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统治下的蛮族观念-《古希腊与先秦夷狄观念》

早在希腊化时代，罗马人的势力已经进入希腊，因而这里提到的希腊蛮族观念既涉及希腊化时代的部分场合，也下探到罗马帝国时代，将其作为一个变化的整体予以讨论。

罗马人统治时期希腊人与蛮族之对立并非恒定不变，史料中不难发现族属转化的例子。有些出身蛮族的人，可通过其他手段（主要是接受希腊的文化）转化为希腊人，取得希腊人的身份。《新约》曾记载，一个妇人向耶稣求助，祈求耶稣驱逐她女儿身体中的恶鬼，《新约》称该妇女是希腊人，但同时她又是生于叙利亚的腓尼基人。²¹⁴她应当是出身于蛮族而后转化为希腊人的典型。不过，希腊文化虽占据优势地位，但族属的转化并非单向，除了蛮族向希腊人的转化之外，也存在希腊人向蛮族转化的情形。史家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就曾指出，“居住在靠近尤克森海附近的阿卡亚人最初是伊利斯人，他们是希腊民族，但是他们现在成为所有蛮族中最野蛮的”。²¹⁵此处的阿卡亚人未必自认为是蛮族，但他们已被一些希腊人视为蛮族。此外，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状态也有一定缓和，有学者注意到，在铭文材料中，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已经很少出现。²¹⁶这一点也符合希腊化时代以来希腊人与其他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现实。

但在出现族属转化及铭文材料中“希腊人—蛮族”对立减少的同时，古希腊传统的蛮族观念依然得以保留。在文献中，“蛮族”依然是希腊人对自我之外其他民族的称呼。在现存波利比乌斯的作品中，“蛮族”一词出现的次数不多，但仍然存在，主要是指高卢人。²¹⁷而在普鲁塔克的观念中，希腊人与蛮族对立的状态更为人所熟悉，普鲁塔克甚至批评希罗多德对蛮族过于友善，称其为“热爱蛮族的人”，其敌视蛮族的意识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更为类似。同时，在罗马人统治下，希腊人歧视蛮族的现象也未消失，蛮族仍是希腊人观念中较低级的人群。狄奥尼修斯对阿卡亚人向蛮族转化的批评，就蕴含了希腊人优于蛮族的观念。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迪翁的演说中，也将希腊人与蛮族相对而提出：蛮族散居在农村，而希腊人则拥有城市的名称和形式。²¹⁸希腊人的生活比蛮族生活更值得追求。这些著作虽主要是希腊精英思想的体现，但也可反映罗马统治下希腊人与蛮族对立的现实。

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时期的希腊人需要在承认“希腊人—蛮族”对立的前提下，重新认识自身与罗马等民族的关系，这成为该时期希腊人蛮族观念的重要特点。有学者认为，主流的“希腊人—蛮族”两分法，此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罗马人也包括在蛮族当中。²¹⁹而从这一时期的文献看，除了有将罗马人置于蛮族之列的情形外，有不少希腊人提出将希腊人、罗马人与蛮族视为三类人群的三分法。公元2世纪的亚里斯提德（Aelius Aristide）在《罗马演说辞》中提到，“好好照顾希腊人就如同照顾你托养的父母……你教育蛮族，根据他们各自的特性采取和善或者严厉的态度……”。²²⁰这段话虽然只出现了希腊人和蛮族，但演说词的听众是罗马人。赛义德指出，这反映出亚里斯提德采用了三分法结构。²²¹同时，其他人的著作中，也有将罗马人划在蛮族之外的情形，赛义德统计了迪翁等人的作品，她认为罗马人从未被列入蛮族，即使是意大利人也只有一次被列入蛮族的行列。²²²这亦可证明，当时一些希腊人并不将罗马人视为蛮族。将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分为三类的三分法出现并非偶然。在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中，将难以处理的人群视为第三方的三分法古已有之，早在古典时代马其顿人兴起之时，由于马其顿王室和普通马其顿人存在较大差异。伊索克拉底等人在划分人群时，已经提出了将马其顿人（蛮族）、马其顿王室和希腊人三分的划分办法。²²³这种现象，主要是伊索克拉底从政治立场出发，解决马其顿王室的尴尬身份。而罗马统治下希腊的蛮族观念中的三分法，也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符合这一时期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关系。希腊人虽很早就与罗马存在联系，但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关系微妙，一方面，随着希腊化时代罗马向东扩张，希腊人与罗马人交往频繁，对罗马的了解日益加深，如波利比乌斯曾作为人质被带到罗马，并成为罗马人的家庭教师，他的《历史》记载了罗马人征服地中海世界的过程，而他对政体问题的探讨也反映出他对罗马政体的深刻理解。²²⁴另一方面，罗马人势力的扩张使得大多数希腊化地区，特别是旧的希腊城邦被纳入了罗马统治之下，这也使希腊人难以再将罗马人与蛮族等而视之。然而，将罗马人纳入希腊人的范围同样存在困难。因此，部分希腊人产生了将罗马人、希腊人和蛮族分为三类的办法也不足为奇，反映出这一时期希腊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在具体问题上采取的灵活态度。

有些希腊人更进一步，重新思考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身份。虽然多数希腊人并不屑于学习罗马语言，致使希腊人在与罗马人的交流中处于劣势。²²⁵但罗马文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大，一些希腊人逐渐接受罗马文化，特别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出于各种考虑，授予更多的希腊人以公民权，不但进一步密切了希腊人与自身的联系，也使一些说希腊语的人开始认同罗马。公元2世纪的智者法奥里努斯曾提出，“希腊人中最优秀的人在那里（注，指罗马）倾向于罗马的方式”。²²⁶法奥里努斯是高卢人，此番言论是以希腊人的罗马化衬托自身的希腊化，但反映出至迟在当时已有部分希腊人开始学习罗马文化，而学习异族的文化往往是认同转变的开端。

罗马统治下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中，在传统希腊人和蛮族对立之外，又出现了将罗马置于“希腊人—蛮族”对立之外的情形，且部分希腊人开始认同罗马。这反映出罗马政治势力介入希腊社会后，希腊人蛮族观念的新变化。

鉴于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仍然存在，又蕴含了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区分，故此时希腊人在区分自我与蛮族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此前的文化标准。前述法奥里努斯是高卢人，但他认为“自己不仅像一个希腊人，而且是一个希腊人”；而《新约》中出生于叙利亚的腓尼基人的妇女同样也被视为希腊人。罗马统治下部分蛮族能够突破原有出身（即血缘）的限制，认同希腊，这是因为在民族识别中，文化作用超越了血缘。希腊化时代之后“文化希腊人”的现象，与希腊化时代产生希腊认同的蛮族情形类似，是以文化确定希腊人族属观念的发展。对于文化在这一时期希腊人与蛮族区分中的具体运用，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曾指出：(www.xing528.com)

很多人（注：指希腊人）在蛮族中生活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忘却了他们的希腊文化遗产，所以他们不说希腊语，不遵守希腊的习俗，不承认同样的神灵，不承认平等的法律（希腊精神主要凭借这些有别于蛮族的精神）。²²⁷

狄奥尼修斯的言论中，仍然以希腊人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法律等作为希腊人与蛮族区别的标志，他的认识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有一致性，不过狄奥尼修斯注意到希腊人在放弃希腊文化后，有可能转化为蛮族，这与古典时代一般希腊人观念中，认为自身文化高于蛮族的认识有所不同。

尽管狄奥尼修斯仍关注语言等因素的意义，但这一时期语言对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与蛮族识别中的作用值得分析。我们承认是否掌握希腊语是判断是否属于希腊人的重要依据，在《柯林斯演讲》中，法奥里努斯强调自身希腊性时，首先强调他能掌握希腊语，对非希腊血统的蛮族而言，掌握希腊语似乎是他们认同希腊以及被希腊人认同的必要条件。不过，早在希腊化时代，希腊语逐渐被各民族所使用，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此情形更加普遍，罗马人虽然统治地中海世界，但他们并未在帝国范围内推广拉丁语，相反，罗马帝国的东半部普遍使用希腊语。²²⁸而罗马贵族对希腊文化的接触则更早，在希腊化时代，大多数罗马的贵族重视学习希腊语，不少人都能够熟练使用。如公元前2世纪罗马政治家弗拉米尼乌斯“在声音和语言上都是希腊化的”。²²⁹不过，掌握希腊语言并不一定意味着认同希腊，包括加图在内的一些罗马贵族，就曾竭力抵制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普鲁塔克记载：加图对雅典人演讲时，“是通过翻译讲话；虽然他能够直接对他们说话，但是他坚持以本民族的方式说话”。²³⁰加图虽然能够说希腊语，但仍然坚持使用拉丁语演讲，目的在于宣扬拉丁文化，保持其民族性。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其他一些使用希腊语的民族，并不全都认同希腊人，甚至仍被希腊人视为蛮族。这说明，希腊语作为希腊人与蛮族区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的趋势更加明显。²³¹

除语言外，传统的希腊生活方式乃至希腊道德都受到这一时期希腊人的重视，除了前面所提及的狄奥尼修斯等人的言论之外，法奥里努斯在论证自身是希腊人而非蛮族时，同样提到他采用了希腊人的生活习惯乃至服装。这延续了自古典时代以来希腊人蛮族观念的某些特征。

“文化希腊人”的出现意味着文化在民族识别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甚至狄奥尼修斯谈论希腊人和蛮族区别时，未曾提到希腊人血缘，似乎也表明这一时期血缘的作用更加淡化，甚至被希腊人所忽视。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情形并不完全如此。以血缘定义希腊人和蛮族可以有多种方式。在讨论希腊人和蛮族的族属时，仍有人试图从血缘角度论证其他民族与希腊人是否有联系。一些人认为罗马人起源于特洛伊人，他们显然并不认为罗马人与希腊人有血缘联系；但狄奥尼修斯则认为应当抛弃旧有的观念，应当相信“罗马是一个希腊城邦”，²³²他强调罗马人同样起源于希腊人。除了追溯血缘的传统之外，这一时期希腊人对自身和蛮族血缘差异的认识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有时血缘区分并非针对个人，而是以城邦为单位。建立于哈德良时期（约公元131/132年）的“泛希腊同盟”就是其中之一，该同盟是以雅典为基础的东部希腊的同盟，至少持续到公元250年，有人认为其准入标准是城邦“高贵的”希腊基础与对罗马的忠诚，²³³其中“高贵的”希腊基础应当包含着对血缘因素的考量。因此，血缘在此时仍然是区别希腊人和蛮族的重要界限，即使“文化希腊人”也很难完全超越希腊人与蛮族的血缘界限。正如学者所言，高卢人法奥里努斯不能说“我的祖先是无关紧要的，我的教育使我成为像其他希腊人一样的希腊人”，而只能说“我的祖先和我的教育使我成为与其他希腊人不同的希腊人”。²³⁴文化让某些希腊人或蛮族暂时跨越了血缘界限，但它不可能彻底消失。此外，在罗马统治之下，无论血缘还是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希腊文化的推广乃至“泛希腊同盟”的建立，背后都有罗马统治者从其自身喜好、利益出发的考量。

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时期希腊人观念中文化、血缘等因素对自我与蛮族区别的影响。语言等文化因素后天可以获得，以其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使得现实生活中获得与失去希腊人或蛮族身份具有了一定合理性，一些蛮族有可能通过学习希腊文化成为希腊人，也有一些希腊人因为放弃希腊文化而被视为蛮族。因此有学者宣称希腊人身份可获得或者失去，这“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成为常识”。²³⁵不过，这种现象成为“常识”，只能说明当时出现了此类现象且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但现实与观念存在着距离，而承认现实与对现实的合理性做出论证更是不同。应当承认，罗马统治时期虽不乏希腊人和蛮族相互转化的实例，但在笔者所见的材料中，很少看到有希腊人从理论上论证民族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对大多数希腊人而言，完全抛却希腊人和蛮族的差异，特别是血缘区分，接受族属转化的观念可能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