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重赴北疆，再创威宁海子大捷

坦率而言，成化十五年（1479）征讨建州夷虏之战几乎乏善可陈，一来建州女真确实有人前来大明边疆侵扰，但那是极少数人干的，从整体来看尚不构成大害；二来，明朝发起军事进攻时建州女真居然毫无准备，这等于白白地送给了朱永、陈钺和汪直一个升大官发大财的好机会。对此，早在这场征战发动之前，朝廷都察院都御史兼任兵部尚书的王越就看在了眼里，也想再次露露手，乘机捞点好处，无奈哥儿们汪太监不在京师，加上科场同年余子俊在主持兵部讨论时不知怎么没有将他给考虑进去，以至于皇帝朱见深在任命讨伐建州女真军事指挥与领导时，只有敕令太监汪直监督军务和抚宁侯朱永充任总兵官，没有常规的文职官总督军务或参赞军务。就在这时，身在辽东边地的陈钺从京城内线得到密讯后立马上奏，说：“本朝未尝有武职节制文职大臣者，且征讨重务，岂可无文臣总督？”其言大有自荐之意。皇帝朱见深接奏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随即就让兵部推荐参赞军务人选。兵部尚书余子俊听到皇帝最新谕旨后立马上言：“皇上前面的敕命才下，不可随便就改了。现在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这样上奏，其意思为他是风宪大臣，不应该受人节制。”明宪宗听后顿悟，随即便任命陈钺为参赞东征建州军务。这样一来，王越就白白地空等了一场。（《明宪宗实录》卷195）

不过王越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利用自己与太监汪直之间的良好关系，不断地派人前去或自己找机会出面规劝：征讨建州女真夷虏虽然很好，但要是能与北虏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汪直虽然年轻，但对于当时国家大势与国防政策还是十分了解的。景泰时朝廷曾对斩杀敌人做过等第升赏：“斩杀北虏为上，东北夷虏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明史·兵志四》卷92）成化十四年（1478）四月，大明朝廷又做了新的调整，规定：斩杀一个北虏的升赏等于斩杀两个女真夷虏、三个番苗蛮贼和六个内地反贼。（《明宪宗实录》卷177）由此而言，上北疆去斩杀北虏那才是英雄好汉所应该而为的。汪直听了王越的话后热血沸腾，要说当今最令他佩服的人就是王越了，想当年这位让人争议不已的文臣竟敢孤军深入、直捣红盐池，汪太监老早就想着，有早一日自己也能与王都御史一起上北疆去飙一圈。

巧了，“录平建州功”后一月左右的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镇守延绥太监张遐上奏说：“传闻虏贼拥众渡河，潜图入寇。”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徐舟亦上言说：“靖虏等处虏贼入境，但今河冰将解，宜速遣人觇其去留。倘此虏尚留河套，乞下廷臣杂议战守机宜。”明宪宗接奏后将事情交给兵部官与内阁阁臣去讨论，讨论结果：北虏入侵似乎规模不大，只要边疆守军严密把守就行了。但太监汪直在王越的不断怂恿下展开活动，兵部尚书余子俊知道汪直等人的意思后遂“奏请会官廷议”，且言：“往年北虏内犯往往也是这样，开始时大家都认为不要紧，守军守好边关就行了。但到了后来却是我大明无法控制事态。所以说为今之计还是早作准备为好。”经余子俊这么一说，明宪宗就下令，让大臣们再议。这次廷议结果是：出兵征讨！皇帝朱见深随即降敕，“命太监汪直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越提督军务，保国公朱永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率京兵万人，赴延绥御虏”（《明宪宗实录》卷199）。

对于这样的任命，提督军务的王越既高兴，因为他有了再次杀敌立功的机会，但又不高兴，因为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的保国公朱永实在不是什么好将帅、好伙伴，他经常讨便宜可又不够哥儿们，数月前远征辽东建州女真那么好的差使，他居然也不把王越给带上。现在可好了，皇帝老爷这么一任命，他又可以过来讨便宜了。这回啊，门都没有。王越想好了计策，根据北疆传来的谍报说，潜入河套的北虏是以威宁海子为大本营，他首先说服了汪直，让他出面向皇帝上奏，并取得了允准：讨虏大军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永率领，而王越自己与太监汪直则选京营和大同、宣府轻骑21000人沿着边塞昼伏夜行，向西火速进军，约定两路人马将在陕西榆林会师。（《明宪宗实录》卷201，《明史·王越传》卷171）(www.xing528.com)

再说王越、汪直统率的大军自出京城后，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就到达了猫儿庄，然后再分兵数道进军。与上次红盐池之战有着很大的相似，自猫儿庄动身起，天不作美，大风大雪，天地昏暗，但王越认为此时正是袭击敌人的最好时机，于是命令部队“急趣前进”。当部队来到大同时，王越让人早就打探清楚：北虏还在威宁海子。他立即与汪直精选宣府、大同两镇劲兵，然后迅速向着套虏大本营围了过去，黎明时分到了距离威宁海子还有数里的地方，明军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军事打击。当时北虏尚未发觉，听到喊杀声，有些身强力壮者只得仓促应战，但也有的人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光着屁股骑马逃走了，而那些老弱妇幼则多被杀掠。明军当场生擒幼男、妇女171人，斩首437级，获旗纛12领、马1085匹、牛176头、羊5100只以及盔甲、弓箭、皮袄之类10000多。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威宁海子大捷。（《明宪宗实录》卷201，《明史·王越传》卷171）

威宁海子之战从朝廷决策发兵到最终取得大捷，前后不到两个月，当成化帝接到前线军事捷报时那真可谓喜不胜收，当即对两个报捷官进行了擢升。这两个报捷官中的一个叫汪钰，是太监汪直的侄儿，其职务由锦衣卫副千户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另一个叫王时，是王越的儿子，其职务由百户升为正千户。报捷这样的美差，在当时往往都由军事作战总指挥一类领导的家属来担当，想当年项忠和李震在打了胜仗后莫不如此而为。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过，如此事情在天子明宪宗看来那都是没什么了不得的，自老爷子天顺帝当政以来甚至更早时候起，大明帝国还没有取得过像威宁海子和红盐池这样大快人心又影响巨大的军事大捷，因此说再多奖励和升赏这些军事谋划、指挥和作战的将士也不怎么为过啊！随后的成化十六年（1480）三月，皇帝朱见深敕令给太监汪直加禄48石，因为太监已是宦官系统的最高级了，所以朝廷只能给他加禄，汪直后来岁禄累加到了480石，创明朝开国后宦官俸禄最高纪录。至于王越，明宪宗则封他为威宁伯，且世袭，“太子太保仍旧”（《明宪宗实录》卷201），而后又赐予他诰券，“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持进光禄大夫柱国、威宁伯，食禄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孙世袭，仍追封三代”（《明宪宗实录》卷202，《明史·王越传》卷171）。这是明朝开国以来继王骥之后第二位以军功封爵的文臣，可谓是光彩无比，荣极一时。至于那个老讨便宜的保国公、总兵官朱永就白白地上西北走了一圈，不仅没有得到封赏，且还在榆林空等了一场，忽然有人来报：虏寇宁息，王越和汪直都已班师回朝了。（《明宪宗实录》卷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