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蛮族与先秦夷狄观念：诸侯国、华夏与天下

华夏又被称为诸夏，“诸”即众多之意，这说明，华夏成员并不否认自身在具有华夏认同的同时，内部也分为不同的成员。一些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华夏内部认同具有复杂性。²⁶⁹而此问题也与华夏的夷狄观念有关。华夏在承认夷狄和自身对立的同时，也承认夷狄和自身处于更大的共同体中，即天下之中。此处将两个问题结合做一研究。由于资料以及民族关系的原因，这里主要就周代的情况做些讨论。

华夏诸侯国是华夏形成的基础。对于西周以来受封诸侯国的性质，特别是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学者们认识有异，前辈学者如李玄伯（李宗侗）、侯外庐等人，认为诸侯国与西方城邦类似，强调其独立属性。²⁷⁰而近年来有学者利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重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具备的独立性。²⁷¹不过，也有人注意到，从其与周天子的关系来看，诸侯国并非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²⁷²

承认各诸侯国的独立性有一定的道理，在先秦历史上，各诸侯国虽在周天子统辖之下，但其统治者在所控制的区域内有较强的自主权，如对外作战、对内的国君立储、内政等，均由诸侯国国君自行处置，诸侯国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特点在西周建立之初即已出现。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情形也有所不同，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势力的衰微，各诸侯国势力愈显膨胀，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它们相互结盟，甚至强大的诸侯国有逐渐取代周天子权威的趋势。在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中，七国势力日渐强大，而周天子地位继续下降，已与一般诸侯无异，最终为秦所灭。而原为诸侯国的秦则推翻了西周以来的政治体系，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从这一点看，自西周以来，周人内部各诸侯国始终有其政治的独立性，且随着时代发展，其独立性日趋明显。

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各诸侯国内的人群往往会产生对各自国家的认同。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在各诸侯国内部的人们，特别是上层的贵族，彼此之间具有更亲近的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同时，其政治利益较为一致，相互之间容易产生认同。另一方面，对各自诸侯国的认同也出自现实的需要。在分封体制下，各诸侯国均有自身的利益，而在诸侯国的争斗中，个体的利益往往与其所生活的诸侯国有相当联系。这导致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抵御夷狄以及相互争霸的战争中，不少民众投身其中（尽管也有不少是非自愿的），为各自国家利益而战，表现出对小共同体——诸侯国的认同。在各诸侯国之上，华夏内部尚存在着次一级的共同体，即以是否同姓为依据而划分的共同体。如前所述，同姓的意识可能具有较早的起源，传说在夏代已有同姓的观念。在华夏观念中，“天子建国，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反映出姓与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姓能够反映血缘，哪怕是虚拟的血缘联系。

尽管自西周以来，是否属于同姓并非划分夷狄和华夏的绝对标准，某些姓氏内的人群分属华夏和夷狄，但在华夏观念中，区别姓的不同仍有重要意义。周人以是否同姓作为确定朝觐先后顺序的标准，体现出同姓成员的关系较异姓为近。前述《国语》中的一段话，则将同姓和异姓之区别表现得更为明确，并对此做出了解释。它提到“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与之相对应的是，“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²⁷³先秦时期，“德”有心性之意，即同姓人群天性相同，故同心、同志，而异姓人群则天性有异。尽管异姓关系并非无足轻重，但同姓关系更为亲近，使得同姓之间更容易产生认同。春秋时期，文献中除“诸夏”之外，尚有“诸姬”、“周之子孙”等。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国栾枝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²⁷⁴吴国人也曾经提及“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²⁷⁵即使这是晋国、吴国以楚国灭亡同姓诸侯国作为自身与楚国作战的理由，但亦可知当时此类说法在姬姓人群中曾经流行，有一定的影响力，毕竟只有在同姓内部存在认同的背景下，“诸姬”的说法才有可能被其他成员所认可，此言论才有意义。

上述对诸侯国、同姓等认同的存在，都是建立在华夏共同体之内。在此基础上，对诸侯国、同姓认同，对华夏认同以及与之相关的夷狄观念产生了较深刻的相互影响，形成了华夏、夷狄与诸侯国、同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在华夏集团内部存在次一级的共同体，并形成对其的认同，特别是人们对各自诸侯国的认同，会导致他们对诸侯国利益的认可，由于诸侯国各自利益不一致，有时甚至同华夏共同体的利益产生冲突，或者导致华夏共同体内部的冲突，此时次一级群体的认同就可能导致华夏认同的削弱。

诸侯国争夺霸主的斗争是华夏诸侯国内部冲突的重要表现。诸侯国之间，如齐、晋国等为争夺霸主地位曾发生战争，晋国与楚国等为争夺霸权更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争，楚国虽向来被视为夷狄，但其同样有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野心。宋、郑等较小的诸侯国在地位上与晋国等诸侯国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处于大的诸侯国之间，被迫参与其中，有时受到晋国等国的压迫与奴役，有时则在楚国的逼迫下，被迫投入人力、物力参与到战争中。宋国等提出的“弭兵”策略正是此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为了消弭战争，宋国提出“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²⁷⁶即小国被迫同时依附于两个对立的大国，这不仅对小国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也加深了小国与大国间的矛盾，构成了华夏内部的裂隙。华夏诸侯国之间原有的认同感受到削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依赖政治利益，如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木所言：“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²⁷⁷，就是对此现实的反映。而一些较强大的诸侯国，如齐、鲁、晋等，要实现势力的扩张，必然向外争夺土地和人口。故他们不仅仅向夷狄掠夺资源，也同样掠夺和征服其他的华夏诸侯国。荀子提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尽管这一数据未必可靠，但无疑周初的诸侯国数量众多。然而，经过一系列的争霸战争，至战国时期，传统上华夏诸侯国已为数不多，在春秋时期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鲁国等诸侯国此时已消失，反映出华夏诸侯国相互吞并的现实。而与之对应的是，剩余的国家均具有较强的势力，其中有七个“万乘之国”，五个“千乘之国”，这正是华夏诸侯国互相兼并的结果。争霸过程，不仅伴随着诸侯国的相互吞并，也导致各国民众不得不在此过程中为各自诸侯国利益而战斗，这破坏了华夏内部的团结，也使得对各自所属国家的认同超越了对华夏共同体的认同。

诸侯国的争霸战争，同样导致周天子势力的削弱。春秋初年，郑国对王室东迁有重要贡献，因此郑国国君担任王室卿士；其后周、郑关系恶化，“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²⁷⁸周、郑相互交换人质。不过，正如《左传》所言：“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这不仅是周王室地位下降的表现，也是诸侯国与周王室互不信任的体现，因此，互质并不能改善双方关系。其后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又出现周、郑交战，且郑国大夫“祝聃射王中肩”的恶例，使周天子威信扫地。而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更是成为诸侯国侵略的对象，至秦庄襄王时期，“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²⁷⁹最后被秦所灭亡。除了上述诸侯国与周王室的直接对抗和争斗之外，春秋战国时期，某些强大的诸侯国并不尊重周王室的地位，蔑视周天子的权威。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周天子将阳樊等地赏赐晋文公，“阳樊不服”，晋人于是攻击阳樊，阳樊之民不仅抵抗，而且自称此地之人“谁非王之亲姻”，表明他们与周王室关系密切。²⁸⁰在此事件中，周天子虽然将阳樊赐予晋侯，但阳樊和晋国的行为无疑是周王室威信下降的反映。至于《春秋》“僖公二十八年”的传文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实质上是晋文公以诸侯召唤周天子，《春秋》的记载是因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²⁸¹即天子为诸侯所召唤，此事严重违背周礼，为了保全周天子和晋文公的颜面，而在史书中做出改动。诸侯国从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蔑视王室，这同样对华夏共同体构成了破坏。在西周时期，周天子是周政权的象征，也是维系华夏共同体的纽带，周王室权威的丧失，就意味着华夏共同体内部的联系受到削弱，反过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由于缺乏共同秩序的制约，又进一步加剧了诸侯国之间的争斗。因此，华夏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各自利益引发的争斗，对华夏认同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自然也影响了华夏和夷狄的对立。

与诸侯国各自认同相比，同姓关系所发挥的作用较小，但它依旧存在于华夏共同体内部，并对华夏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前述鲁隐公“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论断，就是重视同姓关系，而忽视异姓关系的表现。将同姓关系置于华夏共同体之前的做法，同样割裂了华夏的团结，也对华夏认同以及华夏的夷狄观念造成了冲击。

不过，认可华夏内部诸侯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强调华夏对各自诸侯国和同姓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华夏共同体内部的冲突不可调和。毕竟它们能够长期共存，正反映了它们与华夏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www.xing528.com)

诸侯国自身利益的存在，并非总是破坏华夏认同或彻底否定华夷对立的观念。各诸侯国虽然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但在春秋及其以前，它们在形式上仍处于周天子统治下，属于华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它与希腊城邦的重大区别。从各诸侯国设置目的来看，最初也是为了“以藩屏周”、“夹辅周室”，这是周人从殷商灭亡的教训以及周初现实出发，创立此方式以维护周王室的统治，此行为有助于维护华夏内部的稳定与团结，故建立诸侯国的初衷与华夏共同体并非对立。这一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在诸侯国实力强大时，旧的统治秩序仍能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发挥影响。如春秋时代，尽管周天子权威受到削弱，以致有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但是，“周—诸侯国”的统治关系仍然在观念上发挥影响，表现为各诸侯很难公开否认天子的权威，而是需要打着天子的旗号为各自利益服务，即“尊王攘夷”。这种关系并非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即使是那些被视为夷狄的人群，当其试图进入华夏共同体时，也需对周天子的权威表示尊重；而破坏原有政治体系的图谋往往遇到较大阻力。春秋中期，楚王问鼎于周郊之时，天子的代表王孙满回答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²⁸²他承认周王室已经衰落，但认为天命尚未更改，即周天子仍具有一定权威。这种认识得到了楚国的承认。同样，身为霸主的晋文公可以召唤周天子“狩于河阳”，但在形式上仍然是晋侯朝觐天子。与诸侯国形式上对周天子的认可相对应，周天子在王权衰落的背景下，仍努力维护自身权威，晋文公“请隧”，即希望使用天子的葬礼形式，这未得到周天子同意，天子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²⁸³周天子反对的理由在于此形式是维护天子和诸侯差异的标志，而晋文公未对此提出异议，也说明当时周天子依然具有影响。由于周天子以及周中央政权的权威仍存续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这使得在周政权内部仍能够形成一定的向心力，处于周政权内部诸侯国的各自认同不可能完全取代对华夏的认同，而华夷对立的基础也就在诸侯国独立性增强的背景下得以保持。

而在战国时期，原有的政治体系几乎崩溃，诸侯国间的争霸战争愈发激烈，同时，各诸侯国内部也不断出现由大夫取代诸侯的现象，有时诸侯国甚至被瓜分，如三家分晋即是如此。这些都加剧了华夏内部的分裂。但从另一面看，在形式上的分裂局面下，其内部孕育着更为深刻的统一因素：尽管周天子的权威彻底丧失，已不再是华夏共同体凝聚的象征，但由于不再有传统体系的约束，各诸侯国都将追求统一并成为天下共主作为争霸的诉求，而此观念也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孟子》中提到：“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²⁸⁴追求统一也是一般民众的要求。正是在此背景下，战争非但未造成华夏的分裂，反而在更大范围内促成了强有力的统一，最终由秦结束了纷争局面，建立了中央政权。这些事实都表明，诸侯国存在于华夏共同体之内，即使存在各自的利益与认同，但也只能作为“诸夏”的一部分，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华夏的统一。

同姓共同体与华夏的冲突同样并非不可调和。尽管华夏内部存在着不同姓氏的人群，尽管同一个姓氏可能分属华夏抑或夷狄，但此现象并未造成华夏内部的彻底分裂。先秦时期讨论同姓关系时，或是在华夏共同体之内进行讨论，如“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尽管不同姓的人群存在差异，但异姓仍属于华夏内部的区别；或是所提到的异姓是指华夏之外的夷狄，如前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段话提到姬姓，但却是针对被视为夷狄的楚人而言。同时，有些被视为夷狄的人群，尽管他们与华夏有着相同的姓氏，但华夏成员很难认同他们。故所谓的同姓和异姓之争对华夏内部认同以及华夷之别的影响有限。

除了对华夏共同体及内部次一级部族的认同之外，华夏内部还存在着更高一层的认识，即“天下”的意识，这使得作为华夏对立面的夷狄也逐渐与华夏产生联系，形成了华夏和夷狄共处一体的结构，先秦时期，这种思想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早在夏、商时期，由于实力的影响，周边一些方国已经处于夏王、商王的控制之下，并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根据周初文献，商人也曾是夏的方国，他们承认其政权是从夏人手中夺得，但他们和周人都承认，同一时间内只存在一个天下共主，其他邦则需服从共主统治，政权的更迭必然带来共主地位的更迭。例如在商代，“大邦殷”就是天命所在之邦，周人在未得天命之前曾是商的属臣，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已为“天下一家”思想奠定了基础。

周人在击败商人取得政权后，“天下一家”的观念有了一定发展，他们对原来仅依靠武力征服夺取政权的天命观念做出了重大改进，赋予了其思想和制度上的合理性。从思想上而言，周人指出天命并不可靠，天命是可能转变的，不过，天命转变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即统治者是否有德，而统治者的德要通过民心体现出来；而从制度上，则通过宗法和分封制度予以保证，在宗法制和分封制下，“天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正是在“天下”的背景下，周人从未将观念上自身的统治范围局限于华夏诸侯国之内，而是不断向外扩展，甚至暂时未接受自己统治的夷狄人群，也被华夏视为应接受自身的控制，因此理论上看，周天子控制下的疆域是兼及夷狄人群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华夷对立的挑战。

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诸侯国在政治上逐渐走向统一，“天下一家”思想不仅在实践中逐渐成为现实，也明显体现在各思想家的著作中。因此，各派思想家都为统治者的需求服务，亦是为统一事业贡献着自己的才智。例如孔子主张通过行“仁”实现“天下一家”，墨子主张以兼爱、尚同的方式实现，孟子和荀子则分别强调使得人性充分发展以及礼仪节制人性、通过教育等方式实现统一；而法家则坚持君主独断才是统一的正确途径。尽管各派思想家的观点有所区别，但其求“天下一家”，希望实现“统一”的愿望则是相同的。

先秦时期，与“天下一家”思想发展同步，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商代的文献虽暂未见到“天下”字样，但当时人对世界的理解应包括商中央政权及其所能影响到的方国。而西周之后，人们的视野不断扩大，认识范围不仅包括了华夏，而且逐渐涉及华夏之外的世界，此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尤为明显。战国时期邹衍提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²⁸⁵邹衍认为，传统的“九州”所构成的“中国”在天下只能居八十一分之一，而外部则由华夏所居住的世界向外推出，有更多的类似于九州的区域，其范围远超过华夏居住的空间，但这些地区仍属于“天下”的一部分。从理论上看，他们甚至不局限于当时所知的夷狄世界。因此，从周代开始，“天下一家”观念就不仅仅表现为华夏内部的团结，也逐渐与华夏、夷狄之间的融合有密切关系。

总之，华夏共同体的认同与其内部的群体，即同姓集团、各诸侯国的认同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华夏与夷狄之间同样存在张力。一方面诸侯国、同姓人群之间由于政治利益等多种因素，存在着纷争和差异，在某些时候甚至表现得异常剧烈，不可否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夏共同体内部的团结，破坏了华夏认同，并对华夏之夷狄观念构成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所有的诸侯国在名义上都服从于周天子的统治（春秋以前），或以追求统一为目标（战国时期），甚至将夷狄也纳入观念上的控制范围。而同姓和异姓之区别对华夏和夷狄区分的影响也有限，这使得各种观念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共存，而华夏认同以及华夏和夷狄观念的影响也能够长期存在。同时，在华夏和夷狄对立之外，尚有能够包括夷狄在内的天下思想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华夷对立秩序，为华夏和夷狄的相互转化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