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蛮族与先秦夷狄观念剖析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采用了“传说时代”与“历史时代”的划分。他提出应以是否具有可靠文字记载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并认为，严格按此标准，我国自殷墟文明以后（大约盘庚迁殷算起），才算真正进入有比较可靠历史记载的时期；而在此之前，仅靠口耳相传的时代，则被他称为“传说时代”。²

对于传说时代的历史，包括民族史在内，在先秦秦汉典籍中已有所记载。不过，如何认识这些典籍的可靠性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司马迁认为黄帝之事“言辞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但其《史记》仍以《五帝本纪》开篇，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也被一些传统史家所认可。但是从20世纪上半期开始，在崔述等人的影响下，顾颉刚先生开始怀疑历史记载中上古历史的真实性，并提出上古历史是层累形成的观点，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等主要论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形成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古史辨派”，他们对传说中“三皇五帝”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古代史的真实性因此受到质疑。³

“古史辨派”对文献的整理之功不可抹杀，由于他们的工作，古史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被重新思考，这对推翻臆造的旧史，打破旧史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建立新的历史观念有重要影响。但“古史辨派”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无限度地使用默证法，即所见典籍中未见某事或某观念，即断定此事或此观念不存在；从逻辑上推论，默证法有明显的缺陷，未见到相关史料有多种可能，该事件不存在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它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忽视默证法限度的缺陷已为张荫麟先生较早指出。⁴其二，“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怀疑过头，“破”的地方多，而“立”之处少，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即过于否定古书和古史的真实性。杨向奎先生曾对此提出批判，他以《左传》为例，指出该学派“在怀疑和抨击古史方面有时过头，以致玉石俱焚”。⁵此外，“古史辨派”过于关注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批判，以致被人批评为“古书辨”而非“古史辨”，而对当时已经起步的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却利用较少。⁶尽管顾颉刚先生本人已经认识到考古学的价值，但却未能改变这种局面。

基于“古史辨派”的成就和缺陷，一些学者认识到传统文献仍有其价值，对我们认识上古时期的历史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大量新石器时代之后的遗址得到发掘，特别是随着殷墟等遗址的发掘，通过卜辞以及其他出土材料，我们对商代历史已有较多的了解，传统文献的价值更得到一些学者的肯定，对“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也进行了反思。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结合当时的考古发现和一些传世文献，提出古代的中国人实有华夏、蛮、夷三个不同的来源，这是中国早期的三个民族集团。其中华夏集团分为两个大的亚族，即黄帝和炎帝亚族，共工氏包含在华夏集团中；而东夷集团以太皞、少皞、蚩尤等人为主；所谓的苗蛮集团，则主要以祝融体系为主。从分布地域来看，华夏集团大体分布于今天的黄河流域，而东夷集团主要分布于海岱地区，即今天山东附近地区；苗蛮集团则主要分布于南方的长江流域。三大集团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不过，三大集团之间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存在着相互影响，高阳氏属于华夏集团，但也受到东夷集团的深刻影响；祝融氏与华夏、东夷集团均有相互影响。⁷徐先生不仅为结合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研究传说时代的民族关系拓展了道路，而且指出传说时代的三大集团之间既存在区别也具有关系，且三大集团与后世的中国人也存在联系，他对传说时代三大集团人群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今仍有价值。不过，徐先生的论著发表时，仍有大量的考古遗迹尚未得到发掘，这影响了他的分析与判断。目前，除了殷墟的发掘之外，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对相当于传说中夏代的文明也有了一定了解。因此这里将“传说时代”限定于夏代以前的五帝时期，即传说中从黄帝到尧舜的时期，大体相当于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000年的时代。

目前，将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使用，尽管不能准确地描述这一时期人们的自我认同与他者意识，但对展现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融合乃至斗争历史仍有重要意义。不过，囿于材料限制，目前只能对传说时代的民族关系史作简单的梳理。

根据《史记》等史料记载，战争是传说时代各部落集团之间常有之事，三大集团内部以及三大集团之间时常发生战争，其主要原因应当与争夺生存空间有关。华夏集团内部曾爆发过剧烈的斗争，《史记·五帝本纪》对黄帝和炎帝之间的战争有生动描述：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⁸(www.xing528.com)

这种部落间的战争影响深远。据说正是通过阪泉之战，炎黄集团实现了部落融合，并由黄帝实现了对部落联盟的统治。这虽是对传说中华夏集团形成的记忆，但应有一定历史依据，符合早期人群间融合的趋势。在解决了华夏集团的内部矛盾后，随着对土地等资源的需求增大，炎黄部落组成的华夏集团必然向外扩张，又与外部势力发生了冲突。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华夏集团最初的活动范围约在黄河流域到燕山山脉之间，他们向东、向南扩张，必定侵占南方、东方人群的活动区域；同时，类似的需求可能也出现在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中。各部族的扩张导致了相互间的冲突，如东夷集团中的蚩尤与炎黄集团就发生了战争，《山海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⁹《史记》亦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¹⁰反映出传说中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争斗。此外，炎黄集团据传也曾与苗蛮集团发生冲突。《吕氏春秋》提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¹¹这表明在后世的记忆中，黄帝、尧、舜等华夏集团的代表性人物，都曾使得苗蛮、东夷集团臣服。故有学者认为，华夏集团在此后实现了自己影响范围的扩张，而东夷、苗蛮集团在此之后，可能向炎黄集团屈服或退却。¹²当然，不能排除这是后世之人根据春秋战国时期华夏集团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对早先历史的一种猜想，不过华夏共同体的雏形在部落冲突中逐渐形成、当时各部族之间存在的剧烈的冲突，可能均有历史依据。

战争既是人群间冲突的反映，也是人群交流的重要手段。在华夏、苗蛮、东夷集团的战争中，必然伴随有各集团人群间的融合，失败的人群被胜利者统治后，一部分人被驱逐到更远的地方，也应有部分人被胜利者所同化，从而进入胜利者的部落。《五帝本纪》中就提到“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关于“变”尚有不同说法，其中一种意为舜通过流放罪大恶极的人物，而改变了这些人群，使其习俗同于中国。¹³此说法，来自《尚书·尧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¹⁴但似乎又加上了华夷之辨的传说。这些传说中，既包含了华夏对周边人群的进一步驱逐，也包括了他们对周边人群的同化，尽管四夷分居于四方的观念可能是后世的产物，但在传说时代的历史记忆中华夏集团与周边人群存在交流与融合。

除传世文献外，考古资料为研究传说时代的人群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考古发现，公元前5000年左右，我国的农业文化已经形成了一定体系，并已经出现各自的地域性特征；依照这些特征，学者们将不同地区遗址所反映的文明作了一定划分：张光直先生将考古遗址按其特征分为多种文化类型，并提出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些类型逐渐演变成不同类型的龙山文化，以及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等。¹⁵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善了中国“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满天星斗说”，他根据考古文化类型，将我国上古时期的文化系统分为六大文化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等。六大区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以及发展道路，同时各区系存在相互影响。张、苏两位先生对上古时期文明体系的划分有所不同，但都将我国境内当时的文明划分为不同类型（区系），同时，也赞同上古时期的文明类型在发展中不断地相互交流与影响。¹⁶应该说，两位先生的观点，特别是苏秉琦先生的观点的确对传统文献中的中原文明中心说提出了挑战，在其体系中，与其他文明相比，曾被视为中心的中原文明并不占绝对统治地位，如果从此出发，传说中早期华夏集团的形成以及对其他文明的征服、驱逐与同化，似乎确存可疑之处。但从更深层次看，上述观点也佐证了传统文献所记载的上古时期存在着不同的部落集团，且不同部落集团内部及相互之间存在着交流与融合的说法，故传说中所载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也不无可取之处。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最早的人群交流和共同体雏形的形成阶段。

尽管有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的支持，但研究早期中国历史，特别是传说时代的民族关系尚存在很大障碍。一方面，这与传统史料的形成有关。在中国古史记载中，不乏记载传说时代民族关系的材料，其中似乎也能反映出部分民族观念，并成为一些民族史学者研究上古民族观念的证据。史书中常提及炎黄集团对其他人群的惩戒，如《史记》记载：“轩辕之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遂禽杀蚩尤。”¹⁷这里提到蚩尤“不用帝命”，因而被黄帝所杀，似乎炎黄集团相对于东夷、苗蛮集团而言，处于统治者地位，而苗蛮、东夷与炎黄集团的交往类似于后世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见传说时代的材料，不少与此类似，应当承认，这些传说可能有一定的历史记忆成分，因此一些学者较重视传世的文献，甚至完全依靠传世文献研究夏商乃至更早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但作为后世记录，这些资料不免受到后来华夏与夷狄观念的影响，带有强烈的后世史家之观念，特别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影响。因此这种方法具有的危险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在探寻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时，认为秦汉以后中国的雏形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苏秉琦的“共识的中国”是此观念的代表，¹⁸前述有学者通过探讨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也认为新石器时代是早期中国的形成时期。从考古角度探寻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并无问题，目前对考古材料和古史传说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对传说时代人群间的关系，特别是融合状况有更好的了解。但是，在本书涉及的民族观念研究中，考古资料也有其局限性。早期的人类活动一般没有文字资料，而对考古发现的理解往往只能基于学者在现代视野下的认识与解释，带有明显的主观性，这导致了在探讨传说时代各人群的观念等问题时，仅依靠考古资料，在缺乏相对应文献资料作为佐证的背景下有一定风险，特别是当时共同生活的人群是否存在稳定的认同观念等尚有疑问。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一定缺乏人群间的认同观念，只是我们对此情况缺乏了解，目前尚不具备研究的条件；也不意味着对此阶段民族关系史的探寻不具备学术意义，因为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民族观念对后来华夏与夷狄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影响。首先，传说中的华夏集团（即炎黄集团）虽不能与后来的华夏直接划等号，但它却是后者主体的前身，其人群应当融入后世的华夏共同体之中，为后者的形成做了重要准备。而后世夷狄中不少人群的前身在此时也已出现。因此，传说时代的民族关系及其反映的民族观念为后来华夏的自我认同以及夷狄观念的形成作了准备。其次，华夏民族记忆中，华夏祖先与异族冲突也萌生于此时，无论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还是后来尧、舜与东夷、南蛮集团的冲突，均是如此。作为历史记忆，它们留存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书籍中：其中记载黄帝与蚩尤集团战争的，除了《史记》之外尚有《逸周书》等文献。《逸周书》提到，“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¹⁹。舜征三苗的传说则见于《尚书》、《史记》等史料，而《墨子·节葬下》也提到“舜西教乎西戎”。²⁰上述记载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史书以及后世思想家们的著作中，黄帝、尧、舜等人成为这一时期华夏的代表，他们与其他人群的战争被视为华夏民族与夷狄的早期冲突，与后世的华夷冲突一脉相承，更成为华夏优于夷狄，处于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证明。从此意义上而言，这是后世夷狄观念产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