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子俊大筑延绥边墙—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自此而始

其实成化朝廷这样对待王越确实有点不太公平，在明朝中期（景泰朝除外）对蒙战略普遍采取收势的历史大背景下，王越主持的红盐池之战创造了难能可贵的军事进取成功事例，大大地振奋了大明帝国的人心，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意义，这是从历史远距离角度而言的；若从历史近距离角度来讲，红盐池之捷为当时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墙和大明加强北疆军事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 曾位立大明全国十佳知府之首的余子俊改变了主张，上请朝廷大筑边墙

余子俊，四川青神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与王越为同年，入仕后被授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他在户部前后工作了10年，以廉干著称。后被调任西安知府，上任后不久就碰上了当地大饥荒，余子俊毫不犹豫地下令，打开官仓，放粮10万石，先赈济灾民，然后再做向上奏报及其他弥补手续。也正因为他救济及时、区画周全，当地百姓十分感动，灾年过后，大家纷纷拿出自己新生产出来的粮食，填补官仓之空缺，终致“官不损而民济”（《明史·余子俊传》卷178）。

成化初年，余子俊因德行与政绩卓越而被上级部门推举为全国著名知府，当时受到表彰的知府共有10人，而余子俊位立其首。这事引起了“慷慨论事，无所讳”（《明史·林聪传》卷177）的直言大臣林聪的极大关注，林聪向朝廷做了推荐，让余子俊出任陕西布政司右参政。一年后因能力与政绩突出，余子俊又被擢升为陕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即陕西省副省长。成化六年他升为陕西左布政使，即陕西省省长，随后被调往浙江。但此次余子俊在浙江任职时间很短，半年之后又被调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受命巡抚延绥。（《明史·余子俊传》卷178）

余子俊巡抚延绥时，正值北虏逐渐住牧河套之际，这些不速之客经常神出鬼没地前往三边劫掠，弄得当地经济萧条、军民不宁。余子俊上任后目睹了那里的破败景象，对于套虏之患有着切肤之痛，因而当负责和主持全国军事行政工作的兵部尚书白圭转向积极复套、力促明宪宗降敕调兵遣将进行大规模搜套时，他予以积极的响应和全力的支持。但在随后的日子，余子俊逐渐发现，明军战斗力虚弱，三边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破败不堪，就此等情势而言，搜套复套，无论是从军力角度还是从财力角度，条件都不具备。再说这些套虏住牧不常，即使明朝使足了力气将他们赶出河套，一旦大军一退，这些人又会卷土重来。由此而言，与其大举进行搜套还不如加强边地防守，余子俊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主张。（《明史·余子俊传》卷178）

这时三边地区有个叫王锐的巡抚上疏给朝廷，提出了“请沿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这事对于余子俊或许有着很大的启发，成化七年（1471）七月，他也上奏朝廷，提出了要在三边大修边墙的设想与计划，他说：“三边惟延（安）、庆（阳）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况今旧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于计为便。”（《明史·余子俊传》卷178）具体做法：动用山西、陕西两省丁夫50000人，量给口粮，依山随地，或铲凿，或垒筑，或开堑，在“山坳川口连筑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再将它们连接起来，筑成一条高深均为2丈5尺左右的巨大屏障，添兵防守，扼制北虏往来和驰突。“八月兴工，九月终止，工役未毕，则待来年，庶几成功，一劳永逸。”（《明宪宗实录》卷93）

但朝廷接奏后对此反应很冷，因为那时兵部尚书白圭热衷于搜套，对于本来支持自己主张的余子俊现在突然提出要大筑边墙的建议大为不悦，认为：余子俊“欲凿山设险，为策固良，但缘边之民，频年以来，不遭杀虏，即困征输、丧乱、逃亡，淍敝已甚，今须极力抚安，难以重加劳役。况延绥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凿山之事，宜伺寇警稍宁，督令边城军卒，以渐图之。兵力不足，止可量调附近兵民为助。”受其影响，皇帝明宪宗下旨：“设险守边，兴工动众，当审度民力，姑缓之。”（《明宪宗实录》卷93）

那么为什么成化朝廷对余子俊等人提出的修筑边墙即长城之建议反应不积极呢？

这事恐怕要从明朝对长城的认知和开始修筑长城说起。

○ 长城在明代为何被称为边墙？明朝前期近百年间，究竟何时开始修筑边墙？

说起长城，自古至今，可能再也没有现代有些人那样亢奋，因为它早在1987年就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可能也再没有现代有些人那样利用它大做文章，来个名利双收，君不见××长城学会、长城研究会、长城俱乐部、长城出版专业委员会……至于这些人对长城有多大研究，那只有天知道了。由所谓专业长城研究会的头头及挂了一大堆大得吓死人的头衔之专家编撰的长城系列专著，笔者因被国内一家较为有名的出版机构邀请去审稿而“有幸拜读”到，或许因为本人眼拙，或许因为水平有限，无论怎么使劲，某就是看不出被美誉为“长城学专家”和长城研究会的头头们在大块头的系列书中到底解决了长城学什么问题。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该系列书中连中国古代最大规模地修筑长城究竟始于何时、长城为何在明代被称为边墙而不叫长城等一类最基本问题都没搞清楚。花了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忽悠了多少机构的赞助，我等小民则无从知晓，也没必要知道，只当其为当今中国社会大舞台上的马戏表演？卡拉OK一下？不过在历史上欲说长城这个话题，那可绝不轻松，其时非但没有现代某些人用来戏说、乱说的话语情景和带来立竿见影的名利功效，反而还有着特别沉重甚至是极度痛苦的含义。对此，当代学者景爱先生有过专门又严谨的阐述。（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P288～289）

在中国古代，自秦朝起，在普通人看来，长城本身就被赋予了更多的负面意义。想当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不知累死了多少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朝的长城是由无数个百姓尸骨堆筑起来的。当时民谣就曾这么说道：“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引杨泉《物理论》）流传至今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一定真的发生过，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不妨将其视为广大民众对秦朝修筑长城的血泪控诉，反映了普通人对长城的憎恨。而这样的民意潜流自秦汉至元明清甚至直到近代都一直在奔腾不息，凡是有长城的地方，后代人们多会建起姜女祠庙，其中以山海关的望夫石上的姜女祠影响最大，里边有许多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楹联。其中有一楹联题作：“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清】杨宾：《柳边纪略》卷1）

“万里长城筑怨”，这大概是传统社会中普通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对长城感情的最好诠释或言高度概括。当然明朝人也不例外，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草根出身，深知民众之疾苦，更懂得“民急则乱”的道理，因而自开国前后起在制定国策等方面尤为注意爱惜民力，尽可能少作大功大役。由于秦始皇修筑长城留下了千古骂名，孟姜女哭长城的影响又深入人心，故而明代统治者对于长城之名讳莫如深。由此，长城在那时也就不再被称为长城，而是叫做边墙，意思是在边疆地区建筑起来的绵延不断的高大城墙。有明一代边墙之名由此而生。（参见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P288～290）

明代边墙之名解释清楚了，我们再来说说有明一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筑边墙的？

据明代《四镇三关志》记载，明代最早开始修筑边墙应该是在洪武时期：“山海路，边城十二里，洪武年建。”但这样的修筑边墙史料分量太轻了，连边墙的名字也未定型，而被称作为“边城”，其长度也只不过为12里。到永乐时期，边墙修筑规模与范围似乎有了扩大，但也基本上限于个别几处。如明宪宗当政晚期有个叫邓钰的辽东都指挥使在上奏朝廷的奏疏里这样说道：“自永乐中罢海运后，筑边墙于辽河之内，自广宁东抵开原七百余里，若就辽河迤西，径抵广宁，不过四百里。以七百里边墩堡塞，移守四百里，虏若入寇，彼此易于应援。”（《明宪宗实录》卷29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东八》卷37，但顾祖禹将成化二十三年误作为成化二十年了，笔者注）

长城史研究专家景爱先生认为，上述这段从广宁东抵开原共计700余里的边墙就是辽东长城的中段，即沿着辽河两岸走向先筑起来的。（参见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P296）但从整个明代正史记载来看，永乐时期这样修筑的边墙还真是寥寥无几，且那时还有没有“边墙”这名，还值得怀疑。因为上述史料中“边墙”之名是成化时期邓钰“追述”出来的，不一定可靠。

在明代官史中正式出现“边墙”字样的应该是在宣德时期，有史为证：宣德十年（1435）七月庚寅日，万全左卫百户孟礼上奏，说：“本卫指挥刘鹏擅拆边墙，放水灌田；指挥贾熊因而令军人出境采柴，以致贼人抢杀。请治其罪。”小皇帝明英宗接奏后“命总兵官谭广及万全都司覆实，如律究之”（《明英宗实录》卷7）。

上述史料中提到的宣德十年七月，虽说已经是还在尿裤子的明英宗当政了，但实际上那时小杆子朱祁镇只当了7个月的皇帝，有人便上章奏劾：山西万全卫指挥刘鹏擅拆边墙。边墙之名在七个月内形成？想必也不太可能。由此笔者认为，万全的边墙最迟在宣德末期已经有了，而边墙之名最迟也在那时候已经形成。

宣德以后，明英宗与他的弟弟景泰帝相继执政，有关边墙的记载在官史中逐渐多了起来：

正统七年（1442）十一月丙寅条：“宣府左卫军有为胡寇所掠脱归者，夜越猫山寨边墙以入。镇守蓟州、永平等处总兵官都督同知王彧劾指挥李海等守备不严。上命巡按御史责海死罪状，罚俸半年。”（《明英宗实录》卷98）

景泰元年（1450）十月庚寅条：“先是宣府总兵官抚宁伯朱谦等报：‘达贼五千余骑，拆边墙入境。已而察之，乃即也先所遣使臣。’于是降敕责谦等曰：‘为将之道，贵乎遇敌能审。今瓦剌使臣止二千五百人，尔等乃以为犯边，又倍其数。且其来甚缓，尚不能审众寡，以为奏报，况大寇猝至，岂能料其强弱而为战守耶？今姑宥尔，继今其务严督哨守，审实驰报，毋仍妄忽。’”（《明英宗实录》卷197，《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5）

景泰二年（1451）十月壬辰条：“总督边储参赞军务户部左侍郎刘琏言：‘沿边墙垣、墩台正以防慎胡虏。比者，瓦剌遣使臣朝贡，往往不由正关，拆墙而入。守瞭之人，莫敢谁何，殊非防慎之意。臣愚请塞野狐岭关，而于新开口置关一所，令使客出入，两傍筑二台，拨军守备。其余墙垣，务筑立高厚坚完，俾人马不得往来，亦杜绝虏寇之一端也。’事下兵部，请命彼处总兵、镇守等官议行。从之。”（《明英宗实录》卷209，《废帝郕戾王附录》第27）

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丙子条：“大同东路左参将都督方善奏：‘达贼数十骑近边出没，请提兵往击之。’廷议以虏使在朝，未许。善又奏：‘达贼累至边墙索羊酒，且言来看南朝墩台。又贼众百余骑于墙外围猎，因登山瞭望。臣恐其窥伺日久，为患非轻。’命兵部会总兵官并各营头目议所以防御之。”（《明英宗实录》卷235，《废帝郕戾王附录》第53）

景泰六年（1455）正月辛亥条：“宣府总兵官右都督过兴等奏：‘迤北走回人言，阿剌知院杀败也先，而孛罗平章又与阿剌知院仇杀，只今瞭见烟火密尔边墙。’诏兵部移文各处总兵等官，遣人出境哨探，相机剿捕，勿遗边患。”（《明英宗实录》卷249，《废帝郕戾王附录》第67）

天顺元年（1457）四月庚申条：“大同各边报：‘境外达贼千余骑近边牧放。’宣府又报：‘达贼五百骑犯猫儿庄墩，坏边墙，入屯海子。’章下兵部，请行各镇守等官计议备御方略，及行巡按御史究问守哨官军失机之罪。上曰：‘然官军姑记其罪，再误事不宥。’”（《明英宗实录》卷277）

天顺六年（1462）八月乙丑条，“命修各边墙垣、屯堡、墩台、濠堑。”（《明英宗实录》卷343）

从上引的8段史料内容来看，明英宗与他的弟弟景泰帝相继当政28年间，大明在北疆上已经修筑的边墙自西向东有这样几段：大同、万全和宣府，加上洪武、永乐时期早就筑就的部分辽东城墙，因此说，到明宪宗上台当政前，整个大明帝国北疆线上“硬件”军事防御最为薄弱的区域可能就要数西北了。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天顺后期朝廷又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当北虏提出要将贡道由山西大同进入改为陕西兰县时，毫无军事战略意识和长远之见的明英宗居然同意了。由此北虏借着朝贡的名义逐渐住牧于河套，并时不时地出来对大明西北边地进行肆意的劫掠。（《明英宗实录》卷333）套虏之患就此形成，且愈演愈烈。

○ 余子俊大筑延绥边墙

对此，明宪宗君臣自成化初年起就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并做出了加强西北边疆防卫的一系列努力。成化二年（1466）年底，宁夏总兵官广义伯吴琮等上奏朝廷，请求征调人力，修筑宁夏三路墩台35座，营堡17座，关墙、沟堑453处，工程总长度为6446丈。（《明宪宗实录》卷37）明宪宗当即予以允准。一年后又是这个叫吴琮的宁夏总兵官上报完成工程：墩台22座，关墙、沟堑373处，工程总计长度为22137．3丈（《明宪宗实录》卷48）。成化四年（1468）十二月，吴琮再次上报当年完成工程量：墩台37座，关墙、沟堑211处，工程总长度为22012．6丈。（《明宪宗实录》卷61）

上述的墩台、关墙、沟堑等，从广义角度来讲应该是属于长城的范畴，这是我们后人的理解，但在明代人那里可不是这样，他们有着专门的长城概念即边墙，这就相当于现代有人所指的狭义长城概念。而与上述宁夏修筑墩台、关墙等广义长城几乎同时，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李侃也上奏朝廷，请修与陕西神木邻近的山西西部黄河七堡和保德州一带的边墙、城堡。朝廷准奏。该工程可能范围不大，到成化三年（1467）与四年之交时就完工了。（《明宪宗实录》卷32，《明宪宗实录》卷40）随后便是成化五年（1469），宣德总兵官、都督同知颜彪上奏并取得朝廷允准，修筑山西大同北面诸边墩台19座，边墙、壕堑114600丈。（《明宪宗实录》卷68）大约一年后的成化六年（1470）三月，巡抚延绥等处左副都御史王锐奏请在北虏时常经由的榆林要地兴筑边墙。朝廷允准建造。但可能该工程范围不大，史书没记下它的长度，只载“榆林一带营堡，其空隙之地宜筑为边墙，以为拒守。其墙于墩外修筑，址广一丈，杀其上为七尺。上为垛口五尺，共高丈八尺。上积礌石，于墩下各筑小堡，可容官军护守。虽暂劳人力而得以永为边备”（《明宪宗实录》卷77）。

或许正是受了王锐奏请的影响，成化七年（1471）七月，延绥巡抚、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向朝廷上疏，提议在地平且“利驰突”的延安府和庆阳府北面修一长条边墙，以此来扼制住北虏的自由来往与进出。（《明史·余子俊传》卷178）但当时皇帝朱见深考虑到，西北三边屡受套虏之害，加上朝廷又调遣大军前去搜套，当地民力快要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了，于是回复余子俊：暂缓大修延庆边墙。（《明宪宗实录》卷93，笔者在上面已做过详述）

“暂缓”两字怎么理解？一种意思是，事情是要做的，只是暂时还不行；而另一种理解则为官场套话，意思是过一段时间再说。至于这个“再说”究竟到什么时候，那只有天知道了。对于皇帝这样的神回答，作为臣子的余子俊只能耐心地等待。要说余子俊的性格与前面我们讲过的他的同年王越刚好相反，王越生性豪纵，议论飙举，一旦受到大的挫折或委屈，或极力申辩，或撒手不干。（《明史·王越传》卷171）而余子俊性格则十分温和，“沉毅寡言”，但有胆识，一旦认定的事情，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他都会坚持到底，且还善于寻找机会，及时出手。（《明史·余子俊传》卷178）(www.xing528.com)

成化八年（1472）二月丁亥日，明宪宗发了一道敕令，“命大同、宣府、蓟州、密云、辽东、甘肃等处及偏头、雁门、紫荆、倒马、居庸等关镇守、总兵、内外等官修补墩台、城堡、边墙、壕堑”。但在该敕谕中就没提到西北边地也要“修补”边墙等军事防御设施，听朝中人解释，那是因为“延绥、宁夏以有警，故不及”（《明宪宗实录》卷101）。这下余子俊心中就有了数。

转眼数月过去了，朝廷曾经寄予厚望的赵辅搜套，在未立寸功、依然任由套虏自由来去的情况下不了了之，就此引发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谴责。余子俊抓住时机，再次上奏朝廷，请求在三边之地大筑边墙。他首先从经济角度给朝廷算了笔账：“虏寇自成化五年以来，相继犯边，累次调兵战守，陕西、山西、河南供馈浩繁。今边兵共80000之上，马亦75000余匹，略计今年运纳之数，止可给明年二月。且今山、陕之间旱雹所伤，秋成甚薄。每银1钱，止籴米7、8升，豆1斗，买草7、8斤。财力困穷，人思逃窜。倘不预为计虑，恐后患复生。如此虏今冬不北渡河，又须措备明年需费。姑以今年之数计之，截长补短，米豆每石俱作直银1两，共估银946000余两。每人运米6斗，共用1577000余人。每草1束，直银6分，共估银600000两。每人运草4束，共用2500000人。往回两月，约费行资2两，共费8154000余两。脱用牛驴载运，所费当又倍之。”（《明宪宗实录》卷108）

由套虏之害所造成的损失和大明军事攻守所要花费的巨额成本，再说到修筑边墙的可行性和划算性，余子俊随后便提出于明年即成化九年（1473）征发陕西运粮军民50000人，“免徭给粮，倍加优恤”，乘着“春夏之交，虏马罢弱不能入寇之时，相度山界，铲削如墙”，争取在两个月内完工。即使到那时还不能全部完工，“而通寇之路已为有限，彼既进不得利，必当北还。稍待军民息肩，兵食强富则大举可图”（《明宪宗实录》卷108）。

明宪宗接奏后将章疏交给兵部去讨论，当时兵部主管领导还是白圭。白圭再一次看到余子俊议筑边墙的上请，当场就很不高兴，随即将之驳了回去，并建议成化帝让赵辅等人再计议一番。但这回明宪宗却没有认同白圭的主张，而是认为“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明宪宗实录》卷108）。

既然皇帝批准了，那就赶紧行动起来，修筑边墙。可不巧的是，那时北虏又开始在西北三边大肆劫掠，弄得余子俊的修筑边墙工程计划一时无法实施开展。

一晃就到了成化九年九月，科场同年王越成功地偷袭了套虏大本营红盐池，并取得了大捷，满都鲁等部离开河套，逃回漠北，三边地区稍得安宁。余子俊抓紧时机，于成化十年（1474）春夏间调集了40000边军土兵，花了3个月的时间，筑起了一条东起清水营、紫城砦（大致在今天陕西榆林西边），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大致在今天宁夏盐池），中间贯通榆林、镇靖堡、新兴堡、定边堡等重要关隘，总长度为1770里的边墙，这也是明朝开国以来一次性修筑的范围最广的边墙。该边墙有守护壕墙崖砦819座、守护壕墙小墩78座、边墩15座、城堡11座，其中榆林、孤山、平夷、安远、新兴等营堡尤为壮丽。边墙之内的土地，分给当地驻军和边民耕种，“履亩起科”，每年可收税粮60000石。（《明宪宗实录》卷130，《明史·余子俊传》卷178）

在诸事处置停当后，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又上请朝廷批准，将延绥镇治迁往北面的榆林。这不仅使得原先镇治在绥德州时“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的不利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而且也使得大明西北国防线向北推进了200里，增卫益兵，拓城置戍，配以攻守器具，榆林“遂为重镇，寇抄渐稀，军民得安耕牧焉”（《明史·余子俊传》卷178）。

其实要说余子俊大筑延绥边墙的影响还不止于这些，当时许多北疆守臣听到消息后，纷纷开始仿效，大明帝国就此进入大筑边墙时期。

○ 成化朝起大明帝国大筑长城及其深远影响

前面说过，明朝自洪武初至宣德末近70年间，壕堑、墩台、城堡等广义长城或称边墙概念“单位元素”及其实体是有许多，但后来明代人所指的狭义长城概念在那时却见不大到，就连“边墙”的字样在当时的官史中也几乎找不到。随后便是明英宗与他的弟弟景泰帝相继轮流执政，前后共有28年。而在这28年间，《明实录》中有关“边墙”字样仅出现8处，平均3．5年时间在官史中出现1次。而成化朝24年间，有关“边墙”字样在官史中一下子增至38处（史料详见《明宪宗实录》卷32、卷40、卷68、卷77、卷77、卷101、卷102、卷103、卷108、卷108、卷109、卷111、卷119、卷123、卷130、卷145、卷152、卷153、卷166、卷167、卷168、卷182、卷184、卷191、卷197、卷208、卷210、卷228、卷245、卷255、卷263、卷266、卷268、卷274、卷290、卷290、卷292、卷293，因篇幅关系，笔者不一一引述）即平均半年多一点官史就要记载1次有关边墙修筑或与边墙相关的事情。由此可见，明宪宗当政时期，边墙已经完全走入大明官方视野，并为时人所熟悉和关注。当然有人可能要说，这样的说法似乎并不太可靠，因为《明实录》等官史的记载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史官们的喜好与写作习惯相关，有没有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成化时期是大明帝国进入大筑边墙阶段？有！

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对成化朝修筑边墙的重要史料做了一番梳理，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成化二年（1466）到四年，广义伯吴琮上请修筑宁夏三路墩台、营堡、关墙、沟堑等，总计修筑工程为50595．9丈。（《明宪宗实录》卷37、卷48、卷61）

成化三年（1467）与四年间，修筑山西黄河七堡和保德州一带边墙、城堡。（《明宪宗实录》卷32、卷40）

成化五年（1469），修筑山西大同北面诸边墩台19座，边墙、壕堑114600丈。（《明宪宗实录》卷68）

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调集人力修筑东起清水营西至花马池、总长度为1770里的延绥边墙。（《明宪宗实录》卷130）

成化十一年（1475），巡抚左副都御史马文升上奏并取得允准，开始修筑宁夏边墙。（《明宪宗实录》卷145）

成化十三年（1477），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敏等奏报：大同三路边墙修浚，计修边墙、壕堑、墩台共93779丈。（《明宪宗实录》卷167）

成化十三年（1477）七月，因英国公张懋等上请，明廷下令修筑喜峰口边墙。（《明宪宗实录》卷168）

成化十四年（1478）九月，居庸关等处边墙为水所毁。守臣上请朝廷批准，调集人力进行修缮。（《明宪宗实录》卷182）

成化十五年（1479）六月，辽东“东路自开原直抵鸭绿江，南北绵亘千有余里，边墙坍塌”。守臣上请朝廷批准，调集人力进行修缮。（《明宪宗实录》卷191）

成化十五年（1479）十一月，镇守宁夏太监龚荣上奏，请筑“宁夏东路自花马池至黄河，东至平山墩，西至黑山营”的宁夏沿河边墙，总长度为200里。朝廷准奏，“遂役10000人筑之”（《明宪宗实录》卷197）。

成化十六年（1480），修筑庆阳府北面边墙，长度为30里。（《明宪宗实录》卷210）

成化十九年（1483）十月，保国公朱永上奏，请修大同东西延袤千里的边墙。（《明宪宗实录》卷245）

成化二十一年（1485）七月，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兵部尚书余子俊上奏，请修东自四海冶起，西至黄河，总长度为1320里的边墙。（《明宪宗实录》卷268）

成化二十三年（1486）五月，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王玺等上奏，大同段边墙修筑完工，凡边墙、壕崖共39232丈，水口10个，关门1座，墩台7处。（《明宪宗实录》卷290）

成化二十三年（1486）八月，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贾奭等议奏：“靖虏等处工役边墙，自靖虏境急三湾起，至老龙湾墩止，宜补724丈9尺；红柳泉墩起至兰州地界止，宜修926丈8尺。”朝廷准许兴建。（《明宪宗实录》卷293）

倘若将上述史料中所载的边墙设施在历史地图上一一找出所在的位置，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体分别位于宁夏镇、偏头关、大同镇、延绥镇、宣府镇、辽东镇、庆阳府、甘肃镇等七镇一府区域及其周围地区，（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中华地图学社出版， 1975年第1版，P42，P53，P55，P57；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中华书局， 2014年8月第1版，书前《明代九边地图》）。按照明朝中期以后人们普遍认同的“九边镇说”而论，成化朝大筑边墙已覆盖了七个边镇，且其中的有些边墙修建规模与范围还真不小，除了前面我们讲过的余子俊修筑的明朝开国后一次性完成的范围最广的延绥边墙外，还有成化十三年（1477）修浚的大同三路长达93779丈边墙和成化二十三年（1487）五月完工的长达39232丈的大同边墙，以及成化二十三年开修的总长度为1650余丈的甘肃边墙。而这样大筑边墙在大明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明朝自成化时期开始进入了大筑边墙阶段，这对当时的北疆国防和以后的帝国历史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第一，成化朝修筑的这些边墙设施之所在“刚好”都位于大明北疆线上极为要害的位置，或言它们都以一个个极为重要的边疆军事要塞与关隘作依托的：宁夏镇、偏头关、大同镇、延绥镇、宣府镇、辽东镇和甘肃镇等七镇，加上永乐以后已经逐渐完善军事防御设施的蓟州镇和成化初年在平定满俊之乱后逐渐完善军事防御的固原镇，由此构成了明朝日趋稳定的九边镇北疆防御体系。（《明史·兵制三·边防》卷91）换言之，至成化朝时，大明北疆线上九边镇防御体系已经大体形成，只不过当时还没有“九边”之说罢了。

第二，与明朝立国后五六十年间在北疆上所采取的积极进攻军事战略大相径庭的是，成化朝大修边墙，这不仅标志着大明在历经土木国难、夺门之变和曹石之乱等诸多变乱的历史过程中，虽有景泰“中兴”和成化“更始”，但最终也未能遏制住帝国转衰之势，而且还告示了世人，至成化时大明在北疆上由最先实施的战略攻势向着战略收势之转变已大体完成。

第三，成化朝大修边墙，不仅有利于加强北方边疆的军事防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效地“配合”了大明在北疆线上实施的军事打击，扼制蒙古人的南下侵扰。譬如，成化十八年（1482），北虏亦思马因部寇入延绥、河西、清水营等处，监督军务太监汪直和总兵官威宁伯王越立即调兵予以猛烈围攻。亦思马因被逼无奈，只好调头北逃，却没想到被余子俊修筑的延绥边墙给挡住了去路，一时间慌了神，让追赶上来的王越、汪直统领的明军将士杀得哭爹喊娘。（《明宪宗实录》卷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