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盐池大捷实际上是永乐以后明朝在对蒙作战中取得的影响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虽说在这次军事战斗中斩获的人数可能不算太多，但明军奇袭套虏大本营的做法却是从根本上打击了来犯之敌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同时也振奋了明军将士的士气，因而说当时的总督军务、左都御史王越在朝野上下一下子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始料未及，在论功行赏时，朝廷只给了太子少保一个虚衔和增俸一级，这与他的心理期望值有着极大的距离。想想自己立下了那么大影响的战功，却只得了这么一点点的朝廷恩赏，王越越想心里越不爽。前面说过，与同年余子俊不同的是，王越个性张扬，爱憎分明，有什么事情肚子里放不下，即使是面对十分任性的大明君主，他也要表达出来，遂以身体有疾为名，请求回京养病。要说那时的皇帝朱见深年纪比王越要小很多，但在帝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有了10余年的统治经验让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道道来，故而在接到王越奏请后当即回答：“不允，令回陕西调治。”（《明宪宗实录》卷126）
可对于这样的皇帝回复，王越并不死心，随后他便开始了“外围攻势”，让与自己一起负责陕西军事防务的镇守太监刘祥出面向朝廷上奏，说：“总督军务、都御史王越病势渐增，乞令回京调治。”朱见深与他的父祖明英宗和明宣宗等有个共同的特点，对于宦官极为信任。在接到刘祥的奏折后，他立马准奏。由此，王越也就顺顺当当地回到北京，开始养“病”。（《明宪宗实录》卷131）
大约半年后，“病”养好了的王越到明皇宫去上朝面君，等待重新安排工作。当时大明都察院正缺个负责全院工作的左都御史，而王越总督军务征剿北虏时原来挂的官衔就是左都御史，按照一般人的思维，他回京来主持全院工作，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哪想到在讨论人事安排时，有人提出，同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衔的李宾资格更老，应该让他来掌院事。皇帝朱见深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但同时也不能薄了立有军事大功的王越，于是他最终拍板：“加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太子太保，仍掌院事。命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越同理院事，兼提督十二团营操练。”（《明宪宗实录》卷138）
对于这样的任职决定，王越虽然很为不满，但也没办法，因为圣旨已下，不可更改。无奈之下，他来了这一手，上疏辞免十二团营操练提督之职。他所以要这么做，大概有着这样的含义：“你皇帝现在可知道我王越在军事有一套吗？想叫我去帮你操练京营，嘿嘿，我才没那个雅兴呐！”而皇帝朱见深似乎也看懂了，就是不准王越辞去京营操练提督之职。这下王越傻眼了，只好在京等候合适的机会再图进取。
要说那时成化朝廷上的风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彭时、商辂和项忠等正派大臣所起的积极作用逐渐地为朝中奸佞的邪恶之气所抵消。后入阁的阁臣万安通过“夫人外交”，与皇帝朱见深的宠妃万氏及其娘家人“搭上同宗”关系（《明史·外戚传》卷300，笔者将在下章详述）；专门管理大明帝国干部人事的“吏部尚书尹旻好结中官为内助”（《明宪宗实录》卷162）……凡是种种，与李宾同掌都察院事的左都御史王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凭在北疆立下的奇功，在这小人成群的朝堂上，自己的仕途迟早要给耽误了或被“和谐”得无影无踪。以当今之势来看，最好的策略与出路是，自己也能在皇帝近侍中找到可靠的“盟友”。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还可能会官运亨通。
王越这么用心地想着，忽然间眼睛一亮，有个叫韦瑛的人进入了他的视线。韦瑛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因投靠了一个韦姓宦官而成为了他的家人，后从征延绥，冒功升为百户官，这样说来也算得上是王越的老部下了。可最近这个老部下却十分吃香，听说皇帝让其极为宠信的太监汪直在侦办一些绝密案件，筹建一个与东厂并驾齐驱的新特务机构，而韦瑛恰恰是汪直手下最为得力的干将。王越将这些人际脉络关系厘清后随即让人将韦瑛叫来，“欲倚以济事，皆密遣人预通情款云”（《明宪宗实录》卷162）。而韦瑛这时正愁着满朝没人看得起，一大帮子的文臣学士都对他侧目而视，现在忽然自己的老领导来找了，自然是兴奋不已，随即便将老领导介绍给了太监汪直。（《明史·王越传》卷171）
汪直本是后廷昭德宫里的一名内使，因聪明伶俐、做事干练敏捷，很得昭徳宫主人万贵妃和她“情弟弟”明宪宗的喜欢，大约在20岁时就被提拔为御马监太监。（《明宪宗实录》卷162，有关汪直更多的事情，我们将在后面章节里详述，笔者注）御马监太监，顾名思义就是为皇帝管理马匹的内廷领导，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绝对。成化十二年（1476），明皇宫中突然出现了黑眚和“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之事，本来就胆小的皇帝朱见深为此惶惶不安，遂派太监汪直密出伺察，搞些“大案要案”。第二年即成化十三年（1477）春，独立于老牌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的新秘密警察组织机构西厂正式挂牌成立。（《明史·宦官一·汪直传》卷304）为了能在皇帝面前好好地露一手，西厂主管领导汪太监和他手下得力干将锦衣百户韦瑛蓄意制造了早已作古的数朝元老杨荣曾孙杨晔违法犯罪等一系列的冤案，弄得“京师汹汹然”（《明宪宗实录》卷162）。对此，内阁大学士商辂和部院大臣项忠等纷纷上章进行奏劾，一时间把汪太监与西厂置身于朝廷上下舆论指摘的风口浪尖上。而就是在这个极为微妙的时局变化过程中，韦瑛将王越介绍给了汪直。正与文臣学士处于对立、紧张状态的太监汪直，见到本来属于对方阵营里头的人竟然主动向自己示好，当然是欢喜不已了，于是两个原本可能并不一定会有多大交集的朝廷内外重量级人物在这非常时刻走到了一起，且越走越近。（《明宪宗实录》卷162）(www.xing528.com)
再说那时朝廷内外奏请皇帝朱见深撤销西厂特务机构的呼声愈发高涨，形势发展到后来甚至连内阁中排名在后、平时又不大愿意上疏提意见的学士刘珝与刘吉也加入到了奏请的行列。本来就个性鲜明又急于谋取更高权位的都御史王越见到这般情势后再也按捺不住了，有一天早朝结束遇到了刘珝和刘吉，他当场很不客气地说：“汪直行事尽公道，如黄赐专权纳赂，非（汪）直谁能去之，且商（辂）、万（安）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惮。二先生入阁几日？况（汪）直又扶持，何为亦论列乎？”刘珝听后无言以对，刘吉脑子反应快，当即回答道：“王都御史所言有谬，我等皆为朝廷论事，非为个人谋利。假如汪直所做之事皆为公道，那朝廷设置我等公卿大夫又有何用？而现在大家又为何要说西厂所干之事皆为邪恶？”王越听后顿时语塞，随后便加入到了奏劾西厂的行列中去。（《明宪宗实录》卷166，《明史·王越传》卷171）
对于王越的迅速转变，太监汪直并不生气，因为在他看来，朝堂之上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奏请罢黜西厂的浪潮，那完全是由内阁大学士商辂和兵部尚书项忠等阁部大臣在暗中操控起来的。为此，他利用自己是皇帝跟前大红人的特殊身份，将反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疏请罢黜西厂的部院大臣领头人项忠。在巨大的压力下，项忠被迫于西厂第一次被废黜后的第19天“乞归养病”，皇帝朱见深当即予以批准。（《明宪宗实录》卷166）
尚书项忠被撵走后，兵部一下子缺了个主管部务的正职领导。皇帝诏旨：命阁部大臣廷推兵部尚书人选。按照惯例，兵部尚书一职比起其他部院领导来说，要求会高一点，不仅仅是科举出身的文臣起码要达到副部级，而且还应该懂得军事事务，最好还曾统军打仗过。就此而言，老兵部尚书白圭具备这样的条件，但他于成化十年（1474）死了。韩雍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他也在成化九年（1473）致仕回家了。（《明史·韩雍传》卷178）如此推算下来，在朝的只有左都御史王越最为合适，且他还取得了永乐以后影响最大的军事战斗的胜利。可以这么说，项忠一走，出任兵部尚书之职的没有比王越更为合适的人选了。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在廷推和票拟时，兵部尚书的人选却变成了王越的科场同年、巡抚陕西右都御史余子俊。（《明宪宗实录》卷168）
余子俊虽说是个有着一定才干的相当不错的循官良吏，在北疆上主持军事防务也有近10年，且还大筑边墙，影响甚大，但他毕竟没有直接领导和主持过什么像样的军事战斗，对于军事的防与守没有全面的工作经验，远比不上王越，因此可以这么说，廷臣们将他推到兵部尚书的位置上，颇有让王越难堪之意。王越当然不傻，对于这样一眼就能看穿其中意味的朝廷人事安排，他十分恼怒。成化十三年（1477）八月，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向皇帝朱见深上了个奏章，说自己自回京后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兼任提督京军十二团营操练军马，两头顾及，至今已有几个年头了，只是自己能力有限，恐顾此失彼，乞免京营督操一事。文化人说事喜欢转弯抹角，而此次皇帝朱见深应答却来了个直截了当：“卿久在军旅，练达戎务，所辞不允。”（《明宪宗实录》卷169）
王越接到这样的诏旨后反复琢磨：当朝天子此番说话是什么意思？思来想去，唯恐皇帝没懂自己的“弦外之音”，过了些日子，他又向上递了道奏折，十分直白地“自陈红盐池获胜之功，其谋皆自己出，为故尚书白圭抑沮，录功反在诸将之后及所率领将兵亦未尽升授”。要说皇帝朱见深自小起就反应慢，但人并不算笨。在接到王越第二次上呈的奏疏后，他先是有点蒙：怎么啦，已故的兵部尚书白圭在暗中抑沮王越？这事得搞清楚！想到这里，他就让人将王越的奏疏送到兵部去，让兵部官查查看这里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兵部的主管领导就是刚刚讲过的新尚书余子俊，余子俊领受皇命后随即开展了细致的核实与调查，然后回复明宪宗：“王越舍生忘死，统领孤军，深入虏境，此捷从前所无。”皇帝朱见深本来就对取得红盐池大捷的王越心存好感，如今又得到了余子俊的这番评述后，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原先看法，当即说道：“孤军远行，奇袭套虏大本营，并能取得大捷，这事本身就是非常之事。对于非常之事，朝廷当以非常升赏来待之。更何况是王越最先运筹帷幄，其功可嘉啊！”于是下令：“命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为兵部尚书，仍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及原加俸一级”（《明宪宗实录》卷173），“寻加太子太保”（《明史·王越传》卷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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