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先秦对夷狄辨析的影响因素

古典时代，希腊人认识到自我与蛮族的差异存在于多个领域，他们倾向于以多重标准确定自我与蛮族的界限。其中，希罗多德的《历史》借雅典人之口提到了希腊人的自我认同：

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有亲缘关系，我们诸神和奉献牺牲的圣地是共通的，我们的生活习惯也相似。¹³¹

此处共同的语言、血缘、宗教活动和生活习惯是希腊人自我认同的标准，研究古希腊民族认同的学者多不会忽视这一段话。¹³²然而，这段话是雅典人向斯巴达使者表明其不会单独与波斯人媾和时所讲的，它不仅描述希腊人的内部认同，也具有针对蛮族（波斯）的含义。因此，希罗多德所提到的四点因素也可视为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在雅典人说出这些话之后，斯巴达人并未提出质疑，证明这几项标准在当时赢得了希腊人的普遍认可。古希腊人对自己与蛮族的区别，大抵是有共同认识的，主要建立在血缘、文化等共同因素的基础上。现代学者认为，所谓的族群（民族）是指“共同的名字，共同的祖先传说，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地域联系”等因素构成的人群，¹³³可见希罗多德的认知与现代人类学家对民族（族群）的划分有不少类似之处，似乎有一定合理性。

不过，乔纳森·豪尔在探讨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形成时指出，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认同以“对立型”认同为主，即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对希腊人认同意义重大，而文化在此过程中有突出作用，超过了血缘。因此有必要分析希腊人和蛮族区分中血缘、文化等因素各自作用及相互影响。尽管有学者认为虚拟的血缘也可算作文化，但鉴于血缘的特殊性，这里所提及的文化，主要是语言、宗教习惯以及后天受环境影响的德性等，而血缘则作单独讨论。

古典时代是希腊人与蛮族频繁交往与剧烈冲突的年代，与蛮族的语言、宗教习惯等差异易被希腊人感知，直到古典时代后期这一特点都获得保留，当时的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认为人类“习惯于倾向自己被抚养的环境”¹³⁴，蛮族和希腊人的差异是政治统治和能否接受教育的结果。由此他提出了一条著名论断：“希腊人这个名字不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而是智力的名称；与其把与我们血统相同的人称为希腊人，倒不如称拥有我们文化的人为希腊人。”¹³⁵他强调文化在希腊人自我认同中的作用，反映出文化在这一时期已成为希腊人与蛮族区别的最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希腊人与蛮族的文化区别体现在诸多方面。

古典时代之前，希腊人的“蛮族”一词就表现出希腊人对异族语言的歧视，这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观念中仍得以保留。希罗多德的《历史》曾经提到，有一只黑鸽子从底比斯飞到铎铎那，在一棵橡树上口吐人言，说那里必须设立一座宙斯的神谕所。希罗多德本人对这个传说并不以为然，他指出鸽子语是希腊人对蛮族语言的错误记忆。¹³⁶他还认为重视语言差异是人类的通性，除了希腊人之外，蛮族同样重视语言差异，并有以此歧视异族的现象，埃及人就将不说埃及语的人称为蛮族。¹³⁷这反衬出希腊人对语言作为民族识别因素的重视。无独有偶，埃斯库罗斯等人也重视语言的差异，在《波斯人》中，阿托萨称自己的声音是“用蛮族语言发出的清晰的歌声”，此外，希腊人所发出的声音是庄严雄亮的，而紧接着出现的波斯人声音则是嘈杂混乱的。¹³⁸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使二者作直接对比，强调两大人群语言对立。上述例子表明，关注蛮族的语言特性在古典时代希腊人之中较为普遍。只不过，希罗多德从历史学、人类学角度描述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差异，而悲剧作家夸张地表现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宗教方面的差异同样引起了希腊人的关注，希罗多德曾提到波斯人的宗教习惯与希腊人有明显不同，“他们没有设立神像、神庙和祭坛的习惯，而认为做这些东西的人们是愚蠢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相信神和人是相似的”。¹³⁹与波斯类似，西徐亚人“除去阿瑞斯的崇拜以外，他们对其他诸神不使用神像、祭坛、神殿”。¹⁴⁰尽管希罗多德对宗教的描述并不完全可靠，有时他也承认蛮族宗教对希腊人的影响，¹⁴¹但他强调波斯人曾经焚毁希腊人的神殿，以证明二者的宗教有巨大差异。而历史上波斯人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也的确与希腊人的宗教有所不同。此外，希腊人和蛮族在习惯方面也有所差异，波斯等民族服装华丽，并且喜欢使用黄金，¹⁴²东方的其他民族，如吕底亚、巴比伦等都有类似的习惯。¹⁴³

与古风时代的希腊人不同，此时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希腊人与蛮族对立，为了反映希腊人对蛮族的歧视，文化差异中往往蕴涵着希腊人与蛮族品质的对立。如前述埃斯库罗斯对希腊人和蛮族语言差异的塑造，主要反映希腊人富有纪律性而蛮族杂乱的一面。而希腊人善于使用长矛，蛮族善于使用弓箭的形象刻画，则是为了塑造蛮族怯懦的形象，与之相比，希腊人则更为勇敢。这种观念保留于希腊人观念之中，并延续到古典后期，斯巴达国王阿哥希劳斯俘虏了蛮族之后，将他们作为奴隶出售，结果战俘们不仅卖不出去，反而受到希腊人嘲笑，因为他们缺乏劳动能力。¹⁴⁴在古典时代的一件陶器上，怯懦的蛮族成为希腊人所调戏的对象。¹⁴⁵同时，波斯人生活富足，恰恰符合希腊人观念中蛮族腐化、堕落的形象，形成了与希腊人的对立。

除了德性的对立之外，希腊人也重视自身与蛮族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这一点也可被视为某种文化差异。有无自由与法律是希腊人和蛮族的重要区别之一。希罗多德提出“习惯是王”，各民族有自己的习惯。但他又承认希腊人受法律的统治，畏惧法律超过波斯臣民对国王的畏惧，¹⁴⁶他将其视为希腊人的优点，反衬出专制制度下波斯等蛮族的负面形象。而欧里庇得斯也提到，“希腊人中间存在着法律或者风俗，而蛮族则缺乏这些东西”。¹⁴⁷希腊人不止一次地否认蛮族有法律，并非他们完全不知蛮族有法律，古典时代一些希腊人对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有一定了解，希罗多德也曾记载波斯帝国贵族争论政体优劣的传说。¹⁴⁸但波斯帝国实行君主专制，法律是君主意志的体现，这是其与希腊人法律的重大区别，因此蛮族被希腊人视为专制的象征。同时，希腊人将所有的蛮族看作易于被奴役的，甚至将蛮族与奴隶直接等同，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希腊人“宁愿称蛮族为奴隶”的言论就很明显表现了这一点；有的雅典人甚至用地名给自己的奴隶起名，原因是这些地方盛产奴隶。¹⁴⁹这说明蛮族具备奴隶性已经成为希腊人的共识。这应与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以少胜多，击败波斯人后的战果有关，也是希腊人对蛮族政治认识的反映。尽管希腊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僭主制等统治方式，但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不少实行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即使存在君主制的城邦，如斯巴达，其国王权力也受到法律的制约，这是希腊人自古风时代以来具有的传统。与希腊人不同，东方的波斯、埃及等国都实行专制制度；而波斯帝国对希腊城邦的野心，以及希波战争之前，波斯对小亚地区希腊僭主的支持等，更使希腊人对专制制度有巨大仇恨。¹⁵⁰因此希腊人认为，蛮族与希腊政体的差异极为深刻，波斯等蛮族会对统帅等概念感兴趣，而希腊人则是自由的，不可能屈服于任何人。

需要指出，尽管这一时期各种文化区分因素不断被希腊人所提及，并一再强调其中反映的希腊人与蛮族的品德差异，不过根据现有的材料，观念中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并不完全与历史相符。希腊人和蛮族在宗教上的差异远不如观念中那么明显，有人甚至提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宗教差异中，唯一的表现只是是否具有祭坛等设施。¹⁵¹此观点尚可讨论，但是，希腊人并非完全对东方宗教缺乏了解，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宗教的相似性在古典时代已经为某些希腊人所掌握，埃斯库罗斯可能是其中之一。¹⁵²而希腊人善于使用长矛，蛮族善于使用弓箭的观念，也与历史不相吻合。《历史》记载显示，希波战争双方在武器上并无太大区别，弓箭对波斯人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武器。无论是波斯国王还是士兵都使用弓箭与长矛，这在钱币等器物上已有所体现。¹⁵³至于这一时期希腊人贬低蛮族德性的现象，在“荷马史诗”等早期文献中并不存在，埃迪森·豪尔对古希腊悲剧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它更像古典时代希腊人的建构，是这一时期希腊人根据自身需要创建自身与蛮族文化的差异。

英国古典学家保罗·卡特里奇指出：“用族群和血缘划分蛮族，一刻都未停止。”¹⁵⁴尽管豪尔等人提出这一时期文化超越了血缘的效能，但古典时代血缘在希腊人民族识别中仍然发挥作用，只是与古风时代相比有了不同。如前所述，古风时代的蛮族观念尚未充分发展，当时希腊人侧重于从内部以血统凝聚人群，关注他们之间的血缘，通过创立希伦父子的谱系，将自身与其他民族相区别。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也继承了此类观念，但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认同已基本完善，而被强化的统一蛮族形象则构成外部区别，因此，血缘因素在保持内部凝聚作用的同时，发生了微妙变化。

在古典时代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希腊人和蛮族的血缘差异得到进一步阐述。希罗多德注意到，小亚地区的希腊人在面临波斯威胁并向希腊半岛求援时，注重他们与希腊人之间血缘的联系。¹⁵⁵而修昔底德在追溯希腊人的起源时，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共同祖先——希伦的影响。这就说明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仍关注血统一致性。不过，血缘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同该时期希腊人与蛮族的冲突相关，往往是在面临外部威胁时，血缘联系才受到希腊人的重视，显示出该时期血缘不再仅仅凝聚希腊人的内部认同，还被用于划分希腊人与波斯人等民族的界限以及抵抗蛮族的宣传，突显出对外区别于蛮族的意识。

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希腊人和蛮族的血统不仅存在差异，且具有高下之分。柏拉图提到：(www.xing528.com)

我们血统纯正，没有和蛮族混合，而且天生仇视蛮族……我们是纯粹的希腊人，没有与蛮族混杂，我们整个城市沉浸在对蛮族的深深仇恨之中，尽管或多或少我们会再一次陷入孤立的境地，因为我们拒绝做出耻辱和被逼的事情，使我们屈服于蛮族。¹⁵⁶

保持血统纯洁性，不与蛮族血统混合是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优势，柏拉图将高等的雅典血统与“低等”的蛮族血统对比，体现出雅典人的高贵性，其中蕴含了希腊人对自我血统具有的自豪与优越感。柏拉图的论述中，希腊人的血统明确地转化为对外的功能，作为区分自我与蛮族因素的特征更加明显。

此时，对希腊人和蛮族的体质差异，在希波克拉底的《论空气、水、所在》中有明确论述：

亚洲人和欧洲人在身体和天性方面有很大差别，亚洲人缺乏精力和勇气，性格温和，不如欧洲人善战的原因是亚洲气候变化不明显……亚洲人是软弱的、怯懦的，他们愚钝、易冲动。……，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习俗。亚洲大部分处于君主统治之下，……，即使一个人天生勇敢且胸怀宽广，这种统治形式也会改变他的性格。¹⁵⁷

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很关注环境对体质和性格的影响，环境可以造成坚硬或者柔软的体质与性格，产生人群之间的差异，这里虽未提及希腊人，但古典时代所谓的亚洲人和欧洲人的对立反映着希腊人和波斯为代表的蛮族间的对立。类似思想也为后来亚里士多德等人所继承。¹⁵⁸尽管希波克拉底未明确指出希腊人与蛮族的血统差异，但他强调天性也属于人种之间的差异性，从侧面证明了血缘是希腊人与蛮族区别的标志，这为希腊人血统的优越性提供了证明，强化了希腊人对蛮族血统的歧视。

尽管从希罗多德到现代学者均重视血缘与文化在区别希腊人与蛮族时的重要作用，但无论是血缘因素抑或文化因素，在构成人群间区分时，均存在一定缺陷。我们所见的血统，往往是经过建构的谱系，与真实的血统存在差异。在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中，这已有所体现，希罗多德虽承认希腊人内部的共有血统，但在探索希腊民族形成之时，他又提出伊奥尼亚人中的雅典人来自皮拉斯基人，通过学习希腊语而转化了族属，而其他的伊奥尼亚人也有类似情况。¹⁵⁹古希腊人已经认识到，自身与蛮族的血统差异并不稳定，以血缘关系判定族属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同样，埃斯库罗斯也会忽视人群间的血统不同，甚至有意消弭此界限。《波斯人》中，大流士的遗孀阿托萨梦到了两位女性，分别代表希腊人和波斯人，二人之间的性格差异也代表了希腊人和蛮族的区别；但二人恰恰是孪生姐妹，¹⁶⁰似乎埃斯库罗斯在此暗示二人具有密切的血缘联系。这说明希腊人在重视血统差异的同时，又承认其有建构、变化的可能。

而文化更可以通过学习获得，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少蛮族学习了希腊人的文化，有可能被纳入了希腊人范围；而一些希腊人在接受了蛮族文化之后也被视为蛮族。希罗多德所记载皮拉斯基人向雅典人的转化，以及色诺芬记载的比奥提亚人向蛮族的转化，均证明蛮族的希腊化以及希腊人的蛮族化已经被古典时代的史学家所关注与认可。而在民族区分中文化标准不断压制着血缘标准，以至于到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认为文化比血统更能识别希腊人，区分希腊人与蛮族，尽管有学者认为，这种观念并非彻底否定血缘的重要意义，而是在血统之外为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与蛮族的区分加上了文化标准的束缚，¹⁶¹但文化在区别希腊人与蛮族过程中重要性的提升，毕竟增加了希腊人和蛮族转化的可能性。而血缘、文化因素的不稳定性导致希腊人与蛮族界限的相对模糊，这为其他因素影响“希腊人—蛮族”对立带来了可能。

尽管学者较少直接讨论政治因素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民族识别中的“工具论”有一定合理性，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始终受政治关系等实际利益的影响。以古典时代而论更是如此，彼时蛮族观念的发展受到希波战争的刺激，而雅典、斯巴达等城邦的各自利益，也影响到希腊人的蛮族观念。至古典时代后期，政治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影响日益显著，如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思想中反映出政治因素对希腊人与蛮族区别的影响，说明当时希腊人蛮族观念已经出现了变化。

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等人继承了希波战争以来，希腊人仇视蛮族的情绪，并倡议发动对蛮族的战争，他们也均认为血缘、文化对区分希腊人与蛮族有重要意义。不过，当他们在划分希腊人和蛮族时，却有不同认识。伊索克拉底宣称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是希腊人，在写给腓力二世的信中，他不止一次提到马其顿国王是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并建议腓力继承祖先的伟大事业，发动对蛮族的战争。¹⁶²而他所谓的蛮族仍然主要指波斯人。伊索克拉底希望希腊人在腓力二世率领下，能够报复波斯在希波战争中对希腊的蹂躏，并且夺取东方的财富和土地。¹⁶³德摩斯梯尼虽然承认波斯人的蛮族身份，但又指出波斯人并非希腊人的主要敌人，相反，他认为马其顿人是蛮族，他将雅典、斯巴达等城邦的血统与马其顿人作对比，强调前者才是真正的希腊人，而后者“既非希腊人也非希腊人的远亲”。¹⁶⁴尽管两人均认可波斯人的蛮族身份，但在判断马其顿人，特别是马其顿王室属于希腊人还是蛮族时出现巨大分歧。

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希腊人对马其顿人的血缘、文化等方面的复杂认识有关，¹⁶⁵这给了希腊人以发挥的空间。然而，文化和血缘只是希腊人认定马其顿人族属的部分依据，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更深层的政治因素。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等人，都是“泛希腊主义”的拥护者，同时也都是雅典利益的捍卫者，¹⁶⁶但二人对时局的认识并不一致，导致了他们对希腊人和蛮族的划分也有所不同。伊索克拉底认为希腊人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城邦间的和谐，一致对外，而当时能担负起此任务的只有腓力二世，他希望腓力能继承祖先的伟大事业，发动对波斯的战争，¹⁶⁷因此他承认腓力二世的希腊血统。而德摩斯梯尼虽不否认波斯属于蛮族，但他更重视马其顿的威胁，甚至认为希腊人可以暂时与波斯人妥协，集中力量抵抗腓力二世，¹⁶⁸因此，在划分希腊人与蛮族之时，他更加重视马其顿人与希腊人在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而当谈及腓力二世的血统时，则坚决否认其属于希腊人。这反映出此时希腊人在认定族属时，虽仍然凭借血缘、文化等特征，但其背后有政治因素发挥重要作用，政治利益已超越了血缘和文化，并影响着希腊人利用血缘、文化等因素判断族属的划分。这种现象既是基于血缘、文化的特性，也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整体利益和城邦利益有关；它同时预示了在未来的希腊化时代中希腊人蛮族观念的新特点。

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少胜多战胜波斯人的战果，极大刺激了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发展，同时，希波战争之后民族间的对立，也促使古希腊的蛮族观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蛮族”成为希腊人之外所有人群的统称，而且蛮族观念影响巨大，为希腊人所广泛接受。这一时期，希腊人与蛮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血缘、文化方面，其中文化因素的地位尤为突出，不仅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较血缘为重，且其内涵丰富，除了语言、宗教等内容之外，希腊人与蛮族在德性方面的差异尤被希腊人所重视。而政治利益不仅表现为对促成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有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影响着希腊人对民族识别中血缘、文化因素的认识，这在古典时代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等人对马其顿王室族属的认定上鲜明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