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荷马社会”到古风时代，希腊人观念中的自我与蛮族概念不断变化，这部分受制于他们如何看待自我与蛮族的区分。乔纳森·豪尔提出，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内聚式的，他更强调这一时期希腊人对自身谱系的塑造。51而希腊人在形成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必然形成自我与蛮族的区分。不过，除了血缘之外，这一时期，文化、政治是否影响着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分？如果是，又是以何种方式？它们之间具有何种联系？这是本节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于希腊人共有血缘观念的形成时间与过程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荷马史诗”中是否存在共有的血缘联系意识？早先对此问题的研究，曾与氏族、部落的研究相结合。在《伊利亚特》中已出现φῦλον和φράτρα等词汇。如涅斯托尔曾建议阿伽门农将军队按照二者分编。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依据“荷马社会”与印第安人易洛魁人部落的类比性研究，将二者解释为胞族和部落，并指出胞族、部落等在宗教、军事编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2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摩尔根的解释存在较大问题。从词源考虑，这些词汇有可能仅指军事组织，而未必指代血缘团体。53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荷马史诗”中不存在血缘意识。徐晓旭认为共有血缘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已经存在的传说和“荷马史诗”等作品的影响。换言之，希腊人共有血缘意识很早已形成，他还提出，“荷马史诗”中“祖国”（Homeland）的Πάτρη一词，除了“故土”的含义外，还有“家族”或“氏族”等表示血缘的含义，而该词及相关词汇在《伊利亚特》中用于希腊人阵营多达32例，而用于特洛伊人阵营的只有5例。54这表明，在“荷马史诗”中希腊人已经有重视自身血缘的意识。此外，在《伊利亚特》中，所有的希腊人都被视为“阿卡亚人的子孙”，55而他们也有着共同的祖国——阿卡亚。在史诗中，希腊人的自我认同，往往是相对于特洛伊人等对立的蛮族而言，反映出血缘在希腊人的自我认同和区别蛮族时，已经初露端倪。当然，我们承认“荷马史诗”中的血缘观念较为初级。古典时代修昔底德在提及“荷马史诗”中的阿卡亚人时，使用了“πρῶτοι Ἕλληνες”一词，意为 “最初的希腊人”，也许在他看来，“荷马史诗”中的血统还较为原始，与后来的希腊人尚有不同，但此时的希腊人应当已经有了初步血缘认同意识。
同时，也应当看到，“荷马史诗”中希腊人虽已经具备了血缘认知，但是在希腊历史上影响更大的是希伦父子的谱系，前述修昔底德对“希腊人”概念的探讨，就提及希伦父子的地位，显示出该谱系被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所熟知。据公元前6世纪成书的《名媛录》记载：希伦和妻子有三子，分别为多罗斯（Doros）、艾奥罗斯（Aiolos）和克苏托斯（Xouthos），而克苏托斯的后代则有阿卡奥斯（Achaios）和伊奥（Iaon），其中，多罗斯、艾奥罗斯、阿卡奥斯和伊奥等应分别是多里安人、埃奥里亚人、阿卡亚人、伊奥尼亚人的名祖（eponym），56希伦被视为他们的共同祖先。该谱系以希伦为纽带，将不同人群所代表的希腊人联为一体。尽管这种谱系可能是后来希腊人的建构，但无论谱系是否真实，它都是研究这一时期希腊人民族观念的重要材料，因为它真实地反映出血缘观念——哪怕是虚构的血缘，使得希腊人凝聚成了共同体。
谱系对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更是形成希腊人与蛮族区别的重要手段。希腊为城邦体制，各城邦的公民由多里安或伊奥尼亚、埃奥利亚等次一级部族的人群构成，故谱系决定了希腊人的内涵。而在此之外的人群则不是希腊人，这也划定了希腊人和其他人群的边界。例如，在谱系形成后，其祖先是否出现于该谱系之中，就成为判定是否被视为希腊人的重要依据，谱系之外的人群往往被视为蛮族。上述谱系中，马其顿国王的祖先马其顿（Makedon）的母亲是希伦的妹妹。57豪尔认为，这意味着希腊人承认马其顿的祖先和自己的祖先有亲缘关系，但又不同于希腊人。58这一认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来马其顿人尴尬的身份。而更多的蛮族，其祖先并未被列入这份谱系，则被割裂了与希腊人的血缘联系。有不少外部人群希望能够打破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或是进入希腊人的行列，或是建立与希腊人的特殊关系，但一般难以彻底打破这一谱系，也难以被希腊人认同。因此，谱系对后来确立相对固定的希腊人和蛮族对立关系有重要影响，即使以其他标准划分希腊人和蛮族时，血缘也难以彻底松动。
虽然埃迪森·豪尔注意到“荷马史诗”中希腊人和蛮族之间的文化区分并不明显，但语言对形成希腊民族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
希腊地区的人类活动有久远的历史，但最早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人群与后世所谓的“希腊人”可能并不相同，即使古典时代的希罗多德也认为，最早在希腊生活的民族并非希腊人，不过其中某些人，如皮拉斯基人，有可能转化为希腊人：
在多里安人中的主要人群是拉凯代孟人，而伊奥尼亚人中的主要人群是雅典人，在古代，伊奥尼亚人的祖先是皮拉斯基人，而后者是希腊人……阿提卡人有皮拉斯基血统，在他们被称为希腊人之时，使用的语言也变化了。59
希罗多德承认多里安人是希腊人，而雅典人则由皮拉斯基人转化而来，原因是后者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这表明他认可希腊人中一部分人是由其他民族转化而来，而转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语言。
依此标准，希腊人形成的标志应是一批“说希腊语的人”的到来。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入与语言学的发展密切相关。18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发现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他推测存在一种与三者有关的更原始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原始的印欧语言”（Proto-Indo-European）。60在此之后，学者们进一步提出这种原始语言跟随使用者一起扩散到各地，与当地原有语言互相影响形成了多种语言，古希腊语就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语言学家还发现，爱琴地区很多地名都来自非希腊语，由此他们推论在希腊人之前是说其他语言的民族占据着爱琴地区，希腊人到来后将他们驱逐出去。61因此，学者推论最初的“说希腊语的人”是某时期侵入希腊地区的外来人。(www.xing528.com)
尽管多数学者承认历史上存在“说希腊语的人”到来这一事实，但是对其到来时间却众说纷纭。卡尔·布利根提到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有一些新的因素，如新的陶器类型的出现，这表明新的人群到达了希腊地区。而帕莫则提出在公元前1900年来的人并非说希腊语的人，而是卢汪人，真正使用希腊语的居民到达这一地区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62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认为最早说希腊语的人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来到这一地区的（他们否定线性文字B是希腊语）。目前，除最后一种说法基本被抛弃外，其他说法都有一定支持者。63
各种说法的主要依据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考古学上的文明断裂，即一种文明被另一种文明所打破，这常常被认为是希腊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二是语言学上的某种变化。而观点的分歧也正是因为对这两点的认定和解释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更多学者倾向于在公元前3000年代与公元前2000年代之交，一群说希腊语的人到来。“说希腊语的人”到来与多种人群共同形成希腊人的观点似可证明希腊人形成是以“说希腊语的人”为核心，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进入的过程。因此，很可能是一些使用希腊语的人陆续进入了今天的希腊地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压迫了当地民族的生存空间，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由此形成了考古学上的文化断裂。在另一方面，这些人又不断与周围人群发生接触，并互相同化，形成了新的希腊人。而在语言学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希腊语中有一些属于印欧语系的因素用希腊语自身的语法无法解释，可能后来的希腊语是吸收了包括皮拉斯基语等在内的印欧语系以及非印欧语系语言而形成的新语言，但其属于印欧语系的性质并未改变。64
除了在“希腊人到来”过程中，“希腊语”对形成和发展最初希腊民族有重要影响之外，希腊人对异族的称呼也明显表现出语言对区分希腊人和蛮族的重要作用。从“荷马史诗”中的βαρβαροφὡνος到赫拉克利特残篇中的βάρβαρος，均是希腊人以自身与蛮族的语言差别建构民族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歧视蛮族，且此观念不断发展，这一点在前面多有论及。除此之外，在“荷马史诗”等文献中还存在其他希腊人歧视蛮族语言的例子，《奥德赛》的第8章294行使用了Ἀγριόφωνος 一词，用于形容非希腊人的辛提埃斯人，具有“野蛮的声音”等意。65而《希英字典》又特别提及，Ἀγριόφωνος的含义与βαρβαροφὡνος一词的含义类似，两词互证，足见早在《荷马史诗》中，希腊人以语言区分自身并歧视蛮族已非孤例。
希腊人内部共同的祭祀活动在自我认同的形成以及希腊人之蛮族观念的产生中有重要的意义，66它们与希腊人的血缘观念关联密切，但同时，它们又构成了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文化区分。
从古风时代开始，同盟的扩张推动了希腊人认同观念的形成。比较重要的是以安塞莱为中心的“安菲克提翁同盟”，原本其影响地域只在兹帕尔克俄斯河流域，随着其势力的扩张，成员数量逐渐增加。同盟中，既有多里安人，也有伊奥尼亚人（比奥提亚），还有阿卡亚人（福提奥提斯）。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同盟的势力扩张到了德尔菲地区，并逐步控制了德尔菲圣所，同时，以德尔菲圣所为依托，组成近邻同盟的城邦也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围，将雅典、西库昂等伊奥尼亚和多里安城邦逐渐纳入其中，这也促使了“Hellas”含义的变化，由一个小区域的名字扩展为整个希腊地区的称呼。67同盟促进了血缘情感的凝聚。同时，血缘情感也促进了希腊人共同体中“泛伊奥尼亚圣地”等次一级部族圣地及德尔菲等希腊人圣地的发展。
同盟的形成虽然刺激了血缘观念的发展，但它并非仅仅与血缘有关，特别是圣地是著名的宗教场所，并通过赛会等形式，扩大影响，已成为希腊人之文化的重要体现，是希腊人情感的重要寄托，对希腊人的影响沁入方方面面，为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与蛮族区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它与文化、血缘均有关系，成为联系血缘和文化的重要纽带。
与之相关的运动会对希腊人与蛮族划分具有作用。奥林匹亚作为希腊人宗教圣地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青铜时代。从公元前766年开始，每四年在奥林匹亚举办一次运动会，它在希腊拥有重要影响，而能在运动会上夺冠对希腊人而言是莫大的荣耀。希腊人对该项运动会的记录相对完整，从现存名单上可以看出，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初，运动会的参加者就已经超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冠军名单中出现了来自雅典、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中的运动员。不过，其参与者限制于希腊人内部，在截止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胜利者名单上，90%以上的冠军都有明确的出身，大部分来自伊奥尼亚、多里安等希腊人的次一级部族，只有大约19个人难以说明出身。68基本可以认定，无论是否有明确规定，实际上对运动员已经有出身的要求，必须来自希腊，蛮族被排除在外。因此，与血缘、文化有关的运动会也成为希腊人和蛮族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荷马史诗”到古风时代后期，希腊人对蛮族的认识与了解进一步深化，一些学者提出古典时代之前并不存在希腊人蛮族观念的看法恐不能成立。不过，他们重视古典时代与此前希腊人之蛮族观念区别的认识也值得重视，这一时期希腊人对自身与他者差异的理解仍未充分发展，特别是他们尚未形成将所有外部世界之人群统一视为蛮族的观点，也未产生对蛮族的普遍性歧视；文献中βάρβαρος一词出现不多，且主要集中于语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希腊人蛮族观念并不成熟，其发展还要等待古典时代的到来。
在古典时代之前，希腊人逐渐认识到自身与蛮族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并开始建构自身血统、强调血缘、语言优势等，以扩大自我认同，更好地区别自身和蛮族。我们不否认其中有希腊人（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希腊人，还是希腊人内部的某些分支，如伊奥尼亚人、多里安人等）从政治、经济利益出发而有意建构这种区别，但血缘、文化差异既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也在希腊人内部有真实情感基础，这为后来古典时代希腊人区别自我与蛮族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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