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成化帝的军事行动与套虏之患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时，漠北蒙古地区的形势较前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景泰五年（1454）十月，常将重“求大元一统天下”作为己任（【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土木之变》卷32；【明】杨铭：《正统北狩事迹》）且曾俘虏过朱见深父亲的瓦剌太师也先为部下阿剌知院所杀，就此控弦数十万的漠北统一政权开始土崩瓦解（《明英宗实录》卷246，《废帝郕戾王附录》第64），而此时的鞑靼却逐渐地强盛起来。不过那时的鞑靼还没有形成如昔日瓦剌那般统一的格局，而是各部落互不统属，相互争雄。就其规模与影响较大者而言，从天顺到成化，蒙古鞑靼就有阿罗出、孛来、毛里孩和癿加思兰等部，他们不时来到大明北疆上“溜达”，“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来无常”，且冷不丁地实施抢劫和骚扰，然后迅速返回漠北去。（《明史·鞑靼传》卷327）而这样的边地侵扰活动，自复辟皇帝明英宗当政后期起尤为猖獗。

○ 河套之患与套虏的形成

天顺四年（1460）八月，孛来与毛里孩等兵分三路从大同出发，南下进攻大明山西诸州，兵锋直抵京师。（《明英宗实录》卷318）第二年（1461）七月，孛来又犯西北甘肃。天顺帝接到边关急报后，派遣大将领军西征。而就在这时，孛来耍起了乞和的把戏，3次要求明廷议和。天顺帝在没有深刻领悟对方真实意图的情势下就令人与之和谈。和谈之后的天顺五年（1461）十月，孛来退居塞外，派遣使者随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詹昇等来京朝贡，表示愿受约束，但又提出要求，将贡道由山西大同进入改为陕西兰县。毫无军事战略意识和长远之见的复辟皇帝明英宗居然当场同意了。自此以后，鞑靼人借着朝贡的名义逐渐定居河套，并时不时地出来大肆劫掠大明边地，明朝历史上的河套之患就此开始逐渐形成。（《明英宗实录》卷333）成化初年起，这些不时“溜达”河套且“去住不常”（《明宪宗实录》卷121）的鞑靼人被明朝官方称为“套虏”，并为帝国上下所特别关注。（《明宪宗实录》卷30）

之所以会如此，我想当时的成化朝廷可能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自明朝立国起，北虏一直是大明帝国的巨大边患、头号敌人。想当年正统年间就因为帝国决策者忽视了这一点，居然将北疆上的重兵调往南方去剿平麓川之乱，这造成了瓦剌内犯有机可乘和大明几近亡国的不堪局面。第二，朱见深即位时，他的父皇明英宗被俘受辱才过去15年，几近亡国的前鉴对于较有人君模样的新皇帝来说还是有着很深影响的。第三，天顺后期起鞑靼人开始住牧河套，大大缩短了他们本土与中原内地的距离，宣府、大同、宁夏、甘肃、陕西、延绥诸边镇一下子暴露在这些达虏面前，“边事以棘”（《明史·鞑靼传》卷327）。而这时的西北“土达”也乘机发动骚乱，一旦内外“达虏”要是勾结起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 房能上呈“搜套”破敌三策

正鉴于此，自明宪宗上台起，成化朝廷上下就极为关注近边的北虏，尤其是对逐渐住牧于河套地区的“套虏”。天顺八年（1464）十二月，分守延绥西路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上奏新即位的大明天子朱见深，就他在延绥地区与北虏“打交道”的实际情况与经验，首先提出了将“套虏”驱出去的“搜套”军事计策。具体说来有三者：

第一，除“套虏”，以靖边疆。房能说，在他所守的延绥西路这一带，近年胡虏“潜入其内，夜则隐伏近边”，一旦等到天亮就拥众突入，劫截道路，抢杀人畜，若“不豫为区画”，恐怕就要养成边患，到那时再想除去也难啊。由此他向朝廷推荐，让练达老成、师行有纪和刚果有为的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张泰、镇守宁夏太监王清和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徐廷章等，统领诸路明军，实施搜套行动。张泰、王清总制三边号令，徐廷章赞理军务，房能自愿受其节制。在春初河畔草枯之时，由夜不收（侦察兵）领路，各路并进，“遍历河套，搜寻所在，并力擒捕，捣其巢穴，绝其种类”，以除后患。（《明宪宗实录》卷12）

第二，移营堡，以固边方。房能认为，陕西三边尤其是他分守的延绥以东营堡设置不太合理，“道路迂曲，声势不闻，遇有警急，缓不及事”。由此他恳请朝廷敕令兵部转行陕西都、布、按三司，征发民力，增修营堡，添加守边军力，巩固边防（《明宪宗实录》卷12）。

第三，制利器，以破敌锋。房能向朝廷推荐两种杀伤力很大的“新式”武器，一种叫“九龙筒”，是当年他随征麓川之乱时大明军中使用的“尖端”武器，据说其“一线引火，九箭齐发，而能致远伤人中马惊象”；另一种叫“窝弓”，密布于营房周围，敌人要是前来窥视和侵犯而不小心触及了弩弦游线，游线一动，在毒药中浸泡过的弩箭立即应弦而出，中箭的敌方人马当场倒毙。因为这些武器在当时属于绝对保密的“高科技”，制作与监管皆为朝廷所严密监控，由此房能“请敕兵部降下式样，行令各边依法成造”，再叫兵士学会使用，“如此以战则克，以守则固”（《明宪宗实录》卷12）。

这就是房能的“搜套”破敌三策，明宪宗对此很感兴趣，当即命令兵部计议一番，拿个翔实的运作方案出来。（《明宪宗实录》卷12）可当时的兵部正在忙于对南方大藤峡之乱的征讨和随后对荆襄流民之乱的剿抚之用兵，对于尚未形成大患的“套虏”并没有太上心想立即予以清除，因而也就对“搜套”破敌计策没做积极的回应。但随后一段时间内，“孛来与小王子（《明史》中‘小王子’，一说是当年瓦剌太师也先所立的脱脱不花王的儿子麻儿可儿，号小王子；另一说是马可古儿吉思，笔者注，可参见《明史·鞑靼传》）、毛里孩等先后继至，掳中国人为乡（向）导，抄掠延绥无虚时”，且皆以河套为基地，故而“搜套”之事再次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关注。（《明史·鞑靼传》卷327）

○ 李贤的“搜套”策略与成化朝第一次“搜套”军事行动的不了了之

成化二年（1466）五月丙戌日，镇守延绥、庆阳都指挥同知房能派人赴京急报：北虏大举入侵，“虏酋毛里孩尚拥众屯聚河套，近边烽火不绝”（《明宪宗实录》卷30）。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等人听到消息后上疏给皇帝朱见深，说：“胡虏之众，不过中国一大郡，而连年被其侵扰，往往得利而去者，以我兵威之未振也，且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胡虏巢穴。往年虽有残贼数千，然不为大害。今虏酋毛里孩大势人马，俱处其中（即河套内，笔者注），伺间乘隙，出没不常，固尝出兵剿之。然我兵方集而彼已退去，兵散未久而彼又复来。如此，不惟劳师费财，而边民亦不得按堵（即安生，笔者注）矣。”由此李贤提议，应该采取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推选一员良将，统领步骑精兵，集中兵力，将潜住在河套的北虏来个大清场，即时人简称的“搜套”。（《明宪宗实录》卷30）

再说年轻皇帝刚上台那年已经有过房能“搜套”谋划的刺激，现在这位曾经帮助过自己顺利登上大位的内阁首席辅臣李贤又提出了“搜套”之策，朱见深当然会表现出极度的兴趣，并深以为是，随后命令兵部尚书王复与会昌侯孙继宗等集议该事。经过一番讨论与商议，王复等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大举搜套，固计之善，然必主将得人。今镇守大同总兵官、彰武伯杨信旧镇延绥，稔知地利，宜召还京，面受成算，然后令统大兵，往行搜剿之计。”同时王复等还提出，应该敕令朝廷相关衙门和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诸镇的镇守官和巡抚官等，做好相应的“搜套”军事准备。明宪宗一一准允，并特别下令，将大同总兵官、彰武伯杨信召至京师（《明宪宗实录》卷30）。

杨信是正统、景泰时期的名将杨洪的侄儿，从小就随军在北疆上抗击北虏入侵，以勇武著称。据说有一次，一群北虏人犯边，杨信带领人马与之对阵。敌将狂傲无比，跃马出阵。杨信二话没说，快马扬鞭直冲其前，一把就把敌将擒住并带了回来，由此他名扬边关。后他参加北京保卫战，旋又协助叔父杨洪镇守宣府，累功至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和左副总兵官。天顺初年，移镇延绥，进都督同知。因在青阳沟大破北虏而被朝廷封为彰武伯，佩副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如故。“延绥设总兵官佩印，自（杨）信始也。”（《明史·杨信传》卷173）天顺四年（1460）年底起，他代李文镇守大同。（《明英宗实录》卷321）

在当时普遍贪庸无能的大明军官中，杨信算得上是员不可多得的“良将”，但若要将他与他的叔叔、“为一时边将冠”（《明史·杨洪传》卷173）的杨洪相比，那简直是无法同日而语，一来杨信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多数时候跟人跑龙套，独当一面、主持大局的时间并不长；二来据有关史料记载，杨信在永宁督饷时，有一次忽然听到炮声，竟然吓得撒马逃命，为一时之笑料。再说他在与漠北蒙古人交锋的过程中也不时有过失手，如成化元年（1465）冬就曾因为“御寇延绥无功”而被召回。（《明史·杨信传》卷173）但不管怎么说，杨信还是大明北疆上久经沙场的“老将”，对于成化朝廷来说，当时也只能来个矮子里头拔长子了，遂召他至京，商讨出兵“搜套”之事（《明宪宗实录》卷30）。

再说杨信回京后与会昌侯孙继宗、内阁大学士李贤和兵部尚书王复等一碰头，说及北疆之势和套虏之患，大家不由得都一一叹起气来，普遍感到：一劳永逸的“搜套”之策虽然是很好，但要真正操作起来却不容易。在经过反复商议后，众臣给皇帝朱见深上了一道奏章，奏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大家都认为，今夏五月份，鞑靼头目毛里孩等将有可能率领部众进犯河套，其意欲是想等到秋季时大举入寇延绥。我朝应当出兵“搜套”，清除胡虏，实乃上策。至于该地粮草不给，未可轻动。眼下所宜之举当令彰武伯杨信等统率诸路兵马，相机征讨。（《明宪宗实录》卷31）

前面我们说过，明宪宗本身性格相对比较温和，在专业性比较强的国政要事上，他一般都能尊重大臣们的意见。在接到会昌侯孙继宗领衔上奏的奏章后，他当即表示，大臣们讲得很有道理，遂敕令彰武伯杨信充任总兵官，统领京营将士10000人、战马12500匹，配有火炮100门、火枪1000支，迅速从北京出发，前往陕西去；同时他还敕命大同骑步兵5000人、宣府骑兵3000人和宁夏骑兵2000人赶往延绥境内，与镇守官和总兵官杨信等所率的人马会合，全力征讨套虏。（《明宪宗实录》卷31）

但让成化朝廷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肩负“讨虏”重任的总兵官彰武伯杨信在到达陕西之后，不仅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河套“清场”，反而“目视”套虏毛里孩等“自由来去”。当套虏毛里孩等一度离开河套北去时，杨信也没派军队前去追打；而当他们复还河套时，杨总兵官更没组织人马予以迎头痛击和清剿。只是当鞑靼人深入延绥、分掠水泉营及朔州时，杨信才率军“屡却之”。皇帝朱见深听到这样的消息后自然是心中很不舒服，刚好边关送来急报，说套虏东向，入寇大同。明宪宗遂将杨信调回大同，令其镇守御寇。（《明史·杨信传》卷173）至此，成化朝第一次大规模的搜套军事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

○ 程万里的迅速“破虏”“复套”之策与兵部的矜持考量

第一次搜套军事行动还没有大张旗鼓地正式开启，就莫名其妙地结束了。不仅身为一国之君的成化帝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就连在朝的众多文臣也觉得好不纳闷啊，大家都想着应该要为此做点什么，或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再开出“良方”，予以“治愈”。成化四年九月，有个吏科左给事中叫程万里的上奏皇帝，提出了套虏三可破、河套三可复的建议：第一，套虏巢穴距离大明边方甚近，才两三日路程，且“彼为客而我为之主，以客就主，以劳待逸”；第二，套虏毛里孩“自恃强众，并吞诸部，志满气盈，兵骄者败，驰驱不息，人马疲劳”；第三，套虏“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便于我军各个击破。（《明宪宗实录》卷58）由此他向成化帝提议，选调京师骑兵10000人，宣府、大同各抽10000人，总计30000人，每3000人为一军，“以骁将十人统之，严其赏罚，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昼伏夜行，径捣其垒，破之必矣”。最后程万里一针见血地说道：“昔（唐朝）李靖以骑兵三千，破突厥大众。我今宜及其未发早为之，所欲战则图方略，欲守则饬兵力，毋只凭文移，致误大计。”（《明宪宗实录》卷58）

要说程万里的这份奏折好就好在通篇充满了积极有为的正能量，将套虏可破、河套可复都一一点到了位，但同时又十分中肯地指出了昔日朝廷决策之误，只关注大规模的“搜套”，而忽视了采取唐朝李靖使用的以少量精骑大破突厥之奇妙计策，最后程万里还批评起皇帝朱见深：只凭公文奏章往来移送，致使破虏大计一再被延误。要说那时的成化天子朱见深在性格方面还真与他的父祖有些不同，比较豁达，对于程万里的批评没去计较，而对于他的破虏“新思维”则“壮之”（《明史·鞑靼传》卷327），即表示了极大的赞许，并专门下诏，叫兵部好好地讨论讨论，拿个意见出来。

当时兵部正在忙于四川山都掌平乱用兵和对陕西土达满俊之乱的平定，尤其是土达满俊叛乱之地固原刚巧位于河套南端，明朝官方要是对此处置不当的话，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兵部尚书白圭在会合同僚集议一番后，给皇帝朱见深做了个书面汇报，说：套虏“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数万之师，远涉沙漠，前有胜负未必之形，后有首尾难救之患，殊非万全之计”。于是他上请皇帝降敕于北疆沿边守臣，叫他们“戒严以备”，即守好边关就行了，至于痛击套虏等事宜还要等待合适的时机。皇帝朱见深本来就比较好说话，加上他对军事用兵没有很多的了解，觉得兵部上奏的建议有道理，随即也就予以了允准。（《明宪宗实录》卷58，《明史·鞑靼传》卷327）

再说兵部的那般上奏也绝非虚言，其主管领导白圭本身就是个有着丰富军事经历的廷臣。前章说过，正统中期，白圭曾跟随朱勇远征东北兀良哈，负责监察。正统末年，他又经历了土木之役，死里逃生才回还京城。天顺初年，总兵官南和侯方瑛率军前往贵州，平定东苗十三番之乱，白圭同行赞理军务。（《明史·白圭传》卷172）天顺五年（1461）起，白圭再度参赞军务，协助右都督冯宗在陕西固原等地打击北虏。（《明英宗实录》卷327、卷330）成化初年，朝廷任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让白圭提督军务，率军南征荆襄流民之乱。不曾想到，大军进至湖北襄阳南漳时，朱永病倒，白圭就此成了这次征剿军事行动的实际总指挥，并在随后取得了军事胜利（【明】郑晓：《今言》卷3）。由此不难看出，白圭不仅有着丰富的军事经历，而且还很有这方面的才识。因此在对待套虏问题上，他主张严加防范、等待良机，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 朱永主持的成化朝第二次“搜套”军事行动又不了了之了

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机会往往是给有心人准备的。成化六年（1470）春末，北疆边关有人给兵部送来了一份谍报，说：去年冬天，漠北鞑靼阿罗出引诱朵颜三卫，利用冰冻有利时机渡过黄河，前往陕西延庆等地进行寇掠。现虽东归，但阿罗出部却还潜住在河套，并打算近期出来抢掠。与他们一起的有个叫斡失帖木儿的，人称其为开原王，他本来是汉人，有归顺朝廷的意思，且与阿罗出有仇隙。白圭听到这里，几乎拍案而起，当即说道：“这真是天赐良机啊！”随后他给皇帝朱见深上奏说：“套虏正在内讧，而我朝廷又无别的大军事行动，搜套逐虏时机成熟，‘当此之时，或为战攻之策，乘其敝而击之；或行间谍之计，因其疑而离之，否则分兵拒守，以遏其侵犯。请令廷臣集议可行者，并简命总督、总兵、文武大臣以为战守之计’。”（《明宪宗实录》卷77）

正如前文所述的，明宪宗自即位起就对北虏问题十分关注，尤其是对近边的套虏总想着要好好地收拾他们一下，最好将他们逐出河套。现在终于接到一向矜持的兵部尚书白圭的主战上请，他当场兴奋地批示：“准奏！”随后便敕命抚宁侯朱永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都督刘玉、刘聚充左右副总兵官，太监傅恭、顾恒监督军务，右副都御史王越参赞军务，统率由京营挑选出来的精锐骑步官军10000人和从大同、宣府调拨来的官军10000人，共计20000兵力，“（速）往延绥备虏”（《明宪宗实录》卷77）。(www.xing528.com)

对于这次出兵，皇帝朱见深寄有了很大的希望，在朱永等出发前，他专门降下敕文，说道：“自去冬以来，虏酋阿罗出纠率丑类，潜住河套，时出剽掠，延、庆二府人民被害为甚。今特命尔等至彼，同心计议，申严号令，振作军威，量度贼情事势，运谋设策，调度官军，相机而行。若贼人马疲敝，有可乘之势，即分布营阵，各路出境，刻期合剿；如贼势尚强，亦宜分兵据守要冲，毋令突入。凡一应军机事务，悉从尔等便宜处置。其陕西、延绥、宁夏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并游击官军，悉听节制调度。尔等受兹简任，体朕安边保民之意，尽心所事，以图成功。仍戒约下人，毋或骚扰居民，重为患害；用兵之际，尤宜审密慎重，毋或轻忽，堕贼奸计，必使贼寇殄除，人民安妥，斯副委任之重。”（《明宪宗实录》卷77）

在这篇敕文中，明宪宗给予了总兵官朱永以极大的权力自由运作空间：西北边地的镇守、总兵、巡抚等官“悉听节制调度”，“凡一应军机事务，悉从尔等便宜处置”。当朝天子之所以要这么做，无非是指望朱永等能来个一劳永逸的河套大清场。那么这个叫朱永的总兵官能担当起此等重任吗？我们在前章里已经说过，他是个“军二代”，没什么大的军事才干，靠着祖荫和机缘巧合混到了高位，现在朝廷要他统筹西北边地军务全局，清除神出鬼没的套虏，那可真是难为他了。不过朱永这些年的高级军官饭也没全白吃，主动进击，他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指挥手下守边防御、痛击来犯套虏，那还是有几下子的。

据后来陕西纪功郎中范文等上呈朝廷的奏章中所言：从成化六年（1470）五月到九月，朱永指挥下的诸路明军分别在康家岔、双山堡、孤山堡、酸剌海子、波罗堡等地，多次打败了前来犯边的阿罗出等套虏，共计杀敌250余人，俘获套虏10多人。不过明军也为此花出了很大的代价，死了600余人，受伤者达2000余人。（《明宪宗实录》卷86、卷89）

如此对比下来，读者朋友肯定会觉得，明朝一方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但若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这样的“战果”还大致说得过去。因为自正统末景泰初起，鉴于大明军日益颓废和北虏愈发难以对付的实际情势，大明朝廷“造赏功牌”，规定凡生擒一个蒙古人或斩首一级，赏头功牌。（《明史·兵制四》卷92）据此而言，成化六年（1470）夏秋之际，朱永统军打击来犯之敌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当也属于升赏的范围。为此，兵部拟定奏请：升赏生擒、斩首、当先阵亡等官军共12806人，当升且赏者33人，当升者1472人，当赏者11301人。明宪宗接奏后全部予以允准。当然领导们更不会被遗漏，在我们中国自古就如此，但凡遇到了好事，这些权位高势能者往往最为“出彩”，且受惠最大。成化六年（1470）十二月乙丑日，在接受兵部拟定的对立功兵士进行升赏的奏请之同时，皇帝朱见深还敕令监督军务太监傅恭、顾恒岁加禄米24石，总兵官朱永世袭抚宁侯，副总兵官刘聚进至右都督，参赞军务、右副都御史王越升为右都御史，其他中高级军官也一一予以相应的晋升。（《明宪宗实录》卷86）

要说明宪宗的这般升赏与褒奖，虽然有他好说话的个性使然，但从根本上来讲，他或许是想更多地从正面角度来激发朱永等所统领的诸路明军将士的斗志，希望他们能再接再厉，彻底清除套虏之患。不过在西北边地以朱永为代表的大明军中高级领导看来，问题却不是这样的：既然北虏已被击退，那么大家就可各自回还。成化七年（1471）三月，平虏将军、总兵官、抚宁侯朱永上奏朝廷说：“今年正月以来，北虏屡败，烧野而遁，且闻虏中人马多疫，不敢近边。大同、宣府、甘凉官军久戍边境，跂足思归。即使贼小（股）入寇，边军自己御之。乞还官军，以养锐气，以节边储。臣等亦暂还。”明宪宗接奏后还是沿用老方法，将该事交予兵部讨论。兵部官随后便向皇帝进言：“虏虽远遁，尚未过河，秋高马肥，或伺隙而来，不可不虑。”皇帝朱见深最后拍板：“大同、宣府、甘凉官军回还原地，但朱永等仍留榆林调度备虏。”（《明宪宗实录》卷89）

帝国最高领导人的这般指示隐含着他对朱永等人的不满，想当初费了那么大的劲，动用了那么多的军力、物力和财力，可如今这第二次大规模的“搜套”军事行动还没有像模像样地展开，却又要不了了之了，不说皇帝心理上不容易接受，就是大明朝廷主管军事行政的兵部领导也心有不甘啊！西北边地那里的军事行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搜套”行动这么难以大举展开？成化八年（1472）二月，兵部尚书白圭向明宪宗建议，委派吏部右侍郎叶盛到陕西、延绥、宁夏等地去走一趟，让他与时为总督三边军务右都御史王越、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和巡抚三边副都御史马文升等详议一下战守之事。（《明宪宗实录》卷102）

○ 叶盛西行与赵辅主持的成化朝第三次搜套军事行动又一次不了了之

叶盛，昆山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后被授兵科给事中。土木之变后，诸多随驾扈从遁还，叶盛率同僚上奏，弹劾其失律之罪，并为拯救大明帝国积极地谋划。有人发现，在北京保卫战期间，叶盛仅在3天里就上呈了七八道奏章，且多中机宜。瓦剌进攻被打退后，叶盛升为都给事中，后受朝廷之命，南下河南陈州，安抚战乱流民。景泰元年（1450）还朝，他又开始屡屡上疏进言，提出了一系列整顿秩序和革故鼎新的建议，且多为景泰帝所采纳。要说那时的大明天子朱祁钰还真是个虚怀若谷、纳谏如流的明主，当叶盛提出请复被正统帝废弃的午朝旧制时，他马上下令予以允准。景泰帝还十分看重廷臣集议，每到遇到大事需要决策时，他往往召集廷臣进行集体讨论。而就在这样的廷臣集体讨论会上，叶盛常常抢着发言，往复论难。当时有很多人看了觉得不顺眼，将他视为与少保于谦一样不合群的另类，并讥讽他为“叶少保”。但若要真的评论时势风云人物，人们还不得不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感叹：叶盛确实是个才识非凡的人物啊！（《明史·叶盛传》卷177）

也正因为如此，景泰三年（1452），朝廷擢升叶盛为山西参政，让他到事务繁剧的北疆宣府、大同去督饷。而就在他上任后没多久，总督边储参赞军务右佥都御史李秉看中了他，并向上做了推荐，旋景泰帝调他协赞守备独石等处都督孙安军务。明英宗复辟后，叶盛被召回，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两广。天顺六年（1462）起，他专抚广东。明宪宗即位之初，叶盛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代李秉巡抚北疆宣府。上任后他上请朝廷“量减中盐米价，以劝商裕边。复举官牛官田之法，垦田四千余顷。以其余积市战马千八百匹，修堡七百余所，边塞益宁”。成化三年（1467）秋，叶盛再次被召回，任礼部右侍郎，“偕给事毛弘按事南京。还改吏部。出振真定、保定饥，议清庄田，分养民间种马，置仓涿州、天津，积粟备荒，皆切时计”（《明史·叶盛传》卷177）。由此而言，当时叶盛虽说是个人事部的副部长，但由于他长期在外省任职，尤其是在北疆前后待了可能有10年，因而很早起就以“谙练边事”而为同僚们所熟知（《明英宗实录》卷222，《废帝郕戾王附录》第40）。当历史时钟由成化六年（1470）、七年转到八年，朝廷还是因为久久得不到朱永统率明军取得清剿套虏之大捷的喜讯而万分焦虑时，负责大明军事行政的兵部领导马上就想到，让叶盛这样一位“谙练边事”又“喜言兵”且“多所论建”的老臣到西北去走一圈，说不定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呐！

（《明史·叶盛传》卷177）

再说那时的叶盛虽然年近古稀，但“志在君民，不为身计，有古大臣风”（《明史·叶盛传》卷177），接到朝廷敕命后，他立即出发，赶往西北。到了那里，转了一个大圈，他发现“时无良将，边备久虚，转运劳费，搜河套复东胜未可轻议”，于是会同当地镇守官和巡抚官等一起商议，最终议定了“守备为上，攻战次之”的策略（《明宪宗实录》卷102），然后再上疏给朝廷。其疏文这样说道：“鉴于西北边疆局势这么严峻，我方应以守备为长策。如果一定要猛烈痛击达虏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先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等到他们放松警惕了，我军立即发起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猛揍一通。如此下来，量他们下次也不敢轻易再来。或者要么乘着他们前来北疆边关侵扰之时，我军组织精锐将士，火速赶往其大本营，直捣巢穴，让他们顾此失彼，两头受击，这样我军才会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明史·叶盛传》卷177）事实上一年后王越偷袭红盐池并取得大捷就是叶盛此等战术理论的一次很好的实践。但那时的兵部尚书白圭却对“叶少保”的这番上疏十分感冒，上请皇帝朱见深，等叶盛一回来，就召集更多的朝廷大臣，好好讨论一下如何快速收服河套。（《明宪宗实录》卷102）

一月之后的成化八年（1472）三月，叶盛与总督三边军务右都御史王越回到北京，皇帝朱见深知道后遂令他俩与会昌侯孙继宗、吏部尚书姚夔和兵部尚书白圭等朝廷文武大臣一起商讨搜套、复套大计。在廷议开始时，叶盛和王越坚持自己原先的主张：“守备为上，攻战次之”，但迅速遭到了以兵部尚书白圭为代表的在朝廷臣的竭力反对。在绝大多数大臣看来，如果套虏不迅速除去，那么大明西北边疆永无宁日。更何况前几次调往三边的大明军队已经超过80000人，只是因为军权不统一，各路总兵官和指挥官彼此颉颃，终致“迄无成功”。（《明史·王越传》卷171）因此，为今之计当选派一员有名望的大将作为总兵官，佩平虏将军印，与王越同赴延绥等处，同时令“都御史马文升督陕西兵，余子俊督延绥兵，徐廷章督宁夏兵，及各边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官，悉听大将节制，则事权归一，可责其克敌成功，以息边患”（《明宪宗实录》卷104）。

要说这样的廷议还真没什么新意，无非是要更换一个比先前受命主持搜套军事行动的杨信和朱永等还要有名望的大将，那么在当时的大明朝还有没有这样的大将人选呢？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最后议论到了成化初年曾统率大军平定大藤峡之乱的武靖侯赵辅。赵雍，在前章里头我们已经说过，他是“军二代”，没什么大本领，甚至可能连杨信和朱永的水平还不如，虽说当年他统领军中将士南下平乱大藤峡并取得了大捷，但那也是沾了军事奇才、文臣韩雍的光！（详见前章，笔者注）而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激情四溢的搜套、复套廷议过程中却被大臣们集体无意识地忽略了。由于没有多大异议，兵部随即便将廷议的结果向上做了奏报，呈请皇帝圣裁。（《明宪宗实录》卷104）

皇帝朱见深本来就一直想搜套、复套，而今接到了兵部的这等上报，当即就予以批准，并于成化八年（1472）五月癸丑日，正式下令：“命武靖侯赵辅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统制诸路兵马，与总督军务、右都御史王越，赴延绥等处击虏寇。”（《明宪宗实录》卷104）而就在赵辅、王越等临行之前，明宪宗还特别降下敕谕，嘱咐道：“近者虏寇侵犯延绥、宁夏地方，剽掠陕西境内三处，官军互相推避，不能并力截杀，以致进辄失利，为患不已。今特命尔充总兵官，与右都御史王越总制各路军马，调度杀贼。军中一应事情，悉听便宜处置。务在大挫贼势，俾之度（通‘渡’）河远遁，斯为上策；若深入河套，穷追远讨，尤在量力审势，不可轻忽，且用兵以谋为先，主兵以和为贵，彼此协和，谋无不成，战胜守固，何往不利。尔等宜深体此意，有功之日，不吝升赏，如或乖方误事，罪亦不宥。尔其勉之慎之。”（《明宪宗实录》卷104）

从这道敕谕来看，当朝天子朱见深对赵辅、王越还真是寄予了厚望：“务在大挫贼势，俾之度（通‘渡’）河远遁”或“深入河套，穷追远讨”，同时也给了他俩极大的权力：“总制各路军马，调度杀贼。军中一应事情，悉听便宜处置。”那么赵辅、王越随后做得怎么样呢？

从成化八年（1472）五月敕命下达起到八月中旬，明宪宗几乎天天盼着西北边疆能传来如大藤峡平乱那般的捷报，可这样的捷报却一直没等来，掐指一算，已有百日，本来性格迟缓的大明天子这下也有点等不及了。八月十三日，在兵部的建议下，他敕令“兵科给事中郭镗赴延绥等处咨访行军事宜”，说白一点就是叫郭镗到西北三边去走一趟，做个全面的军事考察，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明宪宗实录》卷107）

郭镗走后一个月左右，平虏将军武靖侯赵辅、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等终于派人给皇帝朱见深送来了一份奏章，其内容大致是这么说：“我们到了西北三边后和套虏干了几仗，将他们赶出了边境，本想乘胜追击，但听说他们与留在漠北的夷虏有仇隙，‘不能北渡，迁延河套’。故而我们认为，以当今三边局势而言，我方应该以守为上，以攻次之。且自古以来，‘御戎之策，不过攻与守而已。今欲攻之，必须搜套。缘河套之内，延袤二千余里。而从征军士止余二万，所选近边精兵，亦然调遣不足，须得京营、山、陕精兵十五万，分道并进，庶可成功；应用刍粮，宜区画以待，进攻之策，大略如此’。”（《明宪宗实录》卷108）

原先天天盼着赵辅与王越的奏章，现在奏章来了，里边却说：要发动搜套行动至少得要调集150000精兵。这可是件不容易办到的事，皇帝朱见深读完奏章后心里很不愉快，随后便将它交给兵部去讨论。前文已述，兵部尚书白圭早就转为搜套军事行动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了，现在见到赵辅与王越要求大增兵，顿时就火腾腾地上来，当场指责道：“（赵）辅等统兵七八万众，未闻有一天之捷，乃称追奔出境，务为夸大。且既膺阃寄，或攻或守，宜定计以行，何乃依违陈乞，首鼠两端，自揣事势不支，欲推避之计。”由此他上请皇帝下令，让朝廷文武大臣一起来议议赵辅与王越的奏请要求。对于国家专门政务，朱见深本来就没有多少主见，听了兵部尚书白圭的这般建议，他当即下令：准奏。（《明宪宗实录》卷108）

再说文武大臣被告知要去朝堂集议，又听说为赵辅、王越要求大增兵的事情，当朝天子已经表露出不高兴，于是大家一下子就心中有了数。朝堂集议开始后，兵部尚书白圭滔滔不绝地数落起赵辅与王越的不是，与会者听后当场形成了一致性的意见：谴责赵辅和王越。而就在这时，有人公布了一件令人惊讶和气愤的事情：在已经潜入大明边疆2000余里的一群群套虏中，有套虏单人匹骑驱赶边疆人畜数千，而就在附近的大明边疆守将居然熟视无睹，拥兵自守，“莫敢撄其锋”。还有人说，赵辅领兵到西北边镇时，正值套虏大肆掳掠延、庆。而他作为统制诸路兵马的总兵官却没有对此做任何的抵御或追击，而今却突然要求增兵，说什么那是为了搜套逐虏，这将骗谁呀？同时，赵辅还说想对套虏发起进攻，但又声称路险道远。这分明是闪烁其词，敷衍塞责。不过集议的朝廷大臣们最终还是理性地意识到，北疆前沿军事形势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多，由此上请皇帝：“军中事机，理难遥制，宜敕（赵）辅、（王）越会同三边巡守、统兵之臣，量度事情，具陈方略。”明宪宗接受了建议，并这样说道：“设险守备，宜速为区画，虏贼不退，须发兵搜剿。仍令赵辅等会议以闻。”（《明宪宗实录》卷108）

成化帝这道圣旨的意思是要赵辅会同边关守将与巡抚等官好好再讨论一下搜套、复套的方略。可哪想到一个月后，赵辅派人送来了这样的一份回复奏章：进攻不如防守，进攻除了要大增兵外，现有的条件也不具备：“山狭荒旱，众庶流移，边地早寒，冻馁死亡相继，彼督饷者惟恐缺食，典兵者惟欲足兵，民事艰危，所不暇恤”（《明宪宗实录》卷109）；而防守既可省兵又可节费还能安民，由此他力主防守，反对进攻。鉴于眼下形势“既难行，事殊无益”，赵辅最后还上请皇帝：让他暂且领兵还京，“俟图再举”（《明宪宗实录》卷109）。

明宪宗接奏后还是将奏章交给大臣们集议，这下大臣们可气愤了，纷纷指责赵辅领兵出去了4个月，与北虏未曾交锋一次，不建寸功，却要班师回朝，视皇命为儿戏，“欺君负国，法不可容，宜逮至京究治”，而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也应该一同被问罪。（《明宪宗实录》卷109）

军事进攻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要究治总兵官和参赞军务官，况且他俩也没有什么大的军事失误，皇帝朱见深觉得，采纳大臣们的究治处置之建议还为时尚早，于是指示：等前往三边咨访行军事宜的给事中郭镗回京后再做处置。（《明宪宗实录》卷109）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后的成化八年（1472）十一月，兵科给事中郭镗终于回到北京，随即将他花了3个多月时间调查与察访到的西北三边情况和他的个人主张写成了3份章疏，一一向皇帝朱见深做了奏报，其主要内容：第一，六月以后，套虏毛里孩、孛鲁乃、斡罗出等部取道花马池，深入平凉、巩昌、临洮等府州县境内，在一月的时间里劫掠平民4000余户，杀掳人畜364000多，所到之处除分守庄浪署都督同知鲁鉴出过一次兵，其他的边关守将“皆闭门退避”。第二，七月以后，套虏毛里孩部纵横出没于庆阳境内，屯驻于宁塞的延绥总兵许宁等却对此置若罔闻。而那时平虏将军武靖侯赵辅和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等也已到了榆林，但他们就是不到花马池、定远等处去指挥诸路军队，合力围剿套虏，而是任由诸路部将各行其是，徒拥重兵，虚费饷运。第三，“边臣将佐，富贵已极，骄惰偷安，视军民荼毒为寻常，以闭门避祸为得计”。由此郭镗上请朝廷，严赏罚，整秩序，追究三边将领“弛兵玩寇之罪，而赵辅、王越其罪尤深，俱宜逮赴法司究治，以为臣子误事不忠之戒”（《明宪宗实录》卷110）。

明宪宗接奏后依然使用他的老办法，将奏章交给兵部去讨论。兵部对于“闭门退避”和“弛兵玩寇”的三边将领一一提出了处理意见，尤其特别提到“赵辅、王越互相推倚，明肆奸欺，不正二人之罪，恐众怒不解，边事益隳（堕）”。皇帝朱见深阅后将之交予内阁票拟，最后下达圣旨：总兵官、平虏将军、武靖侯赵辅取回，减禄200石（《明史·赵辅传》卷155）；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则继续留任，“（朝廷）降敕切责，令速调度杀贼赎罪”（《明宪宗实录》卷110）。至此，成化朝第三次“搜套”军事行动又不了了之了。