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人、商人实力强大之时,周曾为其方国。公元前11世纪左右,在首领周文王的带领下,周日渐崛起,开始翦商,后周武王趁商人内忧外患之际,联合一些同盟邦国一举灭亡了商,建立了周政权。周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在西周建国之初,周人在稳定统治后,着手经营洛邑地区,并大封诸侯。成康之后,在不断对外用兵的同时,周王室的实力逐渐转衰,到后期厉王统治时,由于横征暴敛,钳制言论,最终导致人民的反抗,周厉王被迫出逃,而由贵族暂时统治,被称为“共和行政”,后政权移至厉王之子。公元前8世纪,犬戎等族联合申国等进攻西周,周幽王被杀,西周由此灭亡。
关于周人的起源,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讨论。在传统的文献中,周人的始祖不窋自窜戎狄,其后,公刘处豳,太王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似乎周人早期的活动多与泾渭流域相联系,即位于今天的陕西境内。不过,上世纪以来,对周人早期历史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钱穆先生对《诗经·公刘》等篇章作了分析,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提出周人源出晋南。104钱氏的观点主要源自传统文献,但周人源出山西之说亦得到了部分考古学者的支持。如王克林认为,先周文化出自晋南地区的晚期龙山文化、东下冯文化,但此说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05徐锡台教授就提出,陕西的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与先周文化之间存在断裂,但前者是后者的源头无疑,而其中的断裂则是由于齐家文化的影响,106这种说法仍认为先周文化来自陕西境内。
除了考古资料外,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先秦文献中周人对祖先历史的记忆。关于周人始祖后稷(即弃)的诞生,《史记》有曰:“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107这其中蕴含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后稷为帝喾之后,是人君之子,这与《礼记》所载“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相吻合。另一种认为他是感天而生,为天之子,这与《诗经·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相吻合。尽管后一种说法有些荒诞,但《史记》仍对其作了记录,体现了司马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著史特点。周人起源的神话,一方面是对周人祖先神圣性的宣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周人自认为来源于帝喾一支,就此而言,周人源出华夏集团。
周人自认为与前代人群很早就有了交往,这在西周的文献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描述,这种认识对华夏形成有重要意义。前面提到,据《史记》等记载,传说在夏代,姬姓周人的始祖弃就曾经做过农官(后稷),此后历代为夏之农官,直到不窋之时,周人才自窜戎狄,似乎在周人记忆中,周曾从属于夏。而周初文献中自称为“夏”更显示出他们自认为与夏人有血缘上的联系,这一点后文将有讨论。
除了传说中与夏人关系密切,周人与商政权的关系当更为可信。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材料:
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108
据此材料,周文王时期,商人对周人尚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掌握着对周统治者的生杀予夺大权,而周文王也曾臣服于商,服从其命令。周原的甲骨证明了周人曾服从于商的真实性,故文王为西伯并非全无根据。
周初的分封加固了周人和其他人群的关系。为了巩固周人的统治,在周政权建立后,周人采用分封制,将同姓和异姓贵族的权利固定下来,分封的目的在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维护周政权的总体利益和统治稳定。在此过程中,周人将同姓或异姓诸侯分封于各地(或承认原有贵族的统治权力)。姬姓周人内部以及与其他姓氏人群的关系都得以明确,且以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
根据荀子所言,在周初分封中,“(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109显然,作为周天子同姓的姬姓贵族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体现了他们作为周政权核心人群的作用。而在周统治集团内部,尚有其他盟友,这些盟友也是西周时期华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尚书》记载有武王伐纣时的言论:“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110这里的友邦冢君,就是伐商集团中姬姓的盟友,他们由于通婚或者其他政治原因而与周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也为周人夺取政权立下了大功。即使在周人建立政权之后,他们仍与周人关系特殊,在统治集团中占据一席之地。《尚书·大诰》中提到“多邦越尔御事”中的多邦可能就是指这些人。111在这些人群中,姜姓贵族是较重要的一支力量,112他们与周人很早就产生了联系。《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113说明姬姓将姜氏作为自己的母系祖先。而在传说中,还记载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娶妻太姜,“太姜生少子季历”,而季历则是文王之父,姬姓、姜姓世代通婚的情况在西周建立后仍然得以维持。通婚的关系,奠定与稳固了姬姜人群的联系。而姜姓贵族在周初的崛起也与他们的贡献有关。商末周初姜姓的代表性人物是太公,又称吕尚、姜尚。“(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114这虽是司马迁的记载,但在周人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姜姓人群确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夺取天下到政权稳固后,姜姓贵族与姬姓贵族一样享有较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姬姜联盟也成为周建立与巩固统治的核心。除了姜姓之外,其他异姓贵族也获取了相应的利益,例如嬴姓的黄、江、徐,任姓的薛、舒、终、谢等异姓诸侯国也相继建立,在周统治集团中占据一席之地,体现出他们与周人之间特殊的关系。
在西周时期,周统治集团内,除了与周人关系密切,为周政权确立与稳固建立功勋的人群之外,前代的贵族也曾受封。商末周初周人与商的关系经历巨大转折,据说文王之父季历为商王所杀,文王本人也被商人所囚,但商政权后又被周所灭,商人与周人之间曾有世仇,不过周灭商后,周人与商人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缓和。周初建立政权之后,“小邦周”虽一变而成为天下共主,但商人的势力仍然很大,对周人有一定威胁,周初的统治者对此十分忧虑,《逸周书》对此曾有记载:
王至于周,自□至于丘中。具明不寝,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曰:“久忧劳!”问周不寝,曰:“安,予告汝。”
王曰:“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成。用戾于今。呜呼!于忧兹难,近饱于卹,辰是不室。我来所定天保,何寝能欲?”115(www.xing528.com)
武王从商的灭亡中,思考到周初统治的风险,因此难以入眠,这种忧虑也存在于周公等人的思想中。为稳定统治,必须妥善解决与商人的关系,周曾封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并在附近安置了管、蔡等诸侯,不过,武庚与管、蔡等国共同发起叛乱而被镇压。此后,周人重新分封了商的贵族微子,是为宋国的国君。除了对贵族予以安置外,对于普通的商人,周人也予以妥善处理。《多士》篇提到“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幹有年于兹洛”。116可见商人享有宅第等私有财产,并在洛邑等地正常生活,周人还允许他们在保留本族原有习惯的基础上接受统治,《左传》中所谓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即是此意。除商人外,其他传说中先代部族首领也得到了册封,“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117封先王之后,固然是为了维护周政权的统治,明确姬姓周人统治的合法性,但也确立了周与夏、商等人群密切而稳固的关系。周人的分封制对于巩固周人内部以及盟友之间的密切关系,缓解他们与前代贵族的对立有重要意义,为华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华夏形成的同时,西周时期“夷”等称呼更加普遍,主要用于称呼东南、南方一带的异族人群。这些异族与周人的关系较为复杂,部分曾为西周政权服务,除了在西周建政之前就有一部分异族人群追随周人之外,在西周政权建立后,随着周人势力的扩张,还有部分夷狄被周征服。其中一些人群虽可能未受到周政权分封,但仍对周人负有包括纳贡在内的义务。这一点得到了金文材料的证明: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者(诸)侯,(帅)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堇(谨)尸(夷)俗……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敢不具炆(敥)逆王命118。
此处提到驹父等人接见淮夷首领时,淮夷首领无不缴纳贡物,说明某些淮夷人群在一段时间内已被周征服。不仅如此,即便是周人统治的区域内也出现了一些臣服的夷人。“询簋”铭文也记载:
这里,周天子命令询掌管邑人、虎臣、庸等人,其中包括了西门夷等“夷”;此外“师酉簋”的铭文也提到“命师酉,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夷、夷、秦夷、京夷、弁身夷。”120这些铭文涉及了西门夷、秦夷、京夷等名称,据陈梦家先生考证,秦夷、京夷指秦、京等地的夷,夷可能是指貉隶。121这些铭文中邑人、虎臣、庸以及诸“夷”的关系在学术界尚有争议。郭沫若先生认为,“庸”就是奴仆,询、师酉所管辖的人群均是奴仆;黄盛璋先生则从金文和传世文献中判断虎臣地位较高,不可能由夷人担任,因此邑人中包括虎臣,也包括作为奴仆的庸。122然而在铭文中,无论这些“夷”的身份和责任是什么,他们都由师酉等人统帅,夷人在归顺周人后成为为周人服务之人。材料反映出这些“夷”的地位并不高,虽然有时他们不再是周的敌人,但似乎仍与华夏有明显区别。
当然,并非所有的夷狄都能被纳入华夏的控制范围。早在周建立之初,周人进一步的对外扩张曾导致了其与东夷人群的冲突。《逸周书·作雒解》提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123说明周初的三监叛乱中,已经有东夷参与,周人历经艰苦战斗才平定叛乱。随着周实力的提高以及统治疆域的扩展,周人与其他人群的交往逐渐增多,联系日益密切,战争亦成为双方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如与东夷等民族的战争仍在继续,西周中期,淮夷曾经内侵,124结合《竹书纪年》穆王十四年“徐戎侵洛”的历史记载看,夷人势力强大时已经进攻到成周附近,对周的核心地带造成重大威胁;而穆王时代的“录卣”铭文也记载,淮夷内侵,周王命令“以成周师氏戌于叶师”,即率领成周八师驻扎在叶附近,以防备淮夷。直到晚期的夷王、厉王时期,尚不乏双方互相进攻的记载。
除东夷之外,楚人是南方比较重要的人群,周初他们曾依附周政权,西周中期,楚国势力逐渐增强,其首领熊渠以“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125其活动地区已经到达长江流域。而西周时期,周在这一地区通过分封建立了不少姬姓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同时周王室还积极向南方地区扩张,周昭王时期,曾举大军进攻南方,楚人的扩张与周王室向南发展之间,必然产生剧烈的冲突。尽管周昭王溺毙于水中,126周人向南发展并未取得成功,但仍然遏制了楚国向外的扩张势头。
在西方地区则有猃狁等民族,猃狁可能是文献中的戎人。127由于周人兴起于西方,早在西周建立之前,周人当已同戎人发生了联系。据《国语》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128据此说法,不窋在夏代衰落之时,窜至戎狄地区。在该时期周人实现了自身的戎狄化,似乎周人与狄的关系并不疏远。不过,在先周时期,周人与戎狄也曾有过冲突。《诗经》记载,在不窋之后的古公亶父时期,“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129正是由于戎狄的扩张,周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抑制,周人被迫迁居岐。西周建立之后的周人与戎人情况,《国语》等资料也有记载,“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似乎犬戎等部族曾长期服从周天子的统治。但也有史料表明,周人同西部民族之间冲突并不少,有时也非常尖锐。一方面,戎人时常内侵,穆王时期猃狁内迁到太原地区,广泛分布于自陇以西的瓜州到太原,甚至伊洛一带。另一方面,则是周王朝曾多次派兵讨伐西戎,“不簋”等铭文提到周人进攻猃狁,多有斩首、执讯,130结合《国语》中“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的记载,131当时王室在与犬戎的对峙中,曾占有一定优势。不过,随着西戎力量的增强和周王室的腐败,周王室渐处于下风,周人在与异族,特别是西部人群的斗争中就不断遭受损失,到幽王时代,申国配合犬戎等部族,联合进攻周王室,“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132正是西戎等部落诛杀了幽王,并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总体来看,周王室的对外扩张过程历经了变化。西周前期,周灭商之后基本上处于对外扩张的阶段,除了昭王南征等失败之外,在不少地区都取得扩张。而西周中期之后,除了宣王时期曾试图恢复原有的统治,主动向周边人群发起进攻之外,多数时期华夏似乎处于守势。133而将西北方向与东南方向的民族关系做一比较,西北方向戎狄的威胁似乎更大一些,戎狄与西周的关系也更为疏远。总体而言,周王室的统治能力与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与周边人群的关系,但夷狄无疑被认为是不同于华夏的人群,他们与华夏的关系较为疏远,华夷之间的区别在这一时期较之此前明显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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