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时代在希腊人蛮族观念发展中的地位，学者有不同看法，在绪论中已经有所介绍。但无论哪种观点，都承认古典时代是希腊的蛮族观念的发展历程中有重要意义的时期。
古典时代之前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已处于形成之中，这在古风时代的希腊文献与艺术品中已经有所反映；但如前所述，当时的βάρβαρος只是指不特定的蛮族。而在希波战争之后，蛮族形象不仅与希腊人迥异，其含义和影响范围也在扩大，特别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张值得关注。
这一时期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变化最早可能表现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中，该悲剧提到，困难降临在“Πέρςαις τε καὶ πρόπαντι βαρβάρων γένει”。86按字面译为“波斯人和整个蛮族人群”，此处的βάρβαρος已经不仅仅是指波斯人或是其他个别民族，而具有了指代希腊人以外，包括波斯人在内的所有民族的含义。自《波斯人》以后，“蛮族”用以称呼各种异族人的现象更为普遍。波斯人、埃及人、色雷斯人等均有被称为蛮族的情况。87“蛮族”这个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反映出希腊人和外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以往希腊人和某个具体民族的关系仍然存续，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关系，即希腊人和整个蛮族之间的对立。这不仅出现在悲剧作家作品中，也出现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提到，“荷马史诗”中并未出现βάρβαρος一词。修氏的理由在于后来用于称呼希腊人的Ἕλληνες一词，当时尚未用于称呼全部希腊人，故作为希腊人对立面的蛮族（βάρβαρος）并不存在。这反映出，当时希腊人观念中，希腊人与蛮族构成了互相排斥的两个群体，βάρβαρος成为希腊人之外所有其他民族的统称。尽管在古风时代βάρβαρος已经有了一定的泛指意义，但此时希腊人开始以单一的概念涵盖已知的希腊人之外的民族，并将其作为与希腊人对立的人群。而蛮族概念的扩大化，也不仅仅体现在共有的称呼上，更表现在形象的建构上：被希腊人称为蛮族的其他民族，在希腊人观念中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详见下文），他们与希腊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建构统一的蛮族形象存在不小困难：蛮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希腊人观念的产物，它本是不同民族的集合。希腊人用统一名称称呼异族时，难以逾越不同异族人之间的差异。从古典时代以前到古典时代的长期交往中，希腊人对其他民族有一定了解，经历丰富、见多识广的希罗多德、色诺芬等人能够分辨出不同民族各自的特点，希罗多德的《历史》甚至被视为一部民族学的著作；而雅典的剧作家对其他民族之间的区别也很清楚，有时他们在作品中夸张地表现蛮族之间的差异。88那么，希腊人要克服民族间的差异，构造统一的蛮族形象如何可能？一些学者注意到蛮族形象的建构与希波战争关系密切，但对其所作的论证似乎尚有可进一步讨论之处。
在古典时代βάρβαρος一词的确可作为希腊人对其他民族的一般性称呼。但是，它也被用于特指波斯人。89这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已有表现，《波斯人》中“the whole barbarian host is lost”即意为“波斯军队全军覆没”。90βάρβαρος这两重与蛮族相关的含义，反映出古典时代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建构与波斯关系密切。这当然受到希波战争之后敌对观念的影响，但也应当与波斯帝国的结构和波斯民族的影响力有关。波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波斯人是帝国的统治民族，同时也是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的核心，因此，他们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战争之后，都被希腊人刻画为最主要的敌人，成为希腊人观念中最有代表性的蛮族。但同时，波斯帝国又包含了各种被征服民族，甚至有部分希腊人，这一点也为希腊人所熟知。这可能导致了希腊人在回忆希波战争之时，有时又很难将波斯人和其他民族分开。古典时代的艺术品形象地反映了希腊人将波斯人形象推而广之形成蛮族的趋势。一件古典时代的陶瓶画仍然是描绘赫拉克勒斯击打埃及国王布西里斯的主题，但布西里斯已经不再是埃及人的形象，他手持权杖、王冠置于一个台子上，外形具有类似波斯国王的形象。91尽管希腊人与埃及人有悠久的交往历史，但在与波斯对立的背景下，希腊人将波斯人的特征赋予他们观念中的其他蛮族。这一时期希腊人观念中统一的蛮族形象，往往是以波斯人为原型塑造的。
蛮族观念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空间上波斯人形象可代表更为广阔区域的人群，也表现在纵向上向前后追溯与推演，这一过程中，波斯人同样起到重要的衔接作用。根据史学家波桑尼阿斯的记载，希波战争后不久，在雅典的阿哥拉建立起一个柱廊，其间描绘了三组画面，分别是希腊人战胜阿玛宗人的传说，《荷马史诗》中希腊人战胜特洛伊人的传说以及雅典人在马拉松战胜波斯人的事迹。92三组画面的交战双方均是希腊人和蛮族，而将三组图画放在一起，显示出希腊人已有意忽略历史上不同蛮族之间的差异，而更愿意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其中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的斗争被视为东方主义与古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之萌芽，将其与希波战争相联系，不仅说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较之于“荷马史诗”有所发展，更体现出以波斯为基础的蛮族观念已经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具备了追溯既往的功能，能够将传说中的异族与波斯人相联系，构建统一的蛮族形象。这种回溯历史的传统影响深远，古典时代后期马其顿人崛起之时，伊索克拉底仍然认为“仇恨蛮族的精神继承自特洛伊战争”。93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为了回忆希腊人的光荣历史，更是为了应用于当下，为了证明当时希腊人与蛮族的冲突不可避免。而蛮族观念既然能回溯过去，也可以用于未来，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将永远持续。
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蛮族形象存在于古典时代的文献中，但这种蛮族观念是不同城邦的希腊人中普遍存在的民族情绪，还是为雅典人所独有？
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蛮族观念最突出地反映在雅典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而现存的古典资料中，多数也与雅典有关，故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也多是从雅典的悲剧或艺术品出发。而如前所述，雅典人对蛮族观念极为重视，从特洛伊战争到希波战争的雕塑位于雅典最重要的阿哥拉，此处既是雅典经贸活动的场所，亦是其政治中心。这里树立的雕塑应得到雅典民众的认可，反映出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意识在雅典人中普遍存在。此类判断也得到其他考古发现的支持，在阿哥拉和凯拉米克斯墓地发现了大量陶片，大约有700片写着放逐卡利阿斯，关于放逐的原因，其中有16片陶片明确提及此人已经被米底化了，1片提到他穿着米底的衣服。94米底化是对他进行陶片放逐投票的重要原因，而当希腊人使用米底这一称呼时，往往具有贬义，表示对波斯人的仇视。95雅典人认为与波斯勾结是严重的罪行。陶片放逐表明仇视以波斯为代表的蛮族是当时雅典人中普遍存在的观念。
不过，将希腊人与蛮族对立的观念并非雅典人所独有。柏拉图的作品为我们描绘出了多数希腊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这个错误就好比一个人在对人这一类存在进行划分的时候，把它分成希腊人和野蛮人，在世界的这个区域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把希腊人与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分开，这些民族在数量上不可胜数，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者语言的联系，他们被赋予了单一的名称——蛮族。96
此处提到，在希腊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情绪：将人类世界划分为蛮族和希腊人。柏拉图的言论并非虚构，古典时代的其他城邦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在战后，斯巴达人解除了波桑尼阿斯的职务，原因之一就是他与波斯人关系密切，并吸收了波斯的文化。97斯巴达人对波斯等蛮族的敌视观念与雅典人是一致的。古典时代的高尔吉亚（他出生于西西里，也曾在雅典长期生活）也提出，反对蛮族的战争是“颂扬英勇无畏行为的圣歌，而希腊人战败则需要悲哀的祭奠”，98则更体现出希腊人蛮族观念的普遍性。由此推断，蛮族观念当时存在于不少希腊城邦中。
我们认为，蛮族观念在雅典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在其他一些城邦中也有广泛的影响。此特点可能与古典时代雅典的影响力有一定关系。在整个希腊社会中，雅典的文化最为发达，雅典人自豪地将自己称为“希腊人的学校”，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都来自雅典，或有在雅典长期生活的经历，如希罗多德本人虽并非雅典人，但是曾在雅典生活，其听众也多是雅典人。99而他的蛮族观念在《历史》一书中有明确表现。雅典的文明对当时的希腊乃至后世均有深远影响。同时，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以提洛同盟为组织形式，以发动针对蛮族的战争、解救被压迫的希腊人为宣传口号，建立起以其为中心的“帝国”。雅典强化了对爱琴地区数百个城邦的控制，100其意识形态也必然在这一时期对其他希腊城邦产生影响。101
不过，蛮族观念能在希腊城邦中流行，不应仅归因于雅典的影响。其影响的广泛性体现了古典时代希腊城邦中存在仇视蛮族的群众基础。波斯等蛮族的威胁不仅针对雅典人，也是不少希腊城邦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希波战争中，参战的希腊城邦曾互相承诺不单独与波斯媾和，反映出战争中希腊人共同仇视蛮族的一面。而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古典时代，不仅小亚地区的希腊城邦受到波斯威胁，甚至又重新落入波斯控制，其他的城邦也难以摆脱波斯的威胁，由于蛮族挑战的存在，因此，“所有的希腊人都享有同一种更大的认同，希腊人与非希腊人或者蛮族的对立。”102敌视、歧视蛮族成为不少希腊人的共同心态。
有学者提出，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同希腊人的其他观念一样，符合希腊人将人类划分为两类的意识。103一个民族固有的思维习惯可能影响到各种观念的发展。不过，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考察，也应当从现实着眼，故有学者赞成，希波战争给了希腊人蛮族观念以重要的激发，对希腊人蛮族观念起源的研究应与希波战争相联系。
本书虽不认为蛮族观念始于希波战争，但承认希波战争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第一，尽管古风时代“希腊人”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共同体的称呼，且希腊人已经具备了共同血缘等认知，但希波战争促进了希腊人自我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在战争中大约只有30余个希腊城邦结合为联盟共同作战，而当时仅爱琴海周边就有700余座希腊城邦，可见参战城邦的比例不高。104但在波斯的强大压力下，雅典、斯巴达等主要城邦都参与了希波战争，公元前481年，雅典等城邦参与了由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会议，而在战争胜利后希腊人又以树立纪念碑的形式铭记这次战争的胜利，因此希波战争被视为希腊人共同体对波斯的胜利。希腊人产生全民族共同抗敌的意识，表明认同感已经超过了此前。而民族认同往往与蛮族意识密切结合，前者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统一的蛮族形象之发展，因此学术界将希腊人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的发展定焦于希波战争有一定依据。
不过，古典时代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发展并未随着希波战争的结束而停滞，在认可希波战争重要意义的同时，应看到战争之后的希波关系与蛮族观念的发展并不完全吻合。战争之前，希腊人的实力远逊于波斯，而战争结果对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意义不尽相同，对希腊人而言，希波战争的胜利使希腊城邦保持了独立，但对波斯人而言不过是区域性的失利，波斯帝国的实力并未严重受损。尽管在一段时间内，波斯暂时放弃了对小亚地区希腊城邦的争夺，但它对希腊仍有严重威胁，且从未丧失对希腊、特别是对小亚地区的野心。此外，如前所述，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和以波斯为代表的蛮族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斯巴达与雅典都认识到如果能取得波斯的支持，就能在争霸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竞相与波斯人结交。这说明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并非与希波关系绝对相关。当然，与波斯的交往也不意味着希腊人和波斯对立的消失。希腊城邦一方面试图获得波斯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面对波斯的威胁时，希腊人不可能放松对波斯的警惕。
古典时代，希腊人蛮族观念发展中还有一点易被忽视的原因可能与雅典人的利益有关。如前所述，雅典是古典时代希腊人蛮族观念最发达的城邦，反映希腊人之蛮族观念的资料主要来自于雅典，最能体现希腊人和蛮族的差异。而雅典的雕塑中也不乏表现雅典人与提修斯战胜阿玛宗人、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交战、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人与波斯人交锋等希腊人和蛮族对峙的作品。其中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希腊人和蛮族对立的意识对雅典人有现实利益。在希波战争之后，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联盟（即提洛同盟）形成，盟邦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雅典命令盟邦分别支付金钱和军舰。105正是通过同盟所提供的财物，雅典不仅有能力开展内部建设，而且进一步控制了盟邦，形成了所谓的雅典帝国。提洛同盟对雅典的意义不言而喻。而自同盟成立之初，其宣传口号就以波斯为斗争对象，雅典人明确提出，同盟的目的就是“报复波斯大王对雅典的破坏，劫掠波斯人的土地”。106有鉴于此，宣扬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对立与差异，有助于维持同盟存续，从而进一步保证雅典从盟邦获得更多资金。雅典从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中获得了巨大好处。107故雅典有理由促进希腊人和蛮族对立观念的发展。在古典时代，雅典人创造的一系列作品使希腊人和蛮族在文化、血缘上的差异得以突出显现，而雅典的蛮族观念对整个希腊世界也有重要影响。这应当是战后蛮族观念继续发展的原因之一。
希腊人以波斯为原型，建构统一的蛮族形象。尽管我们知道古典时代蛮族观念可能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但我们所依据的资料，多数仍然是反映希腊精英，特别是雅典精英的作品，因此希腊人观念中的蛮族形象，仍主要表现在当时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等精英的作品中。埃迪森·豪尔认识到蛮族观念是悲剧的重要题材，而也有学者认为，史学家希罗多德并无歧视蛮族的意识。108希腊人对蛮族的看法是否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除修昔底德外，希罗多德与色诺芬是古典时代的代表性史学家，他们对蛮族有丰富描述，通过对其所记载对象以及史料的选择、叙事结构的分析等，能够看出古典时代史家所具备的蛮族观念。
正如一些学者所论，古典史家在记录蛮族时，并不总带有歧视性。希罗多德提到波斯人只教给“男孩子三样事，骑马、射箭、说真话”。109这些特征，在希罗多德看来，都属于优点，他们的道德观念与希腊人并无不同。色诺芬则提到：
国王的法律不仅惩办有罪的人，而且奖励正直的人。看到那些诚实的人比不诚实的人变得更有钱。许多人尽管爱钱，但是也会小心避免不诚实。110(www.xing528.com)
色诺芬认为希腊人的体制能做到惩恶，而波斯人还有奖善的方面。故波斯的政体优于希腊人。111两人都认为依据希腊人的道德要求，蛮族并不逊于希腊人，因此他们从正面评价蛮族。希罗多德还声称《历史》是为了“保存人们的功业，使之不至于因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112。“人们”（ἄνθρωπος）一词应当也包含蛮族。同时，由于希罗多德并不歧视蛮族的风俗习惯，不少学者都认为希罗多德具有开明的民族观念。也有人提出色诺芬对波斯人的叙述同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极少具有偏见。113
不过，希罗多德和色诺芬并非不存在民族区分甚至歧视蛮族的思想。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们著作中反复出现的“蛮族”一词，更体现在他们对蛮族的描述之中。尽管色诺芬曾作为雇佣军在亚洲作战，但他从未放弃希腊认同，114在《长征记》中依然描写了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而民族对立往往在冲突剧烈之时更加明显，书中还提到，麦叙诺基亚人是“βαρβαρωτάτους”（即βάρβαρος的最高级形式），115一般将其译为“最不开化”、“最粗鲁”等含义，而他们之所以野蛮，就在于他们与希腊人习惯差异最大，这是以希腊人为标准考察蛮族的习惯，并赋予其负面的价值判断，“最不开化”等含义突出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蛮族的歧视。而后世将βάρβαρος译为“蛮族”也正来自此类含义。希罗多德常以希腊人的视角观察、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他对蛮族的兴趣来自他们与希腊人的差异，它曾记录埃及人的习惯：
他们中间，妇女从事买卖，男子则坐在家里纺织，其他人纺织时把纬线拉到上面去，而埃及人则拉到下面来，男子用头顶着东西，妇女则用肩膀挑东西，妇女小便时站着，男子小便时却蹲着——妇女不能担任男神或者女神的祭祀，而男子则能担任男神或女神的祭祀，儿子不被强迫赡养老人，而女儿即使不愿意，也必须赡养双亲。116
此处希罗多德描述埃及人中的性别倒错现象，其背后隐藏着他以希腊习惯为标准考量埃及文化的特征，其立足点仍在于蛮族与希腊人的文化差异。同时，希罗多德总是将希腊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作对比，将二者置于对立的两极，显示出他接受希腊人与蛮族对立的模式。尽管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古典史家与蛮族有较多接触，但多数蛮族在他们笔下仍然与希腊人显著不同，是希腊人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古典时代的史家继承了自“荷马史诗”以来希腊人与蛮族冲突且希腊人占据优势的传统，并将这一观念扩大。《历史》开篇就提到写作目的是不能让希腊人与蛮族值得赞颂的丰功伟绩湮灭，而其内容则是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过程。色诺芬也提到：
我们的身体比他们更耐严寒酷暑，而且我们托福诸神，也比他们有更好的精神灵魂。117
希腊人在体魄和精神方面都强于蛮族；甚至某些生活习惯的差异，也因为色诺芬的优越感而被夸大，成为希腊人与蛮族区分的标志，也成为希腊人歧视蛮族的理由。对史家而言，希腊人在与蛮族的对立中具有优势，并以历史记载的形式体现。
由于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等史学家有时对希腊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带有同情，在某些古典作家看来，希罗多德是“蛮族的爱好者”118，一些现代学者也认为这“混淆了简单的希腊与蛮族的对立”。119不过，希罗多德、色诺芬等人对某些蛮族的个体表现出的理解与亲近展现在希腊人与蛮族对立的大背景下，是蛮族观念的特殊表现形式，他们并未完全摆脱希腊人与蛮族对立的观念。
在古典时代，悲剧作家是最早开始建构蛮族观念，体现希腊人和蛮族对立的人，在希波战争之后不到十年，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就已经面世。悲剧作家着力表述他们的蛮族观念，埃斯库罗斯等悲剧家的作品均表现出对蛮族的认识，在现存悲剧中“没有一部，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公民和外人的对立，不是其中的重要角色”。120因此，悲剧是希腊人蛮族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由于悲剧作家所处时代有异，作品的主题、风格不同，因此其中所体现出的蛮族形象和蛮族观念也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仍有一些共同点。在悲剧中，蛮族与希腊人在语言、服饰、习惯、宗教等多方面都存在差异，悲剧作家有意识地塑造不同于希腊人的他者。在古典时代，希腊人对其他民族的特性有所认识，悲剧中所描绘蛮族的某些特征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但也有不少出自作家的虚构，如悲剧作家笔下，蛮族更喜欢使用弓箭，而不是长矛，这与“荷马史诗”中的蛮族形象并不一致。121悲剧需要夸张的表现，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描述，是为了创造与希腊人彻底对立的蛮族形象。
而在建构蛮族观念的过程中，波斯人依然是蛮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波斯人》中希腊和波斯两大阵营是作为对立面出现的，埃斯库罗斯甚至用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妇女表现希腊人和东方人相反的特性，而波斯人也一再被称为蛮族。不过，蛮族在悲剧中也包含了其他的民族，成为异族的统称。在《乞援女》等作品中，埃斯库罗斯提到“一个蛮族对希腊人肆意嘲弄”122，又将与希腊人对立的“蛮族”一词扩展到了埃及人。欧里庇德斯的《赫卡帕》中，借特赫卡帕之口说出，“首先，蛮族和希腊人永远不会成为朋友”。123也将“荷马时代”与希腊联军对立的特洛伊人称为蛮族，扩展了蛮族的范围，在此处，蛮族从古典时代向前延伸到传说时代。这表明，在建构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塑造出包含希腊人之外的所有异族的蛮族，并赋予了蛮族观念以长效性之过程中，悲剧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历史学家、悲剧作家之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也都受到时代的影响，具有蛮族观念。柏拉图认可希波战争的意义，他指出，“如果不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决定联合抵抗波斯人的威胁和奴役，那么此刻我们就会有一幅完全混合的民族图景——希腊人与希腊人，希腊人与蛮族，蛮族与希腊人混在一起”124。柏拉图不仅承认人类世界由希腊人和蛮族两大群体组成，而且赞成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与区分。而亚里士多德倾向于将蛮族与奴隶直接关联。他认为希腊人“不想称呼他们自己为奴隶，而宁愿称蛮族为奴隶”。125因此希腊人统治蛮族理所应当。126亚里士多德思想中，蛮族地位低于希腊人成为自然而永存的现象，这是古典时代希腊人与蛮族的二分世界观，以及希腊人对蛮族根深蒂固歧视的反映。而蛮族观念存在于史学家、悲剧作家以及哲学家的著作中，进一步印证了古典时代蛮族观念之影响的广泛性。
承认蛮族观念在希腊城邦广泛存在，受到精英人群的认可，这并不意味着古典时代希腊人毫无例外地接受蛮族观念，也不意味着希腊人对蛮族观念缺乏反思。
希腊人和蛮族在古典时代之前就有着长期的交往，在蛮族观念影响下，要求所有的希腊人中断对外交往并不现实。一些城邦在推行反蛮族政策的同时，也同蛮族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在古典时代，斯巴达和雅典城邦中有不少人曾与波斯联系紧密，除了争夺霸权以及个人地位等实际利益之外，不可否认的是，波斯等民族富裕、奢侈的生活对希腊贵族有一定吸引力，对蛮族的歧视并不影响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与蛮族接近，而生活方式的趋同，使得他们更容易与波斯人产生共鸣。前述波桑尼阿斯在希波战争之后，就接受了蛮族的生活方式，他也被视为与蛮族关系密切的人。而在雅典，“同情米底”被认定为一种犯罪，有可能受到驱逐，也从反面证明某些雅典人有亲近波斯等国的现象。普通民众与蛮族的交往同样不可避免，特别是与波斯交往频繁的人群在生活习惯方面与波斯人相互影响，有些希腊人甚至被蛮族同化。色诺芬的《长征记》中曾记载：一个说比奥提亚方言的人被指责“不但辱没了祖国，也辱没了整个希腊。一个希腊人居然这样”。但另一人则指出“他与比奥提亚无关，也与其他的希腊地方无关，他扎着耳孔，像个吕底亚人”。127很难否认这个人在血统上曾是希腊人，但他采用了蛮族的生活方式，而生活习惯对民族认同至关重要，即使他曾有希腊血统，但接受了蛮族的习惯之后，其希腊身份难以得到希腊人的认可，更遑论他存在蛮族观念了。
民族关系能够影响希腊人的蛮族观念。然而，蛮族观念不完全是民族关系的直接反映，它更需要希腊人从理论上思考希腊人与蛮族对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智者学派的安提丰是此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曾对传统的蛮族观念提出质疑，认为：
我们理解和尊重附近的人，而不理解不尊重较远的人，这种我们成为其他人的蛮族，因为从自然角度而言，希腊人和蛮族在所有事情上获得的都是一致的。128
安提丰言论的背景是古典时代希腊哲学的一大争论，即physis与nomos的争论。129在这一问题上，安提丰重视“自然”，即认可人的自然属性是第一位的。因此在自然属性方面，蛮族与希腊人并无区别，这否定了蛮族和希腊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安提丰视蛮族与希腊人平等，这种认识与希罗多德、色诺芬等人对蛮族的同情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他超越了简单的感性认识，来自哲学家对人类本性的思考，因此具有更高的理性水平。
不过，有学者注意到，安提丰等人的思想在古典时代未能占主导地位，主流的蛮族观念在希腊人中仍具有广泛影响，因此不应过高估计安提丰在希腊人蛮族观念发展中的意义。130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虽然安提丰对传统的蛮族观念提出了不同的思考，但他的讨论依然未能摆脱希腊人和蛮族二分法的视野，仍然将世界划分为自我与他者，只不过对二者之间的界限提出了新的看法，不再将蛮族和希腊人的对立看作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天然产物，而是更倾向于以道德、哲学等角度来思考自我与蛮族的差异。这一点恰反衬出古典时代蛮族观念效力之大，多数希腊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并认为蛮族是较之希腊人更低一等的人群。
随着时空的变换，古典时代希腊人，特别是雅典精英的蛮族观念表现出多样性。但总体来看，蛮族观念主要表现为在波斯人形象的基础上塑造出与希腊人对立的、统一的蛮族，且蛮族被赋予了负面特征，这是自“荷马史诗”以来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发展。希腊精英塑造的蛮族形象，植根于希腊城邦中敌视蛮族的传统，而他们所塑造的蛮族形象，又进一步促进了古希腊蛮族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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