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先秦：蛮族与夷狄观念的比较

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活动的地域大为扩展，既包括爱琴地区旧的希腊城邦，也包括东方的希腊化王国，其中存在希腊人和其他多种民族，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这一时期希腊人对识别不同民族的需要更为迫切，但由于民族状况的复杂化，民族识别较之古典时代更为复杂。有学者甚至认为，鉴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民族状况和民族意识，古典时代希腊人提出的划分自我与蛮族的标准已经失去了意义。¹⁹⁰血缘、文化、政治等因素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是否还存在，如何发挥作用呢？

古典时代以血缘、文化识别希腊人与蛮族的观念很难完全消失。一方面，以文化、血缘划定人群，应当是人类社会形成自我认同意识、区别自我与他者的一般模式，当今人类学家所确立的民族识别标准仍以上述两方面的内容为主。另一方面，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血缘、文化作为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已经在希腊人观念中打下烙印，希腊化时代是对古典时代的继承发展而非断裂，血缘、文化等因素在新的条件下，具体表现形式虽有所变化，但仍能够发挥作用。

文化因素对确定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希腊化时代的“蛮族”一词意味着“一个人是不开化、不文明，没有受过教育的，而不用考虑他的民族、语言和人种”，¹⁹¹依此观点，“蛮族”一词已与血缘无关。这一论断未免有些绝对，不过，该时期文化对区别希腊人和蛮族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其重要性已超过了血缘，这一点似应无可否认。一方面，这是对古典时代以来的文化在民族识别中重要作用之传统的继承，前述伊索克拉底等人提出的文化而非血缘决定希腊人民族认同的论断，已经为希腊人以文化确定族属打开道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对族属判定的重要性也与希腊化有关，从词源上看，与当代的“希腊化”（Hellenism）一词相关的“Hellenize”一词，在古希腊最初只具有语言含义，不过，从德国学者德罗伊森之后，学术界特别注意Hellenism一词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将希腊文化传播至东方的过程，¹⁹²它对希腊人和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对民族关系和民族认同有重要影响。在希腊化时代，各国都在不断地推进希腊化进程，统治者已经认识到文化在识别民族身份中的重要作用，以推广希腊文化的方式减少民族间的对立。

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是个笼统的概念，文化所包含内容极为丰富，可涉及语言、宗教乃至城市生活方式等，不过，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与蛮族区分中，最为学者所注意的是语言、体育馆等能够代表希腊特征的方面。前文提到阿提卡方言为基础的新希腊语——科因语（koine）在希腊化时代广为流行，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希腊化世界的官方语言。希腊语的普及，冲击着旧有的希腊人与蛮族的语言界限。不过，使用希腊语与产生希腊认同从来不能直接划等号，在此时更是如此。没有证据表明使用科因语的蛮族均产生了希腊认同。同时，尽管希腊语使用范围扩大，但塔恩注意到，在东弗里吉亚、吕西亚、叙利亚等地的农村以及亚洲内陆等仍然使用传统语言。¹⁹³而前述埃及境内两套司法体系的选择主要根据合同所签订的语言，更显示出托勒密王国境内语言仍与民族识别有一定联系。体育馆在希腊人与蛮族区分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古典时代体育馆一般只允许城邦中的公民，也就是希腊人进入；在希腊化时代，体育馆仍然是希腊化教育的代表，¹⁹⁴蛮族往往被限制进入希腊的运动场所，“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巴克特里亚本地人不允许进入体育馆。”¹⁹⁵对希腊人而言，体育馆是一种特权；而不少蛮族很少有机会进入其中，显示出它亦是这一时期区分希腊人和蛮族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

古典时代，宗教是区别蛮族和希腊人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在希腊化时代的东方，大量希腊移民到来，他们虽保留了部分传统的宗教习惯，如仍祭祀奥林匹亚诸神等，但同时，一些异族的宗教崇拜，如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叙利亚的阿塔伽神在希腊人中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¹⁹⁶在遥远的印度，希腊人也接受了当地的宗教，一段铭文提到：“众神之神毗湿奴的金翅鸟柱子，由信徒、迪翁的儿子，哈利多鲁斯所作，他来自塔克西拉，是伟大国王安提奧西达斯的使者。”¹⁹⁷哈利多鲁斯在名字上仍保留了希腊特征，但他信仰当地的毗湿奴神，在宗教上已经与希腊传统相背离，类似的以希腊人身份向印度神灵献祭的情形在印度还有一些。¹⁹⁸这说明希腊人留在印度的后裔，虽然保留了某些希腊的特征，但他们在宗教上已经深受当地影响，有些已经与希腊人不一致了。虽不能完全否定宗教在辨别希腊人和异族之族属时的作用，但其有效性应当受到影响。不过，在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城邦中，外来宗教的影响就有限，公元前332/331年之后，尽管雅典也出现了对伊西斯等外来神灵的崇拜，但雅典对外族的祭祀是“个人化的、小规模的”，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希腊的传统信仰。在斯巴达，甚至小亚附近的米利都等城邦情形也类似，即使从东方归来的移民和商人也并未能使外来宗教渗透入雅典等城邦。¹⁹⁹公元前279年，德尔菲树立了纪念碑用来纪念希腊人击败向德尔菲圣所进军的蛮族，²⁰⁰德尔菲神庙在这里又被赋予了希腊人和蛮族分水岭的意味。传统的宗教在这一地区仍然是凝聚希腊人认同的依据，也是希腊人和蛮族之间区别的标志。

文化作为希腊人和蛮族标志的另一项内容，是指接受希腊文化的蛮族有可能被视为希腊人。马其顿人是典型之一，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期，希腊人往往不认可普通的马其顿人，甚至马其顿王室的希腊人身份。然而在希腊化王国内，双方在文化上已经接近。通过宗教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融合，在东方王国中，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日渐被视为同一个民族。其他蛮族也有希腊化的情况，有证据表明，犹太教的上层人士，不仅向希腊人传播犹太文化，有些也接受希腊文化，进入体育馆接受希腊式教育；而一些犹太人开始采用希腊式的名字。²⁰¹我们知道，姓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族属，其改变也困难得多，这些犹太人不仅接受希腊式教育，而且具有了希腊认同。这一时期的蛮族只有“通过艰难的方法将他们从文化上转化为希腊人”，才有可能突破血缘的限制，获得希腊人的认同。²⁰²这说明希腊文化在这一时期成为跨越希腊人和蛮族界限的重要通道之一。而摩米里亚诺的研究表明，某些希腊人改变了古典时代歧视蛮族文化的态度，对犹太人、波斯人等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对希腊人与蛮族的融合起到了一定作用。

与文化相比，血缘虽是建构希腊人自我认同与民族界限的常见因素，但在这一时期区分族属时的重要性似乎不如文化。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不少原本不具备希腊血统的人在接受了希腊文化之后，也可能逐渐认同希腊。比利时学者魏利·克莱瑞斯曾分析了记录托勒密王国阿西诺特诺姆村庄人口情况的纸草文书，在所谓的72个希腊男性中，至少有38人具有犹太血统，不过他们已希腊化，具有希腊名字，而且也被纳入了希腊人的共同体中。²⁰³这时期，某些所谓的“希腊人”甚至不具备希腊化的姓名，²⁰⁴他们应当是从蛮族转化而来，而希腊人承认这些人的希腊身份。这表明原有的血缘区分在某些时候已经被希腊人所淡化。除了文化交流之外，这一时期血缘在区分族属时重要性的下降也与希腊人与蛮族的通婚有关，民族间的通婚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希腊人与蛮族的血缘界限。

然而，血缘作为判断族属的标准，历史悠久，也很难彻底消失。早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人就与其他民族通婚，通婚并未彻底打破希腊人对自身血统纯洁性的重视，说明观念与现实存在差异，在希腊化时代这种情形仍然存在。塔恩注意到，在一些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等地，混血的希腊人形成了新的较低等的社会等级，他们通常被视为蛮族而非希腊人。²⁰⁵血缘作为区分族属的因素似乎仍存在于这一时期希腊人的观念中。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托勒密王国的合同上，“士兵要记录自己的名字、起源、所属的共同体”等信息，而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期，王国的一些部队仍被冠以马其顿、色雷斯等名称，²⁰⁶其实它们只是保留了原有的名称，其内部成员则未必一定属于名称所反映的民族，反映出托勒密王国中希腊人以血缘区别自我与其他民族的意识得以保留。而在西方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城邦中，一些认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是不同民族的历史学家，坚持马其顿人是皮拉斯基人的后代。²⁰⁷我们知道，尽管希罗多德认为雅典人由皮拉斯基人转化而来，但在希腊人观念中，皮拉斯基人是希腊人之前存在的民族，他们与希腊人有所不同，这些历史学家似乎希望割断马其顿人与希腊人的血缘联系，否定二者属于同一个民族。无论是在东方的希腊化王国，还是在旧的希腊城邦，在观念上仍有希腊人坚持血缘是希腊人形成自我认同，以及区别自我与蛮族的因素。(www.xing528.com)

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观念中，血缘抑或文化标准，在确定希腊人与蛮族的界限时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征。大体看来，在爱琴地区希腊城邦中，血缘、文化在区别希腊人和蛮族时，更多地保留了古典时代希腊人的传统意识；而在东方的希腊化王国中，血缘、文化因素在划分族属时的新特点较为明显。其实，古典时代，希腊人内部对民族界限也存在不同认识，古典后期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提尼对马其顿王室族属的争论即是明证。不过，当时希腊人对自己与蛮族的血缘与文化界限大体清晰，只是运用时受政治立场影响，故存在差异。而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和蛮族之间的血缘、文化区别的复杂程度超过古典时代，这种现象与希腊人和蛮族的文化交流、通婚等现象有关，也受这一时期政治格局的影响。

民族划分往往与政治因素有一定关系。早在古典时代，政治已经对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发挥着影响。在希腊化时代，现实政治对民族识别的作用更加直接与明显，在希腊人成为东方的统治者之后，希腊人和蛮族的差异本就蕴含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政治利益也是文化和血缘在识别民族时具有灵活性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希腊文化的推广与各希腊化王国巩固其统治的目的紧密联系，是国家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的。随着跨族通婚和人口流动的加剧，血缘界限已经相对模糊，到东方的移民往往只具有希腊人这个共同的名称，其内部的伊奥尼亚人、多里安人等区分往往被忽视，²⁰⁸这使得血缘更具备了为政治服务的可能。

在东方的希腊化王国，马其顿人与希腊人的民族融合普遍。通婚和文化交流为希腊人与其他民族在血缘文化上的融合提供了可能，而通过强调与希腊人的血缘联系以及在语言等方面接受希腊文明，又使得马其顿人与希腊人进一步融合，这有利于维护马其顿人的统治。从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直到希腊化王国统治时期，希腊化的马其顿人与希腊人虽是东方希腊化王国中的上层民族，但是所占人口比例并不高，尽管学者对希腊化王国人口的统计数据还存有不同看法，但大体看来，希腊人（包括希腊化的马其顿人）在两国人口中的比例大约是10%～15%。²⁰⁹因此，除了让希腊人共享政权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血缘壁垒，允许部分希腊化的当地人认同希腊人，承认他们的希腊族属，实现希腊人群体的扩大，能够扩大王国的统治基础。

从反面来看，在塞琉古境内，原有的民族状况复杂，为了维护统治，王国的民族政策相对缓和，而在托勒密境内，土著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民族关系相对简单，这也使得托勒密王国区别希腊人与当地人的手段更加强硬，统治者有时需要强化希腊人与土著民族的界限。由于当时的埃及人要比希腊人多纳税，有些埃及人将自己的户籍改成了希腊人，²¹⁰尽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但托勒密王国仍然规定，修改户籍族属的权力属于王室，地方官员擅自改动有可能被处以死刑。²¹¹

对当时爱琴地区的希腊人与马其顿人而言，处理蛮族问题也有现实考虑，它明显地体现在马其顿王国和希腊城邦的相互关系上。尽管马其顿人曾宣布恢复希腊城邦的自由，希腊城邦在形式上也能保持独立，但很长时间内，马其顿王国希望将希腊城邦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他们倾向于强化自身与希腊人的一致性，特别强调马其顿人对希腊城邦的恩惠。马其顿贵族声称是他们将希腊人从寡头手中解救出来，以希腊人的解放者自居。²¹²但希腊城邦长久以来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仍希望保留其独立地位。因此，一方面，一些希腊城邦与马其顿王国保持着密切关系，承认马其顿人对他们的霸权，在文献中，可看到一些希腊人承认马其顿君主对希腊人的恩惠，²¹³这是对古典时代后期以来马其顿拥有希腊城邦霸权这一现实的肯定；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倾向于割裂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联系，以维护城邦的独立。前述希腊人认为马其顿人是皮拉斯基人，可能就是出于此类政治目的考虑。

整体来看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具有两个较重要特点，一是随着民族交往的扩大，民族斗争有一定缓和，但希腊人仍保留了蛮族观念中的民族对立与歧视特征；二是希腊人的蛮族观念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这一时期，血缘、文化、政治等因素在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分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希腊化时代是希腊文化得到扩张的时期，是否接受希腊文化成为能否转化为“文化希腊人”的重要标志；但在观念上，血缘对区分希腊人与蛮族的作用并未彻底消失；政治在民族区分中，不仅表现为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所具有的区域性特征与政治利益密切结合，而且表现为在希腊化王国中，希腊化的马其顿人与希腊人成为蛮族的统治者，民族区分本质上成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