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民族观念，所使用的资料主要可以分为考古材料以及传世文献两大部分。其中，考古资料既包括已发掘的遗址、出土器物，也包括出土的文字材料；而传世文献既包括经史等著作，也包括其他思想家的作品。以下对本书研究中涉及的资料做一简要介绍。
1. 希腊遗址及遗物
古代希腊的考古发掘已有较大成果。例如古希腊运动会及祭祀场所对研究希腊人的自我及他者观念有重要意义，其中德尔菲等地在古希腊民族认同发展中的作用已得到学术界的关注。63德尔菲圣所位于希腊的弗基斯峡谷的帕纳塞斯山，发掘于1892年，它是希腊民族认同观念形成的重要场所。目前，该地尚保留阿波罗神庙、剧场、金库等设施遗存，其中金库由不同的城邦所资助，是研究从古风时代之后，希腊人共有认同观念形成的重要材料。此外，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包括埃及、黎凡特、西西里岛等地发现了沉船、墓葬等遗迹，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希腊物品。而在希腊地区也曾出土过其他地区的产品。这些材料为研究古代希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如对外贸易、殖民活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需强调的是，在研究中若无文字资料佐证，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主要是人们生产、生活情况，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不同人群的分布与交往，但它们所能直接体现的历史主要集中于表层的、具体的现象，而直接反映的观念则较为有限，因此在使用考古材料时应有必要的警惕。
2. 陶瓶画、雕塑
陶器对研究希腊人的异族观念具有重要价值，陶器在古希腊使用较多，从日常生活到重大的赛会都可能用到，成为古希腊考古材料中最常见、最有用的资料之一。64不同时代的陶器特征明显，迈锡尼风格、几何陶风格、科林斯风格、阿提卡风格等等不同类型的陶器特征各不相同。因此，考古发掘的陶瓶分布为研究希腊人的分布和对外交流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于希腊人习惯于在陶器上绘画，所涉及的题材既有古希腊神话传说，又包括日常生活，其中均不乏对希腊人与蛮族形象的描绘，它们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希腊人对蛮族的认识，成为研究其产生时代希腊民族观念的资料。如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藏“希腊人与波斯人”陶器，大约生产于公元前460年前后的古典时代，其中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服装、神态迥异，体现出当时希腊人对民族区分的重视；而其他陶器上所绘制的希腊人与阿玛宗人战斗的场景也为研究希腊人观念中的异族形象提供了参考。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已经有了较深入的探讨。65 本书在研究中也将加以利用。
迄今为止，一些古代波斯王陵，如大流士等人的陵墓，已经在波斯波利斯附近被发现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66这些陵墓的浮雕中，描绘了波斯国王及其周边人群的形象，大流士的陵墓雕刻有波斯国王统治下的各种人群的塑像，它们所表现的民族关系与希腊人传统观念中对自我以及东方民族的描述有所不同；而薛西斯的墓则雕刻有神权庇佑下的薛西斯神像，对研究古代波斯人对自我以及对希腊人的认识也具有重要意义。
3. 铭文等文献
铭文是研究希腊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67希腊的铭文数量众多、涵盖范围广，且不易在流传过程中被篡改，更容易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受到史学家的重视。68从19世纪开始，德国古典学家博克等人就开始整理、编纂古希腊的铭文，并汇编成为《希腊铭文集成》（IG），成为希腊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在诸多铭文中，陶片放逐的材料较为简单，许多只记录有被放逐人的名字，但在雅典阿哥拉出土的一些铭文材料中，有些还提到被放逐人的错误是由于他与波斯过从甚密，这对研究当时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态度意义重大。而古代波斯的铭文中，有一些也可以反映出波斯人对神人关系以及与周边人群关系的认识，其中部分铭文已被翻译为中文。69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曾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纸草文书材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官方的档案，成为研究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国民族政策的重要材料。70与此同时，在印度等地出土的铭文材料，也成为研究当时东方的希腊化王国中希腊人与当地人民族观念的依据。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本书中所使用的铭文材料，不少来自二手文献。
4. 中国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71位于今天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古文明，都有相当数量的遗址被发现，其分布及其相互交流关系是研究传说时代不同人群交往的主要资料。
在夏代文明研究方面，20世纪50至60年代，位于河南偃师境内的二里头遗址得到发掘，学者们发现它与更早发掘的郑州西郊洛达庙遗址在文化类型上有密切联系，但规模更大。尽管对其分期仍有争议，但不少学者认定其应与夏文明有关。除二里头遗址外，目前，国内已经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迹分布于以伊洛地区为中心，西至陕东，东到豫东，北至晋南，南到汉水北岸的广阔地域。72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如东方的岳石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四川的三星堆文化，也是当时的重要文化遗址，这些考古遗址的发掘有助于认识传说中夏文明发展情况，也有助于了解夏人和其他人群的分布情况。
而商代考古中，殷墟遗址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重要发现之一。从上世纪前半期即开始对其进行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陆续对殷墟的武官村大墓、妇好墓，以及西北冈祭祀坑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不少贵族和平民墓葬、祭祀坑等遗迹，同时出土了大量卜辞材料，这些都证实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商代历史的真实性，也为进一步研究商统治集团内部不同人群的关系，以及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位于偃师、郑州等地商城的发掘，为研究商代早期文明提供了资料。而商代的湖北盘龙城、辉县琉璃阁等遗址的发掘，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商文化分布的广泛性。
周代考古中，较重要的有周原遗址等。周原位于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史籍中古公亶父曾定居于此，直到西周建立后仍有重要地位。早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曾在岐山凤雏村、扶风法门镇召陈村等地发现了周代的建筑遗址，特别是凤雏村的大型建筑遗址尤为引人注目，后又在其附近发现了周代的青铜器窖藏和卜辞。这些遗迹和遗物为进一步探索周人的起源，以及周、商关系提供了依据。此外，西周时期，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等，不仅证明了西周文明影响广泛，而且为学术界研究吴国等诸侯国的身份提供了资料。
5. 卜辞、金文与简帛
在中国先秦民族观念的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出土文字材料主要有商周卜辞、金文以及出土简帛材料。
出土的卜辞可以分为商代卜辞和周代卜辞。73商代甲骨自19世纪末被发现以来，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历了100多年。其中，1949年以前，中研院史语所曾在安阳殷墟进行过15次较大的发掘，而在1949年以后，小屯南地、花园庄等重要遗址也相继得到发掘。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含有卜辞的甲骨，这些甲骨有的保存在国内的博物馆、科研院所与图书馆，部分流向国外。在发掘的同时对甲骨的整理工作也在不断进行。以郭沫若总主编、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为代表的一大批资料汇编相继问世，标志着商代卜辞的整理和公布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卜辞中记载有不同时期商王与周边方国交往或交战的历史，为研究商代异族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周代甲骨也是商末、周初民族观念研究的宝贵资料。1954年，山西洪赵县出土了有字甲骨，学术界推断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产物，74从而打破了卜辞局限于商代的观念。周代甲骨的大规模出现则是在陕西周原遗址。1977年，岐山凤雏村发现17000多片周代甲骨，其中有字甲骨200余片。这批甲骨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出土位置位于周原甲组宗庙宫室遗址，这使其尤为引人注目。1982年，200余片有字甲骨被全部公布。75这些卜辞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征伐、卜年等内容，卜辞中，商周关系等重要问题的讨论，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金文是研究先秦民族观念的另一宝贵财富。76近现代以来，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发现，使得金文材料极大丰富。而文字学研究的昌明和铭文资料的整理与公布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特别是《殷周金文集成》等铭文汇编的问世，使得资料的查阅极为便利。已公布的铭文资料涵盖了从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中有相当数量提及了周人与当时其他人群特别是东夷等人群的关系。例如“驹父盨盖”出土于陕西武功，记载了南邦仲父命驹父到南淮夷索取贡赋。“禹鼎”则记载了鄂侯帅东夷等人群叛乱，以及禹奉武公之命去征讨鄂侯的事迹，它们是研究西周时期华夷关系的重要资料。此外，“兮甲盘”、“录卣”铭文等也同样为学术界所重视。
近年来，简帛类资料大量出土，相关研究成为先秦史研究中的显学。新出土简帛数量巨大，涉及了从西周到战国较长的历史时期，不少简帛文献所提及事件也见于《尚书》、《左传》等传世文献，但记载的内容又有所不同，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在已公布的简帛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清华简、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等文献。但在研究中，如何看待简帛材料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思考。
1. 古希腊史学著作
在西方古典学界，《荷马史诗》并非真正意义的史著。依据雅各布等人对希腊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属于希腊的前史学阶段，77不过，《荷马史诗》对研究古希腊早期历史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史诗作为文学创作与一般的历史著作有很大区别，但是它仍保留了从迈锡尼文明时代到古风时代初期的不少史料，其中有不少已经被证明是可靠的。相传它是盲诗人荷马所作，分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部，分别记录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争以及希腊英雄奥德修斯返国途中的遭遇与回国夺回权力的斗争。这是英雄时代希腊人和外部世界交流的历史记忆。除此之外，作为描述希腊人与外部世界争斗的史诗，它更反映了希腊人对自我和异族的认识，成为研究早期希腊民族观念不可或缺的资料。
古典时代反映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史料则更加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历史》一书大体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希罗多德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埃及、波斯、吕底亚等许多国家的民族概况，为后世研究保存了详尽资料。在第二部分，他则主要致力于记载东西方世界的冲突：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即希腊人与蛮族冲突的历史，并保留各自的丰功伟绩。因此，《历史》两部分都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蛮族的看法，成为研究古希腊蛮族观念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修昔底德是继希罗多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希腊史学家。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不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不着眼于希腊人与异族的斗争，而是侧重于希腊人内部的冲突，不过，战争虽然发生在希腊城邦内部，交战的双方却都曾与波斯帝国有相当多的联系，而随着时代和局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在不断转变，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古典时代希腊人与蛮族的关系。
在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等人的史著也为我们研究古典时代的蛮族观念提供了基本资料。色诺芬是希腊人，曾参加雇佣军，加入波斯贵族小居鲁士的叛乱，后又率领雇佣军从波斯境内返回黑海沿岸，因此他对波斯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其所著《长征记》与《希腊史》都是古典后期重要的史著。《长征记》反映了希腊雇佣军在小居鲁士失败后返回希腊的过程，其间虽不乏色诺芬的自我溢美之词，但对远征军所经过地区民族的描述是研究古典后期希腊人蛮族观念的重要史料。他的另一部著作《希腊史》承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尽管其逊于修昔底德之著作，但它毕竟是古典后期保存至今最重要的通史性作品，因此对研究古典后期希腊人与蛮族，尤其是与波斯的交往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其所著《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作历史著作，但其中提到了波斯人教育中有很多优点，可以看出色诺芬眼中的波斯人与一般希腊人印象中的波斯人存在差异。
斯特拉波是希腊化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所著的《地理学》一书基本保存完整，其中提到了历史上很多民族的分布状况与生活习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蛮族”一词原始含义的探讨影响深远。
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出生于西西里岛，生活年代约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他的代表作为《历史文库》，在至今保存下来的十五卷中，其开始的五卷描述了亚述人、埃及人等古代人群的历史，以及希腊历史中传说时代的有关情况，为本书研究古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提供了一定参考。
2. 古希腊其他著作
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研究材料并不局限于史学家的著述，也体现在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中，古典时代尤为如此。
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中不断地出现蛮族的形象，这在埃斯库罗斯等悲剧作家的作品中最为突出。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写于希波战争之后不久，该剧从希腊人的立场出发，却又以波斯人的视角描述薛西斯入侵希腊前后波斯国内的情形，对研究古典早期希腊的民族观念意义重大。此外，他的《乞援人》中也提到了埃及等民族的形象，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古典时代希腊人对蛮族的看法。而《特洛伊妇女》等则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与埃斯库罗斯不同，他在悲剧中描绘了特洛伊城陷落后城内妇女的悲惨遭遇，而特洛伊人则是古典时代希腊人心目中的蛮族，该悲剧为研究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提供了新视野。
与悲剧相比，古希腊的喜剧影响较小，但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研究同样不可或缺。西方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从喜剧入手研究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的可行性。78在喜剧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阿里斯托芬，据说他一生创作四十余部喜剧，流传至今的有十一部。其中，《蛙》、《鸟》等作品中有某些片段可以反映出当时希腊人对异族的认识，而《阿卡奈人》则主张在希腊人内部签订和平协议，共同抵御波斯人的入侵，是研究当时希腊人内部“泛希腊主义”的材料。
演说家的作品在古希腊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伊索克拉底是古典后期著名的演说家、教育家，一生留有大量作品。其中《泛希腊集会演说词》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演说词中，伊索克拉底特别提到了马其顿人的身份问题。《泛希腊集会演说词》也由此成为古典后期反映希腊人认同以及对波斯人、马其顿人认识的重要作品。与伊索克拉底几乎同时，但是与其观点相反的代表人物是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其对蛮族特别是马其顿人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致腓力》等演说作品中。
柏拉图是古典时代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留存下来的著作中，除纯粹哲学论著外，也有一些反映了其政治思想。其著作中提出的对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差异的看法对后来亚里士多德等人具有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民族思想不少体现在其政治学著作中，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载，亚里士多德曾有多部与政治学有关的作品，留存至今的主要是《政治学》一书，全书共分八卷。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这八卷作品是后人将其有关政治学的几篇稿子汇编而形成的。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探讨了奴隶与蛮族人的关系等问题。由于他曾经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因此有人认为亚历山大早期曾受到其思想的影响。
3. 中国传统文献
对研究先秦民族观念较有意义的经史材料主要有《尚书》、《国语》、《左传》、《公羊传》、《竹书纪年》、《史记》等。此外，其他经典作品中也包含有民族研究的相关材料。
今文《尚书》涉及从传说时代直到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中的《周书》包含了《牧誓》和《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召诰》、《多士》、《多方》等周初材料，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这几篇虽经过后人的整理与修改，但体现了周初的史事与思想，在史学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牧誓》与“八诰”创制于商末周初，正是周人推翻商人统治，建立并稳固新政权的时期，其中，周初周人对自己的称呼、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认识、周人如何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对本书研究有重要价值。
同《尚书》一样，《逸周书》也是历史文献的汇编。最早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将周王室的材料编辑而成，其中各篇史料价值不一，经学者分辨，《世俘》、《克殷》、《商誓》等篇章较为可信，79这些篇章多记载商周之际朝代更替的历史，涉及了周人对商人的态度等问题。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传统上认为，它是解释《春秋》之作。《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编年体著作，但作为史书，它过于简略，而《左传》对史实的扩充与补遗则弥补了《春秋》之不足。《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事大多较为可靠，而春秋时期又恰恰是华夏与周边人群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故《左传》中华夏与周边夷狄的冲突以及和平交往活动占据了相当篇幅，是研究春秋时代夷狄观念最重要的史著之一。《国语》尽管被称作“语”，本是一部议论性的作品，但它也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史实，其中不少与《左传》可互为表里。与《左传》不同的是，它按照国别分类记载与不同诸侯国有关的史事和言论。这些国家中，吴、楚、越三国在春秋时期长期被视为夷狄，其中涉及他们与其他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史料对本书研究较为重要。而《晋语》、《周语》中也包含有不少当时华夏和周边人群交往、华夏对周边人群看法的历史记录。
《公羊传》同《左传》一样，也是解释《春秋》的注经之作。在先秦民族史的研究中，首先，它同《左传》一样，也具有补充史料的作用，在个别历史事件的细节记录上，可能比《左传》更为详尽，弥补了《左传》的不足。第二，除补充史料外，它更为人所熟悉的功能是从思想上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加以阐释，在评析历史事件时，它常常根据礼仪标准评价华夏和夷狄的身份，明确提出了“礼别华夷”的判断方式。80
此外，《论语》、《孟子》等记载先哲言论的著作，其中不乏涉及民族问题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在书中较为分散，本书在研究中也会提及。而《周礼》大体编订于东周，在后世又有所变更，其中提及了“畿服”制度，表述了当时人们对天下秩序的思考，可以反映对华夏与夷狄人群分布及相互关系的认识。由于这些材料已被人所熟悉，这里不再赘述。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最早于晋代在汲郡（今河南汲县附近）的古墓中出土。原书早已佚失，今天能见到的《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所谓古本是指从南北朝到宋代的著作中，将有关《竹书纪年》的材料辑佚汇编而形成的，这项工作从清代开始，经朱佑曾、王国维等诸先生的努力，已取得很大成就。而现存较完整的传世本则被称为今本，可能在南宋辑佚而成，其中也有原来《竹书纪年》之外的内容，但仍有一定史料价值。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其中都提到了商、周时期，华夏与周边人群，如戎、狄交往、征战的历史。
《史记》虽成书于汉代，但是其中不少记载，都有着较早的来源，有很多原始材料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这一点除了司马迁本人在《史记》中直接提到外，也被《史记索隐》等后世著作所证明；由于司马迁所使用的材料不少已佚失，因此《史记》就成为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五帝、夏、商、周的《本纪》、吴、晋、楚、越等诸侯国的《世家》等，对研究先秦民族观念有较高价值。
先秦文献中，还有其他著作，如《诗经》、《山海经》等也保留了丰富的史料。《诗经》中的《玄鸟》篇中蕴含了对商人起源的回忆，而《长发》、《殷武》等篇章则是描述商的先祖开拓疆土的事迹，提及了他们与其他人群如荆楚地区人群的交往情况。同时，《雅》、《颂》中都有不少关于周人起源与早期情况的介绍，特别提及了后稷的起源、不窋自窜戎狄等事件；《出车》等篇章，描述了华夏与异族，特别是南方人群的战争场面。《国风》中相关内容也不少，如某些篇章描述了周初平定东方叛乱的战争。《山海经》主要记载当时人们生活空间以外的世界，富于神话色彩，如果将其作为严肃的历史或地理著作可能并不恰当。然而从观念史的研究看，却有一定价值，体现了当时人对远方地区的认识和想象，它从另一个侧面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可能。
注释
1 如J.B.Bury，“The History of the Names Hellas，Hellene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5，1895.W. H. S. Jones，“Greeks and Foreigners”，The Classical Review，Vol. 24，No. 7，1910.
2 J.Myres，Who Were the Greek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03.
3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
4 本书采用该书中译本，莫米利亚诺：《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晏绍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5 F.Hartog，The Mirror of Herodotus：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该书法文版出版于80年代初期。
6 E. 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7 J. Hall，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J. Hall，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8 代表性的论文集包括：Coleman and C.A.Walz（ed.），Greeks and Barbarians. Essay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Non-Greeks in Antiquity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Eurocentrism，CDL Press, 1997. T.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等，最近的一部专著则是K.Vlassopoulos，Greeks and Barbaria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此外，I.Malkin（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也是一部较重要的论文集。
9 E.S.Gruen（ed.），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1.此外，2014年，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有关地中海世界族群认同的研究指南，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J. McInerney（ed.），A Companion to Ethnic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Wiley-Blackwell Pub, 2014.
10 B.Cohen（ed.），Not the Classical Ideal：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Brill Academic Pub, 2000.该论文集第3章收录了6篇相关论文。
11 参见徐晓旭：《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徐晓旭：《希腊人和蛮族人：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徐晓旭：《文化选择与希腊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吕振羽：《中国民族史》，上海三联出版社，1950年。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收入傅先生所著《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60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13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该书先秦部分由陈连开执笔。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曾文芳：《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 张国硕：《先秦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大象出版社，2011年。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
16 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17 陈秉新等：《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
18 L.Mitchell，Panhellenism and the Barbarian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p.39. 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3，35-39页。
19 I.Malkin，The Returns of Odysseus：Colonization and Ethnic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268.(www.xing528.com)
20 W.Nippel，“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in T.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pp.279-282.
21 Hornblower，The Greek World 479-323BC，Routledge, 1991，p.11.此外，不少德国学者都持此类观点，具体可参见Edith 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6.
22 Paul Cartledge，The Greeks：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9.
23 有关争论可参看E.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6.
24 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66页。
25 W. H. S. Jones，“Greeks and Foreigners”，The Classical Review，Vol. 24，No. 7，1910.
26 J.M.Hall，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p.179，pp.189-197.
27 S.Said，“The Discourse of Identity in Greek Rhetoric from Isocrates to Aristides”，in I.Malkin（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pp.278-280.
28 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73、76、86页。
29 E.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p.56-100.
30 Harrison，Greeks and Barbarians，Introduction，pp.3-4.
31 Paul Cartledge，The Greeks：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pp.37-38.
32 R.Thomas，“Ethnicity，Genealogy，and Hellenism in Herodotus”，in Irad Malkin（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2001.
33 陈致：《夷夏新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春秋时期的夷夏之辨》，《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
34 曾文芳：《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38-79页。田继周：《先秦民族史》，138-274页。
35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255-256页。
36 陈致：《夷夏新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7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5年，57页。
38 宋杰：《三代中国的经济区划、政治格局与国家防御战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39 张其贤：《“中国”概念与“华夷之辨”的历史探讨》，台湾大学政治系博士论文，2009年，79-84页。
40 陈致：《夷夏新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1 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春秋时期的夷夏之辨》，《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
42 曾文芳：《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103页。
43 Huang Yang，“Perceptions of Barbarians in Early Greece and China”，CHS Research Bulletin2，No1，2013.徐晓旭：《古代中国和希腊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述评》，《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44 例如，在埃迪森·豪尔的《构造蛮族人》（Inventing the barbarians）一书中，她提到“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埃及”都没有蛮族观念（第4页），在脚注中，她曾提到“中国人”（Chinses）有“文”（Culture）而“非中国人”（Non-Chinese）重“质”（Naturalness），但似乎她并不知道华夏与夷狄的概念。
45 Hyun Jin Kim，Ethnicity and Foreign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Gerald Duckwroth and Co.LTD，2009.
46 刘向撰、向宗鲁校正：《说苑校正》，中华书局，1987年，380页。
47 引自陆扬：《文化定义辨析》，《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8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Merriam-Webster's Incorporated，2009，p.304.
49 《汉语大词典》，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515页，“文化”条。
50 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导言，1-29页。
51 也有学者对语言、体质等标准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指出“体质与文化特征并不是定义一个人群的客观条件，而是人群用来表现主观族群认同的工具”。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7页。
52 参考王明珂对中国族群识别标准的讨论，见氏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3-14页。
53 有关此问题争论可见J.McInerney，A Companion to Ethnic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pp.66-7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8-19页。
5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12上。
55 王弼等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同人·象传》，《十三经注疏》本，29页。
56 参见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辩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57 A.Smith，The Nation in the History，Brandeis/Historical Society of Israel，2000，p.65.
58 例如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就使用了此概念。
59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60 萧子显：《南齐书·高逸传》，中华书局，1972 年，934 页。
61 徐晓旭：《文化选择与希腊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62 黄洋：《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40-141页。
63 M. Scott，Delphi and Olympia：The Spatial Politics of Panhellenism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Perio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64 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86页。
65 参见B.Cohen（ed.），Not the Classical Ideal：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Brill, 2000.
66 有人已经利用王陵雕塑研究当时波斯人对与希腊人的关系，特别是与伊奥尼亚城邦的关系。如D.Castriota，“Justice，Kingship And Imperialism：Rhetoric and Reality in Fifth-Century B.C. Representations Following the Persian Wars”，in Beth Cohen，Not the Classical Ideal：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pp.443-480.
67 有关古希腊铭文的原文和研究情况可参考：R.Meiggs and D.Lewis（ed.），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Clarendon Press, 1969. B.Cook，Greek inscriptions，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7. A. G.Woodhead，The Study of Greek Inscrip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J. Rhodes and Robin Osborne，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404-323 B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8 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80页。
69 例如贝希斯敦铭文等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被翻译为中文。参见林志纯先生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3年。
70 有关纸草文书，可参见J.F.Oates and R.S.Bagnall，W.H.Wills and K.A.Worp，Checklist of editions of Greek papyri and ostrac，Scholars Press, 1985.利用其对希腊人的民族观念进行研究的例子，可以参见D. J. Thompson，“Hellenistic Hellenes：the case of Ptolemaic Egypt”，in Irad Malkin（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等。
71 有关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考古遗迹的发掘，除了期刊和以专著形式出版的考古报告外，通论性的著作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资料。此外，关于近年来利用考古发现的研究著作，有郑杰祥主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学勤、范毓周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早期中国文明”系列丛书（包括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盛平：《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
72 郑杰祥：《新石期文化与夏代文明》，347页。
73 甲骨文的图版和与释读可参考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胡厚宣、王宇信等：《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较早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等，近年来的研究（包括研究史）可参见王宇信等：《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公司，2002年。王宇信等：《商周甲骨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王宇信：《甲骨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朱彦民：《殷墟考古发掘与甲骨文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此外，宋镇豪主编的《商代史》丛书在研究中也主要利用卜辞资料，对商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展开研究，该书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74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1 期。
75 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
76 有关金文著录情况，可参见刘雨、沈丁等：《商周金文总著录表》，中华书局，2008年，有关图版和释读，可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刘雨等：《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刘雨等《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2010年。有关研究著作（包括金文学史）有：王晖：《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朱凤瀚：《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77 转引自J.Marincola，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Weily-Blackwell Pub, 2007，p.5.
78 T.Long，Barbarians in Greek Comedy，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6.
79 郭沫若等前辈学者已经对此问题做过较深入探讨，有关内容可参见黄怀信等编著的《逸周书汇校集注》序（李学勤先生撰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0 《公羊传》的成书时间可能在汉代，有关其流传和创作情况，可参考《汉书·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一》等资料。但是从其思想来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春秋时期的夷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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