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先秦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首先应当确定所研究疆域和人群界限，其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的政治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先秦时期的政治版图与今日相比有较大区别，而民族的活动区域也在不断变化，故如何以民族族属抑或民族所属地域划分研究的界限就成为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白寿彝先生认为，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研究应当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但又不应限定于这个疆域，如果相关民族的活动范围超越现有疆域，但又与中国民族史有密切联系，也应该被纳入此范围。1白先生的论点有其合理性，且他的论述是针对整个中国历史，而考察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无论是华夏抑或是与他们有交往的夷狄人群，绝大多数均处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其中，从三代之前的传说时代到史料较为丰富的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从已知的考古遗迹的发掘来看，还是就较系统文献资料（包括出土的文献资料）而言，黄河、长江、淮河等流域之内孕育了较为发达的文化，这片地区也是夷夏冲突剧烈的春秋时期华夏和夷狄人群活动的主要地域，在广阔疆域内，由于地理环境有别，造就了不同人群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也正是在这片区域内，先秦时期的华夏和夷狄有了充分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华夏产生了自我认同与夷狄观念。因此本章的考察对象主要是这片广阔地域。同时，在上述地区之外还分布有其他人群，先秦史料中曾与华夏交往的民族，也活动于我国的东北、西北等区域，故本书的研究也会涉及这些地区。
先秦华夏与夷狄的对立关系虽突显于春秋时期，但在此前构成华夏共同体的诸多人群已经在形成之中，对华夏认同的形成以及华夏与异族关系的形成也应该向夏商时代乃至更早的时代去追寻，这一点在众多的民族史研究著作中已经有所体现。本书有关此部分的研究将结合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而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主要从文献和传说中所记载的夏代开始，对于夏代以前的考古发现与传说，只作为民族关系的背景作必要的介绍，而不讨论其民族观念。(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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