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讨论赵辅、王越要求大增兵之事开始，朝臣们便纷纷要求深究其“明肆奸欺”之罪，到最后两人不过得了个经济处罚和批评教育的处分。但凡了解大明法制的人都知道，这前后两者之间是有着极大的差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被指控为犯下“奸欺”大罪的赵辅与王越在最终却得了个极为轻微的处罚？
以笔者之陋见，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缘由：
第一，成化朝开启后，杨信主持的第一次搜套行动不了了之，朱永主持的第二次搜套行动也不了了之，但他们最终都没有受到什么处分。若现在要对主持第三次搜套的总兵官、武靖侯赵辅和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进行过分的苛责和深究，似乎也不太合适。
第二，从永乐始重新构建起来的大明北疆不佳军事防卫体系和抗击北虏侵扰日益严峻形势角度来看，要想来一场一劳永逸的搜套驱虏大行动确实也不易。因为明成祖重构的北疆边防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缺陷，远没有太祖皇帝曾经构建的那般可靠和稳妥。
明朝开国时，太祖皇帝朱元璋在唐宋等传统中原帝国势力以外的漠北等地区巧妙地布置大明军事势力，以全宁、大宁、北平和开平四地为军事着力点，构成了菱形作战与布防军阵。如果我们将大宁与开平之间画一条线的话，就不难看出，这样的菱形军阵其实是由两个三角形军阵组成，第一个三角形就是大宁、全宁和开平，第二个则为大宁、开平和北平。据军事学专家研究发现，三角形军阵是最为保险和牢固的一种军事作战与防守的布阵，据说三国时代的军事家诸葛亮和司马懿在战争中就经常运用三角形军阵。几十年战争生涯中连连取胜的朱元璋在晚年完成了塞外三角形军阵的布置，已充分显现了他的杰出军事才干。一旦漠北元蒙残余东进，首先会进入大宁、全宁和开平组成的第一组三角形军阵，很容易遭受这3个军事着力点上大明军的打击；而一旦南下，又会陷入大宁、开平和北平组成的第二组三角形大明军阵。因此说，洪武晚期，大明北疆军事布防之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极富弹性，有张有弛、张弛结合，终使洪武晚期北虏“不敢近边者十余年”（【明】李贤、彭时等纂修《大明一统志·鞑靼》卷90）
可谁曾想到，老朱皇帝如此精心构建的北疆军事战略防卫体系到他的“好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几乎全给毁了。永乐初年朱棣废大宁镇，“空其地，畀朵颜三卫”，并将洪武时期设在大宁的大明军事重要机构北平行都指挥使司迁徙到了北京南部的保定府。这样不仅使得原本用于抵御外虏的塞外军事重镇大宁不攻自毁，成为军事“不设防”区，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后果：大宁自此以后成了大明帝国几乎不堪承受又无法医治的癌症病痛：“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大宁）至，则（朵颜三卫）阳顺阴逆，亦卧榻鼾睡故也。”（【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更有小朱皇帝将老朱皇帝构建起来的由分封在边的10个塞王贯通一气的严密北疆防御体系，逐渐改造成了由一个个多少带有分割性质的军事战区而组合起来的北疆新防御体系。
明代中叶，兵部尚书马文升在研究和对比了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北疆军事战略后意味深长地说道：“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西北边境与胡虏密迩，虑为边患，故于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宁夏设立五卫所，大同设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设立万全都司（马文升搞错了，万全都司是宣德五年时才设立的，笔者注），古营州设立大宁都司，于辽东古襄平设立辽东都司，各统属卫如臂指之相使，气脉之相属，以捍卫夷虏，又分封肃、庆、代、谷、宁、辽六王于甘州、宁夏、大同、宣府、大宁、辽东，凡百军马俱听节制，以藩屏王室。若有寇贼侵犯，就命各王挂印充总兵征剿，各边初无总兵镇守巡抚官之设，彼时胡虏远遁，边方宁谧。”（【明】马文升：《明经世文编·马端肃公奏疏三》卷64）
“胡虏远遁，边方宁谧”是马文升对洪武时期北疆军事战略影响的客观评价，由此不难看出老朱皇帝在北疆治理方面的成功和小朱皇帝永乐的浅薄。也就自永乐朝起，大明北疆地区军事防御时不时地告急，自诩为一代“盛世圣君”的明成祖为此恼怒至极，在重新进行调整军事布防的基础上，调兵遣将，对于前来扰边的北虏予以迎头痛击，甚至还不惜国力、财力和民力发动了5次对漠北蒙古的御驾亲征。但若要说这样粗犷式的保家卫国之手法所取得的实际效果，那几乎是乏善可陈。（详见笔者拙著：《大明帝国》系列之③《洪武帝卷》下册，2014年1月第1版，第10章和《大明帝国》系列之⑧《永乐帝卷》下册，2014年1月第1版，第9章）
究其根本原因，笔者以为：篡位登基后的小朱皇帝改变了老朱皇帝明太祖构建起来的那套极富聪明智慧又有弹性的北疆军事防御体系，将塞外军事重镇一一内移，留下的是烧荒后的一片空旷之地，让南下前来抢掠的漠北蒙古人一无所获，空手而还。但这种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也使得大明北疆边防体系失去了原先可以发起有效进攻和进行军事打击的着力点，客观上解除了漠北蒙古人前来侵扰的后顾之忧。因此人们看到，自永乐之后大明北疆上的实际格局是，任由塞外蒙古人沿着长长的线状军事防御发起进攻，明朝一方只有防守的份。而一旦要是这样的长条线状边防环节中有哪个具体部位出了问题，那么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正统末年的土木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了。至此我们这么说，如果讲明蒙之间的战和主动权在洪武开国时是由双方互掌的话，那么自永乐开始已基本上沦为由蒙古一方掌控了。由此大明帝国对于前来犯边、侵扰的漠北蒙古人之驱逐和打击也就变得愈发不易和艰难。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为了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起帝国军民保家卫国的积极性，大明朝廷“造赏功牌，有奇功、头功、齐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阵斩将夺旗者，与奇功牌。生擒瓦剌或斩首一级，与头功牌。虽无功而被伤者，与齐力牌。盖专为瓦剌入犯设也。是后，将士功赏视立功之地，准例奏行。北边为上，东北边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明史·兵制四》卷92；《明英宗实录》卷184，《废帝郕戾王附录》第2）。
从明朝中期对立功者的升赏规定来看，凡生擒或斩首北虏的被视为最高等级，其余依次为对东北夷虏、西番及苗蛮和内地反贼的生擒或斩首。到了成化中期，大明朝廷又放低了要求，规定：从山海关到甘肃北部的整个大明北疆上，凡是斩获蒙古人一具首级的，可晋升一级官秩，最高可进三秩；两人共斩一个首级的，领头的那位可晋升一级；普通平民中壮年男子有斩敌首级的，官方予以实授官秩；幼弱者和妇女有斩敌首级的，官方则予以署职；跟随别人斩敌有四个首级的，官方也予以升赏；领军官部下有五百人，斩获敌首有五级的，也可晋升一秩；领军官部下有一千人，斩获敌首有十级的，可晋升二秩。至于这规定里边讲的敌首，那就不分是北虏的军士还是普通男女百姓，只要有人将他们的头颅给割下来，那都可以算数。（《明史·兵制四》卷92，《明宪宗实录》卷177）
虽说上述这样的规定在今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抗击北虏侵扰和开展复套行动的形势是何等之严峻，也决非如成化朝廷多数大臣所想象的那样，想来就来一场大规模的搜套驱虏行动而能一劳永逸了。由此再来看，若对总兵官武靖侯赵辅和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进行苛责和深究，确实也不合适。
第三，主持成化朝第三次搜套军事行动的总兵官武靖侯赵辅与朝廷上下的同僚们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在他遭受究责时，也有不少人出来为他“排忧解难”。
前面我们说过，赵辅是“军二代”出身，但他从少“俊辨有才”，且能写得一手的好文章，故而与在朝的文臣官僚之间有着广泛又友好的关系。据说他还喜欢收藏，且为人十分大方，又好交权贵近幸。因此当他因搜套未成而遭受兵部官与科道官纠劾时，许多皇帝的近侍都出来为他化解危机，终使他只落得个削减岁禄200石的经济处罚。但即使这样，赵辅还十分不满，“复上疏暴功，言减禄无以赡老”（《明史·赵辅传》155）。由此可见他在朝中有多牛！
第四，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不仅在朝廷中也有着一定的人脉关系，而且他确实很有才干和胆识，只是一时没能很好地发挥显现出来。对于这一点，恐怕当时成化朝很多人都知道。(www.xing528.com)
王越，河南濬县（即今浚县）人，身材颀长，多力善射，自小起就广泛阅读传统典籍，且心有大志和计谋，景泰二年（1451）中进士。据说廷试那天，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将王越手中的试卷卷到了天空中去。考试官见之没辙，只好给王越再发一份考卷。当年秋天，朝鲜有使臣来北京进贡，顺便带来了王越的那份未写完的考卷，说是朝鲜国王正在视朝理政，忽然间有一张大纸从天而降，手下人赶紧取来一看，才知这是中国科场考试中有个考生叫王越的考卷。当时的朝鲜对中国十分尊敬，无意中获得了这么一份考卷，就把它收藏起来，而后便让使臣来京时给带上。一份试卷飘了这么远的距离，简直是难以想象，就如试卷主人王越的胆识与文武才能，也让常人觉得很不可思议。（《明史·王越传》卷171，【清】查继佐：《罪惟录·王越传》卷11中）
王越入仕之初，任监察御史，后接受景泰帝之命巡按陕西。天顺之初，他“起掌诸道章奏，超拜山东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由李贤推荐，王越被明英宗擢升为右副都御史，代韩雍巡抚大同。一上任，他就“缮器甲，简卒伍，修堡寨，减课劝商，为经久计”。成化三年（1467），明宪宗命抚宁侯朱永率军复套，远征毛里孩，令王越赞理军务，后又授命他兼任宣府巡抚。（《明史·王越传》卷171）
两年后的成化五年（1469）冬，北虏毛里孩等部大举入寇河套，“始屯牧其中，屡为边患”。延绥巡抚王锐见之立即上奏朝廷，请求急调军队前去增援剿虏。明宪宗阅完奏章后降敕，让王越率军前去救援。王越接到皇命后马上动身，一赶到榆林就展开了布置和安排：“遣游击将军许宁出西路龙州、镇靖诸堡，范瑾出东路神木、镇羌诸堡，而自与中官秦刚按榆林城为声援。”正因为王越布置及时、安排妥帖，随即游击将军许宁在黎家涧、范瑾在崖窑川和右参将神英在镇羌等处不仅迅速地打退了北虏的进攻，而且还有了不小的军事收获。（《明史·王越传》卷171）
捷报传至榆林军营时已为成化六年（1470）正月，作为援军军事总指挥的王越听后觉得，既然延绥危机已解除，自己也就没必要再在榆林待了，遂率领将士东还。可没想到的是，当他们走到山西偏头关时，延绥又开始告急。为此，朝廷兵部官向上奏劾，指斥王越擅还。皇帝朱见深问明了事情缘由，随后下诏，不对王越治罪，只是叫他率军掉头西行，屯住延绥近地，以做三边之援。而就在王越回到延绥没多久，北虏万余骑兵分为五路，前来入寇劫掠。王越当即组织指挥许宁等将领对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并最终将他们给打退了。由此，朝廷擢升王越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两个月之后的春末，因套虏阿罗出等扰边不止，成化朝廷令抚宁侯朱永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与参赞军务、右副都御史王越等一起统率20000多名明军将士，远征三边，“破敌开荒川，诸将追奔至牛家寨，阿罗出中流矢走。论功，（王越）进右都御史”（《明史·王越传》卷171）。
成化七年（1471），王越因西向征讨套虏事务繁忙而上呈成化帝，请求辞去大同巡抚之职。明宪宗接受了他的奏请，但同时又升他为总督三边军务，令其专办西征之事。要说那时西北三边的形势还真不容乐观，入寇侵扰的北虏已达数万人，而当地能够作战的大明军将士却只有一万多人，且还分散防守着。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明显悬殊，肩负搜套使命的总兵官朱永和总督军务王越为此专门向朝廷上呈战守两策，其基本意思很明确：在这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如果我军还得主动出击，搜套逐虏，这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明史·王越传》卷171）
哪想到这个上章奏请内容与以兵部尚书白圭为代表的朝廷大臣普遍持有的积极搜套主张发生冲突，最后弄得连皇帝朱见深也对朱、王两人大为不满，甚至是怀疑。在兵部的建议，明宪宗派了吏部侍郎叶盛到三边去进行实地考察、核实，结果发现那里的形势确如朱、王所述，不容乐观。而就在这时，王越还专门上奏朝廷，强调形势的严峻性：“士卒衣装尽坏，马死过半”，并奏请休兵。皇帝朱见深同意他与叶盛一同来京奏报。但在朝的大臣们哪儿听得进王越的意见，“以套（虏）不灭，三边终无宁岁；先所调诸军已逾八万，将权不一，迄无成功”。为此他们上请皇帝“专遣大将调度，乃拜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节制”，同时又让王越总督军务。明宪宗好说话，一一依之。但此次又是强推的搜套行动在拖沓了4个月后，因“军竟无功”而最终又不了了之。为此，兵部官和科道官纷纷上奏，要求对搜套行动主持者进行究责。当朝天子最后拍板：总兵官武靖侯赵辅因病召还，由宁晋伯刘聚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赴延绥代之，总督军务王越则继续留任三边，朝廷降敕予以切责。（《明史·王越传》卷171）
○ 红盐池大捷和韦州之捷
坦率而言，成化前期三番两次地强推搜套行动之所以不能一一落实到位，除了总兵官等军事统筹者和指挥者不得其人因素之外，还有一大堆的问题也让明朝方面所必须面对：就搜套整体形势来讲，“（套）寇每入，小击辄去，军罢即复来，率一岁数入。（明朝）将士益玩寇，而寇势转炽”；就支撑搜套的当地民生经济而言，“山（西）、陕（西）荒旱，刍粮缺供，边地早寒，冻馁相继”；就开展搜套的军事主力而言，明军“士卒衣装尽坏，马死过半”，加上“将权不一”，军力不足，故而“以时度之，攻取实难”（《明史·王越传》卷171）。
换言之，就这等大势，不论换上多优秀的军事统帅，要想马上进行大规模的搜套和复套行动还真是不易或言几乎不可行！当然可行的就是从战术上调整思维，集中优势兵力，对北虏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打好军事奇袭之战，进而在心理上击垮他们。要说那时的总督军务官王越就有这样的想法。虽说自己刚被朝廷降敕切责，但自天顺初年起他就与北虏打交道，对于出没无常的强劲对手有着十五六年的交手经验，加上自身又有才，文武双全，且思维独特。就在赵辅被召回、刘聚刚赴任这个新旧总兵官交替之际，他组织了一场伏击战，在温天岭大败套虏。捷报传至北京，成化帝为之欣喜不已，遂升王越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但对于心高气傲又想取得更高名位的王越来说，这样的升秩并没有引起他太大的兴奋，这时的他所兴奋和关注的是自己如何利用眼前这个名位并不显赫且又不揽权的新总兵官初来乍到之际，好好地再组织一场与以往有着截然不同思维的击中套虏要害的军事战斗。（《明史·王越传》卷171）
正如人们所常说，机会往往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成化九年（1473）九月下旬，有人探来情报：套虏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率领精锐部属，从河套大本营红盐池出发，西向侵犯韦州（今宁夏同心县境内）。王越听后分析：北虏擅长快骑，如果自己马上派兵去追击，一来不一定能追上，二来即使追上了，“道远兵疲，必难取胜”。于是他就想到了兵书上的“围魏救赵”之计，随即叫来谍报人员，询问留在大本营的套虏情况。谍报人员说：留在大本营红盐池的套虏基本上都是些老弱病残者。王越听完后当即大喜，随后便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讲好，各率兵士4600人，从榆林红山儿出境，昼夜兼行180里，越过白盐滩，又北行150里，在接近红盐池时，放慢了脚步，派人前去侦查，发现那里连营50余里，一眼望去，全是帐篷。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这里的套虏不仅基本上都是些老弱妇孺，且他们对周围还没警戒之心。王越当即选“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选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周玉为右哨，又分兵千余，伏于他所”，然后下令，向着虏营继续进军。当进至距离虏营20余里时，对方发现了，“集众来拒”。王越指挥诸将奋勇作战，顿时与敌打得难解难分。就在这时，事先埋伏在不远处的明军伏兵又呼噪而进，一时间套虏腹背受敌，四处逃散。明军当场擒斩虏首355级，“获其驼马、牛羊、器械，不可胜计，烧其庐帐而还”（《明宪宗实录》卷121，《明史·王越传》卷171）。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红盐池大捷。
再说进攻韦州的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诸部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十月十一日，听到套虏入寇、韦州告急的消息，宁夏、大同、宣府、延绥等处的总兵官范瑾、周贤、岳嵩等马上率领兵马赶去救援，新任三边总兵官刘聚指挥诸路军马，兵分左右两路，与来犯套虏展开了殊死大战。一时间呼声震地，双方激战了10余个回合，最终满都鲁等部“大败而奔，弃辎重军器满野。”3天后的十四日，总兵官刘聚又在三岔大败套虏，“共斩首149，夺还男女1934人，马、骡、牛、羊129800头，皮袄、盔甲、弓箭等物1610件”（《明宪宗实录》卷122，《明史·王越传》卷171）。这就是明史上的“韦州之捷”。
韦州之战和红盐池之战虽说都是明军取得了胜利，且在韦州之战中明军将士还十分勇敢，但也打得十分艰辛，而就影响程度而言，它远远比不上红盐池之战。据史载，韦州之战后，落败而还的套虏满都鲁等还像以往那样，抢掠了一大堆的明朝边民之财物，然后回到他们的大本营红盐池去。可这回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红盐池到处都是被割去头颅的亲人尸体和烧而未尽的牛皮帐篷，套虏们不由得悲痛欲绝，相顾而泣。“自是远徙北去，不敢复居河套，西陲息肩者数年。”（《明史·王越传》卷171）
再说成化帝听到红盐池之捷和韦州之捷的喜讯后，当即下令对王越等人大加奖赏，整个明廷欢腾一片。成化十年（1474）春，皇帝明宪宗敕令在固原设立三边总制府，命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总体负责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事事务，“总兵、巡抚而下，并听节制”。但没多久，朝廷又罢了蒋琬之职，让王越出任三边总制，“三边设总制自此始”（《明史·王越传》卷171）。
而对于在红盐池之战和韦州之战中立有奇功者的奖赏，由于王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节，为朝议所
”，最终朝廷仅给他加了个太子少保的虚衔，增俸一级。但即使这样，纪功郎中张谨、兵科给事中郭镗等还喋喋不休地追论刘聚等滥杀冒功，顺便也将王越“妄奏”给带了进去。王越为此大为恼火，“以功大赏薄，遂怏怏，称疾还朝”（《明史·王越传》卷171，《明宪宗实录》卷126，《明宪宗实录》卷13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