋初年华夏和周边民族的冲突是华夏对外关系的转折点，在周王室衰落的背景下，原先居住在华夏诸侯国周边的异族人群——即文献中所谓的夷狄对周王室以及诸侯国发起了进攻，此波进攻给华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华夏在“四夷交侵”的背景下，文化和政权有被推翻的可能，此威胁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内部的凝聚力，在齐、晋等霸主的率领下，华夏对其他民族的进攻予以抵制，从春秋中后期开始情况有所转变，史料中可见到华夏由防御转为进攻，甚至实现了对夷狄的兼并与同化。战国时期，当原先华夏诸侯国之间分布的夷狄被悉数消灭后，华夏又曾与外部的夷狄发生冲突，此类冲突一直持续到秦汉时期。

无论古希腊抑或先秦时期，其民族关系都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希腊人、华夏与外部都存在各种形式的和平交往，民族间通婚现象增加，物质和精神文明等领域相互渗透，这加强了他们与周边民族相互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他们与其他民族的相互了解。而另一方面，古代希腊人、华夏也不断地与周围人群发生各种冲突，这些冲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他们与异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不过，民族间的冲突同样可以促进相互的了解与交流，甚至有利于民族融合，因为失败的部族常常融入胜利的人群之中，壮大了后者的规模。古代希腊人、华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正是以此两种形式表现出来。而通过和平交往与冲突，希腊人、华夏感受到了自我与周边民族的差异，特别是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对自我与他者差异的认识就更加明显。这是二者之同。(www.xing528.com)

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的周边虽都曾分布着许多其他民族，但二者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由此也形成了他们在民族关系上的不同特征。

与周边民族相比，希腊人在很长时间内无论是政治军事实力抑或是文化实力都不占据显著优势，特别是希腊人由各不同城邦组成，在面临外部威胁时表现得相对弱小。在波斯崛起之前，亚述、埃及、吕底亚等区域性大国，其实力均强于希腊人，吕底亚曾经将小亚地区的希腊城邦置于其掌控之下，而波斯的实力更是远超过希腊人，加之其对希腊具有野心，成为古典时代前后希腊人的严重威胁。在此情形下，希腊人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弱势地位。当然，希腊人的弱势地位并非绝对，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通过团结合作、用心谋划，曾两次击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但是希腊人未能实现与异族的融合。亚历山大在位时，不仅巩固了对爱琴地区希腊城邦的霸权，而且向东征服了埃及、波斯等帝国，将势力扩展到印度地区。不仅如此，他还曾经试图建立一个具有“世界主义”的帝国，实现其统治下民族之间的融合。应当承认，亚历山大的征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民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治联合的趋势。但这并非希腊历史的常态，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也并不稳固，在亚历山大去世后，其继承人和将军们经过多年的征战，在其原先征服地区建立了托勒密埃及、赛琉古、马其顿等三大王国以及一些小国，这些王国内部往往统辖有多种民族，例如赛琉古境内除了有希腊人和希腊化的马其顿人之外，还包括了原来波斯帝国统治下的波斯、犹太等许多民族，而托勒密王国境内也有希腊人、希腊化的马其顿人以及埃及人、犹太人等等，不仅马其顿人已希腊化，其他民族中的某些人在文化等领域也受到希腊影响。不过，民族对立和民族区别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希腊人和希腊化的马其顿人仍然对被统治民族予以政治、经济歧视，各民族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如托勒密埃及境内的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地位就有明显差异。可知即使在希腊化国家内，希腊人和当地人全面的民族融合并未实现。

华夏在实力上高于周边人群，在与周边人群的冲突中，逐渐实现了民族融合。夏、商时代，夏人、商人由于具有强大实力，通过武力征服了附近的一些方国，使这些人群臣服，而对于抗命甚至发动进攻的人群，则予以打击，由此实现了实际统治范围向周边的不断扩张。从卜辞可以看出，商人能够影响的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其王畿区域。西周政权的建立与稳固，更使华夏将势力推进到广阔的地域，北至燕国，南至江淮，东到齐鲁，都建立了华夏的诸侯国。而在分封范围内，原本也有异族人存在，但他们逐渐被华夏所征服，并与华夏融合。同时，华夏还有进一步扩张的野心，他们曾多次向周边的猃狁、淮夷等人群发动进攻，并有征服南方楚国的欲望。当其势力强大之时，曾经迫使戎狄等人群向其纳贡，并将部分夷狄纳入了自己的统辖范围（尽管这并非直接管理，也不稳定）。春秋时期，华夏势力暂时衰落，夷狄进攻曾带来巨大冲击，但以总体实力而言，华夏的力量并不逊于夷狄，特别是当华夏团结起来，抵抗夷狄进攻时尤为如此。随着华夏实力的恢复，夷狄部落的进攻已经很难对华夏造成严重威胁，相反，夷狄的土地和人口不断被华夏所兼并。到战国时期，华夏诸侯国之间的夷狄部落几乎消失殆尽，这些夷狄并非在肉体上消灭，而是逐渐同化于华夏之中。与此对应的是，原先被认为是夷狄的吴、越、楚等国的人群，也逐渐认同华夏。到秦统一之时，其境内各民族都成为秦统治下的编户齐民。纵观三代历史，以政治、军事实力而言，华夏多数时候尚处于较强一方。这种力量对比决定了他们在民族融合中居于优势地位，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统一体处于不断形成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代希腊与先秦在民族发展史上尽管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在民族融合的程度上有较大不同。古希腊随着军事上的征服，由爱琴海地区的单一民族组成的诸多城邦，转变为了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又迅速瓦解为数个王国，这些王国境内包含了许多民族，但民族间融合未能完全实现。而先秦时期的中国以华夏为核心，不断将其他民族的人群融入其中，华夏共同体的规模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