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之前人群区分的因素及其影响

按照传统文献记载，夏、商在政治上具有连贯性，夏、商时代夏人、商人对民族识别因素的看法也有诸多可共同研究之处。由于材料的局限，这里仅就这一问题进行简单的讨论。

血缘作为区分人群的一般标准，在夏、商时代应当存在，不过，在现存文献中多体现为同姓之间的联系。今人对姓氏的理解，与先秦时代有所不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提出“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⁹⁶从文献中他发现战国以后的人们已经混淆了姓、氏之别。司马迁虽提到夏、商人群有不同氏之分，但有时却对此问题未做明确区分，如在《五帝本纪》中，他将公孙氏写作黄帝的姓，而同一卷中又提到，黄帝以姬水成，故姓姬，⁹⁷说明汉代确实存在混淆姓氏之别的现象。而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姓、氏有明确区分。《左传》提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⁹⁸按照注家的解释，氏是作为姓的次一级分支而存在的，同姓的人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氏族。《国语》记载“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⁹⁹前述《史记》所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也正是此意识的展现。根据此说，夏、商时代的统治部族组成复杂，其主要成员属于姒姓、子姓等，但是其中分为不同氏族，夏后氏、殷氏分别居于夏、商时期的统治地位，但也仅是姒姓、子姓人群中的一支。

同姓人群具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已经了解战国之前的人们认为夏商两代分别以黄帝—禹和喾—契作为祖先，可见，夏、商虽然前后相继，先后继承了中原的共主地位，但他们的祖先却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谱系，而这两个谱系在战国之前，似乎并无合流迹象，因此在早期，夏、商被视为不同的人群。依次推理，当时其他姓氏的人群也应该有自己的祖先观念，有各自的祖先崇拜，并在相同血统的基础上将共同体内部的人群与其他人群做出区分。

同姓人群的认同感当其面临外部敌人时将突显。当姒姓部族面临外患的时候，同姓之间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太康失国后，入侵的东夷集团除了对夏后氏发动进攻外，也曾试图消灭斟寻氏等姒姓氏族。而少康在复国过程中，主要依赖的正是斟寻氏、斟戈氏等同姓。但另一方面，同姓之间也存在冲突。在后世观念中，有扈氏曾是姒姓人群的一支，¹⁰⁰双方有着血缘联系，但在夏初，他们曾与夏后氏有过争夺权力的斗争，引发了禹之子启与有扈氏部族之间的战争。启在阵前作《甘誓》提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¹⁰¹启认为自己奉天命灭亡有扈氏，丝毫不顾及同姓的关系，因此在利益面前，同姓之间冲突也相当残酷。这种同姓共同体内部团结和冲突的两面性非常重要，它说明当时华夏的认同感建立在以姓氏为基础的共同血缘之上，并在与外部的斗争中得到了强化。同时，它也证明血缘作为划分人群的标准具有不稳定性，血缘共同体内部也有可能因各种因素出现分化。

除了同姓之间具有血缘联系外，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通婚、结盟等关系也会促使异姓间关系亲密，此类政治联系对共同体的形成意义重大。夏、商两代，姒姓、子姓人群在内部与某些异姓，特别是与其上层人物关系紧密，其间应有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在夏代，昆吾等人群与夏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昆吾并不被视为夏人的同姓，在《史记》等文献中，记载昆吾为己姓之人，¹⁰²可知其是异姓方国，而他们能与夏人共存亡，其间政治联盟关系当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如前所述，商代的伊尹虽为异姓，但可以陪祀商人祖先，体现出较高的地位，享受着类似子姓商人的地位。为了巩固这种政治同盟，不同人群间往往会通婚以密切关系。夏人、商人应当与某些异姓人群通婚，并得到了其支持。如根据《史记》记载，伊尹是有莘氏的“媵臣”，即陪嫁之人，有莘氏似与商人有通婚关系，而伊尹恰处于此关系之中，尽管这种传说目前尚难以证实，却反映出后世对此说法的认可。这些与姒姓、子姓人群关系密切的异姓部族，是维系夏、商政权的重要支柱，而其间共享的祭祀、通婚等活动，更体现出较强烈的认同关系，为后世华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做了重要准备。(www.xing528.com)

不过，并非所有的政治关系均需要通婚维系，政治上的联系与分离有时与不同人群之间力量的对比相关联，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而言更是如此。商人与周人的关系就是典型例子，周人与商代统治者的关系相对疏远，也没有稳定地加入商人的统治圈内，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承认商人的共主地位，因此当夏人、商人力量强大的时候，周人可能和他们产生政治上的联合，这种联合促进了人群间的交往，为后来华夏民族共有认同感的产生提供了一定保障。不过，这种联系具有不稳定性，可能随着双方力量对比之变化而有所改变，当夏人势力衰落之时，周人便脱离了夏政权，而当商人政治衰落之时，周人更借机壮大自身实力，实施翦商大业，最后夺取了统治权。

至于长期处于夏人、商人控制范围之外，甚至与他们敌对的人群，他们并非夏人、商人可以稳定依赖的力量，相反，多数时候他们和夏、商共同体之间存在冲突，甚至可能爆发战争。因此，他们被视为“外人”，很难看到他们相互之间有明确的认同关系。而当夏、商政权实力较弱的时候，难以控制他们，甚至有可能受到后者的进攻，这种背景下双方之间更是难以产生民族认同感。政治上的冲突与分离无疑成为人群之间区分的标志。

文化是否是夏、商时期不同人群之间的识别标准？在后世文献中，这一点毋庸置疑。孔子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他似乎认为，夏代、商代的礼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礼记·表记》也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¹⁰³其中记载，夏人“事鬼敬神而远之”，而殷人则“尊神……先鬼而后礼”，商人更加信奉鬼神观念，这与卜辞中商人重视祖先、神灵祭祀的现象是一致的。夏、商虽为前后相继的统治人群，但又曾同时共存，与之相关，夏、商文化各有特色，这反映出后人观念中，对夏、商两代文化不同之处的认识：二者之间所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不仅能够被感知，而且可作为人群识别的标志。在考古发现中，代表夏文明的二里头文化，与代表东夷文明的岳石文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似乎也表明当时不同人群之间确实有文化差异。不过，孔子、《礼记》的言论只能表明后世的认识，而考古发掘，虽可以证明当时存在不同人群间的文化差异，但当时人是否基于此文化差异形成了民族认同与民族识别意识，这一点难以确定。在现有条件下，对此问题尚只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